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省舆地图说》与滇越边界及边防

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伯麟奉旨修纂《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俗称《伯麟图说》。该“图说”包括《滇省舆地图说》和《滇省夷人图说》两部分，其中《滇省舆地图说》绘制了云南各府、州、县舆图，每图后附有图说，阐述各地山川、地理、民族、兵防等情况，图文并茂。但因该图册是彩绘图册，部头较大，不可批量复制，极少有学者得见其内容。通过对图册所绘广南、开化、临安三府舆地图及图说的研读，可了解清嘉庆时期中越边界的状况、边疆管理控制的方略。

一、《滇省舆地图说》的绘制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为全面掌握云南边疆的总体情况，嘉庆皇帝命云贵总督伯麟将云南的山川地理、外藩夷地、铜厂分布等情况绘图并附文字说明报送朝廷，以备清廷了解云南边疆情况所用。[1]伯麟接旨后，十分重视此项工作，立即与新任云南巡抚李尧栋商议落实皇帝旨意。为此，新官上任的李尧栋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今蒙恩补授巡抚，自应会同办理，虽甫经抵任，未能熟悉，正可藉以周之一省情形，容臣会同伯麟详查确访问，纂成恭进。”[2]李尧栋表示自己履新云南巡抚，不熟悉云南情况，正好可以通过完成此项工作详细了解云南边疆与民族情况，嘉庆皇帝在此奏折上批示“此事缓办，务须详细”。为此，云贵总督伯麟“备员史馆”，[3]组织专门人员、成立专门机构，完成嘉庆皇帝交办的工作。由此可见，绘制滇省舆地图、夷人图是清嘉庆时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二月初六，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工作，图册绘制完成。伯麟在给嘉庆皇帝报送图册时，将奏折题名为“奏为遵旨纂辑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装缮进呈事”，[4]由此可知，伯麟将图册定名为《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他在奏折中说：“臣等检齐陈牍，益以近日见闻，时越一年，图分四册，前二册为舆地图，省图居首，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之图次之。图后系以说叙其沿革、四至，及毗连外域地界、山川、职官、营制、民风、土司、夷人名目，铜厂、铅银盐厂、井之隶地者。后二册为夷人图，夷人名不一，既其著者绘为一百八种，略识其刚柔，好尚、服饰、饮食之异。宜列之简端，敬备乙览。凡说未详，臣等复据所见，谨跋于后。”从奏折看，图册包括两部分，前两册是《滇省舆地图说》，后两册是《滇省夷人图说》。奏折还说：“凡山川、疆域之势，民风物产之宜，必考订无讹。”[5]因此，可以说《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是当时官方对云南边疆形势、民族状况最全面的认识。但因是彩绘图册，部头较大，不可批量复制，所以难以在民间流传，当时人及后世学者得见者极少。[6]道光《云南通志》收录了《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的部分内容，因该图册是由伯麟主持绘制，因此将图册称为《伯麟图说》。《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报送清廷之后，嘉庆皇帝御览朱批“图留览”三字，将图册留在了紫禁城。依据清代地方督抚上奏折的习惯，个人一般留有奏本底稿，称为奏稿，《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也应留有底稿。

图1《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

目前国内传世最完整的抄本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藏《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7]其中《滇省舆地图说》绘制了云南全省及云南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舆图，每图之后附有地图的“图说”，内容包括：府、厅、州的东西南北四至，毗连外域地界，山川、设治、驻军、民风、土司、夷人、矿厂等文字说明，对研究清中叶云南的边界与边防有重要价值。

二、《滇省舆地图说》所绘中越边界

清代嘉庆王朝历时25年（1796年一1820年），伯麟担任云贵总督17年（1804—1820年），是嘉庆朝担任云贵总督时间最长的人。他十分熟悉云南边务情况，在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说:“滇省幅员最广，外与缅甸、暹罗、南掌、越南诸番土地犬牙相错，滇之迤东则临安、广南、开化各府与越南外藩连界；迤南则普洱、思茅各府与南掌暹罗外藩连界；迤西则顺宁、永昌、龙陵、腾越各府、厅又与缅甸连界。”[8]暹罗为今泰国、南掌为今老挝。临安府辖今云南红河州一带；广南府辖今云南文山州东南广南、富宁一带；开化府辖今云南文山、马关、麻栗坡、西畴、河口等地，以上三府与越南接壤。伯麟对边界的认识，更为直观形象地表现在他所主持绘制的《滇省舆地图说》中。《滇省舆地图说》的舆图采用山水图画法，将山脉、河流、城镇、关隘等地形、地物要素，用写实的方法绘制出来，形象生动易于查看。但舆图没有比例尺，没有经纬度，缺乏地理精确度，为弥补地理精确度的不足，《滇省舆地图说》在各府州舆图之后附有详细的山川名称、四至里程等文字说明，以“图说”形式，补充解读舆图的内涵。

(一）《滇省舆地图说》所绘中越边界

《滇省舆地图说》中有三幅描绘滇越边界的地图，从东向西，分别是《广南府舆图》《开化府舆图》《临安府舆图》，舆图用红线标识中越分界线。

(1)《广南府舆图》所绘滇越边界

图2《广南府舆图》

中越边界广南府段，今为云南文山州富宁县，边界另一侧为越南苗旺县。《广南府舆图》所绘边界是云南最东段对外边界，边界线未标注地名、关卡等，仅仅用一山二河做示意图，山与河均无名称。《广南府舆图》的“图说”云:“接壤越南，恭顺向化，界以河，不敢私入内地，边境尚称宁谧。”清嘉庆时，广南府所接壤的是越南保乐州。“界以河”应是指图左侧之河，乾隆《广南府志》称为普梅河，现称南利河；右侧之河为今郎恒河。历史上这段边界两侧均为壮族土司辖地。清代时越南为中国藩属，中国与越南的界线为宗主国与藩属的界线，因此《广南府舆图》中的边界并不明晰，双方土司国家意识、边界意识淡漠，广南土司曾将田蓬一带的8个村寨作为女儿陪嫁送给越南保乐土司，历史上当地民间有“三蓬陪嫁”的传说。但不久土司女儿去世，广南土司即向保乐土司索回陪嫁村寨，经过反复交涉要回了8个村子，这一事件民间传说称“吵八寨”。[9]

（2）《开化府舆图》所绘中越边界

开化府辖地为今云南文山、马关、河口、砚山、麻栗坡等地。《开化府舆图》所绘开化府与越南边界，在开化府马白关南的小赌咒河，即今文山州马关县县城东南面的小赌咒河。这一边界并不是传统历史边界，而是雍正六年雍正皇帝赐地越南国王黎维裪所形成的边界。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编修的《云南通志》卷一《开化府图》[10]显示，中越开化府段边界在府城（今文山县城）南240里处的赌咒河（见图4)，当时越南称为“安边河”，意为两国安定的边界河，现称为SôngDã(沱江、黑水河），为云南李仙江下游河段。

图3开化府舆图

图4康熙《云南通志·开化府图》

雍正二年（1724年），大赌咒河以北都龙、南丹两地聚居了大量开矿的内地民众，云贵总督高其倬派开化总兵冯允中前往处置。冯总兵现场勘查发现，越方私自将边界向北推进了120里，到达马伯汛附近的小赌咒河（今马关县城边），蚕食中国大片土地，将都龙、南丹等矿纳入其管辖范围。雍正三年四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依据康熙《云南通志》所绘编的边界图，将边界重新确定为开化府城南240里的大赌咒河。将都龙、南丹厂重新纳入我方管理之下，中越边界开化段回归到历史边界，并派军队驻守。[11]越方得知中方重新控制传统边界线后，因涉及都龙、南丹两大矿厂的经济利益，上书雍正皇帝，强烈反对以大赌咒河为界。雍正皇帝认为安南世代恭顺，大小赌咒河之地，已经被越南实际控制多年，指示高其倬做适当让步。高其倬被迫命令驻军从大赌咒河后退80里，在铅厂山下小白河驻防。雍正三年底（1725年）中越双方对铅厂山下小白河段边界进行了会勘，中方代表以志书、粮册及当地六寨之人皆窄衣窄袖，风俗与侬人相同为据，认定以铅厂山下小白河为边界具有法理性。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继任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小白河为界设界碑立关卡。但越南认为中方多占了40里。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越南国王黎维裪就边界争端一事上表雍正皇帝，同意以小白河为界，其表文称：

臣竭诚累世向化圣朝，蒙圣祖(康熙皇帝）怀柔六十余年，今恭逢皇帝陛下新膺景命，如日方升且薄海敷天，莫非臣土，此四十里地臣何敢介意，有所觖望也？兹荷纶音晓谕诚切，臣感戴圣恩欣跃欢忻，唯愿万方拱命，万寿无疆，圣朝千万年太平，臣国千万年奉贡。[12]

黎维裪表示，越南历代都归顺中国，承蒙康熙皇帝宠爱关怀60年，现在我们恭敬地迎接皇帝陛下您继承皇位，如同迎接初升的太阳，作为臣子，我的领地也很大，岂敢因这40里的土地归属怨恨皇帝。臣子对皇上十分感恩戴德，所希望的就是万方都听命于陛下，万年长寿，永远健康，大清国千万年太平，臣国千万年奉贡。

雍正皇帝被黎维裪的上表所打动，被天下共主的虚荣心所驱使，兴致所致，大发慈悲，决定将已经收回的40里地赐给越南。他的理由是：

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13]

雍正皇帝认为安南人也是自己的臣民，内臣、外臣都是朕的臣，内地、外地都是朕的地，将这40里地赐予累世恭顺的越南又何妨。据此，雍正六年（1728年）中越开化府段边界定为马白汛附近的小赌咒河。因此，清嘉庆年间绘制的《开化府舆图》中显示中越两国开化府段边界以小赌咒河为界，这一边界并非传统实际边界线。1883年（光绪九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随后法国继续侵略中国，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国与法国签订了《中法续议界务专条》，[14]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签订《续议界务专条附章》。[15]依据条约，开化府段中越边界大赌咒河至小赌咒河之间的大部分领土重新回到中国。

(3)《临安府舆图》所绘中越边界

图5《临安府舆图》

《临安府舆图》所绘中越边界，东段以红线为标注，红线在猛梭以南地区。方国瑜先生考证猛梭土司辖地“东接今（越南）老街省（水尾州），西以南拿河（南那河）与猛喇分界，北接猛喇，其南境约今越南兴湖至沙巴一线，与猛赖交界也，猛梭南界与猛喇南界相接，为三猛在明清时期之旧界”。[16]西段边界在黑江以南地区，黑江即李仙江下游，今在越南境内称沱江，又名黑水河。“猛”为傣语平坝之意，现汉语多写为“勐”，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嘉庆时清廷在藤条江以南地区设置了若干个掌寨土司，管理这一地区，猛梭、猛赖、猛蚌是其中三猛。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说：“诸猛亦险要区也，综其地，东界开化，南界交挝，西界溪处，北界纳楼、纳更纵横四百余里。”

“开化”即开化府，“交挝”指越南、老挝，“溪处”指溪处土司，治所在今红河县石头寨乡，“纳楼”指纳楼土司，治所在今建水县坡头乡，“纳更”指那更山土巡检，治所在今云南省元阳县上新城乡。

《临安府舆图》在黑江下方标注“南至越南界”，特别说明中越边界在黑江以南地区，并不是以黑江划界。猛梭、猛赖、猛蚌等土司辖地跨黑江两岸流域，嘉庆时属于中国领土，当地居民为中国傣族支系黑傣和白傣等，土司辖区南界即当时中越之分界，该地区现为越南西北部的莱州、奠边、山罗省辖地，这一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中国领土。乾隆初年交人（越南人）会同沙人(壮族一支系）侵占该地，云贵总督张允随立即派兵前往围剿。《清高宗实录》载：“署贵州总督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滇省临安府所属外五司之猛梭地方，有交兵、沙兵七八百人，夺取掌寨刀美玉所管十三猛地方，又迫胁附和二千余人。督臣庆复，已调兵前往堵擒。”[17]

从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伯麟主持编绘的《滇省舆地图说·临安府舆图》中，猛梭、猛赖、猛蚌在中国版图内。

1885年，法国侵占越南，猛梭土司刀文治趁中国与法国交战之机，割据自立。1890年法国殖民者任命刀文治为“泰族十二州”的世袭总督，中法战争结束后，1895年，中法双方划分边界，猛梭、猛赖、猛蚌划给法国殖民者。《续云南通志稿·土司志》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猛梭、猛赖、猛蚌划归法人。”

三、清廷对滇越边境地区的控制

《滇省舆地图说》图册后记说：

臣谨按云南为职方边徼，南则控驭缅甸、暹罗、南掌三国；东则与粵西并扼越南要隘，即古南交重地，文武将吏督率诸土司，星罗棋布，巩固藩篱，形势最为雄胜。[18]

云贵总督伯麟认为，云南在边防上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南控缅甸、暹罗、南掌，东与广西一起联合控扼越南，文中称越南为“古南交重地”，原因是“越南”一名是嘉庆时越南阮福映改朝换代之时嘉庆皇帝赐予他的新国名，此前越南被称为“交趾”安南”。清代越南为中国藩属，嘉庆七年（1802年），越南西山阮氏政权灭亡，阮福映称帝，嘉庆八年（1803年），建立新王朝的阮福映，请求嘉庆皇帝赐予“南越”国名，嘉庆皇帝召集群臣商议，认为南越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权名称，不能与安南国混淆，于是赐国名“越南”，意为百越之南的藩属国，并颁给国印。《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十五嘉庆八年六月己丑载：“改安南国为越南国。封阮福映为国王。”

云贵总督伯麟主政西南边疆17年，其在任时间较长，所推行的边防政策，基本代表了清代嘉庆时期在西南的边防政策。从《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的后记看，伯麟时期云南边疆比较棘手的问题，内部是滇西的“野人”、滇西南的“裸黑”，外部是缅甸、泰国接壤地区的“戛于腊”。滇东南边疆地区，因越南、老挝内乱，发生政权更迭，外来的威胁并不大，边界地区发生跨国境的地区动荡相对较少。尽管嘉庆时期云南边疆地区内忧外患并不突出，但伯麟却高度重视滇越边防和边疆控制，其边疆管控和防御措施主要有四项：

首先，宏观战略上，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云南省幅员辽阔，嘉庆时有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边界与缅甸、暹罗、南掌、越南犬牙交错，边疆地区道路险阻，炎热而多疾病，军队后勤保障极为困难。伯麟认为地方官员好大喜功是边疆控制的最大祸害。应采取“镇之以静，顺其性情，而不强以难从之；法简其条，约而不生其惊扰之心，总在静以处之，威以镇之，边境自可无事也”。[19]即处理边疆问题以静制动，尽量通过威慑来控制边疆地区，解决边务问题，不轻易用兵动武，制度和规定不宜太苛刻严厉，做到既能约束边疆土司、土民，又不至于使其恐惧而节外生枝。不能好大喜功随意用兵。例如，伯麟到任云贵总督的第二年嘉庆十年（1805年），越南阮福映政权觊觎藤条江外六猛之地，“谓各猛本为彼嵩陵、莱州，沦入内地，今各猛叛入彼国”。[20]六猛指藤条江外之猛赖、猛梭、猛丁、猛蚌、猛喇、猛弄，因土地肥沃，乾隆四十七年时，安南国王黎维祁就觊觎过六猛之地，清廷当即严正照会：

安南与临安边境接壤，中外界址，本自井然，并无淆混，至沿边六猛地

方，自隶入版籍以来，迄今百数十载，历年久远，所辖寨名粮额，均有册籍 可稽，无从混入尔国所管夷地。[21]

此次阮氏越南提出非分之请，云贵总督伯麟—面发照会严厉斥责越南之无理要求，一面“饬委镇道等，将六猛掌寨妥为抚慰。严谕各边界加意巡防”。[22]

如果边疆地区发生动荡，不得已要用兵时伯麟也尽量采取“雕剿”之策，意为老鹰抓小鸡那样，消灭敌之首领。嘉庆二十二年（1818年）、二十三年（1819年），临安府礼社江外夷人高罗衣、高老五以江西、湖广汉人在当地贸易中获取暴利，侵害夷人利益为名，发动起义，并自立为王。事件波及中、越、老三国地区，清廷认为高罗衣、高老五自立为王，闹独立，危及了边疆的稳定，迅速调集大军，擒获了高罗衣和高老五。在善后处理中，云贵总督伯麟亦秉承惩办首领、宽释协从的边事处理方式。《清仁宗实录》载：“礼社江外四百余里为藤条江，又三百里为黑江，三江之间皆窝尼夷……多勤朴惕法，艺山自活者。”认为绝大多数夷人是勤劳朴实守法的，并且发布通告“严饬沿边各州县、凡内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贸易，侵夺夷人生计，若有私越边境者，查明严禁治罪”。[23]目的是消除边疆地区不稳定的隐患。

其次，行政设置上，以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民。清嘉庆时中越边境地区的主要居民有沙、侬、土僚、摆夷、交人、喇鸡、窝尼、罗罗等土著居民，边疆管控的行政设置是以流官管土官，以土官管土民。广南府辖宝宁县和土富州，清廷在土富州设置流官控制土富州。开化府民族众多，改土归流后无大土司统辖边界地区，该府下辖文山县和马白同知，均为流官，边境地区由马白同知管辖。清廷在临安府中越边境地区设置10余个土司、掌寨，《临安府舆图》图说云：“礼社江内文职土司三，曰纳楼、纳更、阿邦乡，又于要隘处设土目二人谓之掌寨，掌寨二，曰簸岩、曰阿土；礼社江外文职土司七，曰亏容司、溪处乡、思陀乡、瓦渣乡、落恐乡、左能乡、慢东乡；武职土司一，曰稿吾卡；掌寨七，曰五亩、水塘、宗哈瓦遮、马龙、五邦、猛弄、猛梭。藤条江外掌寨六，曰猛丁、猛蚌、猛喇、茨通坝、者米、把哈、猛赖各土司’各土司有抚驭夷民，防御外域之责，属知府辖，各掌寨属知县辖。”土司、掌寨受建水县流官管辖，他们的职责是安抚控驭自己辖区内的百姓，防御外来侵略。

再次，官员选拔上，任用廉洁的官员担任边官。伯麟给嘉庆皇帝报告自己的治边心得时强调，“地方官首重廉洁，内服士民之心，外服土司夷人之心也。”[24]他认为，云南民风淳朴，地方官到任后，土司往往都要送礼，表面上是对流官的尊敬，实际上是试探官员的秉性。一旦官员们接受了土司的礼物，土司们就会看不起流官，进而不遵纪守法。边疆地区一旦有事，夷人百姓很可能不服从官员们的处置，官员们又因受贿而受到土司的挟制，进而酿成事端。地方官员若比较清正廉洁，自然就能震慑土司，即使有几个桀骜不驯的土司，他们知道官员廉洁不爱钱、不受贿，也就无机可乘。即所谓“官防肃而边民安堵，吏治清而外夷倾心”。[25]

最后，军事部署上，采取营兵与土练协防的办法。清代在云南设镇、协、营于各地驻守，营以下各辖区内设汛、塘、卡分兵把守，这是清王朝在云南的正规军。但云南边疆地区幅员辽阔，正规军的数量有限，不能覆盖所有地区，最为严重的是边境地区炎热潮湿，内地人称为烟瘴的热带病极为盛行，内地士兵不耐烟瘴，容易感染各种热带病死亡。土练为当地身体强悍的夷人，耐烟瘴，不容易染疟疾等热带病，并且熟悉边境山川地貌和道路民情。因此，让边地政府招募当地夷人士兵为土练，协助营兵戍守或出征，对稳定和控制边疆地区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伯麟说：“土练与营兵犄角互用，夷人闻风知畏，倘有持强侵扰内地者，我兵即率同土练奋力驱逐。”[26]

结论

云贵总督伯麟主持修纂的《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道光《云南通志》引用时称为《伯麟图说》，该书引用的应是图册的奏稿副本。因此，道光以后《伯麟图说》成为后人对《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的通称，原书名反而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不为后人所知。方国瑜先生撰写《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时，未能得见《伯麟图说》原书或抄本，不知道该图册是嘉庆皇帝谕令编绘的官修图册，也不知道该图册的原书名称是《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认为只是伯麟效仿《皇清职贡图》请人代笔编绘的图册，没有多少价值。[27]《伯麟图说》早已散佚不存”[28]一度成为民族史学界的定论。云南巡抚李尧栋“奏为会同办理陈若霖传旨交办将云南山川民风土俗等各情形分类给土贴说进呈事”、云贵总督伯麟“奏为遵旨纂辑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装缮进呈事”两份奏折的发现，可以补证《滇省舆地图说·滇省夷人图说》即是《伯麟图说》，也由此可知，该图册是清代一份重要的西南边疆史地、民俗图画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一项政府工程《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的修纂是十分慎重的，伯麟在奏折中就说：“凡山川、疆域之势，民风物产之宜，必考订无讹。”[29]他在奏折中还提到前任总督尹继善主持修纂乾隆《云南通志》后，边疆设治、舆地、风俗等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地区的地方志记录不全，编修《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时搜集补充了许多新资料。从《滇省舆地及夷人图说》的成书背景看，受资料的限制，历史时期的许多民族图册，我们很难知道其成书的真实情况，但我们可以知道不同时代的人，对图册价值的认识。《滇省舆地与夷人图说》（《伯麟图说》）的绘制，弥补了以往仅以文字记载云南边疆山川地理、民族历史的不足。

从《滇省舆地图说》看，清嘉庆王朝时期，中越边界没有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边界主要是以双方土司的实际控制区域为界，没有设定完整地理标志。古代王朝国家边界常常因战争而变动，有时扩大，有时缩小，边界走向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在划分陆疆或海疆边界时，历史依据非常重要，但军事上的实际控制更利于问题的解决。边界的不同处理方式是现代民族国家与古代王朝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是涉界国家通过谈判签订条约确定，条约受国际法的保护，疆域神圣不可分割，国家领导人不能将领土随意划给别国。而古代王朝国家君主则可以把领土赏赐给外藩，边疆土司甚至擅自以土地作为女儿的陪嫁。

清嘉庆王朝时期，滇越边防涉及对内管控和对外防御。对内是对边疆地区土司夷人的控制，清廷在行政上采取流官制衡土官的办法，十分重视边疆地区流官的选拔任用，认为流官是否廉洁，是关乎边疆是否稳固的首要问题。这些历史经验不仅今天边疆管理可借鉴，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也是十分重要的经验。云贵总督在滇越边境地区政治上采取“怀柔”政策，军事上采取“军民联防”的措施，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巩固边防的重要方法。对外，则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主要采取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嘉庆时清王朝国力虽不及“康乾盛世”，但依然具备较强实力，仍然是越南的宗主国，因此在出现边界纠纷时，依然可凭借强大的国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边界纠纷。国强则外交强，国强则边疆稳，似乎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