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通俗化 ———“新”三字经与辛亥革命

1904年《国民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的“社说”。它将自186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风嬗蜕划分成：《格致汇编》之世风、《经世文续编》之世风、《盛世危言》之世风、《时务报》之世风、《清议报》之世风与《新民丛报》之世风。撇开作者从革命党立场出发而对上述书报的冷嘲热讽，以一时期内流行热读之书报为重心来定位“世风之变”，正印证了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的一大特点，即总是以“先进”的思想来搅动“不那么先进”的社会。因此，造就“亚洲第一共和国”的辛亥革命亦在很大程度上肇端、壮大于种种新思想之狂飙飓风中。袁世凯在1912年清帝逊位前夕上《辞侯爵奏疏》就感叹：“人心由学说而定，莫可挽回者！”

《时务三字经》中的插图。这幅世界地图，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重新认知世界的冲动。

不过袁氏之言如参照通行的辛亥历史解释学，却让人产生一点疑惑：既然人心已由“学说”而定，何以不少人会认为辛亥革命并未让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此类看法在时人的材料中也能得到支持，如陈警天在给孙中山的公呈中就以为：

今日所谓共和、平等、自由者……非有真革命之资格、学识，不能知此，而下流社会更无论也。即本会同盟者，一时风声所及，何止数十万千，其于此义了了者实居少数。

其实，无论说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了人心，还是未深入人心，取决于作史者在哪个群类中进行考察和其对何谓“深入人心”的标准设定。目前稍显遗憾的是，这类考察不少仍流于泛泛而论，而较少细致地去分析辛亥前后民主、共和观念传播的渠道有哪些、载体为何、以何种方式呈现、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怎样等一系列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将仅以笔者自己搜集的一些“新”三字经和其它相关材料，来对前述的问题作一简单讨论，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新书报构建的“中国”与“泰西”

三字经是传统王朝时代为学童开蒙的读物，所谓“编成短句告童蒙，断玉裁金体亦工。孝弟倘能严出入，见闻何必诩淹通。礼经未解文先后，鲁史安知传异同。若论三余勤诵读，岁阑恰好毕农功。”无疑，三字经可视为儒学社会理想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基础。

不过，作为文化载体，它也是一个开放平台，既可以往里填充全新的思想内容，亦可为新思想的普及提供易为大众接受的呈现方式。像太平天国就专门颁布过宣扬其“洋教”理念的三字经；在清末此起彼伏的教案中，亦有不少反洋教的三字经颇引人注目。而辛亥前后出现的那批“新”三字经，它们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使“共和”通俗化，而形成这一特色的起点，则在于时人国家观念的巨大变化。

传统中国视自身为“天朝上国”，对内皇帝秉承天命，一姓王朝与国家几乎二位一体。对外虽然四夷不来归化，亦基本相安无事，并不讨而伐之。但“夷夏之辨”在人心中却是根深蒂固。时间进入近代，在列强环伺的炮声中，旧的“夷夏 之 辨”渐转化为一种新的“夷夏之辨”，即视中国为野蛮，视西方为文明。到庚子后，中国的“由夏入夷”几乎已成为颠扑不破之公理。此时，不仅是那些巨型思想家和精英知识分子要重新界定“夷夏”，来获得这个“世界”的准入证，时人普遍都产生了重新认识中国和西方的冲动。但那时，真正能海舶至东西两洋走走看看的幸运儿并不多，大多数人仍是靠着文字和图画来建构其脑海中的另一个“中国”与“泰西”。

那么，这些文字和图画从何处产生呢？最初的源头来自新书报。

以曾改变“世风”的《新民丛报》为例。第四号开篇论说即是《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第二为说专制、说立君、说共和政体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三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三篇论说之后，传记栏为《匈牙利爱国者葛苏士传》，地理栏为谈欧洲诸国何以强、亚洲诸国何以弱的《亚洲地理大势论》，文章作者均赫然署“中国之新民”！

再看第五号上刊登的广智书局广告，映入眼帘的满是这样的书：《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政治学上卷———国家编》、《政治学中卷———宪法编》、《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再版现今世界大势论》、《再版万国宪法志》、《中国魂》、《国家学纲领》、《国际公法志》、《中国商务志》、《东亚将来大势论》、《中国文明小史》、《中国财政纪略》、《再版扬子江流域现势论》、《新撰日本历史问答》、《再版埃及近世史》、《东亚各港志》、《外国地理问答》、《国宪汎论》、《英国宪法史》、《群学》、《万国官制志》、《万国选举志》、《万国商务志》、《泰西史教科书》、暗射世界大地图、中外方舆全图、实测精密东亚新地图、东亚三国地图……

用最简化的形式传递了现代国家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和书籍虽然代表着新知与时髦，阅读者不在少数，但对于很大一批读书人，尤其是那些身处内地、半旧不新、基本只会做八股制艺的读书人来说，仍然艰深了一些，遑论稍识得几个字或目不识丁之辈。《新民丛报》等虽然在清末已属销量惊人，累计在十万册以上，但也存在几个传播上的瓶颈。首先其经常被列入清廷的书报查禁名单；其次价格昂贵，周作人即称《新民丛报》“每年洋五元，书极好而价巨，力不能胜”。因此，新书报里的现代国家观念就需要改头换面，由深入浅，方能找到更进一步流布的孔道。

而这些孔道概要来说有三：第一，是利用功名的吸引力，通过科举考试的参考书如《中外策问大观》、《中外时务策问类编大成》、《中西时务策学大全》、《万国时务策学大全》等来传递。张恨水即说在清末他很想向“新的路上走”，但“新书”能到内地去的无非《新议论策选》之类的书。第二，在官方牵头编纂的《国民必读》、《国民读本》、《简易识字课本》中亦整合杂糅了不少新书报里的内容；第三，则是各类出版机构以改编白话、书写韵文、作“新”三字经等形式来通俗化地传播。如《西学训蒙三字经》中就说：

测坤舆、名地球、亚细亚、在震方、曰日本、曰朝鲜、曰越南、曰缅甸、俄罗斯、跨欧亚、越西藏、即印度、东南洋、多岛夷、有大岛、曰婆罗、南北极、分五洲、我中国、诞圣王、隔瀛海、居东偏、曰暹罗、比郡县、毗华边、思逞霸、归英辖、纳贡赋、如列星、如布棋、英市埠、新加坡、若陆地、有回疆、迤西地、与土临、欧罗巴、称泰西、意大利、古强邦、地广汉、俄与土、俄日辟、土日蹙、英吉利、祗三岛、法兰西、对海港、法之都、名巴黎、德意志、合众成……

《时务三字经》里则会说：

今天下、五大洲、东与西、两半球、亚细亚、欧罗巴、澳大利、阿非加、美利驾、分南北、穿地心……地球上、国千百、多通商、来中国、英吉利、佛兰西、德意志、俄罗斯、意大利、米利坚、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奥地利、曰日本、曰巴西、曰秘鲁、曰荷兰、曰挪威、曰瑞典、曰丹马、国十七、皆通商、有条约、万国齐、公法立、我不入、悔莫及……

从上面两部“新”三字经我们不难发现，它用最简化的形式为阅读者展开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天朝上国”世界的“万国公法”世界的存在。在《时务三字经》中，更是利用图画呈现、中日文参照、以“浅近时务书报”招徕等多种方法，来灌输一些作为辛亥前后时代底色的一些东西：

朝廷上，图自强，谋之久，听我详，林文忠，魏默深，海国志，苦用心，识时者，恭亲王，贤满相，文公祥，同文馆，译署旁，语言习，文字详，曾文正，左文襄，沈文肃，郭侍郎，创船政，遣出洋，罪言著，海军张，继起者，曾劼刚，薛叔耘，俱早亡，今新政，惩前侮，改外部，议政务，废时文，罢武举，实学重，人才裕……论西法，首算学，勾股开，八线熟，凡格致，皆当习，曰天文，曰地质，曰化气，曰种植，曰制造，曰医术，曰光学，曰重学，曰电学，曰法学，门径分，业贵专，子孙继，功自全。洋人兴、学堂多、富出赀、贫附他、验照领、衣食途、不由此、为饿夫、今书院、改学堂、名虽异、业毋荒、将为士、舍八股、明经术、达时务、将为农、勤树艺、法取新、利五倍、将为工、制造精、能专利、海外行……东三省、被侵吞、五大臣、派出洋、我圣王、痛旧章、政制疲、拟立宪、我华众、合群力、抵美约、国威震、丙午起、罢科举、有志士、学成材、图仕进、在学堂、佳子弟、诵此经、书册多、更求精、不仇教、明大义、通西学、近周礼、西法善、我宜求、鸦片毒、我宜改、言之浅、理则公、愿持此、告蒙童。

这些“新”三字经从表面上看说的是历史、说的是时事、说的是时务，但从它的遣词造句、褒贬分野和情感趋向上看，实际上说的是对西方的倾慕、富强的好处、改革的必要与进化的公理。正是在这些要素支撑下现代国家成为了人心中新的至高存在。她超越了天命，越过了皇权，动摇了已传承数千年的礼乐制度，对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打击尤大。

从富强思想到排满之声

正如《猛回头》中的文明种所说：“国民教育”四字。换言之即是国家主义。不论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创排满，有洪杨《共和新三字经》插图

洪秀全与满清对敌《共和新三字经》插图

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的领导者孙文、黄兴、黎元洪等人的名

字，成为《共和新三字经》中的重要内容。

这样的观念在各类“新”三字经、白话小说、时调唱歌中会变化出种种形象的比喻：有将国家比作一只船。皇帝是舵工，官府是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不但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断没有袖手旁观，不管那船的好坏，任那舵工、水手胡乱行驶的道理。

有说国家是公产，不是皇帝一家的产业。有人侵占我的国家，即是侵占我的产业；有人盗卖我的国家，即是盗卖我的产业，一定要奋起反抗，保护产业。

有说照卢梭《民约论》（又译《社会契约论》）讲起来，先有人民，渐渐合并遂成国家。因此国家如公司，国民如股东，皇帝如总办，官员如司事。总办、司事都要尽心为股东出力。司事有不是处，总办应治他的罪。总办有亏负公司的事，做司事的应告知股东，另换一个。倘与总办联手作弊，各股东有纠正总办、司事的权力。如股东听任他们胡为，是放弃了股东的责任，失了做股东的资格。

在清末，外人横行，利权流失，国穷民困，瓜分阴影日重的当口，这些比喻越深入人心，时人对清廷统治的质疑也就越大。像萨孟武看了洋人因叫卖影响午睡、就开枪射死小贩的新闻后就说：“我该时痛恨洋人极了，因为痛恨洋人，渐能知道中国贫弱。因知中国贫弱，就赞成推倒满清。”

郭沫若在自传中则说：“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刘文典在1920年反思往事时也说当时曾天真地以为：“中国贫弱到这样，全怪那些满洲人作祟，若是把满洲人杀尽了，国家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政治自然也清明了，生计自然也充裕了，内忧外患自然都没有了。”

正是有了清廷不适合于建设现代国家，所以要推而倒之的思想预设，满人原已被淡忘于二百余年绵长时光中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污原罪”才被重新提起和放大。也正是有了中国要顺应时代潮流，进化为世界强国，不再落后挨打的迫切愿望，清廷的“预备立宪”才显得太过缓慢，不可等待，甚至因中央收权而被不少人指做彻底的骗局，其实很多时人不是不知道他们所艳羡的“由岛夷而变强国”的日本，就是通过强力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推进其现代化的。由此，富强思潮与排满之声在辛亥前几年会合一处。共和、革命、民权、民主等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正当性而被接受。

与之相对照，帝王、奴隶、专制、鞑子等字眼则变为一个又一个恶谥加诸于清廷，由此才有了辛亥年八月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在这“革命潮”中又一些“新”三字经应运而生：

民之初、性本善、汉相近、满相远、苟不服、民乃迁、服之道、法以专、昔满奴、在京都、杀汉人、血流杵、洪秀全、有义方、交四柱、名俱扬、清不灭、曾彭过、汉不兴、左李堕、喜功名、为奴隶、乐战事、弑兄弟、观同胞、欲起义、讲革命、颇有理、徐锡麟、创首席、杀恩铭、好胆识、去演说、开会议、男与女、结团体、顺乎天、应乎人、建吾旗、磨吾刀、毋退步、毋中立、排满人、复汉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清朝者、满洲人、中国者、大汉根、腐败去、良善存、名至正、言至顺、章炳麟、与邹容、革命军、起不穷、曰安徽、曰广东、新运起、始舆中，曰钦廉、舆西土、屡起旗、不计数、曰云南、共信行、至文明、昭公论、曰精卫、字季薪、炸载沣、大伟人、被监禁、最伤心、我同志、少知音、曰觉罗、曰爱亲、满洲子、满洲孙、窃神器、据北京、由顺治、至康雍、乾嘉道、与咸同、光绪继、宣统终、共十世、气运穷、保皇党、假名实、乱杀人、主抢夺、立宪者、必有初、奏皇帝、万言书、讲变政、好多篇、群弟子、乱糊言、荣舆端、正用事、康同梁、未曾死、可怜者、林旭等、斩于市、好伤心、累大僚、信莲英、立傅儁、庇拳民、敲民膏、吸民髓、供玩好、养国蠹、偿兵费、赔教案、用去钱、乃好算、做代表、乃宪子、求国会、真无耻、摄政王、名载沣、假立宪、称得意、我汉人、须早计、民舆兵、共一体、曰中兴、曰总汇、开笔战、讲文字、丛报亡、民报作、寓褒贬、别善恶、创排满、有洪杨、石达开、与钱江、李秀成、好汉子、打江南、真本事、攻北京、林凤翔、起广东、陈金刚、好男儿、决敢死、复国仇、雪国耻、克南京、做皇帝、号太平、与汉世、改满妆、复古制、北有韦、东有杨、封功臣、称两王、秀全殁、失华夏、十三载、迁下社、曾国藩、有才略、服满奴、做功臣、若彭左、更累坠、杀同胞、扶异类、若李张、专制强、抑华国、实堪伤、昔秦民、兴中土、筑长城、驱胡虏、高祖兴、汉业建、定中华、夷狄贬、至宋朝、辽金横、运数蹇、神器焚、我大明、朱太祖、灭胡元、定中土、刘伯温、卖灵符、中秋节、把汉扶、迨明季、国祚弱、诸汉奸、引贼达、吴三桂、和满奴、盗中国、窃皇都、史可法、黄道周、称忠烈、皆有由、郑有功、有立志、守台湾、轰顺治、嘉定城、杀三次、闹扬州、十日事、孙逸仙、复汉仇、行革命、灭满洲、武昌起、黎元洪、与黄兴、汤化龙、此三士、真英雄、转瞬间、天下从、民主立、大总统、共和国、运不穷、读史者、考实录、记国仇、分种族、刺伊藤、安重根、韦烈士、是韩人、彼小国、有英雄、我汉人、岂不同、据法国、黄提参、举义师、起安南、彼弱国、尚有人、愧同胞、作满民、苏菲亚、炸俄皇、大名誉、万年芳、彼女子、人称奇、尔男子、愧须眉、拿破仑、华盛顿、革命成、真正顺、我同胞、勉而致。

这篇《共和新三字经》中虽然也谈到“共和国”与“民主立”，但其核心内容是“排满”，而在“排满”叙述中最凸显的，是一套几百乃至上千年“汉人不服满人”的历史记忆建构。

如果说孙中山在祭奠明孝陵时所宣读的《大总统谒陵文》还只是以“昔宋政不纲，辽元乘运扰乱中夏”开篇的话，《共和新三字经》直接将历史记忆的发生时刻定格在了“昔秦民、兴中土、筑长城、驱胡虏”上。此外反“胡虏”的诸多人物如明季忠烈、太平豪杰和革命烈士都在这三字经里榜上有名，形成了“振大汉之天声”的连绵不绝的英雄谱系，而“汉奸”吴三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也作为“英雄”的对立面屡被提及，其目的显而易见是要让他们助纣为虐的“丑史”人神共愤之，天地共讨之。

新旧杂糅的读物

在“排满”之外，《共和新三字经》基本是个新旧杂糅的读物。它既会搬出“革命”旧义———“顺乎天、应乎人”的古老说法，又会提及华盛顿、拿破仑、安重根、苏菲亚等“革命党”和“保皇派”都崇拜的泰西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似乎没有注意到其叙述中的一个逻辑缺环，即如从共和与专制的对立出发，所谓“秦民”、“汉业”、“宋朝”、“大明”等均是与“满清”一样的“专制王朝”。既同为“专制王朝”，何以在评价上厚此薄彼如斯？由此不少时人会提出下面的疑问：

“明祖专制之君也。今中山主共和之政体，祭之何为？”

“苟诚以共和为职志者，对于极端专制之帝王如明太祖者。方将痛恶之不暇。乃于民国初创之际。而施以重大之荣典。果何为乎？”

这些疑问揭示了“排满”作为一种动员方式，在清王朝倾覆后已不再那么有效，而建设强大的新国家却是自清末而来的持续主题。因此更多“新”三字经的内容会跳出“排满”的框架，更多地指向一个以民主、民权为核心，以五族联合为基础的“大共和”观念。

如《绘图中华国民必读三字经》中，就有“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汉满蒙、回藏人、大共和、气象新、无贵贱、无亲疏、大平等、阶级除”等语。而在《绘图增注中华民国共和唱歌诗》中，其开篇即为“尧舜官天下，求贤辑让传。四千年进化，今日重民权。”注解则说：“历代相传至前清为家天下，为君主国。四千年来至今日始成民主国，民权特重。”

上述“新”三字经从阅读者的体验来看文字简明，朗朗上口，句短本薄，便于携带，因此传播范围相当广泛。前述的《时务三字经》，仅笔者所见就已有三个版本。据王尔敏的研究，香港塾师翁仕朝就将“新”三字经纳入其童蒙教育之中，而且他所采用的还是粤语改编版本。台湾民众也回忆说，辛亥革命时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等出版物在当地非常畅销。如我们将考察范围扩展到“新”三字经外的通俗作品，更会发现在革命的外衣下，那些浅显直白、通俗易懂、猎奇野史、占卜测算等符合大众趣味的书才是当时市场上最受欢迎的商品。这提醒我们，其实辛亥前后民主、共和观念的传播普及，尚有不少隐蔽渠道有待进一步发掘。

新思想观念的流行并不是一个与传统节节断裂的过程，与之相反，其经常要借助传统的、有民众基础的形式来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如能深入考察这些面相、思想观念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或许能找到更多贴近历史情境的理解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