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曾与《安南图说》略论

郑若曾（1503—1570），字伯鲁，号开阳，江苏昆山人，明代军事家和学者。《剑桥中国明代史》认为他是“第一个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沿海地区的地理学家”。据《崑新合志·文苑传》载，郑若曾“幼有经世志，凡天文、地舆、山经、海籍靡不得其端委”；所著诸书，非空言无补之学，“皆切实经济，不以文词为功也”，明代南都四君子之一的魏校“最器重之”。

嘉靖时期，郑若曾以贡生身份两次参加科举会试，均名落孙山。后遂放弃科举仕途，归乡潜心于学术，寄托大志，尤倾情海疆，关注周边，著述颇丰。他曾作为胡宗宪的幕僚，参加了嘉靖年间的抗倭斗争，《江南通志》载：“嘉靖中，岛寇扰东南，总制胡宗宪、大帅戚继光皆重若曾才，事多谘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也认为，郑若曾“虽不大用，而佐胡宗宪幕平倭寇有功”，都承认了他对于抗倭斗争的贡献。

郑若曾见闻渊博，一生著作甚多。《筹海图编》是其最为人熟知的作品，颇具价值，也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和研究。有学者称该书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海防专著，是研究军事史、海防史、中日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学界对于郑若曾《筹海图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该书的作者究竟是郑若曾还是胡宗宪；其二，《筹海图编》所反映的明代海防思想、海权观念；其三，《筹海图编》中作者对日本的认识和研究。

除《筹海图编》外，郑若曾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传世，记载和研究范围涉及明代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家。但与《筹海图编》相比，这些作品长期以来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安南图说》（以下简称《图说》）便是其中之一种。郑若曾对越南的认识和研究，主要反映在《图说》中，其成书情况和史料价值鲜有人论及。

一、《图说》的成书、版本及流传

近年来，我们曾努力发掘郑若曾与《图说》的相关史料，目前尚未发现郑若曾为其《图说》撰写过序或跋，难于据此断定《图说》成书和刊刻的具体年代。从已掌握的资料看，《图说》的成书和最初刊刻的时间，应为明嘉靖四十年（1561）到隆庆三年（1569）间。明人林润于隆庆三年春，为郑若曾所著《朝鲜图说》、《琉球图说》和《安南图说》合写有序文一篇。林润是嘉靖、隆庆时期的大臣，尤以弹劾严嵩父子而闻名，《明史》曾评价：“世蕃之诛，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林润在该序文中记述：“昆山郑子伯鲁，博学卓识士也。往岁岛寇出其素蕴，著《筹海图编》等书，梅林胡公刊行浙右。其经略一编予，復评次授梓，兹又以朝鲜、琉球、安南诸国图说示予……不揣固陋，辄加校订，属吴郡付诸梨枣，用书数语于末简。”从这段叙述中可以得知：其一，郑若曾著述刊行的先后顺序大致是，一些早期作品如《筹海图编》等，主要是依靠当时抗倭有功的胡宗宪得以刊行；胡宗宪被罢官以后相对较晚的作品如《江南经略》等作品则依靠当时任应天巡抚的林润刊行，《朝鲜图说》、《琉球图说》和《安南图说》，即由林润付梓。《图说》成书的时间，当晚于《筹海图编》。《筹海图编》郑若曾自序写于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即嘉靖四十年（1561），因此《图说》的成书上限时间，不应早于1561年。其二，郑若曾在完成《图说》后，将其与《朝鲜图说》和《琉球图说》一并呈林润阅览。林润作序的时间为隆庆三年（1569），所以《图说》写作的时间应不晚于1569年。

郑若曾完成《图说》以后，自明至清该书经历了数次刻印和出版，大致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版本：

其一，隆庆年间刊刻本。这是现知《图说》最早的刻本，应是与《朝鲜图说》和《琉球图说》“三说”合刻本。该本有林润于隆庆三年作序。遗憾的是该本可能已佚。从保留下来的林序得知，林润与郑若曾颇有渊源，帮郑氏刊行《江南经略》。林氏对郑若曾的《安南图说》、《朝鲜图说》和《琉球图说》颇为赞赏，认为是“经纬庙堂之书，非祗以揽胜概、考风俗而已”，遂合为一帙刊行。后来，郑氏后人郑起泓在康熙年间重刻郑若曾的若干著述中也提到：“朝鲜、琉球、安南诸国各有图说一卷，向为林大中丞手订合刻版。”

其二，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也是“三说”合刻本之一种。此本是郑若曾五世孙郑起泓及其子郑定远于清康熙三十七年，据家藏林润旧本重刻。该本封面题《朝鲜图说琉球图说安南图说》，有“本衙藏板”字样，在保留林润旧序的同时，又于前录有郑氏族人郑骃康熙三十七年序，于后附有郑起泓和郑定远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跋文两篇。该本所收《图说》，开篇有“安南图说目”，罗列《图说》篇目，并有“昆山郑若曾伯鲁著，男应龙左卿、一鸾音卿校，五世孙起泓、男定远重订，孙肇熹、发祥校字”字样。正文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该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网上还可查到印有“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藏书”章字样的该版本的电子版，内容也较为完整，但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查询，现未见著录此书，不知该电子版所据原书现藏何处。

其三，康熙年间收入《郑开阳先生杂著》的刻本。康熙年间，由郑氏后人郑起泓及郑定远父子据郑若曾旧著重新编辑《郑开阳先生杂著》（以下简称《杂著》），包括《万里海防图论》二卷、《江防图考》一卷、《日本图纂》一卷、《朝鲜图说》一卷、《安南图说》一卷、《琉球图说》一卷、《海防一览图》一卷、《海运全图》一卷、《黄河图议》一卷、《苏松浮粮议》一卷”，也是郑若曾的一部作品合集。

《杂著》在康熙年间或曾多次刊刻。《中国兵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云，国内现有三个不同年份刻本：其一，为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其二，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其三，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此几个版本未曾全部寻得面睹，不便妄议。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总目》中提到的《杂著》康熙三十年刻本。《总目》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对该书刊行年份的著录或有误，该本完整印本应在康熙四十年（1701）后刊刻。该本《杂著》中载有多篇序和跋，从其内容及写作时间看，郑起泓父子编订《杂著》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其中最晚的《江防图考》跋文作于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1701）。

由此看来，郑氏父子所编《杂著》的成书时间应晚于或即康熙四十年（1701）。据此推断，此版《杂著》应是在1701年后刻印的。单就其中所收的《图说》来看，与康熙三十七年“三说”刻本比较，可见二者在板式和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均为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仅“安南图说目”中所提及校字者名字有所不同，康熙三十七年本题为“孙肇熹、发祥校字”，康熙四十年以后本则题为“孙耀、有桢校字”。

其四，乾隆年间的四库本《杂著》收录的《图说》抄本。乾隆年间，下诏修纂《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杂著》作为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被收入其中。与康熙本的《杂著》对比，《四库》本的《杂著》主要发生了三点变化：首先，书名由《郑开阳先生杂著》简略为《郑开阳杂著》；其次，删去康熙本《杂著》中所保留的明清两代的所有序文、引文和跋文，另有简要的《郑开阳杂著提要》一篇附于《杂著》之首；最后，将原本各自独立的十种作品编辑成11卷。仅就《图说》而言，则删除“安南图说目”中的内容和郑起泓父子所作的两篇跋文，并将《图说》编排为《杂著》中的第六卷。

可以说，《图说》在明清两代有一定影响，至少有了三次刻印和一个《四库》抄本。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系统：其一，是稍早的“三说”合刻本，如明隆庆本和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其二，是收入《郑开阳杂著》中的《图说》，如康熙四十年或其后刻本和《四库》抄本。

据已搜集的资料看，自郑若曾完成《图说》后，该书的流传大致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明嘉靖、隆庆时期郑若曾完成《图说》，终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郑起泓父子编成《郑开阳先生杂著》之前。这一阶段，《图说》可能主要以“三说”合刻本的形式流传，并在刊行后即已产生影响。如成书稍晚的邓钟的《安南图志》中载有“安南图”一幅，其与《图说》中的“安南国图”极为相似，很有可能是邓钟参考了《图说》中的舆图。根据郑起泓在《重刊朝鲜、琉球、安南图说跋》中所记明末著名的藏书家毛晋也曾在郑氏家中见过该书，并对其“欣赏倍常，亟欲校梓行世，会毛君疾卒未果”。

自康熙年间《杂著》编成到乾隆时期《杂著》被收入《四库》以前，是为《图说》流传的第二阶段。此阶段由于郑氏后人编成了《杂著》，使得《杂著》本的《图说》开始出现并有了较广泛的流传。同时，“三说”合刻本仍在流传。此外，《图说》可能还有单独成册的版本流传。《四库》编修时，曾向全国广征书籍，由《四库全书总目》可知，当时共收到了到两个版本的《安南图说》：一为当时浙江巡抚采进本，应为《杂著》本的《图说》；一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图说》一卷本。范氏的后人在其进呈书目中也曾提到此书，言范懋柱曾向乾隆进呈有《安南图说》一卷，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一卷本《图说》的版本。另《四库全书总目》中曾说到《杂著》诸编原“各自为书”，应也包括了《图说》。由此我们推测，《图说》在成书以后，不仅有合刻本的《图说》和《杂著》本的《图说》传世，可能还有单独成册的版本或抄本在民间流传，后为天一阁收藏并进献朝廷。

自《四库》编成以后至于现今，是《图说》流传的第三阶段。由于《四库》的编者收录《杂著》本，使得《杂著》本的《图说》得到了进一步刊印和流传，而其他版本的《图说》则逐渐减少。《四库》编成以后，《图说》又有至少四次出版，均为影印的《杂著》本的《图说》：第一，南京国学图书馆陶风楼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据馆藏写本影印的《杂著》本《图说》，张秀民先生在《中越关系书目（国人著述）》一文中所提到的《图说》便是陶风楼影印本。第二，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于1971年影印出版的《杂著》本《图说》。该书在版权页虽标明其是根据清康熙三十一年版本影印，但其内容却与陶风楼本相一致，且在书前有“壬申夏六月陶风楼影印”字样，书后则附有柳诒徵所写跋文一篇，很可能是民国二十一年本的影印本。第三，台北商务出版馆于1983年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的《杂著》本《图说》。第四，是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边疆边务资料初编·西南边务》（以下简称《西南边务》）中收录的《图说》影印本。在《西南边务》中，不知因何原因《图说》被更名为《安南图考》，但从其内容来看则与《图说》完全一致，且页面左侧有“郑开阳杂著”的字样，当为影印《杂著》本《图说》。另从事南海史地研究的知名学者陈佳荣先生的《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史料汇总》，曾提及郑若曾有《安南图志》和《安南图说》二种，或为误录。

由于郑若曾的稿本难于见到，而较早的明代隆庆刻本又已经散佚，经历了康熙年间郑若曾后人和乾隆年间史官数次编订、重刊和审查之后，《图说》是否还能保留郑若曾刚完成时的原貌呢？我们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首先，《图说》在康熙年间虽然经历了数次编订和重刊，但其编订者均是郑若曾的后世子孙，是郑若曾著作的积极维护者和正名者，他们当会维持《图说》原状。明天启年间，胡宗宪的后人胡维极对《筹海图编》进行重刻，将作者篡改为胡宗宪。后来，正是《杂著》的编订者郑起泓等人于康熙年间又重刻《筹海图编》，恢复了郑若曾的作者名誉。其次，到乾隆时期严格审查图书时，《图说》无涉及清朝的违禁话题，且乾隆时期也较为重视安南问题，曾起复钱大昕等人研究安南史事以备顾问，按照编辑原则，《四库》的编者除删去一些序跋外，也会保留《图说》的基本原貌。

由于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关注和研究周边地区与国家的悠久历史传统，宋代以降，关于越南研究的成果不断增多，加上中越关系不断变动的影响，明清两代，中国学者记载和研究越南的著述有较多涌现，如李文凤的《越峤书》、张镜心的《驭交记》、徐延旭的《越南辑略》和盛庆紱的《越南地舆图说》，都是很有价值的著述。尤其是《越峤书》和《驭交记》，记述明代越南和中越关系史事甚为详实，内容宏富。郑若曾的《图说》虽仅有一卷，篇幅有限，但作为长期留心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研究的明代学者之一，其著述也应引起今天越南研究学界的关注。

二、《图说》编撰的缘起

现存各版本《图说》无郑若曾的序跋等相关信息，无法直接获知郑若曾编撰该书的初衷。在此，我们主要通过郑若曾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其家学渊源作一些简略的分析，来探讨《图说》编撰的缘起。据学界已有的研究，郑若曾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之一，参与过中国东南沿海的抗倭活动，尚未见其在与安南接壤的中国西南地区活动的经历，可能他与安南并无直接的联系。我们推断郑若曾之所以研究安南，一是其长期有关注周边国家和地区、关注海疆的兴趣使然；二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中越交往的事件，引发了他对安南的关注；三是其先人早就有关注和记载安南的传统，对他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试从此三方面略作分析：

1.嘉靖“问罪”安南事件

明朝嘉靖年间，中越交往中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件，即嘉靖皇帝问罪安南莫氏。自宣德年间明朝弃置交阯郡县以后，黎利于1427年在越南建立黎朝，史称后黎。后黎朝虽曾有东西对峙、南北分裂，战争连绵，仍在名义上一直延续至1789年。黎朝建立以后，历太祖、太宗和仁宗三代，到圣宗（1460—1497）时期濒于鼎盛。自圣宗以后，黎朝开始内乱不断，尤其是在威穆帝以后国家因皇位之争，陷入长期的内战中，整个越南处于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到明朝嘉靖初年，越南权臣莫登庸逐渐在内战中崛起，逐步掌握了国家大权。他先后杀死了黎昭宗和恭皇兄弟，取黎朝而代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的莫朝（1527—1592）。但此时期，黎氏的后裔和功臣仍具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在越南各地举兵起事，莫氏的统治实际并不稳定。

安南此时由于陷入了长期的内战，对中国的朝贡一度处于中断的状态，连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者也因战乱而无法到达，如嘉靖皇帝即位之时就曾“遣使诏谕安南，以道路梗阻未达”。到嘉靖十五年（1536），这种状况最终引起了明朝君臣的不满。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首先向嘉靖皇帝上书，认为“安南不修职贡且二十年……宜遣官按问，求罪人主名以行天讨”，嘉靖帝也认为“安南诏使不通，又久不入贡，叛逆昭然”，遂起了征讨安南之意。到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帝以咸宁侯仇鸾为帅、尚书毛伯温为督师，南征安南，问罪于莫氏。后来，经过中越双方的反复交涉，最终以莫登庸亲自到镇南关请罪，降安南国王为安南都统使了结此事，避免了一场战祸。但是，嘉靖问罪安南莫氏这一事件，从嘉靖十五年夏言上书征讨安南到嘉靖二十年（1541）降封莫氏为安南都统使，前后持续六年，引起了明朝朝野上下对安南的关注和兴趣，李文凤就因此事而作《越峤书》。李文凤在《越峤书》的序文中曾提到，他因为征讨安南之议“迄今数年矣，顾安南建置兴废之由，散在载籍，议者或病于考焉。凤因政暇，乃取而诠次之，得二十卷”。郑若曾可能与李文凤相似，出于对嘉靖征安南之议的关注，引发了他对南邻安南的兴趣，才有了《图说》的撰写。《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若曾时距莫登庸事未远，故筹画边防，倂及安南”。

2.嘉靖壬子倭乱的历史教训

明朝建立之初便时常受到来自海外的倭寇侵扰，日本学者田中健夫曾写道：“从洪武元年起太祖在位的三十一年期间，几乎没有哪一年不见有倭寇的记载”。到嘉靖壬子（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由于王直等海商、海盗势力逐渐与倭寇相勾结，倭寇的侵扰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沿海地区造成了极大地威胁与破坏，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曾指出：“壬子以来，倭之变极也”。而田中健夫也认为：“从嘉靖三十一年入寇浙江起，到嘉靖三十五年止，倭寇活动最为猖獗。”鉴于当时倭寇日益猖獗的这种形势，明政府一改朱纨死后海防废弛的状况，开始认真筹划海防以应对倭乱。当明政府真正开始应对倭乱时，却发现自己对倭情知之甚少。郑若曾在《筹海图编》序文中就提到，当时对日本“记载蔑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而挂纤漏钜，无关成败，咸以为恨”。嘉靖壬子倭乱，使得郑若曾等一批士大夫认识到，仅仅厉行海禁，专注于自身沿海的治理是不够的，更应该放眼海外，了解“夷情”，知己知彼，才能保证海防的安全，“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因此也就有了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的诞生。

《筹海图编》一书关注到了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一国的情势，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北通朝鲜海岸，东至琉球诸岛，南连越南沿海，如果没有对越南、琉球、朝鲜等海外诸国的认知，是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沿海的海防情势的。或许正是为了弥补《筹海图编》对越南、朝鲜等国情况少有载录的缺憾，郑若曾又相继作《朝鲜图说》、《安南图说》、《琉球图说》诸书，对中国沿海的周边各国加以文字的记述和考证，分附舆图。由此推知，嘉靖壬子倭乱所带来的沉痛历史教训也应是郑若曾关注越南，编撰《图说》的因素之一。

3.郑氏家族的家学渊源

除了上述两点因素以外，郑若曾的家学渊源可能也是其编撰《安南图说》的重要原因。据郑若曾后人郑定远所撰的《先六世祖贞孝先生事述》记载，郑若曾祖籍开封，其先祖为北宋时期的相国郑居中，历封崇、宿、燕三国公，进爵毕原郡王。北宋灭亡以后，郑居中之子资政殿学士郑忆年随赵氏南迁，南宋朝廷因此“赐第昆之通德坊”，郑氏家族遂定居昆山。后来，郑忆年之子郑准、郑竦也并封昆山开国男。明朝建立以后，郑氏的后世子孙又“皆以理学著声洪、永间”。郑若曾深受家学传统的影响，成长于书香门第之家，其六世孙郑定远曾赞他“夙承家学，自幼以天下为己任”。

郑氏家族早有关注越南的家学传统。早在南宋时期，郑氏家族的郑竦曾在景定年间奉敕经略桂岭，临近安南。可能是因此机缘，郑竦著有《郑韶州纪略》一篇，又名《韶州纪略》，记述安南国内的政治、经济和风俗等各项事宜。张秀民先生在《安南书目提要》一文中称此书为《安南纪略》，认为其“似作于宋宁宗嘉定时，为宋人记载安南之仅存者”，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郑竦《韶州纪略》篇幅不大，内容却颇具价值，可补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等宋人著述之关于安南的不足。由于受到先人的影响，郑若曾可能很早就阅读过一些与安南有关的著作，为其后来编撰《图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图说》的最后，郑若曾还特意附录《郑韶州纪略》，似乎也是在表明郑氏家族关注安南的家学渊源。

综上所述，很可能嘉靖问罪莫氏事件引发了郑若曾对越南的关注，而嘉靖壬子倭乱中对日本所知甚少的沉痛教训，又促使郑若曾去积极关注包括越南在内的与中国有海域相接的海外诸国，郑氏家族对安南研究的家学渊源，则为郑若曾研究安南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才有了《图说》的问世。

三、《图说》的体例和内容

《图说》共一卷，约万字左右。从体例上来看，《图说》以图置卷首，以文释图，专记安南一域之事。其文字所载，包括历史沿革、政治兴衰、民间风俗、地方土产，具有私纂方志类著述的特点。

《图说》全书分为安南国图、安南考、世纪、疆域、郡邑、伪制、古迹、风俗、土产、国朝至安南道路、本朝贡式、制限进贡方物和附录郑韶州纪略13门类。从其内容和形式看，《图说》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越南舆图、文字记载、附录。现略作评述如下：

1.舆图部分

郑若曾赓续中国史学传统，重视舆图的价值，在他的作品中不少都附有相关的舆地图页。在《筹海图编》中，他把收录图籍作为经略海上的重要举措之一，认为“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在论述收录图籍一法时，郑若曾主要借鉴了唐顺之筹边御虏、重视图籍的思想，认为图籍是“今日东南筹海，尤不可忽焉者也”。所以，《筹海图编》的编撰，“首之以舆地诸图”。编撰《图说》时，郑若曾也很重视舆图的作用，将“安南国图”一幅，置于全书的卷首。该图北接中国，西到老挝，东临南海，南至占城，描述了当时安南王国的大体地理面貌。图中简略绘有安南的山川河流、府县城池、沿海形势，且和中国的东南沿海相衔接，成为中国沿海舆图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有利于当时的人们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中国沿海及周边的地理形势。

《图说》中该幅“安南国图”的来源，郑若曾并未做出明确的交待。该图有可能是郑若曾根据自己对安南的所闻所知绘制的。该图的绘制遵循了郑若曾制图“计里画方”的原则。郑氏在《筹海图编》中提到：他因感“世之图此者，类齐直画一，徒取观美，不知图与地别”的弊病，而“略仿元儒朱思本及近日念庵公洪先广舆图计里画方之法”而绘制地图。《图说》中的这幅“安南国图”也采用了“计里画方”之法，图中陆地部分皆绘有方格，且在图右侧标明每方为百里。该图绘有“广南”一地，据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载，“广南”最早出现于黎圣宗洪德二年（1471）。圣宗亲征占城大获全胜，“以占城地置为广南承宣”。后来，阮朝《大南一统志》也说：“黎圣尊亲征占城克之，拓地至石碑山，设广南承宣。”《图说》中既然绘有越南“广南”一地，其所描绘的当是1471年后的安南。

2.文字部分

《图说》的文字部分按其所记载内容不同，大致可分为四部分。首先，是记述安南历史和政治的内容，主要在“安南考”和“世纪”两篇目中。前者的内容注重考察安南的历史源流，上起唐虞五代的上古时期，下到嘉靖时期降封莫氏为安南都统使，简略记述了安南地区数千年的历史。后者“世纪考”的内容也记述安南历史，与“安南考”的记述有所重合，所记内容详于“安南考”。“世纪考”纪事，起自越南陈朝的陈太宗，终于莫朝时期，涉及明朝建立后越南陈、后黎、莫三朝的历史，也涉及中越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可见“安南考”试图勾勒起自上古的越南历史，而“世纪考”记述的是与明朝相关的越南各朝的历史。

其次，是记述安南的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的状况，主要在“疆域”、“郡邑”和“伪制”三篇目中。《图说》对越南自然地理的记述非常简略，疆域部分收录越南主要的名山、江河、湖泊的名称和一些具体的地理状况，其中又以明洪武时期祭祀的一些安南山川为详。郡邑部分记载属明时期，明朝在安南设立地方行政区划的状况。据其所载，宣德二年（1427）以前，明朝在安南设立承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下辖17府，5州，府州之下还设有属州和县。伪制部分记述莫朝时期的行政区划，其载莫朝时越南有东西两都，另有古斋为莫登庸居所，地方上则分为十三道，各设承政司、宪察司、总兵司。到嘉靖二十年（1541），莫登庸“归附”后，又在十三路各加设宣抚司一员，名义上“通隶广西布政司”。

再次，是越南的风俗物产状况，分记在“古迹”、“风俗”和“土产”当中。古迹主要记述一些古迹遗址，如安阳王时期的古螺城，《图说》中称为越王城；东汉马援所筑望海城、所立铜柱；唐朝张伯仪所筑大罗城等等。风俗部分所记较为简单，记述了安南人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槟榔待客、椎髻剪发等风俗。还指出了安南的地域文化特点，认为“交爱人倜傥好谋，驩演人淳秀有华风，文学则驩演为盛”。土产部分则记述各种物产，不一一列举。

最后，是记述中越交通的部分，包括三部分：一是国朝至安南道路；二是本朝贡式；三是制限进贡方物，内容都与中越交往密切相关。道路记述从中国进入越南的广西道、云南道和广东道，广西和云南两道以陆路为主，广东道则以水路为主，兼记越南沿海海口、海港状况。这一部分的内容，也见载于其他多种明代文献，与诸如李文凤的《越峤书》所记的入交道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能郑若曾在编撰《图说》过程中，参考了《越峤书》或其他文献的内容。在本朝贡式和制限进贡方物两部分中，则主要记述了越南进入中国的贡道、贡期、贡例和进贡的主要物品等等，对朝贡制度作了介绍。

3.附录部分

《图说》的附录部分为郑竦的《郑韶州纪略》（以下简称《纪略》）。《纪略》篇幅短，仅千余字，前有郑竦的简介。张秀民先生认为，郑竦其人不见于《宋史》等书，只存于《图说》之中，可能失考。郑若曾六世孙郑定远作《先六世祖贞孝先生事述》中也曾提到郑竦，说他是郑氏家族迁居昆山的第二代祖，与《纪略》中所云一致。从郑竦生平的有限记载中，我们得知他曾经在景定年间奉敕经略桂岭，这一经历与《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的作者经历相似，可能正是这段经历导致了他写作《纪略》。《纪略》对越南的政治历史的叙述简略，但对其风土人情的记述较细致。可能也正是由于此原因，郑若曾在《图说》中对安南风俗的记述仅寥寥数笔，并言“其余详见纪略”。关于《纪略》，张秀民在《安南书目提要》一文中有较为细致的介绍和较高评价。

四、关于《图说》的史料价值

《图说》是郑若曾研究越南的主要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对越南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士大夫对嘉靖以来中国东南沿海海防危机的一种积极反应。许云樵在《南洋文献叙录长编》中曾提到《图说》，认为该书是研究南洋地区的文献之一。张秀民在《安南书目提要》和《中越关系书目》中也多次提到《图说》，认为该书是研究越南和中越关系的重要文献。顾海编著的《东南亚古代史中文文献提要》也对《图说》有所介绍，但均无细论。我们认为，可从几个方面来认识《图说》的史料价值。

1.《图说》在明代专志越南诸书中的地位

越南历史上有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代”，那时其地属中国南部边陲。所以，中国在宋代初年越南建立独立封建王朝以前，基本少有研究越南的专门著述出现，与越南相关的记载与研究大多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史记》中有关越南的记载多在历代帝王本纪和列传之中零散分布，而《水经注》中相关的记载则散见于《温水》、《叶榆河》、《斤江水和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等诸条目中。直到元代，中国才开始出现少量与越南相关的专门著述，如曾出使越南的元人徐明善所著的《天南行记》（又名《安南行记》）和安南陈朝降人黎崱的《安南志略》等。到了明朝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专志越南的著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丘浚《平定交南录》、李文凤《越峤书》、梁天锡《安南来威图册》与《安南辑略》、方民悦《交黎剿抚事略》、王世贞《安南传》、邓钟《安南图志》、佚名《安南弃守本末》、张镜心《驭交记》等等。

明代志越南诸书中，《图说》有其一定的价值和地位。首先，《图说》是不多见的从中国海防需要的角度来研究越南的著述。郑若曾编撰《图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吸取了嘉靖壬子倭乱历史教训的结果，其关注和研究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海防需要服务。而明代其他记载和研究越南的著述则与《图说》有所不同，多受中越邦交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如黄福和丘浚皆因明成祖征安南而有所著述、李文凤则因嘉靖问罪安南莫氏而编成《越峤书》、邓钟则为平定莫氏窜入中国境内的残党而作《安南图志》。另外，邓钟《安南图志》成书晚于《图说》，所记载的范围和内容都与《图说》有所不同，主要收入了叶向高的《安南考》和俞大猷的《平交图说》。张镜心主要为治理两广而著《驭交记》，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定陆疆和处理中越宗藩关系，基本上没有着眼于中国的海疆和海防。

其次，《图说》虽仅有一卷，却对越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明代专志越南的著述大多侧重于记述和研究越南某一方面的内容，如黄福的《奉使安南水程日记》主要侧重于从南京到安南路线经过，丘浚的《平定交南录》则专记张辅平定安南的事迹，张镜心的《驭交记》则主要侧重于中越关系的考察。与其他著述相比，《图说》篇幅有限，却涉及了越南历史沿革、自然地理、行政区划、政治制度、古迹、风俗、土产、交通和中越宗藩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明代记载越南较为系统的少数著述之一。

最后，《图说》卷首所载的“安南国图”是现知明代专志安南诸书中较早绘制有安南全国性地图的著述，也可能是现存中国史籍当中较早绘制有此类地图的著述之一。此图按照“计里画方，每方百里”的原则，对安南国的自然地理和政区地理都进行了描绘。在自然地理方面，如一些名山大川和沿近海的海门岛屿；在政区地理方面绘制了安南的东西两都、十三承政及下辖的府县、关隘，勾勒出16世纪左右安南王国的基本地理面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安南地理知识的了解程度。

“安南国图”对沿海形势的描绘，从北至南依次是白藤海、安阳海口、涂山海口、素鱼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灵场海口、大乾海口、双鱼海口、北平海口、小长沙海口，止于顺化承政和广南承政之间的大长沙海口。图中绘制的一些岛屿有乌雷山、风山、云屯、彼封、双筋等。这些岛屿多在安阳海口以北，只有双筋一岛稍微靠南，在望瀛海口附近。与邓钟《安南图志》所绘岛屿略有差异。顺化和广南是后黎朝新开辟的南部边陲之地，与占城相接，所以越南版图止于广南。图中在乂安承政以南沿海没有绘制任何岛屿。当时的越南仅具有淡漠的沿海海口防守、交通和贸易意识，并未关注到远海岛屿。越南古代的这种海洋意识，直到19世纪依然如此。

2.《图说》史料的因袭

从《图说》史料的因袭来看，其史料的来源更加多元化，为后人保留了不少研究越南可资参考的史料。《越峤书》和《驭交记》的史料多因袭中国历代官修正史和实录，而《图说》与其则有所不同，不仅吸收了中国历代正史的一些记载，还采纳了许多私人著述的观点。《四库》的编者就认为《图说》是“谘访考究得其实据，非剽掇史传以成书，与书生纸上之谈固有殊焉”。

越南丁朝建立以后，其开国之君丁部领曾遣使于宋，遂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在确立宗藩关系后，宋朝为示对丁氏的恩宠，在赐予其“静海军节度使”的传统封号之后，又加赐“交阯郡王”的封号。但在中国史籍记载中，关于宋廷最初册封“交阯郡王”者，究竟是丁部领还是其子丁琏，却多有出入。明代的《越峤书》和《驭交记》与《宋史》的记载基本一致。《宋史》载为：“开宝八年，朝廷议崇宠部领，降制曰：‘……可授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阯郡王’。”《越峤书》记为：

“（开宝）八年五月，供金帛、犀角、象牙、香茶。八月七日，制封琏父部领为交阯郡王……”《驭交记》记为：

“（开宝）八年，再奉贡，褒其父部领封交阯郡王。”

郑若曾在《图说》中的说法却是：“宋既平岭表，封其子丁琏为交阯郡王。”这与上述三书记载有所不同，却与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十分相似，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提及：“国朝开宝六年，琏初归附，授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阯郡王。”可见，郑若曾编撰《图说》很可能参考了较《宋史》成书要早得多的《梦溪笔谈》的观点。

又如在越南陈太宗日煚的身世问题上，《图说》中的记载也与中越正史的记载有所出入，据越南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关于陈太宗的记载是：“帝之先世闽人或曰桂林人。有名京者，来居天长即墨乡……”按《全书》所述，陈太宗祖先为中国人，后来陈京迁居越南即墨。而《图说》则记为：“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人谢升卿也，宋末杀人，变姓名之安南，会应试居首，遂为国婿，袭有爵土。”此记载与宋人周密所撰的《齐东野语》中的记载相一致：“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也……（后杀舟子，渡船人）因变姓名逃去……国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从而来，见谢美少年，悦之，因请以归。令试举人，谢居首选，因纳为婿。其王无子，以国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属婿，以此得国焉。”

通过上述记载的对比发现，《图说》的史料因袭与来源是多样的，可能参考了一些私人著述的记载，采纳了一些与中国和越南正史记载有所不同的观点。虽不能说这些私人著述的记载较官修史书来的准确，但这些私人著述的成书时间却往往早于中越两国的官修正史，更加接近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他们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可能反映出一些真实情况，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参考。因此，《图说》不拘泥于正史，采用私人著述的记载值得重视。

3.《图说》对越南莫朝研究的价值

我们前已推测郑若曾写作《图说》的年代，应大致在嘉靖和隆庆年间，这一时期又大致相当于越南莫朝莫登庸和莫登瀛统治时期，因此在《图说》中保留了一些莫登庸父子统治时期的相关记载，对越南莫朝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莫朝即越南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由于受到传统封建史观的影响，越南古代的史家往往将其视为“篡逆”、“伪朝”，在《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官修正史中只是将莫朝的一些有限的史实，散附于后黎朝的记载之中，使得越南史籍中关于莫朝的记载十分有限。郑若曾《图说》保留的一些与莫朝相关的记载，可补越南史籍中的一些不足。

《图说》中与莫朝相关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在“世纪”部分中有关莫朝建立初年和与明朝交涉的一些情况，这些记载可以作为越南史籍中相关记载的一些补充和印证；二是“伪制”部分的记载，专志莫朝行政区划，值得关注。伪制部分介绍了越南东西两都和古斋（即莫朝阳京）的简况，较为详细记载了十三承政司的名称及其下府的数量及名称。《图说》所记的承政司，当是中越正史中所提到的宣抚司。据《明史》和《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莫登庸在受封安南都统使后，其国内的十三路地方改为十三宣抚司。《图说》记述其具体名称和分布，可为研究莫朝行政区划提供一些史料。19世纪阮朝著名学者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和现代越南学者陶维英的《越南历代疆域》中，也未提及十三宣抚司的具体名称。

4.《图说》与中国明代海防意识的转变

从海防意识的角度来看，《图说》反映了明代中国人由被动的海防意识向主动的海防意识转变的一种趋势。自明太祖以来，厉行海禁政策。明初海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防范方国珍和张士诚的余部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其二是防范自元末就出现的倭寇的侵袭。明太祖多次下达禁海令，严禁私下进行海外贸易。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海防意识，即通过尽量减少与海外的接触，防止内外勾结而威胁明政府的统治。

明初这种被动的海防意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御海上势力侵袭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中国对海外的日益无知，最终反过来成为海防的重大隐患。郑若曾在分析嘉靖倭乱时就指出，对日本的无知正是当时倭患猖獗却无从应对的重要原因。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接受了唐顺之的建议，“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恨今也”，为应对倭寇之患编撰了《筹海图编》和《日本图纂》等书，详细介绍日本的情况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在关注日本的同时，郑若曾还将目光投向了与中国海疆相接的其他国家，防范在这些地区也出现类似倭寇的情况，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说：通过《图说》等诸书可“见明人措意倭患，实兼规及海上诸小国，不仅仅就倭言倭”。

郑若曾的这种关注海外诸国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明初以来被动自守的海防意识的一种修正，与之前的海防意识相比可谓是一种“主动”的海防意识，即不再对海外诸国漠不关心，研究海外诸国也不再是仅止于朝贡的需要，而是出于中国海防的现实需要来全面的认识中国周边的海外各国。《图说》等书的编撰实际上是郑若曾主动海防意识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明中后期中国士大夫阶层在海防意识上的一种的转变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