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古史辨运动”

使中国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的是“疑古”派，而对“疑古”派提出修正意见的是“考古”派。

在“考古”派中，至少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一是“古史重建”的傅斯年。

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虽然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但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却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可以说间接地推动了“古史辨运动”。

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并在该文的“按语”部分提出了“古史层累说”，一场你来我往的“古史之辨论”就此展开。

1926年6月11日，顾颉刚将此之前的论学书札以及论争中的文字，汇编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使得一个以“古史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人文学界。

一般认为，自顾颉刚南走厦门、广州之后，由于《古史辨》第二册迟迟未能出版，“古史辨运动”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响应”顾颉刚的学者之中，昔日的同窗好友傅斯年即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1919年冬，傅斯年前往欧洲游学。大约在1924年，傅斯年在读到《读书杂志》上关于“古史之辨论”的文字之后，“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参加这场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

直到1926年10月回国途中，傅斯年才将当时“如泉涌的意思”中的“尚能记得者”寄给了顾颉刚，此即《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不过，这封信并没有写完。据顾颉刚说，由于傅斯年“不忙便懒，不懒便忙”，此稿之后就没有了下文。

关于顾氏的这一说法，有论者认为，此中原由，并非如此简单，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傅斯年变了，不再走“疑古”的路子。进言之，傅斯年回国之后，便已树起了鲜明的史学革命的旗帜，和顾颉刚分庭抗礼了。这一论点不能成立。

不过，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古史辨》第二册于1930年9月出版之际，傅斯年已经走上了“古史重建”的道路。是故，与其将《古史辨》第二册出版之际的傅斯年视为顾颉刚的“钟期之听”，不如将之称之为被动的“唱和”者。

傅斯年的“直接史料”论与顾颉刚的“移置法”

1928年10月，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上发表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一场以“建设真的古史为职志”的学术活动就此展开。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指出：“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整理材料。”

关于这一过于强调“直接史料”“新材料”的“旨趣”，有论者指出，“实有所针对，有特别的立意，多少带些故意说的成分”。我们认为，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是其针对的对象之一。

1927年10月，傅斯年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时对“史料”进行了“略论”。傅斯年说：“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

是故，“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

比如，“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和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考古”与“疑古”的分庭抗礼，由此略见一斑。

对于傅斯年的这一突出“直接史料”的“工作之旨趣”，顾颉刚是十分清楚的。

在《古史辨》第三册出版之际，顾颉刚在《自序》中对这一“直接史料”论进行了回应。“学术界的专制，现在是该打破了。”我们研究史学的人，应当看一切东西都成史料，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只要间接的史料经过精密的审查，舍伪而存真，何尝不与直接的史料同其价值。”

不仅如此，针对“间接的史料”中的“伪史料”，顾颉刚还提出了一个极有突破性的观点，即“移置”。

“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这一“移置”的观点提出之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推崇。顾颉刚之所以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郑重地提出这一论点，主要是为了回应傅斯年的“直接史料”论。

傅斯年主持下的殷墟发掘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提出：“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宗旨第二条是扩张研究的材料。”“第三条是扩张研究的工具。”总之，“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从历史之后的走向来看，这一“宗旨”并没有停留在“空谈”的层面，而是付诸到了实践之中。

在这些实践之中，“安阳的调查”无疑是重头戏。不仅如此。诚如有论者所指出：胡适的古史观之改变与这次发掘有一定的关系。

这一修正作用应该从1928年年底或1929年殷墟实物出土就已开始了，所以在1929年3月11日，当胡适还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顾颉刚因辞了中山大学而顺道过访，胡适告诉他：“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顾颉刚说：“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其实“胡适这一重大转变应与殷墟发掘有关。”

当然，当时的顾颉刚并没有想出胡适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此外，关于胡适这一思想的改变，确实“出了一身冷汗”，但其“疑古”的态度并未因之而改变。

恰恰相反，顾颉刚在“从广州中山大学脱离出来”之后，于5月应聘于燕京大学，并“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及结论”。《古史辨》第五册下编即由此而来。因此，关于此文，可谓是一篇“捉得了伪古史的中心”之作。

总之，自《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三皇考》刊发之后，“疑古”之风进一步在学术界蔓延开来，“古史辨运动”又进了一程。此两文“详细阐发三皇、五帝的考证”之作，胡适的思想之改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诱因。而胡适的思想之改变，又与傅斯年主持的殷墟发掘密切相关。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与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

自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傅斯年不仅主持了一系列极有远见的田野考古工作，更有本于这些“直接材料”而撰写了一系列旨在重建上古史的论著，《夷夏东西说》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有论者指出：此文之作，“是对顾颉刚《古史辨》的回应”；而此文之建立“不只批判性地运用文献，而且深受当时考古新发现的影响”。

这一论述大体成立。这里可以略为补充的是，所谓“当时考古新发现”，主要指的是城子崖的发掘。

要之，正是城子崖之发掘，证实了傅斯年“十余年前的见解”——“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此即《夷夏东西说》一文之“中心思想”。

由于《夷夏东西说》一文不仅据之以“间接史料”，还证之以“直接史料”，故此文之“中心意思”颇具说服力，一经问世，便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代民族有东西二系的说法几乎成为定论了”。

“疑古”派的杨宽不仅接受了这一“夷夏东西说”，还进而提出了“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之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但二者的立意并不一致。

在杨宽看来，傅氏此说“近于臆说”。实际上杨宽的“疑古”之说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的成果。

1943年10月，傅斯年在与顾颉刚的一次谈话中说：“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所谓“自有千秋”，是指顾颉刚的“疑古”，而“屈服”则指的是不“疑古”了，或可说“屈服”于傅斯年的“古史重建”。

于今来看，顾颉刚和傅斯年在学业上确实是“各有千秋”，一为“疑古”，一为“重建”。

顾颉刚即说：“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走向“古史重建”的傅斯年曾提出了若干与“疑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并率领史语所同仁开展了一些“重建”的工作，但这些“重建”的观点、工作及成果却往往为“疑古”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可以说间接推动了“古史辨运动”。

是故，若用一个短语来形容二者之间的这一微妙关系，“重建”成就“疑古”或是一个极佳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