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天下的万历皇帝为什么会“贪财”| 知道明清史
撰文 木子义（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无论是明朝人，还是现代人，普遍认为万历皇帝是一位非常贪财的皇帝。万历十七年，吏科给事中雒于仁曾上疏骂万历帝有"酒色财气"四病，且病得不轻，其中一大病就是贪财[1]。
的确，在位期间，万历帝派出大量矿监税使，遍布各地各行各业，大肆敛财，为己所用，这是事实。
然而如果你懂得万历时期的财政，那么对于皇帝的聚敛行为，或许可以多一番理解之共情，以贪财来定义他，虽然不冤，但也太简单了。
本来，明朝皇帝的收入就不少
大致说来，在明朝中央，皇帝个人收入，与朝廷公家的收入，是分开的。皇帝个人收入的来源、数额、种类等，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虽然制度规定也有调整，但总体比较稳定。
一般来讲，皇帝的收入是内府十库（也有十二库之说）的财赋。内府库包括内承运库、承运库、广惠库、天财库、广源库、赃罚库、供用库、甲、乙、丙、丁、戊字库等，内府各库所藏物品各有区别，请看下表：
京师各库藏品[2]
资料来源：正德《大明会典》
显然，内承运库是皇帝的银库，其他库藏除天财、广惠库贮藏钱钞外，贮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各色实物。这些实物，基本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不收藏的。
从收入类项上来讲，除极少数为田赋折色外，绝大部分属于上供物料，即皇室和朝廷吃穿住用行方面所需的各种实物。
一开始，这些上供物料，并不是一项税收，明初，朝廷需要花钱购买这些东西。但是，随着纸钞贬值，以及政府需索的增加，政府干脆不再付费了，就让它成了一项固定税收。
万历皇帝内库中的银库收入，主要来自田赋折银。明朝自正统时期以后，内承运库收入实现定额化，大概每年要收100万两白银，而到万历年间，这笔定额收入一度增加了20万两。
名义上，这些银子，虽然要拿出14万两给在京武官"发工资"[3]，但留给皇帝支配的白银数目仍然不小。
万历时，收入让各部悄悄挪走了些
在翻账本之前，必须交代，明朝中央各部都有自己的收入，这些部门都有自己的银库，还独立核算。
像户部有太仓银库（1442年建立），工部银库有节慎库（1529年建立，南京工部节慎库于1533年建立），兵部太仆寺的有常盈库（1468年建立）、还有光禄寺银库等。这些银库都有自己的账本，只是并不一定保存至今。
万历一朝的账本，为数不少，种类较多。现存最早的会计录就是《万历会计录》。此外，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赋役全书、两部《明会典》、《太仓考》、《工部厂库须知》等各级各部的财经专书。
《万历会计录》
这些资料的可贵之处，在于能让我们"穿越"到明朝，特别是万历朝，看看账本。
通过对这些账本的仔细阅读和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如下事实。那就是，大臣们各司其职，又各显神通，仿佛修炼了乾坤大挪移大法，不知不觉间，成功地将原本属于皇帝的部分财赋，变成了自己银库的收入。
以黄白蜡为例，据《万历会计录》，万历前期，这一实物，就成功地被户部折成银两，变为自己的收入。[4]
为什么这样说？查查账本就知道了。
万历帝的私人荷包——内府供用库每年能收上实物黄蜡约11万余斤，实物白蜡约3.5万余斤，如果按照时估折率黄蜡每斤0.2两，白蜡每斤0.4两来算，黄、白蜡共可换成白银约3.6万余两。库中每年能收上折色黄蜡9万余斤，折色白蜡12.5万余斤，若换成白银，折色黄、白蜡一共能换6.8万余两白银。
两相比较，折色黄白蜡价值更大，约占总数的65%。透过账本，可以发现，折色黄白蜡折算成银子的数目，竟然出现在了户部太仓银库的账本上。
原来，折色黄白蜡折成的白银从地方交到中央时，户部成功进行了拦截，藏入自己的银库。明朝内库与朝廷各部银库，管理方式不同，前者为宦官管理，后者为文官管理。在开支去向上，前者多为御用，后者多为国用，多用于九边的国防军费。虽然战事紧急时，皇帝也会自掏腰包，资助国用，但这出于自愿，并非制度规定。
回过头来想，假设黄白蜡没有折银征收，那么作为实物的黄白蜡，仍然进入内库，是皇帝制度性的收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丝绢税收上。
万历前期，京师的承运库、丙字库和南京承运库、南京丙字库贮藏的实物丝绢共计约16.6万余匹，而太仓银库贮藏的丝绢折银就有8万余两，按照时估丝绢每匹0.7两来算，这些银子共可折算成丝绢11万余匹。[5]
也就是说，户部从皇帝内库拿走了41%的丝绢税收。
工部也加入了分割皇帝内库财赋的行列。
工部银库节慎库从无到有，建立较晚，其主要收入是"四司料银"。
万历皇帝
“四司"是工部下辖的四个部门，即营缮司、虞衡司、都水司和屯田司，"四司料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定额化，故之后又名 "额征料银"。
这笔钱，还包括嘉靖三十五年至万历四十三年间继续以折银方式，从内库收入变为工部银库收入的新增各项杂料银、杂派折银、柴夫折银等。万历四十三年（1615），这笔银子将近90万两。[6]
无需再细细举例，就可知，万历时期的大臣们，神不知鬼不觉，将皇帝内库制度性的收入，通过折银的方式，慢慢挪进了自己的银库。稍微熟悉明史的人，或许会敏锐察觉，嘉靖万历间的折银，不就是传说中的一条鞭法吗？
这么说来，有"改革"之称的一条鞭法，竟是一场大臣们与皇帝之间的财权博弈。
万历皇帝在变穷
万历朝的内忧外患，为时人、后人所共知，比较重大的，是"万历三大征"和晚明辽东战事。
据说单援朝抗倭一役，费饷高达2600余万两。[7]而边饷则每年高达380多万两。[8]此外，还有宗藩问题，明人林润曾说："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9]
正是各种战事，导致了户部、兵部财政十分紧张，大臣们经常要求皇帝拿出个人收入支持战争。万不得已之时，万历帝就会动用内库银子。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万历帝发50万两内库银开支辽饷[10]，四十七年三月，又发辽饷36万两，他去世时，还下遗诏发内库银100万两充作北边军饷[12]。
荷包瘪了，万历帝就四处搜刮，万历二十四年他派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一事，恰好发生在万历三大征期间。
还有一个因素会影响皇帝的收入，那就是白银的购买力。
据彭信威分析，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四处搜刮银子，白银数量增加、流通速度加快，加上日本和美洲的低价白银大量涌入中国，白银购买力有下降趋势。[13]全汉昇告诉我们，明中叶以后，以银计价的北边米粮价便处于长期上涨趋势中。[14]
换句话说，万历时期，白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贬值。
而明代财政的定额制度更让皇帝窘迫的收入雪上加霜。当时正进行一条鞭法，虽然实行赋役折银，然而税收定额化是明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定额、定率还成了改革的核心原则，许多曾经按需索取的税项，例如上供物料、差役等，也走向定额、定率化。
皇帝内库中所藏银两，因为额定，不能多收，就更少了，加上白银购买力下降，更加贬值，更穷了。
给万历帝说说情
读到这里，或许我们已经明白，皇帝坐拥四海，还要四处敛财，从道德意义上来看，的确贪财。但这么"贪"的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他的白银收入相对固定，但却逐步贬值；他的实物收入又被户部和工部利用折银的机会，分走了较大部分。遇到多事之秋，他还不得不拿出个人收入贴补国家开支，否则，皇帝就要做不成了。
到处捞财，是因为，皇帝"穷"了。而这种"穷困"，就算公开跟大臣们说，"俭"字至上的大臣们也不会同情，反而劝他要节俭。万历宝宝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参考文献
[1]明人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酒色财气"四病，且病得不轻，其中一大病就是贪财。（明）雒于仁：《恭进四箴疏》，见（明）吴亮：《万历疏钞》卷二《圣德类》，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4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3页。
[2]正德《大明会典》，卷 33《户部十八·库藏二》之《内库·事例》，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65-366页。
[3]（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二《恭承召问疏》，清初刻本："一内承运库金花银…万历中，加进二十万十余岁，自武官折俸十四万两，外皆为御用，莫可稽查。"
[4]（明）张学颜等编：《万历会计录》卷三O《内库供应·供用库》，《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书目文献出版，1998年，第993-996 页；以及（明）刘斯洁等编：《太仓考》卷十之三《供应·供用库》，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53-854页。
[5]李义琼：《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的表2，《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第43页。资料来源为《太仓考》、《万历会计录》、万历《大明会典》等。
[6]李义琼：《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的表3，《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3期，45页。资料来源为《工部厂库须知》卷三至一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7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4-695页。
[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00页。
[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00页。[9]（清）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俸饷》，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1页。
[10]《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戊午，第10695-10697页。
[1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辛丑，第10997-10998页。 [12]《明光宗实录》卷二，万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丙子朔二十二日己亥，第32页。 [1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01页。[14]全汉昇：《明代北边米粮价格的变动》，见氏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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