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相关问题论析——兼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革命宣传与社会动员，长期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丰硕，典型如章开沅先生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1]这些研究对西南边疆的云南也有涉及，注意到《云南讨满洲檄》、《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等文稿，但未能展开，均一笔带过。云南方面，仅在涉及《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时，忽略内容，反复强调其“罕见”地重申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予以肯定和赞赏。[2]近年来，笔者研读文稿，注意到其中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与文本的渊源。[3]张昭军论及《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并略作比较，强调革命党人的民众动员策略与种族心态。[4]沙文涛论及吕志伊撰写《云南讨满洲檄》。[5]应该说，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进步，但仔细考究，仍有诸多问题模糊不清，旧惑未解，新讹又现。我们有必要进行专门讨论，爬梳排比，辨疑纠误，厘清上述文稿之间及其与省外同类檄文的关系，明确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在“排满”革命宣传与民众动员中的特点与影响。

一关于《滇军政府讨满洲檄》

1911年10月30日（旧历九月初九日），云南新军在蔡锷、李根源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11月3日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制订组织章程及约法草案，厘订军都督府大纲，实行了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

在民族政策方面，云南军都督府发布了《滇军政府讨满洲檄》，表现出了较为偏激的“排满”革命和狭隘“民族建国主义”思想。《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流布不广，较早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6]选自民国元年（1912年）1月杨甦民编《满夷猾夏始末记》。[7]上海《民立报》1911年11月26日（十月初六日）刊载，文字上略有差异。如杨甦民本开篇称“民国滇军政府”，《民立报》本则称“云南统军政府”；结尾处杨本称“绝尔种族，筑尔户口，以为鲸鲵。如律令。”《民立报》本为“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我观。如律令！”[8]1984年曾业英据《民立报》收入《蔡松坡集》，改名《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以《民立报》登载时间为断。[9]据檄文内容“谨于九月初九日，共举义旗，全军反正。”知其发布时间在11月3日至26日之间。

《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的内容，大体上脱胎于1907年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撰写的《讨满洲檄》。[10]首先结合云南的历史与现状，仿照章太炎“数虏之罪”十四项，列举清朝建立以来的罪名七项。然后仿照武昌首义初期中华民国军统领黎元洪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照录其“人民急起革命的原因”三条。按，《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最早见于《时报》，据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知《时报》1911年八月三十日《革命军檄文照录》称，“近日南洋各埠革党散布印刷件颇多，兹录其檄告天下文如左”，[11]因是时清廷统治尚未被推翻，檄文中凡涉及朝庭、满洲、黎元洪、蒙回藏人等均以“囗”代替。但该檄文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97年阳海清等据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馆藏“稀见史料”影印出版，称其“流布甚稀，应是治史者所渴求而难以觅得之史料” ，[12]首次将其公诸于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查《时报》本，有称“中略”部分，对比影印件，与《时报》已省略者全同，不知其省略部分是何内容。

《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的最后部分，与黎元洪所发檄文相同，均以章太炎檄文为底本，略加改动而成。重申“与四万万人共约曰：自盟之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同胞共击之！”告诫人民“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苟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兼容并包。”向任职清廷的汉人提出要求，并用极为狭隘偏激的文字警告所谓“满洲胡人”，“若自知不直，愿归部落，以为我中华保塞。建州一卫，本尔旧区，其速自返于吉林、黑龙江之域。若愿留中国者，悉归农牧，一切与齐民等视。惟我政府萧勺群慝，淳化虫蛾，有回面内向者，怀柔一体，选举租税，必不使尔有依轻依重。尔若忘我汉德，尔悉不悛，尔胡人之归化于汉土者，乃践足罄欬与外胡响应。军政府则大选将士，深入尔阻，黎尔庭，扫尔穴，绝尔种族，筑尔尸，以为我观。如律令！布告讫于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其中黎元洪檄文将章太炎只针对满人部分，扩大到与满、蒙、回、藏为敌，对此云南军政府或许也认为欠妥，没有照录。

作为章太炎《讨满洲檄》与黎元洪《檄告天下文》的“拼凑本”，[13]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继续了同盟会早期革命宣传中较为狭隘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在响应武昌首义宣布独立的军政府中几乎为仅见。因此，以“彰闻满清一代污史稗政”为编写目的《满夷猾夏始末记》予以收录，位列“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讨满洲檄一”、“讨满洲檄二”之后。杨甦民，名敦颐，字粹卿，江苏吴江县人，费孝通先生的外公，与子杨天骥（字千里）合著《满夷猾夏始末记》。该书首附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陈其美1912年2月5日的“严禁翻印”告示，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2月12日的翻印“禁约”，其在民国初年的影响及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云南军都督府发布如此激烈的檄文是有事实背景的。军政府成立之初，所发函电、告示、宣言、照会等，动辄以“誓灭胡虏”、“光复汉族”、“光复故土”、“人心思汉”为号召。云南军都督府称“大汉云南军政府”，都督府大楼名“光复楼”，全省悬挂“汉”字白旗，改《云南日报》为《大汉滇报》，作为军都督府的机关报。[14]蔡锷在巫家坝集合部队宣布举义宗旨时，“将校中有欲将军官中满人容山、惠森二人处以死刑者，锷、佩金力为禁阻，命暂行拘留，俟事后释放（翌日即纵之使去）。正值判决之际，有人从黑暗中射二人，幸未中。”[15]这就使云南境内的满族官员如五雷轰顶，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云南布政使正白旗汉军世增（益之）、顺宁府知府镶红旗满人琦璘等被杀。[16]在临安（今建水县），新军第七十五标第一、二营在赵复祥等领导下起义，“第三营因官兵与管带赵瑞寿感情甚洽，瑞寿又系满人，故不通知。”计划占领城墙后，再招第三营来投。后赵瑞寿等见大势已去，拔营来降，但“因籍隶满州”，“未便收纳”，“赠以大洋千元而去。”[17]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省城内外出现了“身着军服，手持枪械，借搜索逃官、满人为名，任意闯入民居官宅，肆行骚扰者”，以刚入伍的学生为多，引起了谘议局、自治公所、法国交涉委员会的关注，军政府发布告示，严令禁止。[18]

二关于《云南讨满洲檄》

至此，《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的文本渊源已较为清楚。但文稿究竟出自何人手笔，则不得而知。查1907年4月25号日本东京发行的《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有署名金马的《云南讨满洲檄》。金马即吕志伊，字天民，原名占东，笔名金马、侠少，云南普洱府思茅厅人。早年毕业于普洱宏远书院，后入昆明经正书院，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科举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官派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05年7月30日与杨振鸿、李根源等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宣誓入盟，成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当选为评议部评议。1906年初，同盟会云南支部成立，被推举为支部长。

▲“1907年4月25号日本东京发行的《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有署名金马的《云南讨满洲檄》。”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详尽揭露清政府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民报》等革命报刊做了大量工作。1907年《民报》发行临时增刊《天讨》，集中火力揭露清廷的腐朽统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望帝《四川讨满洲檄》、光武《河南讨满洲檄》、朱小璋《安徽讨满洲檄》、观鲁《山东讨满洲檄》、金马《云南讨满洲檄》等，作者命名亦有所指。檄文结合各自地区历史与现实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19]《云南讨满洲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其内容开篇强调云南的地理位置，“控南岭之重险，据西江之上源”。认为“碧鸡金马，代生伟人；滇海苍山，间钟王气。”于是自汉武帝设益州郡至明代治理云南，梳理云南历史发展线索，详述南明时期云南军民抗击清廷的斗争过程。接着就清廷“肆虐于我云南者，略举十六罪（按，实陆际仅列十罪），以章天讨。”一为清军入云南，“屠戳之惨，甚于流寇万倍”；二为清军平定吴三桂，“淫杀可知”；三为酿成杜文秀回民事变，“伤尽云南元气”；四为割让越南，滇人奋战无功；五为云南西藩之缅甸，遂亡于英；六为与英法划界，失地数千里，“画疆割地，至今未已”；七为滇越铁路丧失路权，“致云南腹心之壤，为异国所窥”；八为出卖七府矿权，“断云南之命脉，绝云南之生机”；九为激起个旧矿工周云祥起义，清廷处置乖戾；十为挪移庚子赔款，“致延偿债之期，将促瓜分之祸”。最后，总结清廷入关以来的罪恶，指责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失政，“今日卖铁道，明日赠矿山，恶极滔天，神人共愤”，号召云南人民闻风而起，“共兴讨虏之师，创立共和之正。”

 1908年，受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吕志伊和李根源受命编辑《云南》杂志纪念特刊《滇粹》。8月，《滇粹》出版，内容以弘扬云南民族精神为主，宣扬与云南有关的明代至清初“英雄人物”，收录了永历帝、沐英、傅友德、邓子龙、杨畏知、杨一清、郑和、傅宗龙、李定国等人的传记及相关资料，保存云南人的历史记忆，以激起云南人的自豪感，鼓舞云南人的“排满”革命士气。可以说，从《滇粹》的内容和编撰主旨看，明显以《云南讨满洲檄》对云南历史的叙述为基础，加以拓充与扩展而成。

《云南讨满洲檄》内容精道，行文典雅，抨击犀利，对云南历史文化的把握准确允当，如数家珍，尤详于南明抗清及晚清史事，至今仍不失其价值。反观《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涉及云南史事者寥寥数语，显然是外行人仓促拼接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的作者没有参考甚或并不知道《云南讨满洲檄》，并非吕志伊的手笔，也不是出自李根源及云南军都督府内阅读过《云南讨满洲檄》者之手。因为就仓促拼接而言，将《云南讨满洲檄》前半部分列举清廷十大罪与黎元洪《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后半部分拼在一起，更能产生影响且更合乎情理，同时也极容易。

三其它《讨满洲檄》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

除前述各种《讨满洲檄》外，据张昭军研究，尚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讨满洲檄》，原件来自上海，撰于1910年，“着力论说满洲必败，汉族当兴，乃大势所趋”。[20]除此之外，《满夷猾夏始末记》“革命军文牍·檄告类”还收有《讨满洲檄一》、《讨满洲檄二》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21]其中《讨满洲檄一》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署“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九年”，未署月日。前半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清廷的必然失败，一是清廷统治“本根已斩，枝叶瞀乱，虎皮蒙马，聊有外形。举而蹴之，若拉枯朽”；二是大义日明，人心思汉，清廷“汉臣复匮，盲人瞎马，相与徘徊”；三是各地人民群起反抗，“一夫奋臂，万姓影从，颓波横流，败舟航之”。后半部分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汉族的必然兴起，一是汉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文化，目前已经觉醒，“返性则明，知耻则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二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至尊，是曰人权，各地人民纷纷起来，要求“复我自由，还我家邦” ；三是清廷孱弱，“边境要区，割削尽去”，为了竞争而存，“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必须“廓而清之”，以使“群敌销声”。

据有关资料，该檄文最早刊于1911年10月15日胡石庵[22]在汉口创办的《大汉报》创刊号，署发布时间为八月二十日（新历10月11日）。是胡氏假托军政府名义，闭门“创作”出来的，目的是“把声势夸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23]而令人迷惑的是，细审檄文内容，似乎与张昭军所述日本藏《讨满洲檄》为同一文本。张氏强调，日本稿开篇标明“中华开国四千六百零八年”，当然是1910年无疑。但其内容，张氏概述为“前半部分从满廷外强中干、汉臣离德、民心解体三方面论述满清异族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后半部分从民族大义、人权自由、保疆卫国三方面阐发汉族当兴的理由”，与《讨满洲檄一》几乎一致。张氏又引檄文语句：“疑畏之徒，过事惶恐，僻远诸彦，莫知奋起”；“由鄂而湘而川，扶摇大风，卷地俱起，土崩之势已成，横流之决，可翘足而俟，此真逆胡授命之秋，汉族复命之会也。”这在《讨满洲檄一》也能找到，惟“由鄂而湘而川”句应为“由鄂而湘而粤而川”。另可存疑的是，张氏所引“疑畏之徒”句，认为正是1910年“革命低潮所出现的消极现象”。[24]查阅《讨满洲檄一》，却是军政府担心义师所指，“或未达悉，致疑畏之徒……”云云；“由鄂而湘而川”句，前有“复有伪收铁道之举，丧权误国，劫夺人民，愤毒之气，鬱为云雷，由鄂而湘……”云云。檄文中又指责清廷“借债收路，重陷吾民”。众所周知，清廷谕旨宣称铁路国有政策，发生在1911年5月9日，之后才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似乎不可能在1910年的檄文中出现这样的语句。

《讨满洲檄二》未署发布者名义和时间，内容简略，是一篇民军誓众出师的告示。檄文据历史与现实揭露清廷的罪恶，号召人民努力前驱，荡清中原，建立民国。要求军队“民命堪怜，秋毫无犯”，“守万国公同之约，勿害邦交”。据文中“北师已据武昌，南军直来湖上”，似为江西、湖南一带的民军发布。

关于《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此前笔者以为“稀见”。据参加武昌首义的郭寄生所记，“（十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四日），在都督府见苏成章、牟鸿勋忙于誊清以孙文署名之布告稿。文首孙自称为大统领，词句典丽，但微嫌冗长。云系上海新到同志携来，后乃获知是查光佛[25]同志手笔，在武昌所拟。”[26]16日刊于汉口胡石庵编《大汉报》。胡氏知其为假托，但因文稿文情并茂，有号召力，就全文照登。[27]此后又多次刊载于湖北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公报》上，如1911 年10 月31 日第16 号第2 张第1 页。《满夷猾夏始末记》中，仅称孙文，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本大总统”等句去掉。其内容开篇强调夷狄大防，讴歌自黄帝到秦汉对少数民族的证讨。接着叹息痛恨晋室不纲，唐谋不善，宋继其衰，胡元乘间。虽有明太祖放逐元虏，但满族入关，窃据我国土，奴隶我同胞，压制削夺无所不用其及。此后虽有耿精忠、郑成功、洪秀全、杨秀清、赖文光、张宗禹等前赴后继，力图光复，但因李光地、曾国藩等的破坏，未能成功，令人锥胸疾首。再后感慨自己提倡民族主义发动革命之不易，充分肯定武昌首义的成功。最后布告大汉同胞，“共鉴前车，牢持来轸，再接再厉，全始全终，勿畏葸，勿偷安，勿事徘徊，勿相推诿。纵使百战百胜而勿骄，即令小败小伤而勿馁。凡我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速而神。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28]应该说，该文稿虽属假托，但内容符合时代需要，切中要害，对于安定人心、鼓舞斗志功不可没。但如研究者所论，当时种种假借孙中山名义的活动和各种假新闻，其内容一为强固与增加革命政权实力，一为革命政权解决财政困难。“这也正是东南独立、光复各省之所必须。”但是，当时从革命营垒到整个社会各阶层，对革命政党及其所倡导的革命理论与共和国纲领，却出奇的冷淡与漠视。“三民主义不仅无人冒名传播, 而且很少有人认真的宣扬与阐释，几乎被‘灭满兴汉’的声浪所掩盖。”[29]革命党人和社会各界紧紧抓住的，仍然是“排满”革命单一的社会动员模式，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

▲“16日刊于汉口胡石庵编《大汉报》。胡氏知其为假托，但因文稿文情并茂，有号召力，就全文照登。”

综上讨论，我们认为，1907年《天讨》中的排满宣传，主要是为了摧毁清王朝统治的合法基础，因而撰著者多具代表性，下笔凝重，笔锋犀利，有理有据。但在革命迅速高涨时期，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方法仍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排满宣传越显狂热。各类檄文及文告多草草拟就，充斥独撰、假托、拼凑等痕迹。为达目的，不计后果，甚至出现了虚假加欺骗的内容。胡石庵本人也承认，为了安军心、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应该说，排满宣传更多的仅是革命党人民众动员的一种手段，他们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如《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就是对外发布的文告，是云南军政府向清廷中央及尚未响应独立的省份表示的一种态度。至于内政，则随着政权的稳固，军政府很快调整了种（民）族政策，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提出了事实上的“七族共和”主张，“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30]对于满族，则反复强调起义是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并针对满人发布电令：“满人琦守璘能识大义，首先赞同。自当以汉籍相待，一体任用。该处同胞，亦不得视为异族，胥泯猜虞。楚雄崇守谦，广南桂守福，若能来归，尤加优待。各属流寓满人，本军府亦必妥筹善法，以相安置，勿自惊扰。”[31]李根源率军西上，成功处理了楚雄府知府满人崇谦的问题，保全了崇谦的一家的性命，二人结为朋友，此后多有交往，传为佳话。[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