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扬：二战后香港特有政治格局的形成

从太平洋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短短5年时间是香港历史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的确，国民政府并没有能够收回香港，但不可否认，战后，它对香港社会影响的权重增加了，积极争取了一部分国家利权，密切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向英国表达了中国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最终解决香港问题的诉求。随着战争的结束，英帝国的光辉在远东逐渐黯淡，对于香港的统治者来说，战前的统治方式若不经过调整，已无法保证这里的稳定与发展。香港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中英两国势力的消长，而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维护主权的意志、实力与策略。香港虽然于1997年才回归祖国，但归程的路标在战争结束后已经竖立。

香港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不同，在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中完全排除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这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香港完全是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胁迫中国割让和租借攫取而来的，此前并非是“无主之地”。二是民国时代的历届中国政府虽在香港问题上作为有限，但没有一个政府主张放弃收回香港，而都试图把握契机，积极宣示对港主权。三是20世纪以来，在民族主义潮流的影响下，香港民众的民族精神逐渐高涨，在民族国家观念和自我身份识别上，他们并未脱离“中国”与“中国人”的认同。这三个因素紧密结合、共同作用，形成了香港特有的政治格局。即香港的政治发展，一直为祖国中国和宗主国英国的合力所左右，香港出现的问题、发生的事件，已不单纯是港府的内部事务，它常常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也往往因循中英协商的方式解决。

香港特有的政治格局通过中英两国的交涉得以表现，而这一系列的交涉又逐渐强化了这种政治格局，且并未伴随中国政权的更迭而发生改变。纵观战后直至回归前的历史，香港民众的民族情感有两个高峰，一是1948年前后由征地矛盾导致的九龙城寨事件；二是1967年前后由劳资纠纷引发的“反英抗暴”风潮。两者的共同特点除了港府处置失当、港人宣泄不满、民族情绪激荡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介入成为影响事件走向的决定因素。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其奋斗目标，香港作为近代中国主权沦丧之始，关于其的主张已然成为衡量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步与否的标尺，在香港问题上的作为已然与一个政权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合法性密切相关。

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回到战后初期的香港，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在香港公开活动，党报《国民日报》亦能公开发行，约十万中国官兵曾过境香港，宪兵亦曾在街头巡逻，中国海关可以在此处缉私，更不用说国民政府派驻在此处的林林总总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香港的存在对当地民众无疑是一种宣示：尽管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中国有能力、责任和义务干预这里发生的事情。而对于香港民众而言，虽然他们能获得有限的自由（其程度往往还要高于中国内地），但在政治参与上却长期被排除在外。香港的种族歧视问题在战后数年之中并没能得到多少改善，而华人民众的心态已随着战争的胜利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曾目睹英国人在日本的进攻中不堪一击，又深受祖国取得“四强”（尽管是名义上的）地位的鼓舞。当香港民众与港府发生矛盾和纠纷之时，“祖国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挺身而出，一系列交涉事件的逻辑起点也正因此产生。

细究战后香港问题，可以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国民政府介入香港内部事务，一方面是为伸张国家主权、强化对港影响，一方面亦是香港民众推波助澜的结果。香港民众与国民政府的默契源于两者之间共同的利益诉求。香港民众往往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国家权益和个人利益常常是一体两面，港人与港府发生纠葛时，往往将民生问题政治化，将事件发展引向中英之间的外交解决，国民政府维护国家权益，港人借助国民政府之力维护自身利益。“爱国”在战后香港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承载着利益诉求的旗帜。

当然，香港民众与“祖国政府”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两者之间亦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民族情感的驱动、维护主权的诉求固然大旗招展、激荡人心，但民众的选择往往依据趋利避害的理性原则。身处祖国与宗主国夹缝中的香港民众，在自身利益与家国情感中自有取舍的逻辑。由此可见，尽管民族主义话语在战后中国似乎已然形成一种霸权，却掩饰不住背后的利益动机，无论内地还是香港，也无论民众还是政府，皆是如此。有时并不存在谁比谁更爱国、更激进，决定的因素往往在于谁比谁更会利用“爱国”，谁比谁表现得更为“激进”罢了。因此，战后香港问题的构图，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的不懈努力，一方面是香港本身政治演进的曲折辗转，在这背后，则是港人民族情感的激荡与宣泄，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与取舍。而香港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的实质也并非“反抗港英殖民统治”这么简单笼统，香港民众正是在祖国与宗主国的夹缝中表达着自己的民族情感与利益诉求。

殖民统治在战后已逐渐势微，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中，香港的命运已定，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采取怎样的方式，英国的殖民统治必然有终结的一天。在这一点上，英国殖民者认识得很清楚，葛量洪1954年访问美国，当回答英国殖民统治将在香港维持多久时，他说：“1997年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新界租约就在这一年届满，而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中国政府把租约延长，我也无法想象殖民地的剩余部分——港岛和九龙半岛——继续作为可行的政治团体而存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并不因为这个前景而主动退让。面对战后香港历次社会运动的波澜迭起和中国政府的干预与施压，港府在处理时往往采取看似悖论的灵活方式。一方面，它以强硬的手段维护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坚持不讨论香港主权或有可能涉及主权的问题，也不愿改变香港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当交涉止息、浪潮退去后，港府则采用怀柔政策：它保持了一定的开明姿态，愿意改变治理方式，改善民生状况。这决定了战后香港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在政治体制僵化不变、民主停滞不前的状况下实现有限度的自由与人权，并保证适当的社会福利与公平正义。

香港民主化的前景曾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昙花一现”，但却无果而终，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中国的政治影响不可小视。港府担心，若香港步入民主进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港的势力，都将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中扩展自身力量，危及英国的统治。伦敦认为，如果真的开放选举，那么结果只有一个：香港民众选出来的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种担心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政府涉港事务的处理，多多少少冲击了英国统治者的政治底线，港府在民主化问题上的如履薄冰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英国殖民者的头脑并非“冥顽不化”，相反，他们的思维相当灵活。战后香港社会冲突引发的中英外交危机促使香港政府将思考方向转移到诱发社会矛盾的根源——民生问题。

在战后一系列社会冲突中，港府疲于应对的同时，也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始考虑如何改善香港的社会结构，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最终消除可能影响殖民统治的社会危机。如果说社会冲突往往是将个人问题群体化、利益问题政治化，而港府则往往是将群体问题技术化、政治问题行政化。如果说香港的社会风潮是由民生问题而异化为社会政治问题，而港府则用纾解民生困境的方法寻求社会政治问题的破局。由此，香港逐渐形成了金耀基所谓“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格局。

20世纪40年代末香港民族主义第一波浪潮过去后，葛量洪在执政的后半期开始着手改善社会结构和民众生活困境。面对积怨甚深的小贩问题，港府开始采用划定专门区域、指定经营时间、颁发营业执照的办法规范小贩经营，以疏导代替一味的堵防，既照顾百姓营生又兼顾城市管理。城寨风波后，香港政府越来越重视处理拆迁与安置问题，在葛量洪授意下，港府斥资积极兴建公屋，徙置居民入住。这一举措影响深远，经过不懈的努力，香港较为成功地解决了移民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住房难题。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过去，1967年“反英抗暴”的结束，亦成为香港社会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香港步入“黄金岁月”的“麦理浩时代”（MacLehose Years）拉开帷幕。对比1949年以后曾长期封闭的祖国，香港由一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逐渐转变为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政府清廉的国际城市。与此同时，港府刻意培育民众的“归属感”，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开始勃兴。处于祖国和宗主国之间的香港民众，从“旅港华侨”与“英国属民”的概念中转化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本文选自《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作者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