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缺陷

一、正视二月河

二月河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在文化冲突、信仰迷失、价值系统紊乱、社会结构调整的社会背景和精神背景中，二月河与金庸、琼瑶的作品，相互呼应，相互补充，构成了当代中国最具乌托邦色彩的成人童话世界，为各式各样的逃避现实冲突的人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和灵魂寄存处。

特别是通过电视剧的放大功能，二月河的清代帝王小说系列，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系列之一。而且，伴随着二月河作品的畅销，以及类似的清宫戏电视剧的火爆，出现了观众的热情与思想文化界的尖锐批判之间的明显冲突。

二月河创作的中心是以清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作品主人公是被作者视为“明君”的帝王。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帝王一个个都有远大的抱负和崇高的品德，忧国忧民，无论国家大事还是日常起居，都以身作则，以至每个人都是忍辱负重，积劳成疾。不仅作为作品中人物的那些大臣和小老百姓对皇帝赞不绝口，即便是作为局外人旁观者的我们这些现代读者，也都不由得肃然起敬。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中，为了突出封建帝王勤政爱民的形象，作者刻意回避封建王朝本质上对人民的压迫和奴役，绝口不提封建帝王的残暴独裁和非人性，甚至连历史上最醒目的尽人皆知的民族大屠杀和文字狱都做了改头换面的处理。

二月河的小说和清宫戏、戏说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情节丰富，可读性可观赏性强，在故事的展开中又穿插许多对当前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射和人生格言一类的台词，对大众很有吸引力。但这些作品共同的缺陷是，有意模糊历史的是非，模糊作品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在娱乐的形式下传播非娱乐的皇权文化观念等等。

因此，大众要看热闹，而一些严肃的学者和批评家则更关心作家和作品的历史意识、文化精神。这种直觉欣赏与理性评价之间的冲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冲突、社会信仰冲突和历史哲学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评价范围，而是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改革过程中的深层观念碰撞，也反映了社会在变革过程中理论的滞后和实践的非理性现状。

因此，二月河的创作不仅是一个文学范本，也是一个文化范本和精神范本，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现状的人给予足够的关注。遗憾的是，由于二月河作品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在艺术上和哲学上缺乏深度，正像一位评论者所说：“他的本意是写严肃的正史，写出来的东西却多少有些离谱，三分象三国演义，又有三分象还珠格格，总之是非驴非马。所以，每回读他的煌煌巨著，我都有点惋惜。”①所以，多少有点令人遗憾的是，文学批评界至今还没有很正式地把他的作品纳入自己的视野。

本文不想特别关注二月河小说的写作技巧或类似的技术性话题，只想关注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又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什么。本文特别想弄清楚的是，在作者说的和做的之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偏差？通过二月河的创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本文也希望通过对二月河创作的分析，更进一步地理解关于文学的存在意义、关于民族精神和人文价值重建等话题。

二、二月河写了什么

如果要简单地概括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的内容，可以只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圣君名臣。

第一部分：圣君。这是二月河全部作品的骨干，也是他全部创作目标和文化追求的物质载体。二月河的清代帝王小说系列共三部，分别是《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作品的主人公就是被称为康、雍、乾盛世的缔造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

首先是伟大的康熙皇帝。关于为何称康熙为“大帝”，作者与许多人展开过辩论，也在公开场合作过清晰的解释。作者认为：“转换一下思路，难道说玉皇大帝是外国人？俄国人可以称彼得是大帝，我们中国人也可以称康熙为大帝。……应该说政治才干康熙大帝高于彼得大帝。从经济方面来说，康熙也搞的比彼得好，两个人甚至还打过仗，而且是康熙大帝取得了胜利。”② “康熙称之为大帝，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昨天下午和记者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康熙二十几岁就解决了台湾的问题，同时解决了满汉比较强烈的民族矛盾问题，同时他又三次亲征准噶尔、六次南巡，这些丰功伟业，解决吴三桂问题，无论哪一件拿出来都是很大的功劳，而且本人的素质，通七国的语言，按照现在来说，当然不可能是英语法语，是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七国语言。数学水准是全国最高的，他到河南去视察工地，测量河工都是用自己制造的仪器，我们数学里现在讲到的元次根，外国老师跟他讲元次根时，怎么都说不清楚，康熙最后定名为这个东西叫元次根，现在数学里还在运用这几个词，他自己还写了一篇地震的论文。音乐、医学、诗词、书法，一样一样都是顶尖的，这个人如果活到现在，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有忠厚长者的风度，心胸比较开阔，如果今天的人跟他相处，也能够相处的比较好，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好。”③

作品不但以浓重的笔墨写了康熙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等政治军事功业，更以主要的篇幅表现了康熙作为一个“伟大的皇帝”驾驭宫廷政治的能力与智慧。比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自己乳母的儿子——自己最贴心的侍卫魏东亭进行监视控制，以至他的贴身侍女苏麻喇姑都被他的这种阴险的心计吓着了。在他中老年的时候，又对自己的几个成年皇子防范、利用、打压、整肃、清理，玩弄于股掌之中。在温和宽容的表象背后，袒露出一个铁腕政治家的独断血腥的本色。在所有的描写中，作者所要告诉读者的只有一句话：“康熙是一个伟大的皇帝。”

第二位是曾经被史书和老百姓广泛诟病的雍正皇帝。在一般人的印象里，雍正是一个很严厉残酷的皇帝，一个彻底的反面形象。但在二月河的作品中，这个形象也被做了彻底的改写，成为一个勤政爱民，事业心强，是非分明，有正义感的好皇帝。作者重点写了他的勤政和惩治腐败，写经过他的改革国库由空虚变得丰饶，吏治变得清明。作者说：“雍正这个人在工作时是工作狂，我甚至认为雍正皇帝本人是累死的，因为我们从故宫里看到雍正，我是在我们图书馆里看到雍正的朱笔批谕旨，有一千多万字，他在位时间是十三年，刘和平写五百多万字，就一身病，雍正十三年，管理这么大的国家，还写了一千多万字，是相当厉害的，我曾经说过泡妞也是需要时间的，他没有时间，工作量这么大，所以他没有时间会荒淫。”④

第三位则是那位爱游山玩水并且到处题上“××到此一游”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生长在和平年代，是个接班守成的皇帝，而不是创业的皇帝，所以政绩没有爷爷爸爸那么轰轰烈烈。于是作者就着重写了他的仁慈，写他在政治上的宽大和在管理上的宽松，不但对官员们的要求没有那么严厉，而且对犯罪和犯错误的官员处罚起来也都是轻描淡写。

三位皇帝在二月河笔下，成了励精图治干事业的政治家的典范，成了视野开阔心胸博大的领袖的样板，成了关心民众体贴老百姓的国家领导人的化身。在当今人心思治、社会风气不很好的精神背景下，二月河的作品主人公明显地具有文化替代和象征的作用，使读者很快地产生精神共鸣，成为这些形象的拥戴者。

作品的第二部分重点则是与圣君相对应的名臣。 这里有贤臣隐士名相类的伍次友、邬思道、方苞、张廷玉、高士奇、纪昀、刘墉等；忠臣、诤臣类的李卫、周培公、田文镜、孙嘉淦、史贻直、郭琇、于成龙等。其中张廷玉、李卫的忠心，周培公、于成龙的才干与事业心，孙嘉淦、郭琇、史贻直的耿直倔强，田文镜的清廉与一根筋的态度，不仅在人品道德方面是为官者的榜样，而且这些人的存在又反衬出皇帝的开明和伟大。至于像伍次友、邬思道、方苞、高士奇、纪昀、刘墉这类奇才异士，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帝王身边，就更加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皇帝确实是好皇帝，是慧眼识才的“英主”。

当然，作者也拿出足够的篇幅描写了宫廷秘闻、权力斗争、江湖奇事、君王心术(统治术)、官场潜规则(办公室政治)和各种情色故事，以此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但归纳起来，出现在舞台中央的却只是圣君名臣。三部书十三大卷的主要内容若以“圣君名臣”来概括，应当是最简单明了的。其他内容可能只是佐餐的调料而已。

三、谁的历史和为谁的历史

我们同作者的分歧从这里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曾做过两次非正式的超小范围的调查，调查的主题是：你如何看待二月河的创作？出乎我的意料，第一次调查的对象有4人，4个人全部对二月河的创作持否定态度。第二次调查，在场人数为13人，其中只有1人说：还行，挺好看。其余12人都认为二月河的创作有严重的缺陷。需要说明的是，这两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专业的文学人士，即从事文学创作或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士。至于一般的图书馆读者和书店读者的态度，我没有做专门的调查。由于有了这个小小的调查，当我在本文中使用“我们”这个词组的时候，大致是以一部分专业读者的意见为背景的。

谁的历史和为谁的历史？这是我们评价二月河文学创作的一个依据。

二月河自己认为他写的是“落霞系列”，展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整个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也就是说，他揭示了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没落的现实。按照作者为自己的创作所下的定义或所做的描述，那么，他的落霞系列小说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等人的创作性质都一样了，都是对社会的批判，尤其是对自己所喜爱的社会、阶级和人物的批判。这是一种超越历史的姿态，一种对人类的永恒价值和普遍价值负责的姿态，一种牺牲个人情感而对历史负责的姿态。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度，当人们提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样的名字时，总是会肃然起敬。

但是，我们在二月河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他所说的对于封建王朝没落的描写，因而我们也丝毫感觉不到一个作家对于一个行将走向没落的王朝的些许批判。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对于封建帝王的由衷的崇拜、赞叹、敬仰和惋惜，是对明君盛世的由衷的崇拜和缅怀。作家在他的描写对象面前，既不是俯视历史，指陈得失，警醒当世，也不是平行叙事，客观面对历史的横流与回旋，而是俯首膝行，浮言虚饰，把一个极端黑暗落后专制的社会描绘得绚烂雍容、金光四溢，似乎是同一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文明的顶点。

作者在多次谈话中都谈到了三位皇帝对历史的贡献，他的作品当然是充分地表现了这种贡献。但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作者明明宣言自己所描写的是一个没落政权的回光返照，但在作品中却只有单向的歌颂，而没有对这种“回光”的性质的哪怕是侧面的提示。作者一味描写皇帝的能干肯干，却不肯指出皇帝那样拼命地干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这个基本目的。 在写到社会的时弊、吏治的腐败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时，总是很具体地把这些弊端归咎于官员的个人失误或某一地方的个别政策失误。也就是说，政治的黑暗、社会的腐败都是个别官员的个别行为，与皇帝无关，与伟大帝王的伟大政治抱负无关。皇帝是好皇帝，只是那些贪官污吏玷污了皇上的伟大人格，使皇上背了黑锅。⑤

这样的描写和表述就带给读者极大的误解，似乎封建社会本来是好的，因为封建皇帝都是好的，皇帝的出发点和政策都是好的，只是被他手下的那些官员把事情办糟了。因此，历史本来是应该在皇帝的指引下继续向前发展的，因为一些执行中的细节问题导致了皇帝乃至封建专制制度的下台，真的很遗憾!

难道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历史真相吗？我们推翻了皇帝，推翻了封建制度，难道竟是历史的错误吗？说实话，对于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逻辑，我们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的。 二月河曾经批评姚雪垠的《李自成》“把农民起义搞的'高大全’”⑥，实际上他自己的清帝系列小说也许是犯了同样的毛病。他本来是想站在作家的立场“表扬”一下皇帝，但没想到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成了单纯的歌功颂德。

四、二月河小说历史哲学的悖谬

在二月河看来，努力做事就是好的，就是善。因此，他把三位皇帝描绘为人生的榜样和历史的英雄。但如上一节所说，我们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不应当被这种表面的现象所迷惑。皇帝们确实都很忙很累，雍正皇帝甚至不排除有“过劳死”的可能。但是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和文化的承续者，我们却有责任要看他究竟做了什么？是推动历史的发展进步还是相反？三位皇帝的忙和累，到底都分别干了些什么？二月河认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献身。他让皇帝身边的大臣们一次次感动得痛哭流涕，让那位曾经想推翻雍正皇帝的书生曾静感动得写悔罪书，让皇帝出巡时偶然碰到的农妇们、基层官员们和市井小民们像念佛号一样念颂皇帝的功德，以此证明皇帝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得到人民拥戴的，是对历史做出了贡献的政治领袖。

但我们却明明看到事实并不像二月河所描绘的那样，皇帝们的目标并不那样光明，行为也并不那样磊落。在多数时候，皇帝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权杖，为了他个人的名誉地位，为了政治清洗。比如说作者最推崇的康熙大帝，他对太子几次三番地打倒又扶起来再打倒，对八皇子的防范与压制，对大皇子和三皇子的惩治与训诫等，其实都与治国无关而与自己的权杖有关。雍正释放书生曾静，还撰写《大义觉迷录》，并不是要推广什么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民族政策，而是为了洗清个人的名誉。

而且，不管皇帝们怎么为自己解释，他们所坚定不移地执行的民族歧视和文化专制政策确实是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文化创造的。清代禁止民间练习武术，禁止民间保存杀伤性的武器，直接导致了晚清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衰弱。清代各位皇帝大搞文字狱，甚至因为文字狱而株连十族，则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号称强盛的清代很少有创造性的作家、学者和思想家，国际重量级的科学技术大家更谈不上，而是诞生了大批的被称作“小学”的文字训诂学家，就是这种民族歧视政策和文化专制政策的直接后果，能回避这些铁的事实吗？

所以，二月河小说的历史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应当说是有危害性的。我们应当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不能看见皇帝整天忙就说他勤政，看见他笑一下就说他爱民。用那样的逻辑来推理的话，小偷和强盗岂不是都成了和雍正皇帝一样“勤政”的人了吗？至少，我们不能说，皇帝努力工作了，他就是在推动历史前进。他们确实是努力了，但是不一定是在推动历史。

五、二月河的三个误会

小说从来都是小说家对现实世界的感受。因此，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价值偏离即历史哲学的谬误，可能都来源于他对现实的参与欲望。他热爱生活，渴望现实变得更理想化，希望能用自己的作品影响到现实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影响到现实的发展方式。归结起来，我觉得他作品中存在三个价值判断与选择方面的误会。

第一，对国富民强的渴望。正如二月河一再强调的那样，康雍乾三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高峰。因为处在清朝的开创期，所以，这几位帝王都富有创造力和事业心，勤于政事，勇于改革，创造了版图不断扩大，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发达的局面。以至人们很自然地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康乾盛世。目前的中国也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在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相对发达的国家转型。特别是在这套清帝系列作品创作之初，中国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中国人的工资普遍只有一个月几十元人民币，二月河很渴望中国能尽快地达到国富民强的境界，因此就把康雍乾三世的某些状态当成了理想的范本，以为当代的中国也该像那个时代那样，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只是，他缺少世界视角，因而忽略了当时的中国因为闭关锁国，对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只不过是自以为是世界中心而已；另一方面，二月河只看到了当时清王朝的富强，但忽略了与这种富强同时存在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和政治黑暗。这是一个作家不应出现的忽略。

第二，对秩序的追求。由于刚刚从“文革”的社会动乱和精神混乱中走出来，整个中国社会显示出某种程度的价值混乱。同时，由于这种价值混乱引发的人生选择的多向性与多样性也令人眼花缭乱，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处于无序状态。而在二月河的作品中，康雍乾时代的政治机器似乎是运行得效率特别高的，三位皇帝都执政严格，赏罚分明，在官员中享有崇高威望，对整个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作家难免就出现一种情感倾向，希望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或境界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榜样和范例。也就是说，为了使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也能像他的作品所描写的那样有效率有方向感，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可能过多地渗进了理想成份。

第三，对贪污腐化的失望与愤怒，对勤政爱民的感动——对帝王的信任。作家把他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不满、失望与愤怒，全都转移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在三部作品中，作家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各级官吏的贪污腐化和三位皇帝对这种腐败现象的严厉打击。作品中的某些议论，直接暗示了当代生活的现实场景，使读者很容易产生价值判断方面的共鸣。

与此同时，十三卷大书中处处洋溢着对各位皇帝那种勤政爱民行为的感动，这种感动经由历史的审视和价值判断之后，转化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对帝王的信任。三部书中有无数次，因为皇上的几句话或一个什么举动，立时把臣下感动得痛哭流涕，以此显示皇帝的高尚或高明。这种描写几乎成了一个套路，令当代读者在阅读时都替作者感到脸红。⑦作者试图告诉读者，清代初期一百多年的繁荣富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这几位皇帝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的结果。

作家的这三个价值判断与选择方面的误会，起因于作家对现实的关切，而思想根源则在于其历史哲学的迷误和文学信仰的不清晰。作者太想让文学影响现实，又太想把自己对历史现象的认识转变为公众共同的价值选择，因此就未免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强加给了读者。

六、皇权文化的现代危害

二月河的作品是以清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但却并不是历史小说。因为，它没有给读者提供关于历史的价值哲学，没有为读者提供有意义的对于历史的评价标准。我们感受不到历史行走的脉络和方向，我们也无从判断历史的意义。当我们掩卷而思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个帝王为校正历史的方向而献身的崇高身影。

本来，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作家的天然权利，别人是不必指手画脚的。可是，当作家以一种似是而非的价值判断去引导——事实是误导——读者的时候，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专业的读者，都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为了文学的责任，为了人生的信仰，为了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来向整个世界说出我们对这一切的判断。

根据作者在作品之外的表达，他的本意只是要纠正公众原来对帝王的错误认识和评价，还给几位帝王以公道，让大家知道这些帝王是对历史和社会都有正面贡献的。这个出发点绝无问题，问题在于受价值判断的影响，他在作品中的表达变得有些失控，完全背离了当代中国人公认的历史哲学和价值哲学，变成了单纯的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变成了专心在向读者推销皇权文化。

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的《康熙大帝》第2卷第13章包括第12章里，作者描写康熙的老师伍次友与当时文坛领袖黄宗羲等人在旅店相遇，黄对清朝没有好感，伍极力说服黄为清朝服务。这本是两个或两派知识分子交流沟通的场合，但伍却在气势和才华上完全压倒了以黄为代表的当时六位特别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不要说完全没有可能，就算原本有一丝可能，也会被伍次友的态度彻底摧毁的。而以当代的立场看，我特别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这一章的描写整个地太过见颜见色，把伍次友的才华和能力拔高到了一个超凡入圣的地步，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样写未免太过矫情!黄宗羲不仅是杰出的诗人，更是杰出的思想家，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伍只不过是一个御用文人。两人的社会身份、社会影响力本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旅店偶遇作诗，伍不可能在精神上思想上战胜黄。这几乎是生活常识和文化常识。作者却非要写成黄当面折服，这等于让黄宗羲当众背弃自己的价值观，这未免雕琢过甚，反而失信于读者。

当代社会有一句话叫做：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伍次友却不允许别人保留自己的态度和发表自己的观点，要当众压服别人，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作者二月河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倾向在内呢？

在《康熙大帝》中二月河主要宣扬康熙的了不起，而在《雍正皇帝》里作者的重点则是宣扬雍正的正确。在未当皇帝之前，作者通过雍正的主要谋士邬思道和十三皇子等人来称赞他；在当了皇帝之后，作者又让雍正的对手他的亲弟弟十四王爷的情人乔引娣来赞美他；后来，作者还让十三王爷以临终遗言的方式对雍正说：“……自古勤政爱民的皇帝四哥您是第一。我是直心人，先帝爷留下了个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只要是个中人，没有不知道的。但天下百姓不懂这个，他们不懂得国库里只有七百万银子，既不敢打仗，也救不起灾。皇上收拾起这个局面，如今有了近两年六千万两银子，吏治不能说毫无疵瑕，但我敢说可以与朱洪武的吏治相比!您累坏了，可也得罪了一批乡绅，读书人，得罪了很多地方官。因为一个'养廉’制度就断了他们发财的路。人都说我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些墨吏的口舌，咬人一口入骨三分，我真怕了这些人。”雍正一边听一边流泪，说道：“……朕之所以甘冒风险大力整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难，留给儿孙，他们更不好料理。所以我说'当皇帝难’，因为我是骑在老虎背上的。老十三，你是个好样儿的，支撑住，看着我扳回舆论。我这就要借一个大案子，把心剖白给天下人。真的不能领悟，也无所谓。后世总有有心人，看出我的苦衷……”⑧

其实，在这三部作品中，一直存在并贯串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代作家知识分子立场的丧失。从文化的角度说，作家的职责就是社会批判。一个作家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以一个社会良心的角色去观察社会、监督社会和批判社会流行的价值观。而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系列中，我们不但看不到这种社会批判，却相反地看到了他站在皇帝的立场上，对那些不崇拜不欣赏皇帝的人所进行的种种批判和指责。

把对皇帝历史功绩的表彰变成对皇权文化的宣扬，以至为了宣扬皇权文化而有意不去触动皇帝最薄弱的神经，淡化三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文字狱，这也是二月河十三部大书价值选择的一个特殊结果。

“清代的文字狱论其规模之大与持续之久都是空前的。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更是远远超出了前代。鲁迅先生曾经推荐过《清代文字狱档》，还提出了几种清代的政书，如《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认为'倘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⑨二月河虽然对此心知肚明，却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七、二月河小说的得与失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第一个优点是通俗。历史小说容易陷入对历史是非的说教性分析，冲淡可读性。而二月河的创作则是纯通俗小说的路子，只管讲故事和描写人物，在讲故事和写人物的过程中再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读者。因此，他很注意小说的故事性与传奇性，而少有大段的理论分析和心理描写，使读者读起来比较轻松。

第二，他塑造了一系列有性格特点的人物，如帝王、大臣、太监、江湖术士和武师等。 第三，写了帝王心术，描绘了办公室政治即官场政治。比如帝王心术，作者多次写了皇帝如何猜测手下人心理以及如何采取手段让手下人害怕、崇拜和服从自己；而对官场政治，作者又在不同场合描写那些大臣们如何揣摹皇上心思，如何互相拆台却又互相吹捧等等类似于当代“办公室政治”的技巧，满足了绝大多数读者的既羡慕又跃跃欲试的偷窥心理。

第四，写了许多佚闻逸事和色情故事，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广泛接触了清代的政治、官场、风俗等等。读者阅读小说本来就是休闲放松的活动，佚闻逸事和色情故事正好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需要。⑩

第五，通过对官场腐败的描写，为当代读者找到了心理发泄的渠道，使读者达到理想与现实的虚拟平衡。二月河的作品受欢迎，与他对官场腐败的描写可能有最直接的关系。这种描写既不牵涉现实，又对现实有明显的影射，使读者心理情绪获得一个很有效的发泄口。

二月河小说创作的缺陷则是没有写出历史的真正轨迹，没有揭示出封建帝王家天下的实质，使对现实失望的人反身去求助于对封建治世的幻想，希望由封建帝王来治理天下。从文学的角度说，这套书总体上描写比较粗糙，故事常常即将到高潮时就结束了，让读者的心理期待一次次落空，比较杀风景。这是其一。第二点是太江湖化。作者本意是写清朝历史，并要正面歌颂三位帝王，但却写了许多奇怪的江湖术士，整体感觉太像清代的公案小说，降低了作品可能达到的品位。第三点是情色描写太过分，个别段落完全上不了台面，是属于典型的色情文学的东西，用在这么正规的题材上面不伦不类。

在本文开始时我说过：“我想关注的是，作者想告诉我们什么，他又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什么。我特别想弄清楚的是，在作者说的和做的之间究竟出现了什么偏差？通过二月河的创作，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希望通过对二月河创作的分析，更进一步地理解关于文学的存在意义、关于民族精神和人文价值重建的话题等等。”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总结起来看，作者想告诉我们的是，对康雍乾等帝王不要只看他们的政治出身，而要看他们是否对历史做出了贡献。他想告诉读者，这三位帝王都是好皇帝，是对历史有功的人，值得肯定；但实际上他又告诉我们，这三位帝王不仅是好皇帝，而且是历史中的英雄，是当代政治生活中的榜样。

但我们和二月河的自我认识有一种原则上的区别，我们认为，对于他的创作，可以肯定的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世俗生活现象的描摹，而应当否定的则恰恰是作者对描写对象的理解和定位。

我们特别希望提出来在这里加以讨论的，是文学的本性问题。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一种活动。通过对意义的寻找，人们发现人生的价值——包括价值的尺度和价值的样板。真善美就是价值的尺度，而文学作品中正面的典型形象就是价值样板。价值尺度和价值样板共同引导着现实的人生。以此，文学才成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文学家也才成为受人尊重的人。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在价值判断的原则和方向等大是非面前向世人提供了错误的指引，这个作家的作品就失去了它本应存在的意义。我们以为，二月河的创作，就向人们提供了不正确的价值指引。

(作者说明：二月河的这套书再版过程中内容改动极大，但作者和编者却没有在前言后记中有所说明。仅从版权页的记录上看不出任何改动的迹象，但不同版本之间的内容有时有本质的差异。笔者的所有论述都基于我所看到和引用的版本。)

①司礼监秉笔太监《太监评论-二月河》，引自2004—07—12乌尔姆学生会论坛→多瑙文字流http://www.uni-ulm.de/acssu/cgi-bin/topic.cgi?forum=23&topic=131&show=125

②③④⑥广州讲坛第九讲：《康雍乾文学创作》，引自《南方网》2003—12—21，http://www.southcn.com/nfsq/scene/hdzt/gzjt/200404280669.htm.

⑤例如《康熙大帝》第一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1999年8月第3次印刷，第60页魏东亭所念的一段文字即是。

⑦比如在《乾隆皇帝》第四卷里有一段描写，说年轻大臣刘墉跟福康安出差立了功，皇下旨表扬他。“刘墉伏地静听福康安琅琅颂读，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细思乾隆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有读完，他已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不能成语，说道：'臣……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惟……惟有粉骨糜身，忠勤报主……继……继之以死而已……臣谢……谢恩’。”见《乾隆皇帝》第四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152页。

⑧《雍正皇帝•下•恨水东逝》，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1999年2月第9次印刷，第527—528页。《康熙大帝》第二卷308页第一段写大臣对康熙的敬佩之情也是典型的颂圣之辞。

⑨黄裳：《笔祸史谈丛》，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30—131页。

⑩其中最突出的色情描写应当是在《乾隆皇帝》第四卷第十五章，王爷弘昼以妓女招待将军随赫德一段文字。见《乾隆皇帝》第四卷，河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书中对乾隆皇帝到处偷情的描写也充满色情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