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葡澳门勘界谈判过程中的博弈与周折

前言

1909年中葡关于确定澳门界址的谈判，是一次没有结果的谈判，中葡双方的代表开了九次会议之后，在没有共识和结果的情况下结束会议，事件的发展及结果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会议在多次磋商之后仍然苦无结果？在谈判的过程中又经历了什么跌宕、又有些什么因素在左右这次谈判？这次谈判涉及的，是澳门和中国的边界，是关于葡萄牙可以管理多大范围的中国土地问题，这对于中葡双方都意义重大：清政府故然要确保领土丢失在最小限度；葡萄牙当然要趁机得到更多的土地，因此谈判时双方在表达自己谈判立场的同时，都希望通过控制话语权来控制谈判的议题和方向，因此在谈判桌上争夺话语权不可避免并成为双方赢取谈判的重要筹码，换言之哪一方掌握的权力话语(Power Discourse)大，哪一方自然能借这次谈判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福柯(Michel Foucault)这些哲学家的话语理论中，权力话语不再是传统观念中只属于强者，而是可以透过自身或外在条件进行转换或增减。葛兰西的观点是在精神层面的干扰上，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一方不一定是在武力的优势上，而是掌握“智识和道德领导权”的意识形态层面，使同类文化和价值链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①而福柯则在阐释权力、统治和斗争的关系后，指出权力话语是在同目标的内部关系中建立起来和发挥作用，从政治压抑和文化压抑的角度而言就是“权力来自下面”，也就是权力并非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②因而在权力话语的语境中，谈判的优劣势不能再以传统的武力强弱来衡量，而是透过政治和文化层面的角逐，来争夺谈判的主导权；当中还不能忽视中国和葡萄牙两个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背景：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葡国则是西方老牌的殖民帝国，这次会议除了在权力话语的角逐以外，还增加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由于双方都“以一种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③的思想方式来和对方沟通，对于各自立场表述以及对方态度的理解，自然有一定的隔阂和距离。在文化和话语权的角度来分析这次谈判，能更深入从事件结构的本身来分析这次谈判的背后现象。

一　澳门勘界谈判：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博弈场所

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所言，1909年中葡的勘界谈判是“中国建立共和制以前西方势力困扰中华帝国的最后问题”④，当中不但牵涉了澳门的主权，还代表了清政府和葡萄牙在国力和领土上角力的成败。勘界的前提是履行1887年的条约，后续却因谈判的没有结果及澳门界址未定引发民国初期中国民间对澳门问题的关注和出现的激烈反响，因此影响深远。过去无论在中葡条约、勘界谈判以及民国初年中葡的边界纠纷皆有不少研究成果。1887年条约方面，黄庆华认为葡国想透过条约以合法形式正式占据澳门，却未能从1862年至1887年多次谈判中取得所需，原因在于：1.条约文本语言的使用；2.俄、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葡国的支持不足；但最重要还是“清政府虽然昧于国际法，但并没有丧失领土主权的意识”，这成为1909年勘界谈判中方的主导思想。⑤邹爱莲则从清政府允许葡萄牙以鸦片缉私为名，占据澳门为实的历史事实来说，“葡萄牙虽然有英、法等国的支持，但其国势早已衰弱，在它强大之时没有得到的权力，在衰落时清朝政府却轻易交给了它，这不能不是中国历史的耻辱和悲哀。”⑥李永胜考究了1902年到1904条中葡之间修订的商务条约，提出是葡萄牙想利用鸦片税收、协助缉私及兴建澳门至广州的铁路为名，达到扩充澳门界址的目的，但这些意图落空，重要原因是当时清政府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影响力明显下降，以及清朝官员强烈的维护领土意识。⑦李全新和林文也认为，在中葡签约过程中，葡方漫天要价的资本来源是理解中国急需鸦片关税的款项，但以张之洞为首的广东官员能“从维护对澳门拥有主权的立场出发，反对向葡萄牙作出妥协”⑧，致使葡国未能凭签署通商条约来达到侵占澳门以及其余邻近岛屿的目的。对于这一点吴传清和覃波也认同，指出张之洞是其中一个极力主张在领土问题上寸土不让的官员之一，全赖张之洞的据理力争，致使签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时，葡萄牙才被迫同意在会勘界址之前双方要维持现状⑨，于是有1909年的谈判出现。

目前关于澳门勘界的研究，当数南京大学黄鸿钊教授做得较为深入，他编纂的《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结合了《澳门界务争持考》、《筹办夷务始末》、《澳门公牍录存》、《林则徐使粤两广奏稿》及《香山县志》等中文文献，把勘界谈判的背景、过程及始末以档案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⑩；与之相对的是萨安东《葡中关系史数据汇编》，当中收录葡萄牙属务部外交司署内部于1921年发行的《澳门问题备忘录》，大量的葡文及英文档案都能以葡萄牙的角度展现对勘界谈判及中葡争端的立场(11)。黄鸿钊在研究了原始资料后指出，是广东民间的强烈反响促成清政府要与葡国进行划界谈判，而谈判期间葡国以武力威吓及将事件提交国际法庭，希望以此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力；反之中国方面则是民间压力逼使清政府“不得不表示俯顺舆情，对澳葡采取强硬态度。”(12)广东民间对勘界问题的关注，包括香山开端口、组织关注勘界进程的各个民间团体，使民间力量成为中葡谈判桌以外重要的干扰势力(13)。葡国方面则理解清政府迫于民间的反对压力是中方在谈判时不能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主要原因，于是先是求英国，继而提出国际公断以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14)，故此其他西方国家也成为谈判的另一参与者。萨安东同意勘界谈判中葡双方都是在互相妥协的立场上取态，但会谈最终无功而还的原因还是外界的影响，他以葡国的立场指出“有些民族对领土的心理因素的重视程度，有时超出了其固有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这种纯朴而又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会使调节和解决争端的国际性机制失去效力，换来的只是国际社会尽失和平和安宁。”(15)勘界谈判的无结果，除了外来力量干预，还有一样自身的问题，即中葡双方立场迥异，而且由于文化差异，双方在条约解释和国际法认识角度上都有很大的分歧，让双方难以达成共识，谈判也就注定失败。(16)

事实上，中葡未能在勘界谈判取得成功，后果未有如萨安东所言“国际社会尽失和平和安宁”反而触发了民国初年中葡之间一系列关于澳门地界和水界的纠纷，民国政府多次就澳门问题与葡国谈判，广东民间及广东官员很关注澳门的界址问题，然而葡萄牙却透过一系列侵犯行为来实现“非法扩展界务这一传统”(17)，例如1919年青洲浚海事件、1921年的银坑事件等，中葡双方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涉，但由于葡萄牙扩大占领澳门以外土地的意图不变，广东政府民间收回澳门的声音不断，这些交涉一开始就举步维艰，最终也是无功而还。(18)

从上述对中葡澳门勘界事件的文献分析，可归纳出这次谈判的权力话语的争夺过程：中国和葡国都各自有话语的基础，中国源于对澳门故有的主权；葡国则仗着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以及中国多次战败的时势来“趁火打劫”；谈判过程中，双方都出现了权力的让渡与增长，中方源于民间的力量，葡萄牙则是西方国家的暗中支持，故此这次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角力，谈判的权力话语出现下图的转折与博弈过程：

上图所示，中葡双方对谈判的权力话语原来有对等的筹码，西方列强的取态，包括身为英国人的海关总税司赫德从中所作偏帮葡萄牙的周旋使葡萄牙掌握的权力话语增加了，造就一次话语权的让渡；而中国方面则是民间和广东官员对领土问题的寸步不让，使民间的反响成为推动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采取维护主权的坚定立场的后盾，此时话语权再一次让渡到中方，出现一个对等而僵持的局面。

二　话语权力的原位：勘界谈判的背景

中国和葡萄牙关于澳门界址设定的谈判，开始于1909年7月，历时四个月前后共九次会议，内容主要是要解决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第二款中需要确定澳门“界址”的事宜：

依前在大西洋国京都理斯波阿所订预立节略内，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之第二款，大清国仍允无异。唯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19)

然而这个问题一点也不简单，原因是自1553年以来一直在澳门半岛南部大约一平方公里地方居住的葡萄牙人，早就觊觎澳门以外的其他岛屿，意欲趁这次机会把“澳门”的范围包括到关闸以南整个澳门半岛及青洲，凼仔、路环、大小横琴、对面山及银坑等七个岛屿。

葡使因为当时彼此界限证出，以免一切争执，致伤两边和好，并悉心考究其意见，应以下各条，作为划界根据。

一、划澳门连岛自尖角至关闸地界(即关闸汛)。

一、划关闸至北山岭之中立地界。

一、划内港口岸界。

一、划(拉巴)即对面山、(凡尔脱)即青州、(太巴)即潭仔、过路环、(横琴)即大横琴、(唐若望)即小横琴并及附近小岛界。

一、划澳门连岛及各岛沿边一带水界。(20)

这些划界要求对于中国的领土主权是严重的侵犯，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葡人未提出所谓“澳门界址”之前，已深知葡萄牙想侵并更多中国土地的意图，上奏必须明确拒绝对方的无理需索：

围墙以内为原租，关闸以内及青洲一墩皆所久占，潭仔、过路环则为新占……关闸以北直达前山，澳西对岸湾仔、银坑各处，远及东南各岛，皆欲占而未占者也，亟宜趁此议约之时，严词杜绝，与以固有之利，绝其窥伺之萌，于原约既无违背，于事亦尚无大损。(21)

中葡的澳门勘界谈判就是在这个双方条件极不兼容的背景下展开的。在会谈进行的二十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等多场战争，被逼签定多项不平等条约，已沦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在西方殖民主义疯狂扩张的年代，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力，正如萨义德所言是掌握在国力和财富都于上峰的西方国家手上：

大量的权力仍处在诸如关系、能力这样粗糙的条款中，关系和能力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财富和特权、独裁垄断和核心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和能力。(22)

但在面对同样来自欧洲的葡萄牙时，清政府却没有交出谈判的话语权力，并且态度强硬，认为“严词杜绝”，亦可“尚无大损”，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葡萄牙国力及财富皆不及其他西方列强。英美法等强国是用武力击败清政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力来和中国进行各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但葡萄牙租居澳门三百多年，并没有正式得到任何澳门管治权的条约，得以“勘界”也是在英国支持之下进行(23)，充其量是挟英国之强敲诈清政府，故此葡萄牙并没有在谈判一开始就掌握话语权力。

在法理上，中国的立场是不可能允许葡萄牙趁火打劫，因为澳门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葡人尽管在这里住了三个多世纪，都是“租居”，而且范围都在三巴门以内(即澳门半岛南端约一平方公里)：

澳门为香山县之一隅，向来设有关闸于莲花茎，为自县入澳南北之枢纽，自关闸以南至三巴门，始入澳境，其关闸以北，并非澳地。……关闸以北乃中国独管之地，原不与约内界务相涉，非贵国所应过问也。贵大臣所称，关闸至北山岭中间一带地方，向为局外之区。此言毫无根据，实为从来所未闻，且以粤督为妄想，措辞亦觉失当矣。(24)

葡萄牙则认定以前葡人的确有在所要求的土地上居住和驻扎，而且这些地方都属于“澳门属地”，故此要求这些岛屿是符合法理的：

中国方面知道也同意唐若望(小横琴)自古以来都是葡萄牙的占领地，葡萄牙在这里征税、建立麻疯病院并且每年花费超过1千元来营运，岛上又有一间由凼仔及路环市政厅资助的学校……横琴岛是中葡1887年条约当中所言的“澳门属地”，当双方寻求“属地”的定界时，我们已有一些机密文件指出澳门半岛及其属地的所在，显示葡萄牙早在1887年前已在横琴岛上活动，拥有鱼场、蚝场及矿场。(25)

因此谈判之前，中葡皆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认为理据充足，这些背景显露了双方在这次谈判的筹码上，其实是旗鼓相当的：大家的国力均处于衰弱的境地，大家对“澳门界址”的拥有权都有自己的法理依据，于是大家都有争夺话语权的力量，关键在于谈判背后的历史场景，把所谓谈判的“霸力话语”分配到哪一方而已。

三　话语权力的第一次转换：勘界谈判的开始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经历中葡双方一系列谈判、讨价还价、博弈之后的结果，还渗进了俄罗斯、英、法等西方国的干预，基于“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26)的文化霸权心理，作为同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英美法对葡萄牙的支持立场是很明显的，就是支持同属西方国家的葡萄牙对中国这个已无甚还击之力的败国进行更多的豪夺。在勘界谈判开始之前，负责谈判的葡方代表马楂度(Joaquim José Machado)作出了一些会议准备，包括争取英国的支持，以及寻求法理依据把现今湾仔即对面山划入澳门界址：

有必要获得英国海关高级官员的积极帮助，也应寻求英国驻上海领事博帝业(Potier)爵士、高级海关官员贺壁理(Hypisley)、伯多禄(Nolasco)和阿宋生(Assumpao)对此事的合作；有必要见一下前总督蒙丁尼路(Martinho Montenegro)；必须试图签署某种明确禁止在能控制澳门的制高点上建立工事的军事协议；对1887年前对面山山坡上是否有人居住进行调查。(27)

英国其实也曾大力帮助葡萄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总税司赫德本身是英国人，在签定《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之时，赫德虽然代表清政府和葡国谈判，但处处偏袒葡方，以致一份原本关系到鸦片征税和缉私的条约，牵扯到澳门的主权上。“1887年中葡条约是赫德一手操纵策划的产物，以中国出让主权，允许葡方永驻、管理澳门的代价换取葡萄牙方面帮助中国方面征收查缉鸦片税收的好处。”(28)虽然到了勘界谈判之时，赫德对清政府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明显下降，但还有其他官员甚至其他西方国家可做葡方的后台。正如葛兰西所言，“任何在战争时期执政的一方都可能由于战争的削弱最终失去霸权，被迫眼睁睁看着更加灵活或‘幸运’的‘服从者’掌握领导权”。(29)英国也不负葡萄牙所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于1909年9月到外务部，声明英国关注事态发展并支持葡国：

澳门勘界事，贵国高大臣不认附属地为葡国所有，实属无理取闹。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中葡订约时，葡国所占之地均应划归葡国，约内载有明文，中国不能不认。英葡两国订有互相保护之约，本大臣愿为两国调停，并非有意干预。(30)

葡国认为既然有作为鸦片战争胜方的英国支持，是有条件仗着英国这个掌握领导权的胜方向作为服从者的清政府施压，从而达到合法占领澳门以至其他岛屿的目的：

在没有足够防御力量的支持下，澳门的形势变得危险。故此英国驻广东领事对此事的友好干预变得举足轻重，领事先生的影响力也是众所周知的。(31)

葡萄牙对英国寄予厚望，希望透过勘界谈判争取占据更多的中国土地，原因除了“英国自从1703年与葡国签订《梅朱恩条约》以来，一直是葡萄牙可靠的盟国，葡国认为只要把澳门问题国际化，英国必定会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并会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公断对葡国绝对有利。实际上是利用西方列强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屈服的手段”(32)之外，也基于一种“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实际政治主权。这可借由武力、政治合作、经济、社会或文化的依赖而达成”(33)的趁机掠夺心态：

中国只有在被绝对需要所逼迫的情况下，才能在这种问题上让步。现在看来，1887年，中国重大利益处于威胁之中，假如我们当时能持之以恒，对唾手可得的胜利价值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中国可能已作出让步。(34)

于是马楂度在刚开始的第二及第三次谈判，为了进一步威逼清政府，不忘抬出葡萄牙的殖民国背景，来逼中方就范：

在未开议界事之前，本大臣尚声明葡国政府并无向中国要求扩充土地之意，葡国在现在之世，殖民地之多，亦可列第三国，法国之后，当推葡矣。(35)

除了以西方列强的支持掌握话语权力的方法外，葡方还有诉诸西方文化的途径：所谓的条约内容和国际法规，中方谈判代表高而谦在第三次会议中提出“concessoion”一字中文为“属租地”，马楂度随即反对，并提出二十五个理由指“concessoion”意为属地，并从中葡交往、葡人居澳以及葡人在澳门及各邻近岛屿的活动及建筑来申明对这些地方所拥有主权，并明言这是由“万国公法之书可凭”，漫天要价提出前文所要求的大面积土地，并申明这些要求是合法的：

一、查实得地之法，有战胜而得者，有让与而得者，有逐渐开拓而得者，有居住而得者，有历时久而得者。

二、无一正当凭据，足以指明澳门及属地，系中国让与大西洋者。……

九、管理各岛，西洋人全有主权，所以凼仔、路环、青洲设衙署，派官员，施行治权，历时甚久。

十、湾仔在澳门对面，得西洋人保护，东边已渐兴旺，因其对近澳门，故由澳门官兼治其地，乃中国官时时有侵楼[权]之举动。

十一、舵尾及横琴，其东北边长时系西洋人管理，其西边中国亦有时管理之。

十二、所以上列之各岛，全系澳门属地，按照地理图，实联合而成为澳门，尽归西洋人所管辖，西洋人为保守澳门，即不能不管理各岛。(36)……

后来的谈判僵持不下，中方一再坚持拒绝葡方对于所谓“澳门界址”的要求，葡方想到寻求同一文化背景的西方盟友支持，提出国际公决：

需要说明的是，在尽办法解决这些难缠的问题的角度下，在1909年，葡萄牙为把此事提交国际仲裁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为此提交了建议，期望得到除了英国，还有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支持。(37)

马楂度在经过八次会议后再和高而谦会面，两人探讨了当前困难的谈判形势后，马楂度即向对方提出请国际公决作为解决之道：

我向他(高而谦)表示所有这些提议(高之前提三建议：一、中方代表易人；二、更换谈判地点；三、把新谈判地点设在北京)我都难以接受，唯一合适的途径是两国政府同意将此问题提交仲裁。在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后，我告诉他将致电政府，建议立刻寻求仲裁……(38)

葡国这种以中西方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冲突的层面上，寻求强大西方盟友的支持的取态，使之在谈判伊始之时，本当实力相当的双方，出现了一次权力倾侧，也就是葡萄牙利用不断的军事和政治冲突，转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即西方国家因文化相近而结合，共同对抗文化传统相对的中国，进而实现了权力关系的转换(39)，继而掌握话语权力的优势。到后来谈判僵持不下，马楂度代表葡国提出把事件提交国际法庭仲裁，也是基于这种政治权力的决策不断通过各种战争来重写这种关系，这种重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的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甚至话语的操作中的心态(40)，认定在西方世界的支持下，把谈判从两个国家对领土的磋商，升格到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对立的高度，至使勘界谈判开始的前一段出现第一次权力的让渡，受方是葡萄牙。

四　权力话语的转移与替换：勘界的谈判过程

由第二轮勘界谈判开始，中葡双方的立场已有很大差别，而中国方面本来不把葡萄牙这个西方小国放在眼内，曾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甚至主张，今后议约“唯在聚精会神与德、法、俄三国辩论。至葡乃小国，乘间搅扰，尽可直言驳斥，其则不理。不宜多立条款，无意中为诸大国开方便之门也。”(41)但葡萄牙恃仗西方国家支持，以掌握谈判权力话语的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致使清政府在开始时对英国的态度极为顾忌，申明不希望英国参与其中：

葡人在澳不过居住、贸易，按约得久享此益，万不可有贪土之想，既非在彼屯兵欲筑军镇，何取于附近小岛？今粤民对于此事甚不靖，若恃他国势力强占无益之地，粤人心必不服，将来必不相安，不如与高大臣和衷商订为宜。(42)

中方谈判大臣高而谦很了解葡方把英国以至西方其他国家卷入勘界谈判的意图，故此明确反对把事件提到国际层面：

海牙判断，欧美之于东亚本有不同种族之成规，益以中国政治未尽修明，必以此地属葡为优，葡人布局已久，既有可借之词，必有袒葡之意。澳门为无税口岸，便于通商，一也。英人虑葡穷蹙，将地献于他国，于己不便，二也。法人在彼有电灯公司之利益，三也。葡人拟开内河，已与法、荷议明，购彼黄浦江浚河机器，包修河道，法、荷均有利益，四也。有此数大国主持其间，海牙会必为葡国之辩护士，难免全败，反不若自与磋议，尚有得半失半之望。(43)

可见高而谦对于谈判的形势有很深刻的认知，在一个实力相若的前提下，角逐权力的技巧至关重要，葡国在提出勘界以至开始谈判的时候，都懂先发制人，利用和英、法、荷这些有着共同利益的西方国家作后盾，文化心理上则利用“在自己邻地以及邻界的土地和除此之外的地域划出界线，称界线以外是‘野蛮人的家园’”的共同殖民心态(44)，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难怪高而谦会认为即使力拒国际干预，谈判的胜算也只是“得半失半”了。既然中方的权力话语已失，葡萄牙应该可以任意索要，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高而谦听取了马楂度对葡方对澳门界址的范围后，即在第二次会谈中严词拒绝：

香港、九龙情形，与澳门不同，时势亦不同，亦不能援以为例。

中国使臣之意见，欲愿两国永远之平和，唯有照约勘界，就澳门本岛中，详细勘画，此已大拂舆情，然为约允之事，中国勘界大臣，不能不担此责任。……(45)

高而谦在说词中提出了两点：一是香港与澳门的情况不一样，清政府对待英国和葡萄牙的态度也自然有所不同；二是民间的舆论压力，使他不能在国土问题上多作退让。中方的反应在某程度上显示葡萄牙所掌握的权力话语并不是绝对的优势，反之，在角逐话语权的过程中，是有扭转和让渡的可能，重点是如何使用权力。因为“角逐权力的策略会形成一种关系以构成一条权力阵线，这条阵线能以适当而又满足于事后反应的姿态来取替诱发性的行动”(46)，高而谦的适当姿态是对待葡国和西方列强的分别；“满足于事后反应”则来自“舆情”。

“舆情”能成为这次谈判的影响因子，也有着其历史沿由：早在19世纪中期澳门的亚马留总督越过澳门城墙，到华界的望厦、龙田等地编纳门牌强收租税开始，澳门的华人和广东民间已不断上书要求清政府出面干预“澳夷又派人入村，如前勒索，并每户送保单一纸，责以缴租。迟缓，应行照章苛罚。百端威迫，民不聊生……欲欠国赋而纳夷租，则为么籍之编氓，深为可耻”(47)。为了表达寸土不让的决心，澳门和广东组成多个关注勘界的民间社团，又计划在距离澳门不远的开设香山埠(今珠海香洲)来截断葡人在澳门的贸易优势，明言“我国边界指不胜屈，屡受外人欺凌，势难哑忍，而澳界为尤甚，葡国虽小，狡计甚大，如强邻压境无论矣”(48)。故此在勘界谈判开始时，广东民间对葡萄牙贪婪的姿态已大为不满，一些较有地位的士绅倡议设立关注勘界进程的团体，报章也大肆报导事件，向清政府施压，要求中方不能在国土问题上作出退让：

澳门划界一事，关系国权，我邑犹有切肤之痛，日前恭、谷二都之热心士绅杨君瑞初、陈赓虞等，特因此事设立划界维持会以为政界之助……中葡划界，葡欲无厌，稍任混越，全粤堪虞。(49)

由于香山(即今中山与珠海)与澳门毗邻，当地绅民对划界事件尤为关切，《香山旬报》由勘界会议筹备、会议人选以至每次会议的过程，都有所报导和评论：

会勘澳界事宜，业经部派高而谦前往勘办……闻届时拟先勘前年被占之湾仔、以至银坑马骝洲一带，再勘从前被占之关闸界，以至旺厦青洲等处，然后详勘旧日交界原址，以凭厘定界址云。(50)

及后《香山旬报》都有对会谈的状况详加报导(51)，可见澳门虽然隅处香山一隅，但关系到国土主权的大原则大问题时，则能引起全国的关注，例如广州的《羊城日报》、《国事报》和《七十二行商报》都有连续的篇幅报导勘界谈判的进展(52)，而且不但广东民众，中国各地以至海外华侨都对中葡之间的交涉深表关注：

福州友人函云：……联合各省社会，以厚维持之力，自愿将其别墅碧林阁借作会所，以便与各埠联络……每人捐弃一月所入之款，速购新式妄洋船四艘，报效政府，以厚现时海军之力，示我粤人誓以死争，不能退让寸土。

由报章的内容可知，民间成立的各个“勘界维持会”在这次谈判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这些维持会除了广东省内，还有国内的“各省”以及国外的“各埠”，而且程度不但在观察、评论以及陈情，还实实际际地在军事上参与和葡国的周旋，资助清政府购买军舰来增加国力，当然这些“勘界维持会”对作为谈判代表的高而谦也施予了相当的压力：

钦命中葡勘界大臣高大人钧鉴：澳门界事，朝野倚重高才，想宪台必能力抵葡人，保国土而嬮民望，吾民认定澳门旧界，除三巴水坑二门之外，寸土不能轻让。伏乞钦宪毅力维持，吾民愿拾生命以为后劲，幸勿轻易曲从，至违众望。(53)

类似这种民间对中方取态的声音可说是此起彼落，难怪高而谦在勘界会议上对葡方一再强调民间的舆论对这次谈判的作用，而自己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故此才在会议中声称在澳门本岛勘界已是“大拂舆情”，又指“民情激烈，稍一不慎，致酿事端”。(54)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文中，也认为不可忽略民情，政府对海内外纷沓而至的勘界议论需要有适度的响应：

日来内外来电仍复纷纷，皆言尺寸勿让，若和平予地，其何以慰国民之心？则唯有将一切内容及现时议案，或密示维持、研究两会首领，令其协筹对待之法；或宣示内外，使各晓然，自明已铸错至今，几属爱国之伦(论)，岂肯误国之计！苏杭甬代表，其始势甚汹汹，迨钩稽案卷，始知政府有不得已之苦衷事，乃有济颇望今日民情似此。(55)

葡方对于中国民间的声音也不是充耳不闻，在对澳门界址问题的备忘录上，葡萄牙也明确指出勘界会谈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舆论和各个“勘界维持会”的干预：

在广东，媒体一如以往地采取激烈的反葡萄牙立场，促使我们今后的行动要加倍审慎；这局面也使在青洲北部的浚河工程必须延误。(56)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对权力的循环及支配的关系所描述其“连续性”的内容中，权力的掌握及扩大有其特殊路径：

某种唯一的、同样的意图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构成一种独一无二的前景；什么样的行为模式和什么样的支点包含着转让、遗忘和重复的游戏；起源是怎样在其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并且达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完美。(57)

中国民间对勘界的反应能透过舆论压力来“维持众多的不同的和连续的思想”而使民间作用成为在自身之外扩大其统治来达到目的，民众的要求在福柯权力关系系谱中，作为微型权力的拥有者(58)却透过目标的一致性、行动的连续性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已成为左右这次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情汹涌造就了清政府坚拒葡国漫天要价的后盾，使话语权力下放到谈判桌外的舆论中，造就“权力在循环过程中具有一种链状结构(商民的反抗情绪及香山开端口)，通过网状的组织(民间各个关注勘界的团体及报章媒体)的组织运行和实施，使个人处在权力网络中或在实施权力的状态中，个人成为权力的运载工具，而非权力实施的对象，成为“权力并非从最高统治者发出，而是来自下面的微型权力”(59)，使权力话语在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让渡和转移，这次的受方是中国。

五　结语：没有结果的谈判

在权力话语的原位出现转移和让渡之后，中葡双方在勘界谈判的实力上处于相当的局面：葡萄牙凭恃西方国家的支持，坚持将事件交由国际公决；中国则以“民情难拂”作为争夺话语的条件；双方于澳门的水、陆界的划定意见分歧，葡方坚持第二次会议时提出的界址，而中方则认定葡人在澳门居住的范围，只在澳门半岛筑有城墙的南部一小块地方，为了让谈判有所突破，高而谦建议作出一些让步“提议将龙田、旺厦抵换潭仔、路环上占地”(60)，然而这个提议遭马楂度在会议上断然拒绝：

葡使坚指潭仔、路环、青洲等岛实已全占管辖，其对面山、横琴、舵尾山及附近各小岛尚可商量分辖。唯我指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处或能认为被占，允为葡人来往停留之所，仍不得作为属地，彼坚不允从。(61)

马楂度提出“澳门全岛、内河全口、凼仔、过路环、青洲各岛及其水面，向来只有葡国据住管辖”(62)，但为了相互通融，可以在其他地方作出一点让步，即过往要求的对面山、银坑及横琴等岛屿，可以和中国商讨如何划分：

对面山、青角、横琴及其附近小岛，本使听便分划，总以免将来两国不浃意之事。(63)

其实马楂度也感受到中国方面是挟民意来与葡国讨价还价，在进行了第七次界务谈判之后，他便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反葡情绪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极为不利。“所以，与我们打交道并非中国政府，而是狂热分子，他们无视国际法，玩弄民众的爱国感情。”连当时的港督卢押爵士(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也同意“中国人受‘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癖好唆使，不可能让步”(64)，在这个“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与执政党的权力对社会个体成员所产生的影响不是直接的，需要通过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所参与的各色各样的社会活动”(65)情况下，中国社会舆论及各个民间社团对国家和政府权力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不能挟英国之强来逼中国就范、中国社会的反葡声音此起彼落的情形下，马楂度深知再谈下去也是没有结果，于是在第九次会议中断然提出终止会议，并建议把问题交由国际仲裁：

本大臣揣度情形，并察阅贵大臣第十说帖，似无和平办法，只有索回原地之意，则续议毫无所用。唯复敦请贵大臣仍以公断劝贵国政府，本大臣现已劝本国政府矣。似此办法，实委解释两国龃龉最光荣最合式之法，于两国交际，实有裨益。(66)

马楂度看来如果不能达成任何一方的目的，在没有任何共识或协议下终止谈判似乎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起码保存了面子”(67)。他坚持把勘界事件提交国际，似乎是为了让葡萄牙可以再掌握谈判话语留了后路。

在中国方面高而谦则认为在谈判的过程中已作出了适度的让步，这些让步足以挑起中国民间的反抗情绪，“谦以新占之龙田、旺厦等村予葡作为属地，复以旧占之潭仔、路环已建造之区予葡停留，不作属地，河海仍全归中国。在而谦已经拂戾舆情，十分迁就，乃葡使固执占管之言，并恃各地已在其势力之下，不肯归还。”葡人不罢休，形势是“意见参差如此，民情激烈如彼，稍一不慎，致酿事端，诚非两国之福，只得听其拂衣而去。”(68)可见到了谈判破裂的阶段，中国和葡国所顾忌的都是中国社会对勘界的关注及激烈反应，说明“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也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69)。

故此，葡萄牙挟西方世界作争夺话语权力的如意算盘并未打响，而中国方面虽然利用民意取回了一定的话语权力，但清政府也意识到不能让民间的声音大于统治者，因为“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然趋于瓦解”(70)，于是未有充分利用这个全然夺取话语权的机会，反而遏制这些民间动作，原因是“尤恐我国人民不能仰体交涉为难情形，假托公论，荧惑是非，以致不安本分之徒乘间滋事。”(71)葡国既失话语权力，中国也不敢利用民间的支持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力，导致勘界谈判的话语权力在经历下放、转移和让渡后，中葡双方的谈判筹码再一次相若，即出现“双方之间权力的相互影响、此消彼长，总和为零”(72)的局面，于是谈判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使澳门直到1999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前，和中国的界线也是模糊不清，在中葡边境的关闸有一片所谓“三不管”地带(73)，与此同时，澳葡当局也没有任何海面主权。这次近代史上一次耐人寻味的、但没有结果的谈判也见证了清政府在衰弱的国势下，仍能以民间强烈的爱国声音作为和其他国家周旋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国土主权。

【作者简介】黄雁鸿，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

注释：

①[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②[法]柯福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66—7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③[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根宇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8页。

④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As K3Y934.jpg inter-governamentais de 1909 para a K3Y935.jpg de Macau e o seu significado nas K3Y936.jpg Luso-Chinesas. Em Revista de K3Y937.jpg Pública de Macau.No. 30,1995.

⑤黄庆华：《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从16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⑥邹爱莲：《中葡〈通商和好条约〉与澳门勘界问题》，《历史档案》，1999年第4期。

⑦李永胜：《1902年中葡交涉述论》，《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李永胜：《1904年中葡交涉述论》，《历史档案》，2009年第3期。

⑧李全新、林文：《中葡签约》，《兰台世界》，1999年第10期。

⑨吴传清：《张之洞与中葡澳门交涉》，《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覃波：《从鸦片缉私到澳门丧失》，《紫禁城》，1999年第3期。

⑩黄鸿钊编：《中葡澳门交涉史料》(第1、2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

(11)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Macau: Fundacao Macau e Centro de Estudos das Relacoes Luso-Chinesas e Universidade de Macau.(Vol.3),1998-1999.

(12)黄鸿钊：《清末澳门的勘界谈判》，《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12期；黄鸿钊：《清末民初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新约的签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澳门专号》。

(13)卜穗文：《1909年广东人民在澳门勘界事件中的抗争》，《岭南文史》，1996年第1期；朱昭华：《清末中葡澳门勘界谈判研究》，《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4)郝艳红：《悬而未決的澳门勘界》，《紫禁城》，1999年3月。

(15)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As K3Y934.jpg inter-governamentais de 1909 para a K3Y935.jpg de Macau e o seu significado nas K3Y936.jpg Luso-Chinesas. Em Revista de K3Y937.jpg Pública de Macau. No.30, 1995.

(16)齐凯君：《浅析宣统元年中葡澳门勘界谈判失败的原因——从国际法的角度》，《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第10期。

(17)付海晏：《银坑事件与中葡澳门交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18)徐素琴：《民国初期中葡有关澳门界务的交涉》，《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黄鸿钊：《民国时期的澳门问题交涉》，《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林文、刘静玲：《界务与主权》，《兰台世界》，1999年第12期。

(19)《伯多禄所递拟改〈中葡通商和好条约〉三十七款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编：《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葡关系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1页。

(20)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东升中西印务(发行)1931年版，第58—59页。

(21)《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与葡国议约事致总理衙门信函》(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2)[美]赛义德著，谢少波译：《赛义德自选集》，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23)《中葡通商和好条约》得以签定，背景是中英1885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要求从香港严格查处鸦片走私活动，而从香港进口中国的鸦片税率以外国准则厘定，英国提出澳门也必须缉查走私鸦片，澳门的鸦片进口税也需等同香港，造就葡国趁缉私及厘定鸦片税这个机会和清政府签署这项条约，获得“永居澳门”的合法权，故此1909年开始勘界谈判时，葡萄牙坚持会场设在香港。

(24)《照录总署照覆西洋施使文》(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蔡国桢编：《澳门公牍录存》，振绮堂丛书本，第1—2页。

(25)Manuel Teixeira de Sampaio Mansilha. Estudo Documentado Acerca da Soberania de Portugal em Macau.Em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a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Vol. 3, 1921, pp. 9—10.

(26)[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根宇译：《东方学》，第10页。

(27)[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合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版，第2页。

(28)李永胜：《1904年中葡交涉述论》。

(29)[意]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第220页。

(30)《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中国不认附属地为葡所有愿出面调停事与外务部左侍郎联芳问答》，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1993年版。

(31)Memorandum on the Macao Question, 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Em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Vol.3,1921. pp.9—10.

(32)黄鸿钊：《清末民初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和新约的签订》。

(33)Michael W.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p.45.转引自[美]萨义德著，蔡鸿林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页。

(34)[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合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56页。

(35)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第15—17页。

(36)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第18—22页。

(37)Em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Memorandum on the Macao Question. 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Vol. 3, 1921. p. 7.

(38)[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合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119页。

(39)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40)M. Foucault(Colin Gordon ed.).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1972-1977). Pantheon, 1980. p. 123—125.

(41)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242页。

(4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233页。

(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234页。

(44)[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根宇译：《东方学》，第66—68页。

(45)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急持考》，第36—40页。

(46)M. Foucault,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4, p. 347.

(47)《光绪十三年四月两广总督咨总理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一)，第129页。

(48)《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函》、《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四)，第74—75页。

(49)《划界维持会致北京电文》，《香山旬报》(第18期)，已西闰二月初一日，载黄鸿钊编：《澳门史料拾遗——〈香山旬报〉资料选编》，澳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3年版。

(50)《拟定会勘澳界之计划》，《香山旬报》(第18期)。

(51)《第一次开议界务之概要》、《高大臣不允葡人无理之要求》、《第三次会议划界事》、《第四次开议澳门界务》等，载《香山旬报》(第31-40期)。

(52)见澳门基金会、葡萄牙外交部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澳门大学图书馆编：《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部分·中文)》(第3册)，卷宗二八五之剪报内各报章内容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13—462页。

(53)《〈羊城日报〉关于福州中葡勘界维会义愤情形等之报道二则》(宣统元年六月十五日)，载《葡萄牙外交部藏葡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清代部分·中文)》(第3册)，第430页。

(54)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宣统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55)《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为勘界和谈总须失地唯在如何以平民情事致外务部电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232页。

(56)Em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Colecca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oria das relaco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Memorandum on the Macao Question, Vol. 3,1921 p.9.

(57)[法]福柯著，谢强译：《〈知识考古学〉引言》，载林贤治主编，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58)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28—29页。

(59)[法]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66—471页。

(60)《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为下次会期提议将龙田旺厦抵换潭仔路环上占地事致外务部电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290页。

(61)《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为因原约文意再次相持及葡坚不允从潭仔路环不得作为属地事致外务部电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346页。

(62)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第115页。

(63)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第115页。

(64)[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合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109页。

(65)Gu, Yueguo. An Institutional Anniversary Ceremony as Systemic Behavior in Chinese Context. Ken Turner and Bruce Fraser. Language in Life, and a Life in Language: Jacob Mey-A Festschrif t[C].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09,pp. 121.

(66)黄培坤编述：《澳门界务争持考》，第31—35页。

(67)[葡]马楂度著，舒建平、菲德尔合译：《勘界大臣马楂度葡中香港澳门勘界谈判日记(1909-1910》，第127页。

(68)《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为第九次会议彼此意见不合葡使去意已决自不挽留事致外务部电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382页。

(69)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27页。

(70)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14页。

(71)《外务部为恐地方滋事予英葡以借口应严饬弹压劝道以弭事端事致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澳门专档》(二)，第445页。

(72)刘亚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与萨义德东方主义之比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73)这块地方于回归后让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新的海关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