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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焚毁圆明园,法军为何反对无效?| 知道明清史

2017-05-23 裴广强 文化有腔调

150余年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对于火烧圆明园的动机,过去,学界一般解释为“逼迫清帝尽快投降”。


细读史料发现,这一解释尚难以令人信服。


在笔者看来,导致圆明园于1860年10月18日至20日遭到彻底焚毁的真实原因,与联军物资补给系统有关,与1860年10月初京津一带气温骤降有关,也与联军统帅额尔金的个人境况、英法矛盾有关。


接下来你将看到

1、拖后腿的法军,使战争延误到气温骤降的10月,紧张的后勤补给,迫使联军必须速战速决,烧圆明园,可以当做逼迫清廷投降的筹码之一。


2、攻入北京城后,火烧圆明园并非既定计划,联军分歧极大,英军主毁,法军主存。


3、英法矛盾和额尔金的政治私心,最终酿成圆明园被毁悲剧


撰文▼ 裴广强 (“彰考局”专栏作者)

法军拖后腿

1859年底,英法发动对中国的新一轮远征。此次远征规模颇为庞大,英军和法军总计2.1万人左右,所需后勤物资数量巨大。

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英法联军原本计划速战速决,不过由于其后勤物资补给系统问题频现,致使此次军事行动成了一场“被延误”的远征。

法军先拖了后腿。

1860年6月1日,英军及各种战备物资就已全部到达直隶湾驻地。经过一段休整,英军统帅格兰特提议7月1日开始登陆作战。①

但是,由于法军物资补给系统落后,战备物资准备不充分,海路运输能力有限,英军等了法军近一个月,直到7月26日才离开驻地,前往北塘登陆。

在前往北京的路上,联军基本全靠步行,走得太慢。新河到天津的陆路较短,本可短时间内运送物资至天津,可陆地运输工具奇缺,便只能选择乘炮艇沿白河上溯——又花了整整两天到达天津。②

9月21日,八里桥之战后,联军本想乘胜进军北京,但因武器弹药没有及时运到,遂被迫就地休整两周,待10月5日清晨才重新向北京进军。③

若从联军计划4月中旬实施封锁渤海湾的时间算起,抛除作战及正常休整时间之外,因物资供应系统问题频出,军事行动至少被推迟了两个月之久——一直拖到了10月初进京,这时的京津气候已突然转寒,战事变得很不妙。

▲英法联军统帅格兰特和蒙托邦

联军从京津一带居民口中得知,白河在11月初就要结冰。④若战事拖延,联军本已孱弱的运输能力更将大为受限,补给系统很可能趋于崩溃,而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防止部队陷入危局,联军决定无论如何要赶在11月初白河冰封之前结束战争,故而提前预设了远征最后期限:法军统帅蒙托邦计划法军在11月1日离开北京,英军统帅格兰特计划最晚待至11月7日。⑤

仗,必须在一个月内打完,时间很紧。

若以正常手段无法顺利远征,那么操之某些极端方式强制达至战争目的,未尝不会成为联军的选择。譬如,火烧圆明园。

英法分歧

远征之前,英法两国认为要保证《天津条约》的严格实行和向北京派驻使节,就要凭武力进入清帝国统治的中心——北京城。

英法的战略意图很明确:通过占领北京城这一标志性目标,逼迫清政府投降,实现签、换约的目的。

换句话说,联军最初并没有将圆明园看做与北京城,尤其是紫禁城同等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更没有焚毁圆明园的计划。

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咸丰帝以及恭亲王奕䜣出逃,清廷并没有立即投降,而城内官员亦无人负有交涉之权。

面对这一困境,联军不得不对既往策略进行修改。

恰在此时,清政府释放了被俘的联军人质。而此前,人质之一、英国发行量极大且对政局颇有影响的《泰晤士报》记者鲍拜遇害。

英国公使额尔金在感觉事态严重的同时,觉得人质事件恰好给了联军一个绝好的复仇机会和借口,使之能在取得国内新闻界的支持,避免自己陷入不利舆论漩涡的同时,根据形势发展来调整既定战略。

不过,在如何惩戒清政府这一关键问题上,英法双方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额尔金提出了两种惩戒办法:

(1)让部队在北京过冬,以侮辱咸丰帝;

(2)摧毁紫禁城,以证明联军到过北京,并采取了报复。

由于天气越来越冷,物资供给又不稳定,额尔金很快放弃了第1条策略。而针对第2条策略,法方反对,理由是:联军曾承诺过维护北京城内的秩序和财产安全,如果火烧紫禁城,就等于违背了自身的承诺。

▲被火烧后的大水法遗址

额尔金于是又提出另外三个办法:

(1)在天津竖一块赎罪纪念碑,刻上人质事件的始末;

(2)把圆明园夷为平地;

(3)要求清政府赔30万两给受害的英国人及遇难者家属。

就第3条策略,法方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一种与文明国家不相称的报复行为。⑦但对第5条,法方没有异议,认为理当如此。

对于火烧圆明园,法方激烈反对。

法国公使葛罗和统帅蒙托邦都认为此举“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可能打破联军与恭亲王之间的谈判关系,使联军由于无法换约而处于孤立境地。⑧

法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1)清政府必须赔给被俘人质20万两抚恤金;

(2)归还康熙年间各省天主教堂和妥善传教士的坟茔。

法方还规定,如果10月23日之前没有收到奕䜣同意签订和平条约的回复,联军就实行第3条策略,即在撤退之前,“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无上权力的地方”。⑨

以上可见,对于如何惩戒清政府,英国的原意是直接焚毁紫禁城,法方表示反对后,改而建议将圆明园夷为平地;相比之下,法方更为“克制”,只是计划在没有收到恭亲王同意签订条约的回复后,再焚毁紫禁城。

因此,焚毁圆明园,并不是联军既定的计划,甚至还有反对的声音,可圆明园为何最终还是走向了被毁的地步呢?

政治私心

众所周知,1860年10月18日至20日,导致圆明园遭到彻底焚毁的实施者是英军,法军并未参与其中。

整个过程中,英军迫不及待地焚毁圆明园,与法军按兵不动、劝阻英军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简言之,英军的“急”和法军的“不配合”是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大特点。

然而,英法联军同样经历着物资补给系统的不安全性、占领北京城后既定战略的演变以及人质被俘等一系列事件,为何法军就偏偏对火烧圆明园“不感兴趣”?

这一“奇特”而又特殊的现象背后,蕴含着联军乃至两国政府内部的深层矛盾。

英法联军在如何惩戒清政府的问题上,一改远征初期的貌似融洽,出现了公开的分歧。这种转变表明英法在华利益存在根本不同,由此导致侵华的步骤和具体的措施亦有歧见。

因为“欧洲的政治已被转移到中国来了”⑩。

1858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英法同盟逐渐疏离,两年后,同盟关系日益紧张。

当法军统帅蒙托邦得知英国急于焚毁圆明园时,怀疑英国之所以“坚持做这件没有明显合理理由的事情,一定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动机”,并认为此举不符法国利益,便建议与法国公使葛罗一起向额尔金抗议。⑪

而英军则认为,英法联盟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法国出的兵本来就比英国少,而法军的“自尊心”却要求在作战时英国出动与其相等的兵力,结果把守卫基地、保护交通线等后勤维护工作留给英军独自承担。英军的行动被迫大受延误,因而将法军视为“一个累赘”。

额尔金还注意到,葛罗与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往来密切,后者充当了法国与恭亲王奕䜣之间的调停人,明显感觉到法俄在华关系已超越法英关系。⑫

英法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油画

再者,额尔金做决策时,也掺杂了个人的私心。

英国巴麦尊内阁的反对者认为,额尔金应对此前的大沽之战的惨败负有一切责任。⑬在英国领事巴夏礼看来,被巴麦尊内阁以“赎罪者”身份重新派往中国的额尔金,从此次远征开始之际,便一改往日的沉稳与谨慎,变得暴躁、激进,急于以胜利来弥补英方的损失,“封住政府里攻击他的嘴巴”。⑭

相比而言,法方此次远征则是在避免过于激进、推翻清廷的前提下,稳中求进,以顺利完成既定任务为目的。

联军内部日渐公开的矛盾和不利的个人处境,促使额尔金急切寻求一种“既严厉又迅速,而且又不伤及北京,而且要特别给大清皇帝沉重的一击”⑮的方式,以便可以保证在11月初签订条约。

在额尔金看来,火烧圆明园可算作完成以上目的的最佳选择,因为此举不仅可以击溃清军抵挡联军的信心,从而尽快结束战争,而且也会及早摆脱英军在英法政治同盟关系上的不利地位。

鉴于在火烧圆明园问题上英法不可调和的矛盾,两国公使遂于10月17日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了上述各自不同的条件。

次日,英国军官约翰·米歇尔指挥英军第1师、第60步枪营和第15旁遮普营,将包括圆明园在内的“三山五园”皇家园林系统付之一炬。

R

EFERENCES

参考文献

①〔英〕霍普·格兰特、诺利斯:《格兰特私人日记选》,第8、15页。

②〔法〕库赞·德·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第213、217页。

③〔法〕葛罗:《黄皮书日记》,第89页。

④〔英〕加内特·沃尔斯利:《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第177页。

⑤〔法〕库赞·德·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第291页;〔英〕斯坦利·莱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第315页。

⑥〔法〕夏尔·于贝尔·拉佛莱:《1860年中国战事》,第64页。

⑦〔法〕夏尔·于贝尔·拉佛莱:《1860年中国战事》,第65—66页;〔法〕亨利·柯迪亚:《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第308页。

⑧〔法〕葛罗:《黄皮书日记》,第106页。

⑨〔法〕库赞·德·蒙托邦:《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第342—346页。

⑩〔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86页。

⑪〔法〕亨利·柯迪亚:《1860年对华战争纪要:外交史、照会及公文》,第314页。

⑫〔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686—687页。

⑬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63—164页。

⑭〔英〕莱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第 225—228页。

⑮〔英〕额尔金、沃尔龙德:《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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