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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背影》背后的故事

2017-06-18 顾伟 古籍 古籍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潸潸地流下了眼泪……”   


这是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开篇朱自清与其父朱鸿钧于1917年冬在徐州父子相见的场景。   


朱自清的父亲叫朱鸿钧,字小坡,1869年出生,是个读书人。曾在江苏东海、高邮、扬州、徐州等地做官。最后在徐州做到“烟酒公卖局长”。1917年自徐州失业后,便仕途坎坷、生活渐拙、老境颓唐。朱家是书香门第。朱自清是家中长子,父亲朱鸿钧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将来有朝一日能光宗耀祖。从小就对朱自清既格外宝贝,又严加培养,一方面尽力保证小朱自清的生活无忧,同时对小朱自清学习督教甚严。


朱自清幼年,科举初废,新学刚兴。父亲对新式学校的教学方法和读书效果很是怀疑,便把他送到秀才或举人那里学习古文和诗词。放学回来,父亲总要过目小朱自清的作文。经常是在晚饭时分,朱自清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旁,父亲朱鸿钧一边喝着老酒,一边摇头晃脑低吟着小朱自清的作文。看到先生给予好评,就点头称好,欣然喝酒,顺手奖给儿子几粒花生米或一块豆腐干;看到文章所评不好、字句被删改太多,父亲朱鸿钧就训斥儿子,即使朱自清泪眼汪汪也不放过,甚至一把火把小朱自清的作业烧掉。在父亲严格督促下,小朱自清在古诗文和经史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朱自清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这对朱自清以后成为一代散文大家影响巨大。


对于朱自清,父亲朱鸿钧既有严厉的一面又有慈爱的一面。朱自清在散文《冬天》里回忆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冬天的夜晚特别的冷,父亲便起了炉子,煮上白水豆腐。但‘洋炉子’太高,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进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都喜欢这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寒冷冬天里,父子围炉坐吃,父亲为儿子夹白水豆腐——多么温暖的父子情!


然而,父亲朱鸿钧大半生生活在清代,是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我国历史一贯主张“父为子纲”,传统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往往是板着严肃的脸,极少露出笑意的。受此影响,父亲朱鸿钧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丈夫、父亲,他虽爱儿子,但并不多表露,而且很严厉,随意操作儿子的生活,有浓重的封建家长礼法。小时候的朱自清没法违逆父母等大人意志,加上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他对父母态度是顺应的。十四岁的时候,朱自清的第一次婚姻就确定了下来。十八岁的时候,在父母要求下,朱自清就与父母包办的女子结婚了。幸好二人感情还融洽。1916年夏,朱自清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由于父亲失业“赋闲”,失去了经济来源,家中人口又众多,家里经济非常拮据。为了让朱自清在北京安心念书,父亲不让家人把家事告诉他。但朱自清还是在暑假回家时察觉了。朱自清为减轻家里负担,提前投考北大,进入哲学系。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朱自清受五四运动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伦理”、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的精神影响,具有了挣脱封建专制和封建伦理束缚,争取人格独立解放的新思想。受着熏染的朱自清对传统的旧家庭伦理关系不满,具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思想,而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愿望是时代特征。


父亲朱鸿钧失业后,举债度日,故债台高筑。1920年,朱自清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要负担家庭的经济。面对新思想的儿子,若能稍微平等态度与儿子商量,朱自清还是愿意尽力承担应尽的义务的。但老派思想根深蒂固的父亲没有把成年的朱自清视为一个平等的个体,而是像封建专制家长一样要继续完全控制朱自清。朱自清没有独立支配自己收入的自由,即使朱自清已经成家立业了,也依旧如此。加上父亲的妾在中间挑唆,封建家族大家庭特有的“琐屑”之事,自然造成父子之间的摩擦冲突。为了维护传统的家庭伦理,维护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威,在朱自清1921年回扬州任扬州省立八中教务主任时,父亲朱鸿钧凭借与校长的私交,直接拿走了朱自清当月的全部薪水,这种专制式的家长行为极不尊重人,使朱自清非常不满,他愤然离开扬州,到外地宁波、温州等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


1921年冬天朱自清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这使父亲朱鸿钧感到好不容易养大的儿子翅膀硬了,就会抛弃自己和家庭的错觉。激怒之下不肯原谅朱自清。1922年暑假,朱自清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朱鸿钧先是不准朱自清一家进家门,虽在家人劝说下让步了,却不理睬朱自清。他在家感到很没趣,过了几天悻悻离去,不免加重了对父亲的怨恨。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1923年暑假朱自清虽再次回家,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朱自清认为自己没错,父亲朱鸿钧也认为自己没有错,老子用儿子的天经地义,为父有错也不该认错。于是双方进入了“冷战”,朱自清也曾数年不回家。朱自清和父亲朱鸿钧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旧传统与新观念的矛盾,是旧思想和新思想的矛盾,是专制和自由解放的矛盾,是父亲的封建家长专制与儿子个性自由思想解放要求的冲突。这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


1928年秋日的一天,在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朱自清的三弟朱自华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散文集,忙奔上二楼父亲卧室,送给父亲朱鸿钧先睹为快。此时的父亲朱鸿钧已行动不便,就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朱自清的文章《背影》。诵读时,父亲朱鸿钧的两眼老泪纵横,手不住地颤抖,但读完后,昏黄的眼珠却放射出光彩。他明白了儿子读懂了自己过去的关心,也明白自己错怪了儿子,他谅解了儿子。从此父子矛盾得缓解并消逝。父亲朱鸿钧在看到《背影》以后去世的,但他是带着满足的微笑去世的。


晚年的父亲朱鸿钧表面上对朱自清很冷漠、苛厉,实际一直挂念这个在外讨生活的长子。可传统的“父子纲伦”使他不愿低下为父之头向儿子认错,父亲朱鸿钧就以惦记孙子的名义和朱自清书信往来。这也就是《背影》里所说到的“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这种父子失和状态对孝顺的朱自清是一种折磨,给朱自清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创伤,使他痛苦、焦虑和自责。


1925年朱自清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十月的一天接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父亲在信中提到:“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这封家书使朱自清心灵深受刺激,那种父子骨肉相连的情感使他不禁悲从中来。毕竟血浓于水。于是,朱自清回忆着八年前与父亲离别的情景,含着泪水,写出了父子情深的《背影》。《背影》首刊于1925年11月22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00期,后收在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背影》散文集里。


附录:《背影》全文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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