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参见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 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

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

但朝鲜与女真关系时好时坏，关系好时则和平相处，相互贸易;关系不好时，则施以战争。朝鲜多次出兵扫荡女真驻地。太宗十年(1410)三月，朝鲜边将赵涓屠杀女真众多，又捕捉女真首领甫乙吾，杀他无借口，又不敢放回，因为朝鲜顾忌若将其放还，让他回到故里，看见积尸遍野，屋庐烧尽，妻子朋友皆已死亡，肯定“怨极于天，必告天子，誓死复仇矣”。【《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祖年间(1455—1468)，申叔舟多次兴兵女真，焚其庐舍，毁其庄稼，断其贸易。女真在不能与朝鲜贸易时，往往在朝鲜边境抢掠财物，以维持生计，朝鲜则派兵进攻，故而战事不断。1496年，朝鲜使者童清礼出使建州卫，建州卫首领完者秃还在向他述说朝鲜进攻其祖李满住之事:朝鲜无故进攻李满住，使其身被九创，其妻子皆死于锋刃之下，李满住“由是含怒痛入于骨”，从而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参见《李朝燕山君日记》卷19，燕山君二年十一月朔甲辰.】可见，在朝鲜与女真长期的交往中，朝鲜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具有控制女真的实力，女真处于分散、被动的境地。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朝鲜鄙视女真的文化心态，深深烙上了女真是“夷狄”的观念。而当萨尔浒战争前后，女真势力逐渐强盛的时候，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女真的策略，但却引发了宫廷政变，最终被赶下台。

二、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对后金态度的转变

在“壬辰倭乱”期间(1592—1599)，朝鲜明显感觉建州女真势力大增，因为期间努尔哈赤曾请求出兵助战，遭到朝鲜拒绝，但足以使朝鲜警觉。战后不久，朝鲜派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侦探情况。朝鲜国王宣祖去世后，光海君继位。因为诸多原因，光海君开始调整其对明朝与建州女真的策略。

光海君可以说是唯一对明朝不忠心的朝鲜国王，他对明朝不但没有诚心事大之意，可能还有刻骨的仇恨。因为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的哥哥临海君抢去。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国王宣祖以长子临海君无能无德，而次子光海君则“自幼好学，聪明端厚，又能斥去纷华，简俭自奉”，以其为贤，期待明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朝礼部以“主器必长子”为由，多次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明礼部所依从的是儒家立长之规，其实背后却另有原因，“时中朝虽立太子，而皇上意在福王，故我国册封奏请，正犯所忌，每为礼部所沮”。【《李朝宣祖实录》卷169，宣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子】而表面上明朝所认同的则是儒家礼仪制度，宣称:“长幼之序，礼莫大焉;储嗣之立，礼莫重焉;舍长立幼，于礼不顺。若令之自中国，是以非礼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礼徇也……朝鲜称我外臣，享我正朔，事孰大于继立，乃舍其长子而请立第二子讳，无乃非我国家之制乎?”【《李朝宣祖实录》卷181，宣祖三十七年十一月辛丑.】明朝始终拒绝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一直到宣祖国王崩，都未加册封。光海君十几年始终处于有实无名的状态，得不到正统的世子身份。

宣祖崩后，光海君已获得“权知国事”的身份，明神宗依然认为“立国立长”，朝鲜舍长立幼，望查问清楚，再作定夺。【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万历三十六年(1608)五月初一日，礼部以朝鲜国王嗣位之事，“事在彼国，难以遥断，似当行勘以求确据”。【《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光海君已承其位，却仍需勘察。一直到十月，即五个月后，礼部方上奏:光海君袭封已成事实，只得以“事在彼邦，姑从其便”，方加以册封。【参见《明神宗实录》卷451，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庚辰.】光海君在明册封使来临前夕，为免节外生枝，遂缢杀临海君，明朝方勉强册立光海君为国王。这件事对光海君影响很大，也促使他为免受女真日益严重的威胁，一直游离于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最大原因，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43，光海君十一年八月壬戌.】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游离在明朝与后金之间。【对于光海君时代的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可参见日本学者稻叶岩吉:《光海君时代の满鲜关系》，大阪屋号书店昭和八年初版;汉城亚细亚文化社《满蒙学术史料丛书》中录入，1986年.】建州女真的崛起，对明朝是最大的威胁，万历时期终于想把它彻底解决，于是明朝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督办征辽事务。

杨镐在朝鲜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成壬辰战争(1592—1599)拯朝鲜于水火的功臣。因为丁酉年(1597)日本进攻时，杨镐与邢筁是最为重要的明朝将领，也是他们奠定了战争胜利的格局。万历二十五年(1597)封贡议败，朝鲜战事再起。明朝逮捕主和议的石星、沈惟敬，以兵部尚书邢筁总督蓟辽，以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时日军由南往北进攻，锋势甚锐，汉城告急。六月，杨镐抵达平壤，当即指派诸将。日军小西行长、加藤清正围攻驻守南原的明将杨元，杨元不敌弃守，邻近全州守将陈愚衷亦不战而逃，京畿危在旦夕。在此关键时刻，杨镐自平壤抵汉城，指挥明军大破日军，从而解王京汉城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稷山大捷的胜利。李光涛先生论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所专刊之六十一，1972年，第208页.】杨镐指挥明军乘胜进攻，将日军主力团团包围于蔚山，惜天雨连绵十数日，明进军不利，反为日军所乘，蔚山失利，使战果未能扩大。【对于蔚山之役，《明史》卷259《杨镐传》、卷320《朝鲜列传》，皆以为大败.《杨镐传》称:"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李光涛在《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一书中，对《明史》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他引用《朝鲜王朝实录》材料，认为蔚山之役并非大败，只是清正趁雨天反攻，令明军进攻失利，但并非大败.朝鲜对此虽有惋惜，亦未归罪于杨镐.他说"蔚山之役，由杨镐言之，可谓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可参见其书，第228-260页.笔者以为李先生所言可信，所论允当.】蔚山役后，明朝赞画主事丁应泰劾杨镐“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杨镐被革职撤回。但朝鲜君臣皆以丁应泰言为诬妄之辞。

杨镐回还之日，朝鲜自国王宣祖至平民百姓皆恋恋不舍，宣祖率百官泣送于弘济院，汉城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皆出送郊外，诸臣以诗为别。【参见《再造藩邦志》5，《大东野乘》第三册，第1811页.】朝鲜深觉惋惜，并为杨镐受诬而不平。不久宣祖即派右议政李元翼、参判许成上奏辩诬，并疏救杨镐。万历二十七年(1599)七月，朝鲜建宣武祠于汉城南，特崇享兵部尚书邢筁、经略杨镐，宣祖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揭于宣武祠。万历三十四年(1606)，谢恩使柳寅吉、崔濂朝京，专求杨镐画像。时杨镐家居河南商丘，朝鲜使臣千方百计寻得一商丘举人前往其家乡，方摹得杨镐画像。【具体经过，可参见《李朝宣祖实录》卷213，宣祖四十年闰六月癸亥.】光海君二年(1610)，将其画像奉安于宣武祠。朝鲜为崇祀杨镐，千方百计，煞费苦心。由此可见杨镐在当时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

尽管如此，在杨镐出征辽东之前，派使臣前往朝鲜要求朝鲜出兵，共同征讨。但面对杨镐派来督促朝鲜出兵支援的使节，朝鲜在光海君游离政策下，一再推诿，“不曰建贼见蹙，隳突可虞，则曰我国力分势弱为虑”，杨镐斥之“岂遽忘昔年……援东国之急乎?……不免大失中外之望”。【《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0，光海君十年七月己酉.】其实，朝鲜对于明朝征讨后金的重要性看得相当清楚，以为“国之存亡，民之死生，都在于征胡之一役”。【《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丁丑.】但光海君对杨镐之要求依然敷衍推诿，以致于“经略(杨镐)于我国深恶而痛绝之”。【《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3，光海君十年十月甲申.】朝鲜对杨镐之要求百般推倭，而与此同时则积极开展与后金的往来，暗中遣使联络。

由于光海君的两面政策，刻意周旋于明和后金之间，所以当得知刘纟廷派刘海前来督察出兵之时，朝鲜君臣上下一片恐慌，因为刘海原来是朝鲜人，后为刘纟廷部将，“凡我国大小事必无所不知，尤极可虑”。【《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4，光海君十年十一月癸卯.】朝鲜商议派译官将其止于途中，这在明与朝鲜的交往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国王光海君方令都元帅姜弘立、副都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往援辽东。1619年，杨镐率明朝主力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决战于萨尔浒。但由于指挥不力，四路军队互不配合，努尔哈赤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大败明军。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后，当即与后金兵约和，除金应河等少数朝鲜士兵开战外，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

其实，他们在未开战前，就已暗通。《李朝光海君日记》称:“当初弘立之渡江也，王以重违天朝督发，黾勉出师，而我国初非仇敌，实无战攻之意，密谕弘立遣人潜通于虏穴。故深河之役，虏中先呼通事，弘立应时投附，至是在拘囚中，书状启载作纸绳以送，备及结好缓祸之意。”【《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戊戌.】姜弘立乃贯彻光海君不开罪后金之策略，获知姜弘立降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国王，要求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为由而不予批准，致使修《光海君日记》的史臣们大发议论:“弘立等专军投贼，卖国逃生，则其忘君负国之罪，固所难逃。所当即施邦刑，传首中朝，而备局之系械上送，亦未免饶贷之责，而自上反有何负国为教，惜哉!”【《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50，光海君十二年三月丙午.】此论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对于光海君处理姜弘立降后金事件十分不满。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

这也反映出姜弘立降后金实乃光海君幕后所定之策。光海君暗中与后金往来，后金对此却很不满意，以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李朝光海君日记》卷169，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午.】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

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传统的事大主义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背弃明朝而投向后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天启三年(1623)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光海君被废。从废除他王位的大妃教中，可以看出，正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观念，使得光海君无法为其宗室与大臣们接受:“我国服事天朝二百余载，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再造之恩，万世不可忘也。先王临御四十年，至诚事大，平生未尝背西而坐。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王人之来本国，羁絷拘囚，不啻牢狴，皇敕屡降，无意济师。使我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痛心疾首，胡可胜言!夫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其何以君国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宗社之神灵乎?兹宜废之，量宜居住。”【《李朝仁祖实录》卷1，仁祖即位年三月癸亥.】此完全以华夷正统作为理由，认为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使“三韩礼义之邦，不免夷狄禽兽之归”，其“灭天理、糜人伦，上以得罪于宗社，下以结怨于万邦”，罪恶至此，理当废之。依据就是当时朝鲜遵循的程朱正统观，光海君的行为恰违背了这种被朝鲜视为至理的正统义理。光海君先被流放江华岛，再放于济洲岛，67岁卒于流放地。光海君的悲剧说明儒家正统观念对朝鲜的影响何等深远，不但思想上将其奉为圭臬，现实中亦不得违背，否则，国王宝座将有不保之危险。这样的危机使得朝鲜以后的国君时刻警醒，以免重蹈光海君覆撤，故始终将尊王攘夷的大旗高高举起，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光海君被废，李?继位，是为仁祖。仁祖上台后，改弦易张，一切以明朝为本位，断绝与后金的一切往来。

三、两征朝鲜与清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上台，为了打破明朝所谓三方布置之策，【明末为了抑制后金，提出以辽东、皮岛、朝鲜为三方合击之势，采围堵之策.具体可参见李光涛:《毛文龙禳乱东江本末》，《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63-254页.】派阿敏率军攻打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顺击朝鲜。但没想到朝鲜不堪一击，不足半月即迫近京城，朝鲜部队溃不成军，迫使朝鲜盟誓，从而与朝鲜建立兄弟之国的关系。十年后，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以朝鲜不朝贺为由，再次出兵，迫使朝鲜国王仁祖订立城下之盟。朝鲜与清由兄弟之国的平等关系变为宗藩关系，从而确立了随后200多年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基调。两次战争迫使朝鲜屈服，但朝鲜始终未能心服，在清朝的武力征服下，朝鲜成了清的藩属，但朝鲜却千方百计维持与明朝的关系。明朝灭亡后，朝鲜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大讲尊周之道，既表明朝鲜承继了中华正统，同时表明其反清的立场。

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八日，皇太极命阿敏率军攻打驻守朝鲜的毛文龙，顺便攻打朝鲜。十四日攻入义州，长驱直入，朝鲜军队望风披靡，廿一日克安州，廿六日入平壤，遂开始与朝鲜谈判。朝鲜虽然军事上远不是后金的对手，但在谈判过程中却充分显示了作为“礼义”之邦的特色。朝鲜为了确保与明朝的君臣关系，坚持事大理念，与阿敏的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谈判，顽强地对抗后金。朝鲜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春秋义理。从正月二十七日阿敏试着遣人致书于朝鲜国王仁祖开始，一直到三月三日，后金八大臣与朝鲜盟誓，历时月余，谈判过程较之战争经过长了许多。

后金最初坚决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而后金与朝鲜则约为兄弟之邦。但朝鲜极力反对断绝与明朝的关系，因“大义所系，断不可许”。【《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亥.】朝鲜举国上下咸认为:“此则君臣天地，大义截然，有以国毙，不敢从也。”【《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辛丑.】同时，在文书往来中，朝鲜屡书“天启”年号引得阿敏大怒，以为后金并非明朝属国，不当用“天启”年号，而“天启”、“天聪”不过一字之差，可用“天聪”。但朝鲜并不认为是“天启”、“天聪”一字之争的小节，而是“毁灭纲常”的大义。“君臣之分，天经地义，截然不可犯，宁以国毙，岂忍为此请还收改书之命?”【《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己未.】后来双方妥协，依揭帖式，【揭帖，乃古代一种文书.戚继光《练兵纪实》杂集3载:"凡有大事申报上司，于文书之外，仍附以揭帖，备言其事之始末情节，利害缘由."可见，揭帖是正文以外，详细说明事情原委一类的文书.】不书年号。年号问题解决了，却又因议和盟誓问题而争执，朝鲜国王以母丧“方在忧服之中”，“三年之内，绝不杀生”为由，拒绝与后金阿敏盟誓。【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阿敏以为“无盟誓，何以信其诚，令贵国王怪滞不誓，是言和而意不欲和也”!几经交涉，双方妥协，以朝鲜国王在殿上焚香告天，令大臣于外廷刑牲以誓，方达成盟誓协议。【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15，仁祖五年二月.】朝鲜与后金谈判中始终坚持不背离对明义理，其正朔之争议和仪式之争皆关乎正统，正统观是朝鲜在谈判中秉承的原则。

阿敏最终以朝鲜对明朝始终不改其忠心，以为朝鲜是有节义之国，故而不再坚持永绝明朝一款。而正是这一款的去除，促使皇太极第二次进兵朝鲜。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不朝贺，还不接待前来劝进的清朝使臣马福塔等一行，终于使得皇太极亲领大军第二次征伐，一举将朝鲜征服，变为清朝的藩属。

面对清大军压境，朝鲜束手无策，赖以自卫的就是其坚信的儒家义理观。朝鲜答清使书曰:“凡贵国之责于我者大略有三:一则汉人之事也，二则边民之事也，三则谗间之说也。我国臣事中朝，敬待汉人，乃礼之当然也。

凡汉人所为，我岂可以号令禁断也!当约和之初，我国以不背中朝为第一义，而贵国乃谓朝鲜不背南朝，自是善意，遂定交邻之契;此上天之所监临也。今者每以向南朝接汉人责我，此岂约和之本意也。以臣向君，乃穷天地、亘古今之大义也。以此为罪，则我国岂不乐闻而顺受乎!”【《李朝仁祖实录》卷32，仁祖十四年五月庚寅.】时当仁祖被围困于南汉山城，外无救兵，内乏粮草。而朝鲜依然高举传统义理观的大旗，逐一驳斥清朝的指责，始终坚持“不背中朝”的原则。朝鲜把臣事明朝、敬待汉人，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汉人、明朝是“华”，中华之象征，故不得不尊;而与清朝只是交邻关系，清人并不具“华”的资格。而皇太极之所以征讨朝鲜正是冲着这一点，要将朝鲜由“不背中朝”变成“不背清朝”。

丁卯之役后，正是朝鲜这种“不背中朝”的态度，使得后金虽然与朝鲜建立了兄弟之国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很不稳定，朝鲜对后金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对于后金的使者亦不加礼遇，以致后金使者抱怨:南朝使者来，则供馈赠遗甚厚，“而今接吾辈，还同隶人”。【《李朝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三月甲申.】朝鲜不仅对后金使节接待不公，而且在贸易、逃人等问题上都采取消极敷衍塞责的态度。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翦除明朝的羽翼，后金就要将朝鲜臣服。

皇太极大军进攻，朝鲜国王仁祖困守南汉山城，当时崔鸣吉请与清议和，清亦派人与朝鲜接触，议和谈判。但在朝鲜内部斥和派势力极大，斥和人士洪翼汉曰:“今建州欲窃帝号，而殿下不斩其使，何以答天子之德而绍先王之义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洪翼汉传》，第29页.】吴达济论崔鸣吉:“夫崔鸣吉，一奸臣也……愿殿下抵鸣吉罪，以厉人臣之节。”【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尹集论曰:“明天子，民之父母也。虏，父母之仇也。属国之义，固不可连和于虏也。今虏逼京师，辱先帝之陵，殿下兵弱力微，虽不能悉赋而从征，以报天子之仇，亦何忍复遣使者，与虏连和乎?”【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尹集传》，第30页.】 “不去鸣吉，国必亡矣。”斥和势力极大，使得当时双方议和相当艰难。清朝为了打击朝鲜斥和势力，勒令朝鲜缚送斥和主首者，于是金尚宪、郑蕴、尹煌、尹集、吴达济、金益熙等十一人请行，而洪翼汉时在平壤，故不得“首实”。

仁祖听说有十一人愿出首，大惊。最后只定尹集、吴达济及在平壤的洪翼汉三人出首。尹集等对清英俄尔岱说，吾国父事明天子且三百年，“臣民惟知有明天子耳……吾等……所争者义已，成败存亡不论也”。【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吴达济传》，第31页.】以说明其斥和的意图和动机。可见支配他们斥和的正是朝鲜与明朝三百年来的君臣礼义，他们也不顾“成败存亡”，为了与明朝的君臣之义，为了春秋义理，他们不惜一死。他们被押到沈阳，不屈而死。对于斥和三臣之死，在朝鲜随后二百多年历史中，备受称颂，他们的死被看成朝鲜尊周大义的象征。即如权尚吉《吊三学士文》称颂道:“呜呼，三先生之死，其亦幸矣。城下之事尚忍言哉!三纲沦矣，九法糜矣，冠屦倒植，夷夏变易。当此之时，不有吾三先生死，则堂堂数百年小中华之国，将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后史之秉笔者，直以夷狄之陋待之矣。于是乎三先生死，天下之大纲常废而复举，国家之大义理晦而复明。庙社之神灵庶可以安，祖宗之臣民亦可以定。后世之修《春秋》者，必书之曰:某年、某月、某日，皇明遗臣洪某、吴某、尹某，为虏汗所杀，不亦大快矣乎!然则三先生之死，非直为三先生之幸，实为吾东方万万世之幸也!”【权尚吉:《南谷先生文集》卷2《吊三学士文》，汉城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2367册，景仁文化社1997年版，第381-382页.】斥和三臣之死，确是纲常所系、大义所关的，带有极为强烈的牺牲精神。

而其所讲之纲常则是忠于明朝、遵循中华正统、贬斥夷狄之纲常。但后来为形势所迫，在南汉山城困守四十六日之后，仁祖只得采用崔鸣吉之办法，与清签订城下盟约。盟约首要一条即是“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意在割断朝鲜与明朝的一切关系。其后是一系列敦促朝鲜遵循此规范的规约，质子、奉清正朔，清帝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订南汉山城下之盟时，朝鲜无任何力量与清兵谈判，一切听命于皇太极安排，它基本塑造了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模式，使朝鲜无条件地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清朝深知朝鲜对明朝之情感及对清之心态，因此采取人质的策略，以朝鲜世子并另一王子及朝鲜诸大臣之子为质，加以牵制和督促。

南汉山城盟约使朝鲜成为清朝藩属，但朝鲜国王仁祖“以计穷力尽，展意图存之状”，将降服经过报告皮岛都督陈弘范，希望转呈明朝，又支持平安兵使林庆业派僧申歇与明朝辽东经略洪承畴相通，从而开启潜通明朝之举。【参见《尊周录》，《丁丑下城后》，见《朝宗岩文献录》，第15页.】对于朝鲜臣服于清，明朝不久即获悉其情状。当时朝鲜使节金癱尚在出使明朝途中，明朝虽知朝鲜之事，对于金癱不但未予丝毫为难，反而一再安慰，沿途派兵护送，陆路早已不通，遂由海路返回，途经螧(皮)岛，都督陈弘范赠大米四十石、青布百匹，令其带回，以奉给国王，令朝鲜君臣更加感激不尽。【参见金堉:《潜谷朝天日记》，见《燕行录选集》上册，第226页.】对于朝鲜潜通明朝始末，刘家驹有详尽的讨论，【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第343-396页.】笔者无意全面论述，只就潜通明朝过程，论其数点:其一，潜通明朝，时间是从南汉盟约之后一直到松锦之战前的数年间(1637—1643)，松锦战后，由于明辽东经略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将朝鲜潜通明朝和盘托出，该事完全败露，清朝彻底追查，惩处一批朝鲜官员，最终使得潜通明朝结束。

其二，虽然只有几个人参与潜通明朝之事，最重要的有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僧人独步、义州府尹黄一皓、壮士崔孝一、车礼亮等人，但实际上背后有左议政崔鸣吉等人及国王仁祖的支持。朝鲜潜通明朝与国王仁祖直接相关。南汉城下，“王每岁正朔西向哭，左右皆泣，乃求义士之可以使明者，未得也，及鸣吉因林庆业得独步，乃遂遣之。稳咨于承畴，具道为虏所围，不能城守状。独步间走承畴军。因致国书，承畴上之天子，是岁崇祯十二年也。天子下诏褒其义，因赐独步号曰丽忠。十四年，独步归自京师，王大喜，赐独步米五百五十石，自金千五百筋，人参五十两，复遣之”。【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僧独步》，第67页.】独步不过一僧人，但成了明廷与朝鲜王室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洪承畴在其间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643年，洪承畴降清，使得朝鲜潜通明朝之事从此终结，而且洪承畴全盘告知清人朝鲜潜通明朝之状况，清朝遂严惩相关人员，此后朝鲜与明朝方真正断绝一切往来。

崔孝一原为朝鲜军人，多次与清朝作战。朝鲜臣服于清后，明室日渐衰微。崔孝一募得力士车礼亮谋求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义州府尹黄一皓、安州节度使林庆业皆与其事。崔孝一浮海到东江说陈洪范，未见采纳。又去宁远投奔吴三桂，吴三桂以为谋士。崔孝一到登州次年，清朝侦知其事，于是将其家人皆处死。吴三桂降清后，崔孝一到北京，“独不朝贺，不剃发，待先帝殡，昼夜临，十日不食，死于先帝之旁，三桂为收而葬亡”。【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崔孝一》，第63页.有关崔孝一之史事，可能系编者杜撰出来，可信度不大.若其守先帝即崇祯陵旁而死，即为不可能之事.】真乃忠明义士。安州节度使林庆业先后参与了策划独步、崔孝一潜通明朝之事，而作为朝鲜当时最为重要的将领，清多次要求其率军援助，他都阳奉阴违，拖延塞责。松锦战时，清令林庆业率舟师前往旅顺口，林庆业船行甚慢，故意把三条船漂到登州，把清将要攻打锦州情报泄漏于明。船行海上，遇明水军，明兵佯与之战，诫者不铅而发曰:洪都督军也。炮毋中，承畴亦诫其射者不铅而发曰:林总兵军也，射毋中，以故两军无一死伤者，又使两人潜水到明军告知清阴谋，又日沉数船，所沉者凡六十四船。【参见黄景源著:《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林庆业》.】如斯援清，实则坏事，引得清朝大加指责。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令林庆业率兵300到九连城，传令于义州、宣川、郭山等，令其中军督率五邑军进凤凰城，“要解清人之啧责云”。【《李朝仁祖实录》卷39，仁祖十七年八月癸丑.】其出兵意不在助攻，而在于“解清人之啧责”。进兵途中，林庆业总是故意拖延时间或想方设法自我破坏。松锦之战后，潜通之事败露，清使前来抓他，林庆业逃亡，削发为僧，伺机浮海到登州，先效忠于都督黄龙麾下。不久明亡，林庆业被清兵俘获，被送回朝鲜。

当时朝鲜亲清派势力金自点掌权，林庆业被刑审逼供，跟随林庆业的人皆被惩处，林庆业亦被掠杀。【参见《李朝仁祖实录》卷47，仁祖二十四年六月戊寅.】纵观朝鲜潜通明朝，虽然似乎是几个人所为，其实很有代表性。独步为僧人，崔孝一为退役士兵，林庆业是将领，而背后则有朝鲜国王的支持。崇德六年(1641)崔孝一致书于义州族属，书中言“本国(朝鲜)亦欲潜通中原(明朝)，三公六卿皆有此意”，【《李朝仁祖实录》卷43，仁祖二十年十月己酉.】此虽为家书，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朝鲜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朝鲜尊周思明正是在潜通明朝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开始的。潜通明朝的心态在明朝灭亡后，转化为尊周思明心态，正是这种强烈的心态，影响着朝鲜的思想与政治，故而历代国王须谨慎处之，奉之为国策，成为朝鲜处理与清朝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原则。

总之，在1637年南汉盟约之后，朝鲜就成为清朝的藩国，尽管是在高压之下朝鲜被迫接受的，但双边关系就此奠定。由于是通过战争的征服，加上两次战争期间对朝鲜的破坏，使得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对清朝更增反感。清入关前双边关系这样建立的过程，对入关以后双边关系的发展大有影响，既奠定了清代中朝关系的基本格局，又使得清朝为了赢取朝鲜内在心态上的衷心臣服而大加施恩，极力推行德化政策。【参见孙卫国:《清对朝鲜宗藩政策的演变及其效果》，《东方文化》(香港大学)，通过审稿，待刊.】这样梳理清代中朝关系的建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清代中朝关系的内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