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钱神论》看西晋速亡的原因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百年的分裂。316年，西晋被前赵所灭，立国仅37年就亡国了。这是什么原因？可以明确简要地说：腐败！西晋政权的腐败，以统治阶层膜拜“钱神”为中心而蔓延，最终不治。291年左右，南阳人鲁褒看不惯贵族官僚社会贪鄙横行，考虑到讲实话揭示种种丑行会遭到迫害，于是隐姓埋名写出《钱神论》一文。文章一出，各界人士争相传抄，而鲁褒竟不知所终。《钱神论》以当代人论当代事，典型地揭示了西晋上层社会的腐败丑态和根源。
一面揭露贪腐丑态的“哈哈镜”
东汉末期几十年，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220年后，曹魏统一了中原，西晋承曹魏基业，进而统一南北，生产有所恢复，经济有所发展。在分裂战乱的年代，物物交换盛行。在短暂统一带来的经济恢复过程中，商品交换渐渐摆脱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其作用越来越大，可以买到任何商品。在西晋的贵族官僚社会中，形成一种假相，似乎货币可以买到世间任何一种东西（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都可成为商品），可以改变人的命运。货币已经不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魔力的神物，人们迷信货币的“威力”，对它顶礼膜拜，竭尽一切手段去追求货币。近代学术界把这种对货币的迷信叫做“货币拜物教”。鲁褒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称呼，《钱神论》却把它描绘得惟妙惟肖，为一千多年来贪婪钱财而不计后果者，提供了一面丑态百出的“哈哈镜”，现将其大略今译如下：
铜钱的造型，如天地的形象，内方像地，外圆如天。堆积如山，流通似水，动静有时，出入有节，市场交易，不怕损耗，永不夭折，上应天道，所以长久，世间神宝。大人先生，亲之如兄，取名“孔方”。
“孔方兄”大行天下，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能感动铁板般的冷脸，撬开紧闭着的金口。钱多的在前，钱少的靠后；前面的是大人，后面的当走狗。
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学习嫌太累，清谈嫌太烦，每逢正事瞌睡就来，见到“孔方兄”，人人瞪直双眼。（他们认为）金钱保佑，大吉大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不讲道德被追捧，没有威信成热门，撞开豪门，出入富家。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因此官司无钱不胜，穷困无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名誉非钱不显。
洛阳（皇城）当官的，掌权的，热爱追捧“孔方兄”，无休无止……常言道：“钱无耳，可使鬼。”如今的人，眼中只有钱而已。朝中无人，不如回家种田。朝中有人，而无孔方兄，也等于是无羽翼而想飞，无双足而想走。
钱能通神，金钱万能。《钱神论》表明货币拜物教的蔓延使西晋上层社会走向深层次的腐败。对金钱的崇拜导致官僚贵族价值观的扭曲，金钱万能成为价值观的核心。“孔方兄”自此成为一千多年来“万能的”金钱的代称，由此衍生出“有钱能使鬼推磨”、“朝中无人莫做官”等一些腐朽观念，影响中国社会千余年。
西晋上层社会膜拜金钱的狂热，严重地冲击了先秦以来形成的道德传统。春秋时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钱神论》描绘当时士大夫贵贱、安危、生死，一切都以金钱为准，一切都由金钱操纵。在日常生活、经济活动、政治运作中，都以金钱为核心，背信弃义，以致社会失去了公正、公平。
“钱神”使“权”发生畸变
货币拜物教的迷信在西晋贵族官僚社会中最为狂热。这是为什么？《钱神论》研究分析了“京邑衣冠”、“当途之士”崇拜金钱的行为逻辑，为时人和后人提供了答案：因为权和钱可以交易，有形的金钱能使无形的权力显出威力、焕发光彩。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权就是皇帝、贵族和官僚的私产，是他们攫取土地、山林等物质资源，窃取名誉、官爵等非物质资源的工具，当然也是草菅人命、聚敛财富的杀手锏。当经济发展，货币被赋予万能的魔力之后，利用手中权柄，聚敛金钱，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从皇帝到官吏的主要追求，也是贪污腐败的焦点之一。
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奉承他的人说他比得上汉文帝刘恒，有一天他问司隶校尉刘毅：“你看我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答道：“可以与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相比。”司马炎有点感到意外，说：“我虽然赶不上古人，怎么说也统一了大江南北，将我与昏君相比，过分了罢！”刘毅说：“桓帝、灵帝卖官，将钱纳入国库；陛下卖官，将钱装进私人的腰包。从这点看，你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只好以大笑掩饰尴尬。他的儿子司马衷（晋惠帝）是个白痴，继承皇位时已32岁了，地方上报说饥荒饿死人，他说：“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末稀饭？”唐朝人房玄龄编写这段历史时说，司马衷当皇帝，文武大臣各行其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有权就可卖官换钱，想当大官可以用钱去买，卖官买官，成为“市场”。鲁褒的《钱神论》就写在这时，同时还有高平人王沈写的《释时论》、庐江郡杜嵩写的《任子春秋》。《钱神论》的影响最大，而且被收入正史《晋书》，流传一千多年，直到现代。
西晋贵族官僚所作所为，有比《钱神论》所写更为离谱的。西晋功臣之后石崇与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比富的故事已广为人知。石崇有僮仆800多人，妻妾上百人，举行宴会，令婢女劝酒，客人不喝酒就将婢女杀掉，有的恶客故意不喝，看他杀人。此人的财富从何而来？他当荆州刺史，让部下扮成“江贼”，在长江中拦劫客商，这是他重要的致富之道。像他这样干的还有皇亲西阳王司马羕，他叫手下冒充大别山区的“蛮人”，在长江中当“江贼”，被武昌太守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逮个正着。
“钱神”使西晋统治者手中的权发生畸变，完全成了敛财的工具。
膜拜钱神，使西晋速亡
西晋王朝继承两汉传统，以儒术为指导思想，标榜以孝治国，皇帝死后谥号前也加上个孝字，如司马炎谥武帝，称为孝武帝。货币拜物教通过经济日用“触及灵魂”，严重败坏了传统道德和社会风气，统治阶层奢靡腐化、精神空虚、不思进取，加速了政权的覆灭。
在“孔方兄”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曹魏时萌兴的“谈玄”在西晋畸变为“清谈”。“谈玄”就是讨论《道德经》、《庄子》、《易经》（“三玄”），玄学兴起于儒术遭遇危机时，倡导玄学的人本想从道家和佛教中吸取营养，改进充实儒学，使之与时俱进。照理，知识精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发扬传统，改造风尚。可是，西晋的学术界还背着士族豪门讲究门第、自命清高的包袱，为权、名、利而蝇营狗苟，完全不把国家命运、民生安危放在心上，将“谈玄”变成“清谈”。西晋最高士族琅琊王氏家族即其代表。
“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当八王在洛阳周围混战时，他从尚书令升为司徒（丞相）。他把有关事务交给下级，自己的主要精力则用来与“孔方兄”周旋。“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晋书·王戎传》）
王戎的堂弟王衍，当到司空、司徒。他的夫人郭氏与皇后是至亲，依仗娘家和夫家的权势，干预人事，卖官鬻爵，聚敛了大量钱财。王衍为表示“清高”，从来不说钱字，称钱为“阿堵物”（那个东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清谈”上。他布置一间讲堂，“谈玄”时手中拿一把玉柄拂尘，左右挥舞以助声势。谈得兴起，错误频频，他随口改正，听众说他“口中雌黄”。雌黄即硫化亚砷,古人书写时有错，在错误处涂上雌黄再改写，一般不轻易这么做的。王衍错了就改，改了再错，屡错屡改，屡改屡错，于是后世将随口胡说，说话不负责任，叫“信口雌黄”。但是他的门第高、官当得大，许多士大夫都想攀龙附凤，都以听他的“口中雌黄”为荣，叫他的讲堂为“一世龙门”。在这股势力的引领下，虚骄浮夸成为西晋官场的风气。
王衍当司徒时，局势越来越险恶，他任命胞弟王澄当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当青州刺史，对他俩说：“荆州有江汉为屏障，青州背靠大海，你俩在外，我在中央，我们王家就有‘狡兔三窟’般的保险。”利令智昏，钱神让王衍失去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国哪有家？316年，王衍被羯族首领石勒俘虏，王衍在石勒审问时，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还劝石勒称帝。石勒怒斥他：“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位，……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对左右说：“我走遍天下，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可是王衍是“名人”，石勒不想担“杀名人”的恶名，派人在晚上把囚室推倒，王衍被压在瓦砾堆下，呻吟道：“唉！我们虽然不及古人，如果不沉湎于清谈浮夸，努力挽救国家危机，恐怕不至于被压在墙下。”说完就断气了。（以上均见《晋书·王衍传》）
要了解贪婪钱财如何腐蚀灵魂，败坏社会风气，最终亡国，请君品读《钱神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