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对早期基督教的研究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之后，他们就运用这一学说去说明宗教问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构成，主要包括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作用、宗教产生演变的历史规律、宗教的意识形态特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策略，等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理论上也比较系统。相比之下，他们对历史宗教学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宗教史学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弱项”。恩格斯晚年已经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890年8月5日，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特别强调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

因此，为增强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感”，改变宗教史学的研究空白，恩格斯晚年在一系列著作中，如《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启示录》（1883年）、《费尔巴哈论》（1886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等等，对宗教，特别是早期基督教历史起源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而拓宽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历史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说具有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一、德国的圣经批判和鲍威尔的原始基督教观

1882年4月13日，布鲁诺•鲍威尔在柏林逝世。恩格斯为此撰写了《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这篇悼念文章，对鲍威尔的宗教研究，尤其是在早期基督教历史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恩格斯认为，在鲍威尔的全部思想和学术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早期基督教历史所做的富有价值的研究。他的著作曾在无数德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兴趣。但多年来，他几乎已被人们遗忘，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公然剽窃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却一直默然不提他的名子。这对于曾经在德国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的鲍威尔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与官方的神学家和历史学家相比，鲍威尔“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为了说明鲍威尔研究早期基督教历史的思想背景，恩格斯首先对德国的圣经批判进行了历史的回顾。

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以理性说明历史发展的任务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继黑格尔之后，德国的圣经批判按照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杜宾根学派；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

所谓“圣经批判”，就是超越传统“解经学”的重重限制而对《圣经》进行“不带先决条件”的考证研究。

自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国教统治地位之后，《圣经》在欧洲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是最高权威。圣经词句在法庭中具有法律的效力。这种神圣权威在欧洲中世纪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却始终把《圣经》作为最神圣的权威来标榜，提出“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会的权威”的口号。在德国，从虔诚派运动兴起后，这一口号更加突出。到了19世纪初叶，公开对《圣经》进行分析批判依然是极为罕见的事情。

1833年，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的，“因为在德国目前还需要消解宗教的势力。……也就是说基督教和旧政权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同盟。只要基督教对人民群众还发生影响，那么旧政权就不可能被打碎”。海涅这一看法，道明了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和斗争的意识形态特质。

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早已夺取政权多年之后，才刚刚从政治的冬眠状态苏醒过来。它虽然在哲学和文学领域赢得了充分的荣誉，却从来没有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敢用铁拳利刃进行战斗的政治激情。这既是它光荣，也是它的不幸。由于这个特点，使它在社会革命道路上同英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英国，革命首先发轫于经济领域；在法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则主要表现为政治革命。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沿着一条“纯粹”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换言之，革命的内容首先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形式。当时的德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有实践意义的，只有宗教和政治。政治既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于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第一次冲突便是以宗教为发端。

1835年，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揭开了“圣经批判”的序幕。这部长达1500页的辉煌巨著，以其对史料的详尽占有，使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和神学教条，突然成为可以自由批判的对象，从而使一门新的学科——“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批判圣经”（恩格斯语）的学科出现了。施特劳斯强调，他这部书的宗旨是要以新的、更科学的基督教起源理论代替以往陈旧而不能自圆其说的神学教条。他指出：“人和一切属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施特劳斯根据这种观点，在《耶稣传》中首次提出了“福音”神话的思想。他宣称，基督教是一种历史现象，耶稣是历史上的人而不是神；《圣经》中有关耶稣种种超自然神迹的描述，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只不过是人为编撰的神话故事，是早期基督教团体无意识的产物。这样一来，就使从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不再囿于哲学家的主观推理，而是历史学家详尽考证得来的实证结论。恩格斯认为，杜宾根学派在对《圣经》的批判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恩格斯同时指出，这一派别一方面批判福音史中的矛盾和历史谬误，但另一方面又把《圣经》中许多神迹作为历史事实肯定下来，“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尽管如此，就当时德国的情况来说，对《圣经》所进行的批判，无论是理论上的勇气还是批判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影响，都有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基督教国家，施特劳斯用哲学批判的方式评判基督教，使《圣经》的权威受到破坏，为德国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打开缺口，在思想理论上对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德国的圣经批判另一个发展方向是由鲍威尔开创的。与施特劳斯不同，鲍威尔对神学和福音史的批判，不仅怀疑神的存在，而且直接否定了福音故事的历史可靠性和耶稣其人的真实存在。在他看来，以往的宗教批判只是指出宗教观念的缺陷，是形式和方法的批判。而现在的批判则是应该证明任何宗教都是荒谬的，是内容的批判。因此，鲍威尔把主要精力放在否定宗教本身。恩格斯充分肯定了鲍威尔把德国圣经批判运动引向深入的历史功绩：“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当作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那就可以说明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成问题，这样，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形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可见，鲍威尔不仅把圣经批判向更加彻底的方向推进，而且还进一步为解决基督教形成问题扫清了前进的路障。

鲍威尔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早在1836年他创办的《思辨神学杂志》就开始了。1838年，他在《启示的历史批判》一书的导言里，已经论及了基督教同犹太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对后三种文化的糅合与吸纳促成基督教教义的形成。1840年，鲍威尔出版了《约翰福音史批判》，1841年至1842年又出版了《对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鲍威尔这项研究工作前后进行了几十年没有间断，直到1874年发表的《斐洛、施特劳斯、勒南与原始基督教》及1877年发表的《基督与罗马帝国•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还在做这项工作。因此，恩格斯认为鲍威尔倾注毕生心血于早基督教问题的研究。

恩格斯认为，鲍威尔在早期基督教研究方面的主要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予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认真研究了使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在鲍威尔以前，传统的看法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派生出来的，而且已经具有了完备的形态，即从巴勒斯坦出发就带着基本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思想来征服世界。但是，这种说法从鲍威尔起再也站住脚了。鲍威尔认为，斐洛学派和希腊罗马通俗哲学——柏拉图学派，尤其是斯多葛学派哲学是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构成要素，这些思想观念对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以巨大的影响。恩格斯认为鲍威尔从两个方面厘清了早期基督教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一方面是东西方思想的糅合，这些经过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的观点和学说最初在社会底层的穷人中传播；另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扶持，基督教最终得到罗马官方的垂青。经过鲍威尔这样的研究，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最道地的产物。”

恩格斯在阐明鲍威尔研究早期基督教历史方面的功绩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鲍威尔的缺陷：其一，鲍威尔为了说明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基督教形成的影响，为了确定新约作者抄袭斐洛和塞涅卡的学说，硬是把基督教产生的时间推迟了半个世纪。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反映出鲍威尔对历史事实的主观随意性；其二，鲍威尔把研究“福音史”的重点放在“思想与观念”的发展上，即寻找基督教的产生同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发展的关系，至于基督教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却全然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其三，鲍威尔认为基督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在巴勒斯坦北部）和耶路撒冷，而是亚里山大里亚和罗马，恩格斯认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恩格斯最后总结道，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但是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因此，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分析了鲍威尔的成就与缺陷之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系统阐明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二、基督教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精神氛围

基督教诞生之际，地中海沿岸各国已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下。公元前30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征服了希腊化世界的最后一个国家——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后，逐步突破了城邦体制狭小的范围，将地中海世界统一于严厉的法制体系和政治秩序之中，罗马帝国从此步入鼎盛时期。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阿庇安在他的《罗马史》一书中生动地描述道：“罗马帝国的疆域从日落处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和幼发拉底河，通过埃及上大埃塞俄比亚和通过阿拉伯远达东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东至太阳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阳神降临的海洋；同时他们统治了所有地中海岛屿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颠。”

罗马帝国之所以相当成功地统治不同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建立了统一的罗马法律和强有力的政治秩序。恩格斯指出：“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这种破坏作用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实现：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单间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在经济上以国家的名义对社会各阶层实行严厉的税收制度，这种以充实国库而日益烦苛的赋税，对旧有的社会性生活的破坏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第三，在法律上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各民族、各地方的法律都被宣布无效，罗马法成为帝国规范社会秩序的唯一准则。在恩格斯看来，这三种手段对过去城邦和氏族公社传统的社会生活条件产生了荡平一切的作用。在奥古斯都之后200余年的帝政时代，罗马政权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框架，创立了一个将地中海世界的不同民族合为一体的世界国家，克服了城邦意识的局限性，建立了一种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通用的法律和公民制度，即“万民法”。罗马统治者逐渐消除了罗马公民与拉丁公民、外邦公民之间的种族差别，淡化了狭隘的民族情结，在客观上逐步孕育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意识，即“世界主义”，而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主义”，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背景。

疆土统一和政治统一在帝国意识形态上也必然呼唤精神文化上的统一。罗马帝国对地中海沿岸各国、部落和民族的征服，不仅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同时也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精神生活方式。“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根据这一思想，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古代宗教的消亡和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古代社会的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它们在各民族自身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和演变，一旦宗教存在的这些社会基础遭到破坏，长期沿袭的社会形式、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与之相应的宗教必然趋于崩溃。原来各个民族只承认和供奉本民族的神，随着罗马帝国对地中海沿岸的征服，在帝国内形成了民族杂居的局面，不同民族的宗教同时并存，相互渗透、相互排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强大的帝国面前，人们不仅承认其他民族神的存在，而且认为那些强大的民族，他们的神也是强大的，也是值得崇拜的。于是人们不仅供奉本民族的神，而且还供奉其他民族的神。罗统治者把被征服的各民族神祗都置于罗马神庙之中，从属于罗马的大神，让各民族的宗教为巩固罗马帝国的统治服务。这种多元宗教共生并存的发展趋势，为世界宗教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信仰上的双重需要。

一种世界宗教的出现，除了充分的社会政治条件外，与其相适应的精神状态和社会心理气氛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进一步详尽分析了基督教产生的精神氛围和社会阶层思想情绪的普遍特征。

罗马的武力征服虽然使帝国的疆土得到扩展，但专制的统治又使帝国内部孕育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不堪忍受专制统治的奴隶和被征服民族，掀起了连绵不断的起义的民族独立斗争。这些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式度上打击了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但是，帝国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专制所产生的荡平一切的作用，使所有的反抗斗争都归于失败。被征服民族不得不把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与这种普遍无权地位和无力改善现状的绝望境地相适应，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从自由民到奴隶，包括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强烈的愤怒，现状不堪忍受，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甚至从最下流的肉体满足中寻求暂时的解脱。既然对物质上解放感到绝望，就必然追寻精神上的慰藉来代替。而在当时能够提供这种精神慰藉的既不是斯多葛派，也不是伊壁鸠鲁派，这种慰藉是不能以哲学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哲学是不能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更何况这两个学派门徒放荡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搞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在当时情况下，出路只能从宗教领域内寻找。

从当时罗马帝国传播的几种宗教来看，无论是东方盛行宗教戒律还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无论是希腊的“众神世界”还是罗马的万神殿，都不能成为被压迫生灵的普遍慰藉。东方宗教在仪式上的烦琐性，犹太教在观念上的狭隘性，使它们不可能在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内心中唤起信仰的共鸣。而古希腊罗马的“众神世界”，其神话传说遍布地中海沿岸，并对欧洲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浪漫主义精神却不能满足广大被压迫生灵宗教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出现了，它没有民族间相互排斥的仪式，没有古代宗教特有烦琐祭祀，它在观念和仪式上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认真思考了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在信仰世界为人们构设了天国和地狱两种境界，找到了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天堂的出路。基督教正是在彼岸世界里，为人们渴求摆脱苦难世界获取内心得救，提供了人人易解的方式。因此，正是在人们抱怨时代堕落、物质贫困和和道德沦亡的时候，正是在经济、政治、道德和信仰的全面解体的境况下，“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

三、原始基督教的特征和性质

恩格斯对早期基督教历史起源的研究，始终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基督教的初期形态。在恩格斯看来，厘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基督教世界化的过程和成因，而且对于把握原始基督教的性质，阐明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同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始基督教在教义上处于萌芽状态，尚不具备完备的理论形态，最初基督徒的阶级构成是以社会下层民众为主体；原始基督教的革命性质更多是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不是一种近现代意义上带有政治性质的革命运动。这是恩格斯对基督教初期形态勾画出的一个基本轮廓。

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同尼西亚宗教会议时期的基督教有很大的不同。公元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基督教会世界性主教会议。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教必须遵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条，制定了教会法规，加强了主教权力，为基督教的世界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尼西亚宗教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的原始基督教，如《约翰启示录》所记载的，不但没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而且也没有因信称义和原罪之说，更没有记述基督教的礼仪系统，至于洗礼和圣餐礼，启示录的作者同样一无所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它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

尽管如此，恩格斯依然认识到，这种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基督教，已经孕育着之后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根据《约翰启示录》的记载，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他作为为世界赎罪而献身的“羔羊”，各民族的信徒都因此在神面获得解脱。原始基督教这种赎罪观念，蕴含着普遍的世界意义。恩格斯强调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早期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原始基督教在广大信徒中传播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任何时代、任何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牺牲而永久赎掉。这样一来，古代宗教中的许多烦琐礼仪也就失去了普遍意义，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必备的重要条件。

关于原始基督教的性质，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蕴含着革命因素，这种革命性集中体现在它的信奉者“主要是来自属于人民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也把早期基督教称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除此之外，恩格斯并没有赋予原始基督教更多政治含义，更没有把它看作是近、现代意义上带有政治性质的革命运动。在恩格斯看来，原始基督教首先是一种宗教，虽然它在教义、礼仪、组织方面尚不完备，但却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宗教的一切可能性和现实条件。它“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毫无疑问，原始基督教的“最革命因素”主要体现在宗教意义层面，而且往往是以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他不同的论著都有明确一致的表述。《反杜林论》中写道：“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很显然，原始基督教作为“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在这里是同它主张的原罪平等教义直接联系的。“被压迫者的宗教”，是被压迫心灵对无情世界的一种叹息和抗议，这种叹息和抗议常常借肋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旦脱离了这种方式，也就无所谓“被压迫者的宗教”的存在。同样的思想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也有明晰的表述。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面对罗马帝国的强权统治，被压迫者对苦难世界的任何抗争都是徒劳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彼岸世界的永恒天堂。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通过对原始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同异对比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原始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性区别。

恩格斯认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成员大都有是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弱小民族的下层民众；第二，依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特色；第三，神学、礼仪、组织尚未不系统；第四，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反抗意识；第五，常过集体宗教生活，注重虔诚、勤俭、和善、诚信，认为世人皆兄弟姐妹。原始基督教的这些特点使它同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有许多可比性：这两场伟大的运动都不是领袖和先知们创造，而是群众运动；这两场运动都是受苦的被压迫者的运动，他们的成员都被当权者剥夺了应有的权利，受到排挤和迫害；二者都坚信不久的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解放出来，为自由解放斗争开辟前进的道路。恩格斯甚至还引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勒南的话：“如果你想知道最初的基督教共同体是怎样的面貌，只要去看一看国际工人协会的当地支部就可以了。”

尽管二者有许多相近之处，但是本质上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基督教的幸福乐园是人们死后的彼岸世界，而社会主义运动追求则是现实的解放与幸福。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表现出社会主义运动与早期基督教的原则区别。恩格斯写道：“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

原始基督教作为特定时期“被压迫者的宗教”，由于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信仰中所包含的某些具有革命因素的教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必然表现出宗教意义上革命性和反对罗马帝国强权统治的政治意义，它在教义上主张平等、鄙视富人、预言“千年王国”，体现了对统治者的憎恶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是宗教信仰所包含的革命因素的体现和流露。但是，这种“革命因素”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具有明显的“空想”和“虚幻”色彩，这说明它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是一种变革现实社会的政治理念。这同社会主义争取现实解放斗争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的世界观性质和社会职能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因此，那种把耶稣描写成革命领袖，把原始基督教描绘成是一种社会革命运动，把初期教会说成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的观点（卡尔•考茨基在其1908年出版的《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把宗教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显然是不符合恩格斯关于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四、基督教世界化的成因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是恩格斯晚年研究早期基督教历史起源的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罗马帝国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为基督教的产生和世界化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罗马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各国，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条件，促使各民族宗教趋势于没落。“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受到毁灭，那末与之相适应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旧世界的解体和强大帝国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城邦意识和狭隘的民族界限，在客观上孕育着一种“普世意识”的诞生，这就为基督教的产生和世界化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历史基础。所以恩格斯说，基督教是从“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蜉蝣而已”。

第二，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的社会心理，为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宗教氛围。罗马政权的荒淫残暴，横征暴敛，不但广大奴隶处于痛苦不堪的状态，连城市平民亦处于日益穷困潦倒的境地。现实的苦难不堪忍受，反抗斗争又无济于事，尘世生活没有一点乐趣，没有一点希望，人们甚至从最下流的肉体满足中寻求暂时的解脱。一切都糟透了，这一代人无望，下一代也无力脱离苦海。悲观绝望，消极厌世，意志消沉，精神颓废，成为弥漫那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这就为基督教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宗教氛围。与此同时，原始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和赎罪观念，为那些渴求摆脱苦难世界而获得灵魂得救的人，提供了一个人人易解的信仰方式。

第三，原始基督教在信仰上的世界性特质，是它战胜犹太教和其他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内在原因。这种世界性特质主要体现在：其一，基督教继承犹太教的一神论观念，却打破犹太教狭隘的民族意识。基督教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贵溅，倡导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人类信仰理念的重大突破，它打破了民族的狭隘性，消除上帝“选民”的民族界限，创造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神”的原型；其二，基督教倡导一种普世的平等思想，首次提出在宗教信仰上人人平等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一贯高居于各民族之上的罗马公民的特权被取消了，帝国内所有的民族，不论出身和种族，在宗教信仰上第一次取得平等权利。基督教所以能在罗马社会迅速传播和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及其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分。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人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其三，基督教摈弃了古代宗教的糟粕，简化了宗教仪式，使人们的信仰方式日益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基督教由一神论取代多神崇拜，是人类思维超越有限存在对宇宙无限整体的抽象把握，是人类理性思维能力提高在宗教信仰对象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宗教信仰方式上，基督教用耶稣的一次性赎罪结束了献祭时代，用内心祈祷代替了落后的巫术，使宗教活动趋向规范，从而使基督教在信仰方式上更具备普世的意义。

第四，广泛吸收和继承古典文化的思想养料，对基督教世界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人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恩格斯这一论断，不仅肯定古代思想材料对基督教建立系统神学教义的重要意义，而且具体指明了基督教至少从三个方面吸收了古典文化的思想养料。其一，东方宗教。罗马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使古代埃及、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等地流行的宗教思想在罗马帝国时期开始传播。这些宗教在信仰理念上具有救世性质，注重宗教仪式，宣扬死后复活、升入天堂等观念。早期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从东方宗教中吸纳了许多相关的思想。《新约》中的许多故事，如圣灵降孕于贞女生下耶稣，耶稣种种神迹以及受难复活、灵魂不死等，实际上是东方宗教思想的翻版。甚至连基督教的节日（如圣诞、受难、复活和礼拜等）都是对地中海地区古老宗教习俗的因袭。其二，犹太教教义。基督教直接继承了犹太教的许多重要观念，如“一神论”、“救世主”、“先知”、“启示”、“摩西十戒”等，这些观念直接成为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内容。此外，基督教还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将之作为《圣经》中的《旧约》部分，将安息日演变为“礼拜日”，将逾越节演变为“复活节”，并承袭了犹太教的教会组织形式及其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其三，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得益最多的是希腊哲学。基督教只有借助古典哲学，才能形成系统的神学教义，才能赢得罗马官方的承认。因为希腊哲学是古典文化的基础，它不仅在有教养的罗马人当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庸俗化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在罗马社会广泛流传。正如恩格斯所说：“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在基督教兴起时，希腊哲学已经表现出大众化、庸俗化的趋势。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使哲学宗教化趋向更加明显。而真正把希腊哲学引入宗教教义的关键性人物是斐洛（约公元前25年—公元40年）和塞涅卡（公元前4年—公元65年）。斐洛本人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相反，他却是一个十分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把柏拉图哲学的“超然理念”解释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原型观念，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理解为神人中介，是可以下凡人间帮助人们获得解脱的上帝之子。斐洛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万物”和“救世主”教义的基础。塞涅卡则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主张抛弃人生各种乐趣，虔诚信仰，对现实生活采取恬淡寡欲的态度。这种禁欲主义思想后来成为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之一。

第五，罗马政权的扶植，使基督教的世界化发展由可能变为现实。基督教在罗帝国最终取得胜利，除罗马帝国的社会条件、宗教气氛和精神状态等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外，帝国政权的政治需要，是基督教实现世界化的现实基础。罗马政权对待基督教的政策经历了从残酷镇压到大力扶持的过程。从公元2世纪起，罗马帝国不断为内忧外患所困扰，而当时的基督教已经遍布罗马世界，拥有大量的信仰群众。罗马政权最先采取高压政策，但经过200多年的残酷镇压，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越来越强大。君士坦丁时期，罗马政权对基督教的政策由一味镇压转向积极扶持。当时罗马政权执政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与政体相适应的思想信仰上的统一。既然基督教的发展已经具备这样影响和势力，那么在政策上积极扶持基督教的发展，使其成为帝国控制社会的精神支柱，就成为罗马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必然选择。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

公元313年君坦丁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公开宣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亲自召开约有300名主教参加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为基督教制定了统一的信条和教会法规。公元341年和公元346年，罗马政权又先后发布敕令禁止一切异教崇拜和祭祀，并强行关闭所有异教神庙。公元375年罗马当局下令禁止向罗马神庙献祭，并宣布帝国皇帝从此不再充当神庙的“至高祭司”。这样一来，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地开始确立。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公布法律，禁止任何场所向异教神祗献祭，同时规定基督教为惟一合法的宗教。因此，这一年被史学界看作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开始。从此以后，基督教结束了几百年备受迫害的历史，获取罗马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并从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