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伟： 拓荒数十载，通关第一人——记王辉斌教授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特色

王辉斌教授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现任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王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佚学与乐府文学的批评，并取得了近700万字的煌煌成果。王教授的这些学术成果，或开拓创新，正本清源，或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均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王教授的学术观点对学界同仁启发教诲甚多，然而与其学术观点相比，王教授的研究视野、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特色对广大同仁的启发意义就更加深远，本文旨在对王教授学术研究的成就和特色做一系统剖析与论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学术视野：T型框架

纵观王辉斌教授数十年的研究历程与学术成果，可以看出，其最初的研究是以唐代文学为基点的，然后逐渐向先唐和唐后两端的研究领域延伸、拓展，于2007年首次实现了文学史研究的“打通关”，并在古代文学的各个阶段均推出了其独有的研究成果。所以，从总的方面讲，王辉斌教授的学术视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唐代文学研究为其重点，二是文学史研究打通关。这两大系统的研究，实际上是点与面、专与博、“通一经”与“破万卷”的结合，也就是王教授自己所说的“T”型计划的两条线。

（一）唐代文学研究。

唐代文学是王辉斌教授数十年来研究的重点，因之，其持续时间最长，推出的专著也最多，如《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孟浩然研究》、《杜甫研究丛稿》、《王维新考论》、《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等，即皆为这方面的成果。仅就这些书目而言，可知王教授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又重在对诗人生平的考证和作品的系年，这正如王教授在《王辉斌学记·我与王维研究》一文中所说的：“我的‘唐代诗人系列研究’，是重点在对诗人的生平事迹进行具体考察的。正因此，几十年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使得我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凡是对一位诗人进行专题研究者，首先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其生平事迹进行考察。”王教授研究所及的诗人，包括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陆羽、崔国辅、綦毋潜、高适、王之涣、任华、李华、怀素、张继、皎然、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马戴、李商隐、皮日休、怀濬等唐代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其中，被视为重中之重的是对李白、孟浩然、杜甫、王维四位诗人的研究。

李白乐府诗是王辉斌教授学术研究的起点，由乐府诗而诗人生平与交游，所以，其于唐代诗人的研究，主要是因李白研究而逐步扩展的结果。1971年冬天，由于受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影响，他开始了对李白乐府诗5年多的尝试性研究，1977年11月，在购得并通读了王琦笺注的《李太白全集》后，逐转向正式研究，并撰写出了生平第一部书稿《李白乐府译评》。1984年5月，他又撰写出了60万字的《李白交游传略》，并于同年10月应邀参加了在四川江油召开的“全国首次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 1986年，王教授连续发表了7篇李白研究论文，并使其李白研究顺利地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教授在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之外，还于1988年、2000年先后出版了《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两部著作。自2000年4月至今，为王教授研究李白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王教授发表了近20篇李白研究论文，并于2013年出版了《李白研究新探》。此书为王教授数十年研究李白的一份最重要的成果，故其一经问世，不仅在大陆学界好评如潮，而且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也刊文对其进行了评价，认为本书为王辉斌教授“李白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从总的方面讲，王教授之于李白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种种方法、角度、材料，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李白历史的真实，包括李白的身世、出生地、交游、行踪、婚姻、生卒年、作品系年、作品辨伪等等。

孟浩然是李白的重要交游之一，所以，从1982年秋天起，王教授便开始了对孟浩然的研究。王教授在研读陈贻焮先生《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时，就其中“卢明府即卢象”的认识产生了怀疑，因而即撰写了《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一文予以发表。此后，针对孟浩然的研究，王辉斌教授先后发表了《孟浩然入京新考》与《孟浩然年谱》，这一文一谱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第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其重点还是在对孟浩然生平事迹进行探索与考察。1989—2002年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的第二阶段，其重要成果是于2002年1月出版了《孟浩然研究》一书。该书是孟浩然研究史上较为全面、具体、翔实研究孟浩然其人其作的第一部专著，2001年11月，王教授主持召开了“首届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由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批准）。2003年至今，是王教授研究孟浩然的第三阶段，其于孟浩然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先后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和《孟浩然研究论丛》二书；二是先后组织召开了两次孟浩然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一次全国性的孟浩然研讨会。

杜甫同样是李白交游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由李白研究而杜甫研究，也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王教授于1968年11月因为受冯至《杜甫传》影响，而专程到河南巩县去寻访杜甫的故里窑湾，并于1983年8月在一份地方小报上发表了《略谈李杜诗风》一文，但其真正意义上的杜甫研究则始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发表的《李杜初识时地探索》一文。王教授研究李白、孟浩然、杜甫的第一篇论文都出现在86年与87年之交，可见其于三人的研究几乎同时推进，这也正是作者于1999年—2012年三年中，相继推出《杜甫研究丛稿》（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李白求是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孟浩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原因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王教授的研究重点虽然开始向先唐和唐后转移，但对杜甫的研究却任然一以贯之，并于2011年出版《杜甫研究新探》一书。王教授20多年来的杜甫研究，从总的方面讲，是以“子美之《传》《志》《年谱》”（元稹《杜诗学引一书》）为重点，以研究生平事开迹见长，而对杜甫作品的研究主要为杜诗艺术与创作方法。

与李白、孟浩然、杜甫的研究相比，王教授的王维研究显然要晚得多。1996年王教授才发表了第一篇研究王维的论文《王维婚姻问题四说》，这篇文章的推出，实际上是他当时正在对唐代诗人的婚姻问题做专题研究的结果。此后三年多，王教授并没有发表研究王维的论文，可见他这时还没有将王维纳入主要研究的对象。直至2000年《王维早期行事探究》一文的发表，才引起了王教授对王维研究的兴趣，随后即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王维的论文，以至于将2007年定为“王维研究年”。之所以有此称呼，一是因为此年作者与学界就王维研究问题展开了反复争论，二是出版了《王维新考论》一书。至此，王教授于李白、杜甫、孟浩然和王维研究均有专著推出，再加上《唐人生卒年录》、《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等著作，就构成了王教授唐代文学研究的全部成果。

（二）属于打通关范畴的先唐和唐后研究。

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王教授的研究视野集中在唐代诗人，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际，逐步有所突破，如1989年发表了《<金瓶梅>研究四说》一文，开始涉足明代小说研究；1993年所发表的《陶渊明的年寿问题》一文，属于对先唐诗人的研究 ；而同年参与的《增订注释全宋词》的撰写工作，则揭开了对宋词研究的序幕，等等。仅由所举的这几例便可知，这一时期王教授的研究视野已经向下延伸到宋词和明代小说，向上追溯到陶渊明、屈原等诗人。如果说这种研究，还只是王教授研究视野的一种无意识旁及，那么在1993年的秋冬之际，开始有目的地将研究视野向上下两端延伸、扩展时，即开始了他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构想。

王教授的“打通关”研究，共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1993年至1998年为初始期，这5年仍然以发表单篇论文为主，共发表58篇，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可分为“研唐”与““四大奇书”，前者是王教授所固守的阵地，后者则为王教授“打通关”研究的正式向下延伸的结果。1999年至2007年为完成期，这一时期以汇集前期论文，推出专著为主，一方面推出《杜甫研究丛稿》、《李白求是录》、《孟浩然研究》、《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等研究唐代诗人的专著，巩固唐代文学研究的主阵地，另一方面推出了《四大奇书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唐宋词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先唐诗人考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三部专著。2008年至今为丰富期，这一时期，王教授有意识地减少了研究唐代文学的时间比例，重点转向先唐和唐后的追溯与延伸，所以这一时期，王教授于唐代文学研究，虽然推出了《王维新考论》等几种著作，但汇编旧文乃为其主，而于“打通关”研究，则 出版了130万字的专著，即《唐后乐府诗史》（2010年），《宋金元诗通论》（2011年）、《商周逸诗辑考》（2012）。这三种专著的相继出版，使得他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了先唐和与明清。至此，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王教授在从殷商之于清末的三千余年的古代文学中，均有成果推出，从而园满地实现了他“打通关”的研究计划。

由李白而孟浩然、杜甫、王维，乃至初盛中晚唐诗人，由唐代文学下延至唐宋词、宋金元诗歌、四大奇书、唐后乐府，再向上追溯至先唐诗人、商周逸诗，其时间跨度由商周而明清，上下三千年，逐路探索，一路打通关，这就是王辉斌教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既是研究者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见证，又充分体现了其学术上的个性与特点，诚如傅璇琮先生在《<王辉斌学记>序》中所言，是很值得认真总结与讨论的。

二、学术成果：著作等身

（一）专著与论文成果。

1．学术专著。迄今为止，王辉斌教授在对唐代文学研究与对“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两大系统研究中，  共出版了《唐代诗人咏湖北》、《李白史迹考索》、《唐人生卒年录》、《杜甫研究丛稿》、《李白求是录》、《四大奇书研究》、《孟浩然研究》、《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诗人探赜》、《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唐宋词史论稿》、《先唐诗人考论》、《王维新考论》、《唐代文学探论》、《唐后乐府诗史》、《宋金元诗通论》、《杜甫研究新探》、《商周逸诗辑考》、《李白研究新探》、《四大奇书探究》，以及《王辉斌学集》等22种独撰著作，其字数已超过了700万。如果将其主编与参编的《孟浩然大辞典》、《孟浩然研究论丛》、《中国古代文学》、《增订注释全宋词》等10多种著作一并算上，则其成果的总量就更为可观了。所以，我们用“著作等身”来定性王辉斌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在上述著作中，王辉斌教授还开创了许多第一，如《孟浩然研究》是千年孟浩然研究史上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研究孟浩然的著作，《宋金元诗通论》是学界第一部将宋、金、元三朝的诗歌作为一个“文学单元”进行研究的著作，《唐后乐府诗史》是学界第一部将由宋至清950年乐府诗进行观照的著作，《商周逸诗辑考》是学界第一部从140种子史经籍中辑录并考证的著作等。所以这些第一的开创，都属王辉斌教授对学术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2．学术论文。王辉斌教授还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学术界》、《四川大学学报》等全国中文核心刊物、CSSCL刊物上发表了近400篇论文，其中有约100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国内的权威二级文献刊物或全文转载，或摘介。

（二）学术报告与科研项目。

除了上述之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外，王教授先后应邀在山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台湾淡江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作为多次学术报告与演讲，并应邀在中央台视台解读孟浩然。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乐府诗批评史”已于2014年2月送审，并于2014年11月获得评审通过，且被鉴定为良好（结项证书号：20141560），而成为湖北文理学院第一个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三、学术影响：享誉中外

王辉斌教授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耕耘了数十载，不仅著作等身，创获甚多，而且影响深远，享誉中外。对此，我们从以下一些权威数据中即可获其大概。

（一）古代文学论文的高被引指数排名全国第一。

由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编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09年版《中国期刊高被引指数》一书，对2008年的“高被引中国期刊”、“高被引学科作者”进行了具体排名，其中《2008年学科高被引作者·文学》共收高被引作者20人，王辉斌教授排名第9位，在古代文学中排名全国第一。该书中的各项高引指数，是考量全国高校、各研究机构与科研工作者科研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在1978—2000年代高产学者中排名全国第二。

据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国内唐代文学研究历程的量化分析”（该文将刊载《文学评论》2015年1期）一文的研究，在1940年代——1950年代出生的唐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群中，王辉斌教授以139项成果之量，居1978—2000年间唐代文学研究学者成果总量的第二名（第一名为吴在庆，成果量为146项）。其实，据该文的统计与量化分析还可知，王辉斌教授的139项成果之量，在整个20世纪100年的排名中，也是属于全国第二的。

（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与辑目综合成果项排名全国第一。

据王兆鹏教授在召开于2014年6月26—27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第十一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介绍，其研究成果显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复印与辑目成果项之总量的作者排名，王辉斌教授位居第一。

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8期，曾依序全文转载了王辉斌教授《孟浩然生平研究综述》（《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1期）、《诗序合一：唐诗创作的新潮流》（《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2期）、《李白在四川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2期）三文，这种转载情况，在全国数以千计的古代文学研究作者中，也属绝无仅有者。

四、学术理念：求是创新

与借鉴王辉斌教授的学术观点相比，我们认为，学习其治学门径、研究方法、洞察视角更为有益。多年的研究实践与众多的研究成果证明，王辉斌教授在学术研究的理念、方法、内格等方面，已形成了他自己的“王氏特色”。其具体为：

（一）求是、求实。

求是、求实为王辉斌教授的学术理念，这从他将书斋自号为“求是斋”者，即可窥其端倪。而他将李白研究著作取名为《李白求是录》，并在《王维新考论》自序中言其对王维的研究所遵循的是求实、求是、求真的“三求”原则，都表明了他对“求是、求实”的遵从。正因此，他于《王辉斌学记·我与李白研究》一文中，曾如是写道：“我之于李白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种种方法、角度、材料，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李白历史的真实，包括李白的身世、出生地、交游、行踪、婚姻、生卒年、作品系年辨伪等等问题。” 可见，“求是、求实”作为王教授的一种治学理念，乃是具有明确的永恒特点的。而这正是这种理念，决定了其研究重点在于诗人生平和作品系年，其研究方法主要为考证，进而在学术理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一，求是的理念体现在敢于质疑成论。陈贻焮先生《唐诗论丛》之《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认为，孟浩然诗中的“卢明府”所指为卢象，但王教授通过对若干材料的检验后认为，此“卢明府”乃为卢僎，因而发表了《孟浩然集中之“卢明府”探考》一文。由于王教授此文的材料丰富，结论可靠，故其“卢明府为卢僎”说，即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编“中国文学史系列”之《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所采用。

其二，求是的理念体现在不惧商榷辩论。就王教授数十年的研究经历而言，其曾进行过三次大的商榷辩论，一即1986年至1997年间对李白诗中“龙山”的商榷。历代研究者都认为李白诗中的“龙山”指今安徽当涂之龙山，王教授则依材料以力辨，认为其所指乃为湖北江陵之龙山，提“当涂龙山”说的张才良、杭红秋、郁贤浩、李子龙等人所言均误 。对此，王教授先后撰写了三篇论文予以辩驳。二是1993年至2014年间对《西游记》祖本的商榷。王教授认为，曾被汪像旭极力称道的大略堂本《西游释厄传》为百回本《西游记》的祖本，但吴圣昔对此说却予以反对，王教授于1997年前曾在《宁夏大学学报》刊文与其进行了三个回合的讨论，并于2013—2014年又发表了《四论<西游记>的祖本》、《五论<西游记>的祖本》二文，对吴圣昔之说进行了全面辨驳。三是2003年至2006年间对王维生平研究的商榷，此次论辩不仅激起了王教授对王维研究的兴趣，而且还将2007年定为“王维研究年”，对王维的生平、作品系年、作品真伪等进行了全面研究，并于2008年出版了40万字的《王维新考论》。学术商榷可以使研究的问题更加明白清晰，结论自然有公论，王教授对这三起论辩之商榷，是他求是、求实学术精神的一种具体反映。

其三，求是的理念还体现在敢于纠正自我错误。王教授不仅与他人进行争鸣论辨，而且也与他本人进行商榷，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孟浩然入京的时次问题上的“出尔反尔”。

对于孟浩然入京的时间与次数，王教授曾在《孟浩然入京新考》一文中提出了两入长安说，认为第一次为开元十一年冬，第二次为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秋，所谓的第三次即孟浩然开元二十二年前后入京说，纯属子虚乌有。但事隔十余年后，当王教授在撰写《孟浩然研究》一书时，发现其所持之孟浩然在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入长安的说法有误，原因是孟集中有诗可证开元十九年的孟浩然乃在襄阳，于是王教授便在《孟浩然研究》的第一章中，特立“三入长安”一节予以纠正。王教授这种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举措，所体现的是一种真学者与真学问家的风范。

（二）开拓、创新。

王辉斌教授的学术开拓，首先是与其于学术创新紧密关联的，即其大凡属于研究门径、研究方法、研究格局等方面之开拓，便会有学术上的创新所获。比如，人们论及先秦诗歌时，大都在《诗经》、《楚辞》中讨生活，很少有能跳出这一圈子之外的，但王辉斌教授的《商周逸诗辑考》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课题，其诚如傅璇琮先生在《<商周逸诗辑考>的学术启示》一文中之所言，“犹如林中的一枝响箭，使人为之一振”。《宋金元诗通论》一书首次将宋金元诗歌置于文学史发展的宏大视阈中进行观照，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宋金元诗歌史的力作，而“将宋、金、元三朝 408 年的诗歌作为一个文学流程进行综合观照，本书是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自序》)《唐后乐府诗史》既是专门研究唐后950年乐府诗的第一部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这方面内容的专著。凡此，于王辉斌教授的研究而言，都属于一种学术上的开拓。 

其次是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的开拓与创新。比如，在《先唐诗人考论》中论述左棻诗歌时，认为左棻在诗歌方面“继曹操之后，创作了‘四言诗四首’，为四言诗在当时的发展，是作出了应有之贡献的”；而在词赋方面，则开启了辞赋史上“宫怨赋”的先声，且她的“咏物赋”对于推动这种体裁在晋宋及整个南朝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散文方面，左棻“开写人赋物之先河”，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文学家，却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相应的地位，建国以来所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却很少有给左棻以一席之地位的。但王辉斌教授于《左棻文学成就纵论》一节中将其纳入研究对象，并且高度评价说:“左棻表现在诗歌、词赋、散文三个方面的成就，无论是就西晋一代而言，抑或整个先唐时期以论，都是堪可称之为独树一帜的。”

第三，王辉斌教授的开拓与创新，还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的切入点方面。当今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较为严重的弊端，那就是重复选题，拾人牙慧，毫无新意，只是堆砌论文数量而已，王辉斌教授的研究却能跳出传统研究对象，开辟出新的天地。比如在《王维新考论》一书中，王教授就没有选择王维的山水诗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有数据显示，在1949年至2004年的55年中间发表的王维研究论文为576篇，其中属于山水诗研究的论文则多达360篇之多，所以王教授决定不在《王维新考论》中对王维山水诗做重复性劳动，而是另辟蹊径，研究王维的乐府诗、佛教诗、登览诗、边塞诗这些少有研究者关注的薄弱点，甚至是“盲点”。

有了上述之开拓与创新，所获结论也就自然是具有创新之特点的。比如《唐宋词论稿》第一章所提出的词起源于“中唐诗客”说，戴叔伦《调笑令》(边草)可能是现存最早的一首文人词说等，就都属于创新之论。又如在第四章中，王教授对柳永《乐章集》用典进行了具体统计，认为其用事典有50首词75处,用语典有18首词22处，最后据此得出结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或在词中大量用典的第一人,不是苏轼而是柳永。这一结论的提出，明显地纠正了前人在这方面立论的偏颇，极具词学史意义。

五、研究方法：考论双擅

大凡读过王辉斌教授著作的人，都会被他那丰富的材料、多元立体的透视、严谨精深的考证所折服。而且，在王辉斌教授所出版的20多种独撰著作中， 存在着一种极明显的特点，即其“唐代文学研究”系列以考为主，论则次之；而“文学史打通关研究”系列，则是以论为主，考则次之。二者的互为关联，其所充分反映的是王教授表现在在研究方法上的考论双擅。

先看考证。考证又简称为“考”，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种传统方法，其不仅于清代大盛，而且还使之形成了一门学问——考据学。综观王辉斌教授的上述之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其研究方法运用最多的，即为具有中国学者鲜明治学特色的考证。考证，前人称之为考据，并以“学”目之，进而则有“二重研究法”之称，即其是一种“重材料、重证据”的研究方法。而其材料与证据之所指，除了文献资料外，还包括出土文物。王辉斌教授不仅谙熟考证之法，而且在操作过程中，与正反论证、先破后立、层层推进、演绎归纳等互为结合，使其考证更为精深谨严。不仅如此，王辉斌教授在进行考证的时候还融合了许多学科，使其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多元格局的态势，如他从法律学的角度对李白长流夜郎的考证，从版本学、文艺心理学、古典建筑学的角度对《江南逢李龟年》作者的探究，以统计学为切点对各种李白研究专题的综述，等等，均充分显示出其思维的敏捷性与视野的开阔性，并为考证这一传统的研究方法增添了活力。

再看论析。属于“论”方面的学术成果，在上述王辉斌教授之著作中，主要有《唐宋词史论稿》、《宋金元诗通论》、《唐后乐府诗史》等。这些著作之所论，具体而言，又有论述、论析、论辨等之分，且皆以逻辑严密，论说透彻见称，如《宋金元诗通论》中的第一章《宗唐论》、第二章《变唐论》等，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此书在论证的具体过程中，既宏微互关，又纵横交错，并融多学科于一体，而使得所论之对象，皆具鞭辟入里之特点。而在以考见长的著作中，也不乏一些精采之论，如《杜甫研究新探》下编中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三苦一神：杜甫的创作法门》、《艺术转型：杜甫秦州诗的文学特质》等文，即无不为这方面的一些佳例。所有这些，均反映了王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已十分娴熟地进行着因研究对象之不同之“以考为主”或“以论为主”的转换，而不是只拘于一律的。这是一个学者卓然成家的一种重要标志。

六、学术风格：材丰气盛

我们无论读王辉斌教授哪一时期的著作，也无论读其哪一研究对象的著作，其扑面而来的，即是那种丰赡充实的文献资料征引与汪洋恣肆的文风。这既是王教授长年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数十年致力古代文学研究所形成的一种学术风格。

（一）富赡的文献资料征引。

王辉斌教授著述的最大特点，从总的方面讲，就是以材料丰富，旁征博引见长。在《唐后乐府诗史》之末的《本书主要引用参考书目》中，共开列了212部著作之名，而全书所引用（以各页的脚下注为准）与论列（以书中正文所述及者为准）的书籍，实际上则有400部左右之多。而在《唐宋词史论稿》之末的《本书主要引用书目表》中，亦开列了217部书的书目，如果将那些潜藏于各章节之中的非主要引用书目一并算上，全书所引用的书目至少亦有400左右。仅由这两种著作即可获知，王辉斌教授的种种认识与结论，都是藉材料而提出，即其都属于“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成果。

在《王辉斌学记·我与唐宋词研究》一文中，王教授曾就他之所以引用如此多材料的原因进行了交待，即一是所有立论都需要由材料为支撑点，这其实是对“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学术原则的遵循；二是材料充分能保证“破”与“立”的顺利进行，并可使所得结论具有说服力。一言以蔽之，无论是考是论，都要靠材料说话。正因此，王教授在《王维新考论·自序》中，再次强调了他用材料说话的原则:“综而言之,全书对所涉及的每一具体研究对象,或宏微互观,或纵横探论,或订正旧说,或提出新论,无一不是以材料为依据的。这是因为,我在撰写本书的各章节之文章时,始终是立足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应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一学术原则之上的。”

材料富赡与终年游心书海密切相关。为了掌握大量而又丰富的资料，王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共自定了三个大的读书计划：一是1978—1982年，4年中主要通读了《全唐诗》；二是1984-1988年，也是4年，主要是通读《全唐文》；三是1993年—2009年，15年间主要是读了10部大书，即《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宋词》、《全宋诗》、《元诗选》、《国朝诗集》、《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此外，还读了《汉魏丛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中的部分史部与集部。在前两期的读书过程中，所作笔记被整理成《唐代方言汇释》、《全唐文作者小传校考》（后者已出版），第三期则辑录了计约50万字的各类逸诗资料，而使之成为了《商周逸诗辑考》初稿的基础。而要完成对商周逸诗的辑考，仅仅靠这10大书的资料积累是不够的，因此，当他决定撰写《商周逸诗考》之时，又有针对性地对《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进行了普查，并对《汉魏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等相关典籍也进行了检索，从而辑录了包括残句在内的 600多篇逸诗，这既是一项需要漫长时间和巨大精力的工作，也是一项呕心沥血、终年面壁的工作，非耐得住寂寞者是无以胜任的。而王教授的终年游心书海，仅此即可见其一斑。

（二）长于论辩而以理服人。

反映于王辉斌教授各类著作中的文风，既具有纵横家的气势，又颇似孟子般的长于论辩。一般而言，学术论文是重论证的，而长句又适合进行逻辑推论，但王教授于其著作中却大量运用短句。在这些短句中，有阐明否定观点的，如“实则有误”、“实则均误”、“误”、“实误”、“大误”、“亦误”、“亦不的”等，有的是对肯定观点的表述，如“良是”、“乃可遽断”、“甚为清楚”、“当即其人”“当可肯定”、“所言甚是”等，即均为其例。这些短句的运用，使肯定与否定的观点表达果断明了，使论据观点的列举与分析充分透彻，使论证的逻辑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其掺杂在宏篇长句中，既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又增强了论辩的气势。而这种气势，即是王辉斌教授著述所独有的文风特色，又使得其充满了学术上的自信。 

实际上，王辉斌教授的文风，除了这种纵横恣肆的论辩气势之外，还有着萧散舒缓的一面，这在他的一些《自序》和《后记》中表现的很充分。如其《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四大奇书研究>代自序》一文，就曾这样写道：“我从小就对小说情有独钟。引领我进入小说这一艺术世界的先导，是家乡江汉平原那‘陶醉’了一辈又一辈人的皮影戏。……”开篇就不同凡响，将读者一同带入他那悠远的回忆。再如《李白求是录》的《后记》之所写：“我的故乡是坐落在江汉平原北端的一个千年古镇。……”，以及其对爱妻默默奉献的感激之情，都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位严谨了一辈子的学者的侠骨柔情。此外，从王教授著作的命名和对章节标题的确立，使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他丰富的词汇和驾驭语言的技巧，所以，我认为王教授那种严谨求是的学者面目，依然掩盖不住他的作家潜质。诚如他在《旧事重提：我的小说情结》中之所言，曾经写过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的他，由于机缘巧合而走上了学术研究的路途，世上虽然少了一个作家，而多了一位敢于“打通关”的学者。

在《李白求是录·后记》中，王辉斌教授曾经说过:“学问之道,本属艰辛，非耐得住寂寞不能为。故我自涉足学界以来即终年面壁书斋,游心书海,视名利于不屑,虽穷苦而不悔。”王辉斌教授正是怀着这种甘坐冷板凳的意志，终年徜徉于汪洋学海之中，才取得了著作等身的丰硕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与研究特色，所以，他的这种为学术而面壁而献身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学界同仁与后学晚辈认真学习的。

（本文选自黄山书社201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