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苦心保护满语，为何没能挽回颓势？| 知道明清史
撰文 王坤敏（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近期主持人汪涵花钱保护湖南方言，引发热议。而百多年前，乾隆帝亦在费心保住他的母语——“满语”。
尽管作为统治者的母语，满语具有“国语”的地位，然而，经满汉之间的频繁接触后，满文、满语出现了衰落危机。
一向视满语为满洲共同体纽带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便采取各种措施，动用朝廷的力量，试图挽回颓势。
“满语”衰颓
包括乾隆帝在内的清朝统治者为何很重视“满语”？这事儿还得从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说起。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为将旧有部落观念转为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洲语音的特点创制满文。
努尔哈赤试图以创制满文来统一分散的女真部落，进而从满文中衍生出民族认同，以维系满洲共同体。
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看来，“满语”事关满洲之稳定，兹事体大。
无圈点满文老档
初创的“老满文”没有加圈点，又称为“无圈点满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令满洲学士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增加圈点，改为“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清定鼎中原后将满语文定为“国语”，加以特别保护和使用。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将“国语骑射”定为基本国策，满文的使用范围和应用领域更获得制度保障：
1、公文满汉并行，称“满汉合璧”，刻制官印、碑竭，书写家谱，翻译汉文典籍，都得用上满文。
2、推广满语文教育。设立学校，鼓励八旗子弟勤学满文，加强汉八旗的国语学习。
3、将满语水平的优劣定为官员升迁之阶。“通满洲文义者”可晋级，“不能成文”者降级。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加之满文本身逐渐完善，至乾隆朝中期，满文的使用走向顶峰。
然而满文表面的“辉煌”并不能掩饰满语的尴尬境地，更多普通旗人却对满语日渐生疏。
乾隆帝继位后，“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的危险……他们已经不能用母语进行交流。”[1]乾隆帝发现，宫廷之内讲满语的人寥寥无几，“近日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话”[2] ，很多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3]。
乾隆朝中后期，普通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通用语，满语文沦为仅在官方规定场合使用的纯书面文字。
更令乾隆帝忧心的是，满洲官员都不会说满语了。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发现理藩院四名官员“不但清语生踈，甚至有不能者”，对此严厉斥责道：
“伊等皆满洲官，所办又系满洲事务，不谙清语，何以办事？看来别部院官员，似此者必多。清语乃旗人本务，岂容荒废。从前各部院官员，禀事登答，皆以清语。今则不知所重，甚属非是。”[4]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广东按察使富松 “奏对全以汉语，深染汉人气习”，皇帝十分不满，指责道：“伊系富达里之子，久任道员，一味养尊处优，自耽安逸，不复知有满洲旧风”[5] ，随即调其回京以示责罚。
与此同时，在日常公文奏折中，满文的使用也渐趋减少。乾隆帝感叹：
“国朝定鼎至今，百年有余。八旗满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长京城，不但蒙古语不能兼通，即满洲语亦日渐遗忘。”[6]
乾隆帝的保护
乾隆帝不仅担心满洲人不会说“国语”，还担心满语文淡忘之后，满洲共同体会出现裂痕，以至满汉地位倒置。
“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7]，必须以金朝汉化为戒，竭尽所能维护满洲“旧制”，为此，乾隆帝开始一系列挽救满语的行动：
1、多次颁发谕旨劝诫满洲人要学习“国语”，强调“不能清语，实为弃本”[8]。
2、“严行议处”那些“国语”能力不行的八旗将领和兵士。
3、下令各机构扩大使用“国语”，“各部院移文旧例清汉兼写”[9]。
4、八旗官员能不能提升官职，就看“国语”能力好不好。[10]
5、再次强化宗学（清代皇族子弟的学校）和八旗官学（中央和地方设置的旗人学校）的满语教学力度。
6、各部院考试录用办事官员时，优先录用通过翻译科考试的人员，设置绥远翻译官学等专门翻译机构。
7、谕定新清语，增补满语文词汇；重订十二字头音训；编辑出版《御制增订清文鉴》、《六部成语》、《钦定清汉对音字式》等工具书。[11]
《增订御制清文鉴》
做到以上这些，满文保护卓有成效：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国语”学校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官方印制的满文图书及民间满文畅销书，从内容、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之前的顺康雍三朝。
另一方面，满文政书、史书、工具书也更多，大量新事物都译定了相应的满文名称，是为“新清语”。[12]
无可挽回的衰势
然而，乾隆帝实行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完善的保护措施，可仍无法挽回满语文的颓势。
到嘉庆年间，满语的使用更是江河日下。嘉庆帝叹言：“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13]
道光时期，旗人集团更不在意学习满语，“其于应习之清语，视为无足重轻，甚至不能晓解。”[14]
晚清，连慈禧太后批阅文件时，也“总是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因为她对于满文，既“不曾注意”这方面的知识，亦“十分肤浅”，对满文“实在认识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程度。[15]
“满语”的衰势为何无法挽回？
满汉合璧——大清受命之宝
清军入关后，满人的语言环境从满语转变为满汉双语，在满汉民族交往中，一种语言能够推广取决于其使用价值，而非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
仅占少数的满人，面对多数的汉人，以及较为领先的汉族文明，为适应变化，不得不主动学习汉语文和汉文化，而清廷为便于统治，尊崇儒家，语言满汉兼顾。
既忧心满洲特性丧失，又不得不迎合汉法统治，这一矛盾的统治措施，使得汉文加速在满人群体的传播，而满语文则无可避免地继续衰落。
满文自身也存在缺陷。
朝廷过度规范满语，使其不够便捷、灵活，再者，词汇量太少了，远不够日常表达。只有百余年历史的满文，不得不依附于汉文，“满洲必以其所有之物始有名称，如珊瑚、玛瑙、苹果、橄榄……，本为其地所无者，即用汉语”。[16] 而对于汉文词汇，“盖满文汉文音义各不同，满汉文互译则可，满文则不可。”[17]
在汉文化的强势同化下，满文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即便是官方使用层面，亦是如此。顺、康、雍三朝，涉及军事、边疆、民族等内容的重要事件多用满文书写；乾隆朝中后期，满汉文合璧和汉文档案逐渐增多；到清后期，汉文档案占据主流。
参考文献
[1]（美）欧力德：《乾隆帝》，青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2]《清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下，第15页。
[3]《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下，第12页。
[4]《清高宗实录》卷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下，第16页。
[5]《清高宗实录》卷844，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上，第2页。
[6]《清高宗实录》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上，第4页。
[7]《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下，第12页。
[8]《清高宗实录》卷1188，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上，第13页。
[9]《清高宗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上，第3页。
[10]《清高宗实录》卷780，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上，第16页。
[11]于家富：《乾隆朝“国语”保护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12]于家富：《乾隆朝“国语”保护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13]《清仁宗实录》卷104，嘉慶七年十月，第18页。
[14]《清宣宗实录》卷395，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第15页。
[15]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6]《清稗类钞》第5册，方言类·满洲借用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2246页。
[17]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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