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学人对《中庸》的误读
在中國文化中，千百年來似乎沒有一個概念像“中庸”這樣深刻影響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也沒有一個概念像“中庸”這樣被普遍誤讀，對整個社會造成了難民估量的危害。
這種誤讀甚至傳到了國外。
20世紀30年代初，國民黨元老胡漢民訪問蘇聯。斯大林問他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什麽，胡漢民回答說是中庸之道。斯大林聽了之後大加諷刺：“中庸沒有特性，沒有立場，一下子中立主義，一下子投機主義，好像墻頭草，風吹兩邊倒。”胡漢民聽了很生氣，向斯大林解釋：中庸之道如射箭，射箭時正好中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不是不講原則的投機。【1】
為什麽高明的聖賢之學會成為“三條大道走中間”的市儈主義呢？
筆者認為這與宋儒對中庸的解讀有直接關系。
朱熹《四書集註》解釋《中庸》，直接釋“中”為“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更引程頤（1033～1107年的話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這與唐代官方定本《禮記正義》中的解釋已經有極大不同。按東漢鄭玄的說法，《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唐代孔穎達疏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淡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雲‘謂之和’。”
“中”為心性的境界，宋以後儒者將其解釋為“不偏不倚”很受容易誤導人。
一、陰陽兩端，皆可為“中”
另外，朱熹《四書集註》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釋為：
“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恐怕是將“執其兩端”理解成了“棄其兩端”而“取中”，這是很有問題的，因為只有“把握陰陽”兩端才能達到和的境界。
的確，《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一節與上一節是聯系在一上起的。其內容如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禮記正義》鄭玄註：“‘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孔穎達人的解釋更為明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謂‘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
我們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沒有“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的意思，而是讓“愚、知（通智——筆者註）俱能行之”。宋儒顯然是受了將中解釋為“不偏不倚”的影響，然後錯上加錯。
西漢一代儒宗董仲舒以天道言養生，直接將四季中的春分、秋分說成兩“和”，將冷熱兩個極端冬至和夏至說成兩“中”，認為中之用合於陰陽，為天地的起始，是聖人要執持的。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上說：天有“兩和”而成就“二中”，年歲就在“兩和”、“二中”當中，反復沒有窮盡。所以北方的中（冬至）之用與陰氣相合，而萬物開始在陰氣之下活動；南方的中（夏至）之用與陽氣相合，而萬物開始在陽氣之上養成。那些在陰氣下運動的，不得東方的和（春分）不能生長，中春就是。那些在陽氣上養成的，不得西方的和（秋分）不能成熟，中秋就是……起始不發展到和，和不能生，養成、生長不發展到和，和就不能成。養成在和，生長一定和諧；起始在中，終止也一定在中。中，是天地起始、終止之處。和諧，是天地生成之原因。德行中沒有比和諧更大的，而道理原則沒有比適中更端正的。中是天地的美好通達的道理，是聖人所執守的。（原文：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上【當作“而物始養於上”——筆者註】。其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
《中庸》上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是講喜怒哀樂的動與靜。其實止與動，發與不發都可以是中庸的境界，關鍵是否得宜，依時而發。《中庸》上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那麽什麽是“執其中”呢？不是壓抑喜怒哀樂的“活死人”才是“中”，真正的“中”是當喜則喜，當怒則恕，當哀則哀，當樂則樂，而不著於喜怒。董仲舒是以陰陽喻喜怒，解釋“執其中”的道理。天不離陰陽之氣，人亦不可失喜怒之性。他說：陰陽之氣在天也在人。在人的表現為喜好、厭惡、高興、忿怒，在天的表現為溫暖、清爽、寒冷和暑熱。出入上下、左右、前後，與人同在，從未停止過，沒有一點留滯。其中在人的，也應該是隨人而行不留滯，如同四季有條不紊地運行。喜好、忿怒、悲哀和快樂的停止或運動，這是上天所賦予的人的本性。本性當表現的時候，它們就表現出來與之呼應，這也是上天的反應。和溫暖、清涼、寒冷和暑熱出現的時候，它們就表現出來沒有區別。如果留滯恩德等待春夏二季時，留滯刑罰等待秋冬二季時，這種做法有順隨四季的名聲，實際上違逆天地的原則。在人也是在天，為什麽長久滯留上天之氣，讓它們郁滯不行，不能正常運行……因此春季施行仁愛而尋求美善，秋季施行正義而尋找醜惡，冬季施行刑罰而使清明實現，夏季施行恩德而實現寬大。這是用來隨順天地，體現陰陽的方法。然而正在尋求美善的時候，見到醜惡就不輕饒；正在尋找醜惡的時候，見到美善便立即實行；正在追求清廉時，見到大的美善就立即舉薦；正在追求寬緩時，見到大的醜惡立即去除。以便效仿天地剛剛生出萬物時有衰敗，剛剛衰敗時有生長。因此意誌想法隨順天地，寬緩、急切仿效陰陽二氣。然而人類事物中應該實行的，沒有留滯之處，況且對人寬恕，對天隨順，天人之道並舉，這叫做把握適中。（《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第八十》原文：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欲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郁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誌意隨天地，緩急仿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郁滯，且恕於人，順於天，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
董仲舒這裏說得很清楚，或陰或陽，直道而行，順天應人，萬事得宜，就是“執其中”。諸君試想，如果一位中醫，不用藥性極寒或極熱的藥，只用藥性很平的藥，那麽這個人一定是庸醫，哪裏還能如調和陰陽，以平為期？
進而言之，陰陽兩端，皆可為“中”，關鍵是用之宜——這才是中庸大道！
二、孔子至聖，豈止仁人
“中庸”、“執其中”、“執兩用中”的思想和實踐在中國文化中源遠流長，影響到從道德到治國理念，內聖外王的方方面面。在此意義上說，國人以“中”名國，其意深矣，遠非（地域）地理觀念所能囊括。
從文獻的記載看，三代以前，中庸之道已經樹立了起來。堯舜禹三代皆重之，至商代亦然。
《論語•堯曰》記三代訓辭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文意：堯說：“嘖嘖！舜啊！上天的大命已經落在妳的身上了。誠實地護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困苦和貧窮，上天賜給妳的祿位就會永遠終止。”舜也這樣告誡過禹。）
堯“允執其中”的思想亦當來自其父帝嚳（音[kù]），《大戴禮記•五帝德第六十二》引孔子語說帝嚳：“其動也時……執中而獲天下。”
堯的繼承者，帝舜孜孜探求中庸之道。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尚書類文獻有《保訓》一篇，講到舜作為普通人時是如何用功的。上面說：“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稽，考察——筆者註）厥誌，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邇稽（易位，改變自己的地位。整句意思是舜能夠設身處地，考察民眾疾苦——筆者註），測陰陽之物，鹹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惟允（允，誠信；整句意思是舜更加謹慎，重誠信——筆者註），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孟子•離婁下》記載商代立國君主：“湯執中，立賢無方。”
中庸之道影響如此深遠，那麽中庸之道在德行上是不是也執持陰陽兩端呢？回答是肯定的。《尚書•周書•酒誥》中有“作稽中德”，當指陰陽兼備，相反相對，相濟為用的兩種德行。古聖先賢對這類德行十分重視。
《大戴禮記•五帝德第六十二》孔子論帝嚳，就說他：“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這裏，仁愛與威嚴是相對的兩種德行。
《尚書•虞夏書•臯陶謨》中，舜帝的大臣臯陶提到九種德行，也是兩兩相對，它們分別是：“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唐代孔穎達疏：“九德皆人性也。鄭玄雲：‘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必有其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謂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大連大學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葛誌毅教授認為：“此兼取相對的兩端成一德，應即所謂中德，相應又引伸出中正、中和乃至中庸諸概念。《書•舜典》：‘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據孔疏所言，亦猶此九德之義。《禮記•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應有助於對此九德的理解。此乃追求君子道德修養之中正圓融，品性兼濟周備，是對孔子中庸的提出，應前有啟發。”【2】
葛誌毅教授所引《今文尚書•虞夏書》原文是：“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舜帝是在說：“夔！任命妳主持樂官，教導年輕人，使他們正直而溫和，寬厚而莊重，剛毅而不粗暴，簡約而不傲慢。詩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來的語言，五聲是根據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諧五聲的。八類樂器的聲音能夠調和，不使它們亂了次序，那麽神和人都會因此而和諧了。”
不難看出，這些兩端之德目相輔相成，目的是達到“和”的境界。
《淮南子•人間訓》中的一則故事對我們理解何謂中庸之德特別有幫助：
有人問孔子：“顏回是個什麽樣的人？”孔子回答說：“是個仁慈愛人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問：“子貢是個怎樣的人？”孔子回答說：“是個善於辭令的人。我不如他。”又問：“子路是個怎樣的人？”孔子回答說：“是個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個人就說了：“他們三個人都比妳行，可是都成為妳的學生，聽妳教誨，這又是為什麽呢？”孔子說：“但我既能仁慈愛人又剛狠決斷，既善於辯說又有時顯得嘴笨，既勇敢又膽怯。拿他們三個人的長處換我這種應世之道，我還不情願呢。”（原文：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 “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 “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
孔子至聖，應變無方，豈止仁人！
我們讀《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家語》這些書，觀孔子殺少正卯，武子之臺用兵、夾谷之會腰斬眾侏儒，即可知至聖先師孔子仁人之德的另一面——忍，剛狠。
現在有些學人，一談儒家不是仁義禮智信，就是溫良恭儉讓，完全不講聖賢能佛能魔，勇猛剛狠的德行。譬如中醫醫人，只知用補藥，害人可謂深矣！
三、經史相參，中庸大道
宋以後儒家極重《偽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認為是堯舜禹以來道統心法精髓所在。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宋儒對這十六個字的理解偏差太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八個字出自《荀子•解蔽篇》所引古《道經》，其本義不是人心私欲危險，道心天理精微，而是說我們修心戒懼自省，成就大道精妙無為。筆者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義考 》一文中已經詳加考證。【3】
那麽，後八個字“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來自哪裏呢？筆者認為，上古必有類似的表述，思想核心則與《管子•法法第十六》中的“精德立中以生正”有關。上面說：“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
《管子•法法第十六》主旨是強調法治的重要性，論述中庸之道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講的。其中“精德”當與“惟精惟一”相通，“立中”，與“允執厥中”相通。精德是道家修行的聖人境界，《管子•內業》多是講“惟精惟一”的大道修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我們不在此展開論述。
而“允執厥中”的政治意義，關鍵是以法正之。所以《管子•法法第十六》接著便說：“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辨（通辯——筆者註）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茍為辯；行必思善，不茍為難。規矩者，方圈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圈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圈。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圈也。”
為政之器，除仁德與法治並行，亦有猛寬兩端，學人當相須為用，這樣才能達到社會的整體和諧。當然，不是說不能用較為平和的政策，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作變通。最出名的故事是“子產論政寬猛”。據《左傳•昭公二十年》載：
鄭國執政子產生了病，就對（正卿）子太叔說：“我死以後，您必定執政。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夠用寬大來使百姓服從，其次就莫如嚴厲。火勢猛烈，百姓看著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於火。水性懦弱，百姓輕視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寬大不容易。”不久子產去世，子太叔執政，不忍心嚴厲而奉行寬大政策。導致鄭國盜賊很多，依托蘆葦蕩為亂。子太叔後悔，說：“我若聽從他老人家的話，就不至於到這一步。”於是發兵攻打盜賊，全部殺死他們。後來盜賊稍稍收斂了一些。
孔子聽說這件事，不禁贊嘆道：“好啊！政事寬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嚴厲來糾正。政事嚴厲，百姓就受到傷害，傷害就實施寬大。用寬大調節嚴厲，用嚴厲調節寬大，因此政事調和。《詩經》上說，‘百姓已經很辛勞，差不多可以稍稍安穩。賜恩給中原各國，用以安定四方’，這是實施寬大；‘不要放縱隨聲附和的人，以約束不良之人。應當制止侵奪殘暴的人，他們從來不怕法度’，這是用嚴厲來糾正；‘安撫邊遠，柔服近邦，用來安定我國王’，這是用平和來安定國家。又說，‘不爭強不急躁，不剛猛不柔弱。施政平和寬裕，各種福祿都聚集’，這是和的極點。”（原文：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
君子為政，當寬則寬，當猛則猛；君子為德，當仁則仁，當狠則狠——這才是至為偉大的中庸之道。當今有些儒家大談仁義禮智、空談仁政王道，離中道遠矣！喋喋不休，害已害人，何日可止！
宋以來，中國文弱不武的主流文化，備受侵淩的千年歷史，亦與這種背離中庸之道關系巨大。
孔子雲：“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
註釋：
【1】劉達臨：《孔子與性文化》，東方出版社，2012年9月，第56頁。
【2】葛誌毅：《釋中——讀清華簡<保訓>》，載《邯鄲學院學報》，2012年第9期。
【3】翟玉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義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