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古书是活物
韦力简介
号芷兰斋，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觅宗记》《鲁迅藏书志》《硃痕探骊》《上书房行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韦力，日前携新作《书楼觅踪》来苏。在《江浙藏书文化漫谈》分享会上，韦力接受了姑苏晚报记者专访。
从听故事开始喜欢古籍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收藏古籍感兴趣？
韦力：我这些年在记者追问下说了不同的版本，大部分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理由，真实情况说不清。爱好是天生的自然对某个东西的偏好，似乎没什么理由。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要探究这个爱好的后天成分，我觉得是受我的爷爷影响比较大。我几岁就跟着爷爷，他是以前的老秀才，他经常讲一些故事，我最初对这些故事并无兴趣，听不懂。后来有一阵广播里都在说《水浒》，我问爷爷，“别人都说水壶转，我们家的水壶为啥总不转？”爷爷就开始给我讲《水浒》的故事。潜移默化吧，那时就感兴趣了。还有一个契机，那时候没有很多书可读，我把懂得的古书知识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小孩子们很新奇，物资贫乏的年代，他们用家里好吃的来给我交换故事，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促使我想读更多的书。现在回想，我对古书的偏好，跟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记者：你早年从什么渠道收到这些古书？
韦力：早年渠道不多，书很少。虽然各地都有古籍书店，书店收来很多书，但是并不能随意卖给普通百姓。比如我熟悉的北京琉璃厂，把古书分成三六九等，开放给老百姓的部分往往没有什么善本。当时大量古籍卖给了图书馆，这被认为是古籍书店的一项业绩。那时我只能买一些普通本子，第一，底蕴眼界有限，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书，也没什么师承。第二，没看过太多好书。我这一代，如果还称得上藏书家，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传承无体系无严格的教育师承。
两百万拍得一部
程甲本《红楼梦》
记者：后来收书渠道变得丰富了吗？韦力：市场一直在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搞了书市，这是我这一代藏书人的很大机遇。这么多年很多书不能卖，书店有庞大的库存，最终有关部门批准了搞古旧书市。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批量公开供应古书，北京琉璃厂、上海福州路是中国两大古籍集散地，琉璃厂最大，当年科举在北京举行，赴考学子住在南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参考书市场，渐渐形成全国最大的书市。所以，80年代琉璃厂的古籍书市成为全国风向标，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卖古籍。一类是好书，现场排在书架上。第二类是大量残书，当时从仓库拉来十几卡车的残书，堆成一座小山。这些书不分版本不分全残，一律五毛一本，吸引了全国各地爱书人蜂拥而上。我花171元买了四大捆书，这件事我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花上百的钱买书。
书市陆续举办几届，价格持续涨，几年后停了，突然间从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这个转变就是古籍拍卖的出现。书店突然意识到古籍的价值，这中间有两到三年交错期，一边古籍拍卖，一边书店售卖，其间差价巨大。比如一套书，上拍可能拍出三万，但这套书在书店可能标价三千。古书不像制成品的定价，它值多少钱与成本无关，是一种人为，即所谓的艺术无价。比如宋本书，全的我们平均一册300万，这是一个行规。拍卖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艺术品的认同心理，我迅速去书店买很多原本嫌贵的书。早期古籍拍卖，业内说是在书店价格标签的数字前加1，现在是在数字后面加零。
古籍拍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整体格局，把买家与卖家吸引到一个必然的平台上。丰厚的利润可能，使得越来越多好书聚集到拍卖公司，这个书也许我买不起，但是它出现在公众视野了，所以拍卖公司有存在的必要，从1994年古籍拍卖专场出现，中国的古书流通格局彻底转变了。
记者：你在拍卖会上收到过什么特别的宝贝？
韦力：大约十年前吧，我用两百万拍得一部程甲本《红楼梦》。在最近的一场拍卖中，有程甲本《红楼梦》拍到了2000多万，那是一套名家藏本，是我十年前拍卖价的十倍。程甲本《红楼梦》当时印了多少不确定，但是流传下来非常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有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各类善本，程甲本的馆藏纪录是四部，可想而知它的稀罕程度。我买到的是第五部，最近拍出2000多万的是第六部。今后是否还有程甲本出现，我不好说，但就目前来看，《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五四”以来一直很火，你可能会想，这次拍出2000多万的高价，会不会接下来还有程甲本出现，我认为这种概率微乎其微，因为对这个书的搜罗已经逾百余年历史，不太可能之前一直没有，最近突然大量涌现。古籍跟其他文物不同，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之前没发现，但是只要发掘一个大型古墓，就有可能出土很多，但是几乎不可能挖出一部古书来，它太易碎。所以，无论拍出多高价，都不会有更多程甲本涌现了。
苏州是史上藏书楼最集中之地
记者：近年你寻访藏书楼，大概走了多少？
韦力：寻访的藏书楼数量在四五百之间，找到了三分之二。绝大部分都变成了民居，能完好保留的不到十分之一。
记者：苏州历史上出了很多藏书家，你的寻访结果如何？
韦力：我所找到的藏书楼，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就在苏州。我的第一本藏书楼结集《书楼寻踪》，记述了我找到的100多家藏书楼，其中40多家集中在苏州一地。我分析原因，是传统。苏州从清中期乾隆之后，几乎成了中国的藏书中心，在苏州一地产生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藏书家，并且带出了一种风气，比如黄丕烈，他们爱好对宋版书的校勘、对稿抄校本的重视，这直接影响了清代的藏书观。这么短时间内这么一批人产生这么大影响，我还没得出研究结果。黄丕烈为什么称第一，他开了一代风气，在他之前，苏州的藏书家写题跋，多数走校勘的路子，到黄丕烈，把题跋变成了一种文体，他把买书的心态、当时的环境等等都融入书跋，突然间把题跋从学术概念变成了人文题材，这是黄丕烈对于书跋的最大贡献。当时人们对他的路子并不首肯，认为不正宗、扯闲。这涉及一个概念问题，书究竟是一种情怀，还是学问。其实这是两个体系，就像你无法比较科学家和诗人谁更伟大。我只本着我的客观——我看重苏州的藏书氛围，看重苏州藏书家对中国书史的重大贡献，这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产生了很多重要人物，这就是苏州的特殊之处。
记者：你这次来苏州漫谈江浙藏书文化，江浙藏书文化有什么特点？
韦力：这得回溯历史，江南文化为什么在中国如此重要，学界有不同看法。从更早来看，中国以中原为中心，主流文化诞生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后来为什么长江流域文化灿烂，我个人看法，一是原本的自然性，比如从吴越开始，已经很重视文化，但是我们往往认为是宋室南渡，从这时来断代，其实吴越文化已经相当厉害，所谓主流与非主流，其实在于叙述主体。第二，客观来看，中原文化发展的同时，江南文化也在发展，比如魏晋文化，以北方的河南为中心，江南也在发展，隋炀帝混合南北经学的时候，其实是南学高于北学的，南方文化已经有很深的积淀。江浙藏书文化的特点就跟江南文化积淀以及氛围密切相关，喜欢细处雕琢，比如校勘学其实在南方的发达程度高于北方，校勘学的重要分支是比较，比较的前提就是大量的藏书，所以藏书家的产生跟中国语言的系统有很大关联度。中国的语言系统以元音发音为主，产生大量同音不同义的字，汉语又是表义系统，我说“yi”，如果不解释，你很难知道是“一”、“衣”还是“依”。古籍传承也是这样，古籍为什么有大量稿抄校本、批校本受重视，而西方没有这样的藏书体系，就是因为一字之差意思全误，要真正理解古人的思想，校勘学上得下大工夫，确认某个字真实的原义，它有传抄之误，传抄之误带来理解之误，还有字形之误，中国古人字形很多相近，写着写着也会有错愕，藏书家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在校勘学上下功夫，只有通过大量的藏书，才能比勘。江南藏书重视考察校本，就是这种传统的遗留。而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对校勘学尤其在意，这是跟北方藏书的很大区别。
记者：媒体流传一种说法，你的古籍只买不卖，最终这些书会去向哪里？
韦力：我对只买不卖这种说法一直耿耿于怀，这不是我的初衷，近似一种道德绑架。书从诞生起就是商品，买卖都很正常，并不是说卖书就不高尚了。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卖书，但并不等于我以后不卖书。我喜欢书，收藏家喜新不厌旧，每本书都很好。
到最后这些书怎么办，人的想法会变，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把我的所有藏书彻底卖散，而不会捐给某个公共图书馆。首先，我不觉得捐给公共图书馆有什么不好，因为公藏是社会的主体，恰恰因为公藏是主体，使得私人少有能跟古籍亲近，我觉得人跟书的关系是一种亲近的内在的呼应，视书为活物。如果市场上没有古籍了，大家都到图书馆看古籍，你很可能是在某个展览上隔着玻璃像看标本一样看古籍，我觉得跟看木乃伊没什么区别，你对木乃伊会产生情感吗？我更愿意看到我的这些书在市场上流通，它们活着。
即便有人是出于投资来买，我觉得也是好事。附庸风雅是因为价值观趋同，即便不读，他认为摆一面书墙是一种风雅，证明他的价值观跟你趋同，如果家里的书架上没有书而是酒瓶，不是更可悲吗？所以，附庸风雅的人值得肯定而不是贬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