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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苦心保护满语,为何没能挽回颓势?| 知道明清史

2017-05-31 王坤敏 文化有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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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王坤敏(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

近期主持人汪涵花钱保护湖南方言,引发热议。而百多年前,乾隆帝亦在费心保住他的母语——“满语”。


尽管作为统治者的母语,满语具有“国语”的地位,然而,经满汉之间的频繁接触后,满文、满语出现了衰落危机。


一向视满语为满洲共同体纽带的乾隆帝,对此忧心忡忡,便采取各种措施,动用朝廷的力量,试图挽回颓势。


“满语”衰颓


包括乾隆帝在内的清朝统治者为何很重视“满语”?这事儿还得从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说起。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为将旧有部落观念转为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仿照蒙古文字母,根据满洲语音的特点创制满文。


努尔哈赤试图以创制满文来统一分散的女真部落,进而从满文中衍生出民族认同,以维系满洲共同体。


也就是说,在统治者看来,“满语”事关满洲之稳定,兹事体大。


无圈点满文老档


初创的“老满文”没有加圈点,又称为“无圈点满文”,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命令满洲学士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增加圈点,改为“有圈点满文”,即“新满文”。清定鼎中原后将满语文定为“国语”,加以特别保护和使用。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将“国语骑射”定为基本国策,满文的使用范围和应用领域更获得制度保障:


1、公文满汉并行,称“满汉合璧”,刻制官印、碑竭,书写家谱,翻译汉文典籍,都得用上满文。


2、推广满语文教育。设立学校,鼓励八旗子弟勤学满文,加强汉八旗的国语学习。


3、将满语水平的优劣定为官员升迁之阶。“通满洲文义者”可晋级,“不能成文”者降级。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加之满文本身逐渐完善,至乾隆朝中期,满文的使用走向顶峰。


然而满文表面的“辉煌”并不能掩饰满语的尴尬境地,更多普通旗人却对满语日渐生疏。


乾隆帝继位后,“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的危险……他们已经不能用母语进行交流。”[1]乾隆帝发现,宫廷之内讲满语的人寥寥无几,“近日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话”[2] ,很多八旗子弟“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俗”[3]。


乾隆朝中后期,普通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通用语,满语文沦为仅在官方规定场合使用的纯书面文字。


更令乾隆帝忧心的是,满洲官员都不会说满语了。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乾隆帝发现理藩院四名官员“不但清语生踈,甚至有不能者”,对此严厉斥责道:


“伊等皆满洲官,所办又系满洲事务,不谙清语,何以办事?看来别部院官员,似此者必多。清语乃旗人本务,岂容荒废。从前各部院官员,禀事登答,皆以清语。今则不知所重,甚属非是。”[4]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广东按察使富松 “奏对全以汉语,深染汉人气习”,皇帝十分不满,指责道:“伊系富达里之子,久任道员,一味养尊处优,自耽安逸,不复知有满洲旧风”[5] ,随即调其回京以示责罚。


与此同时,在日常公文奏折中,满文的使用也渐趋减少。乾隆帝感叹:


“国朝定鼎至今,百年有余。八旗满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长京城,不但蒙古语不能兼通,即满洲语亦日渐遗忘。”[6]


乾隆帝的保护


乾隆帝不仅担心满洲人不会说“国语”,还担心满语文淡忘之后,满洲共同体会出现裂痕,以至满汉地位倒置。


“朕思习汉书,入汉俗,渐忘我满洲旧制”[7],必须以金朝汉化为戒,竭尽所能维护满洲“旧制”,为此,乾隆帝开始一系列挽救满语的行动:


1、多次颁发谕旨劝诫满洲人要学习“国语”,强调“不能清语,实为弃本”[8]。


2、“严行议处”那些“国语”能力不行的八旗将领和兵士。


3、下令各机构扩大使用“国语”,“各部院移文旧例清汉兼写”[9]。


4、八旗官员能不能提升官职,就看“国语”能力好不好。[10]


5、再次强化宗学(清代皇族子弟的学校)和八旗官学(中央和地方设置的旗人学校)的满语教学力度。


6、各部院考试录用办事官员时,优先录用通过翻译科考试的人员,设置绥远翻译官学等专门翻译机构。


7、谕定新清语,增补满语文词汇;重订十二字头音训;编辑出版《御制增订清文鉴》、《六部成语》、《钦定清汉对音字式》等工具书。[11]


《增订御制清文鉴》


做到以上这些,满文保护卓有成效:


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国语”学校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官方印制的满文图书及民间满文畅销书,从内容、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之前的顺康雍三朝。


另一方面,满文政书、史书、工具书也更多,大量新事物都译定了相应的满文名称,是为“新清语”。[12]


无可挽回的衰势


然而,乾隆帝实行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完善的保护措施,可仍无法挽回满语文的颓势。


到嘉庆年间,满语的使用更是江河日下。嘉庆帝叹言:“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13]


道光时期,旗人集团更不在意学习满语,“其于应习之清语,视为无足重轻,甚至不能晓解。”[14]


晚清,连慈禧太后批阅文件时,也“总是只批汉文,不阅满文”,因为她对于满文,既“不曾注意”这方面的知识,亦“十分肤浅”,对满文“实在认识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识”的程度。[15]


“满语”的衰势为何无法挽回?


满汉合璧——大清受命之宝


清军入关后,满人的语言环境从满语转变为满汉双语,在满汉民族交往中,一种语言能够推广取决于其使用价值,而非依统治者的主观意愿。


仅占少数的满人,面对多数的汉人,以及较为领先的汉族文明,为适应变化,不得不主动学习汉语文和汉文化,而清廷为便于统治,尊崇儒家,语言满汉兼顾。


既忧心满洲特性丧失,又不得不迎合汉法统治,这一矛盾的统治措施,使得汉文加速在满人群体的传播,而满语文则无可避免地继续衰落。


满文自身也存在缺陷。


朝廷过度规范满语,使其不够便捷、灵活,再者,词汇量太少了,远不够日常表达。只有百余年历史的满文,不得不依附于汉文,“满洲必以其所有之物始有名称,如珊瑚、玛瑙、苹果、橄榄……,本为其地所无者,即用汉语”。[16] 而对于汉文词汇,“盖满文汉文音义各不同,满汉文互译则可,满文则不可。”[17]


在汉文化的强势同化下,满文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亡,即便是官方使用层面,亦是如此。顺、康、雍三朝,涉及军事、边疆、民族等内容的重要事件多用满文书写;乾隆朝中后期,满汉文合璧和汉文档案逐渐增多;到清后期,汉文档案占据主流。


参考文献

[1](美)欧力德:《乾隆帝》,青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2]《清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下,第15页。

[3]《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下,第12页。

[4]《清高宗实录》卷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下,第16页。

[5]《清高宗实录》卷844,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上,第2页。

[6]《清高宗实录》卷1088,乾隆四十四年八月上,第4页。

[7]《清高宗实录》卷181,乾隆七年十二月下,第12页。

[8]《清高宗实录》卷1188,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上,第13页。

[9]《清高宗实录》卷90,乾隆四年四月上,第3页。

[10]《清高宗实录》卷780,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上,第16页。

[11]于家富:《乾隆朝“国语”保护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9页。

[12]于家富:《乾隆朝“国语”保护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页。

[13]《清仁宗实录》卷104,嘉慶七年十月,第18页。

[14]《清宣宗实录》卷395,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第15页。

[15]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6]《清稗类钞》第5册,方言类·满洲借用汉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2246页。

[17]陈力:《清朝旗人满语能力衰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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