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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古书是活物

2017-07-04 张育红 古籍 古籍

韦力简介


号芷兰斋,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觅宗记》《鲁迅藏书志》《硃痕探骊》《上书房行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


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韦力,日前携新作《书楼觅踪》来苏。在《江浙藏书文化漫谈》分享会上,韦力接受了姑苏晚报记者专访。


从听故事开始喜欢古籍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收藏古籍感兴趣?


韦力:我这些年在记者追问下说了不同的版本,大部分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理由,真实情况说不清。爱好是天生的自然对某个东西的偏好,似乎没什么理由。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要探究这个爱好的后天成分,我觉得是受我的爷爷影响比较大。我几岁就跟着爷爷,他是以前的老秀才,他经常讲一些故事,我最初对这些故事并无兴趣,听不懂。后来有一阵广播里都在说《水浒》,我问爷爷,“别人都说水壶转,我们家的水壶为啥总不转?”爷爷就开始给我讲《水浒》的故事。潜移默化吧,那时就感兴趣了。还有一个契机,那时候没有很多书可读,我把懂得的古书知识和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小孩子们很新奇,物资贫乏的年代,他们用家里好吃的来给我交换故事,这让我很有成就感,促使我想读更多的书。现在回想,我对古书的偏好,跟这段经历有很大关系。


记者:你早年从什么渠道收到这些古书?


韦力:早年渠道不多,书很少。虽然各地都有古籍书店,书店收来很多书,但是并不能随意卖给普通百姓。比如我熟悉的北京琉璃厂,把古书分成三六九等,开放给老百姓的部分往往没有什么善本。当时大量古籍卖给了图书馆,这被认为是古籍书店的一项业绩。那时我只能买一些普通本子,第一,底蕴眼界有限,不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书,也没什么师承。第二,没看过太多好书。我这一代,如果还称得上藏书家,我说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无传承无体系无严格的教育师承。


两百万拍得一部

程甲本《红楼梦》


记者:后来收书渠道变得丰富了吗?韦力:市场一直在变化,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搞了书市,这是我这一代藏书人的很大机遇。这么多年很多书不能卖,书店有庞大的库存,最终有关部门批准了搞古旧书市。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批量公开供应古书,北京琉璃厂、上海福州路是中国两大古籍集散地,琉璃厂最大,当年科举在北京举行,赴考学子住在南城,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参考书市场,渐渐形成全国最大的书市。所以,80年代琉璃厂的古籍书市成为全国风向标,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卖古籍。一类是好书,现场排在书架上。第二类是大量残书,当时从仓库拉来十几卡车的残书,堆成一座小山。这些书不分版本不分全残,一律五毛一本,吸引了全国各地爱书人蜂拥而上。我花171元买了四大捆书,这件事我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花上百的钱买书。


书市陆续举办几届,价格持续涨,几年后停了,突然间从买方市场转为卖方市场,这个转变就是古籍拍卖的出现。书店突然意识到古籍的价值,这中间有两到三年交错期,一边古籍拍卖,一边书店售卖,其间差价巨大。比如一套书,上拍可能拍出三万,但这套书在书店可能标价三千。古书不像制成品的定价,它值多少钱与成本无关,是一种人为,即所谓的艺术无价。比如宋本书,全的我们平均一册300万,这是一个行规。拍卖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艺术品的认同心理,我迅速去书店买很多原本嫌贵的书。早期古籍拍卖,业内说是在书店价格标签的数字前加1,现在是在数字后面加零。


古籍拍卖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整体格局,把买家与卖家吸引到一个必然的平台上。丰厚的利润可能,使得越来越多好书聚集到拍卖公司,这个书也许我买不起,但是它出现在公众视野了,所以拍卖公司有存在的必要,从1994年古籍拍卖专场出现,中国的古书流通格局彻底转变了。


记者:你在拍卖会上收到过什么特别的宝贝?


韦力:大约十年前吧,我用两百万拍得一部程甲本《红楼梦》。在最近的一场拍卖中,有程甲本《红楼梦》拍到了2000多万,那是一套名家藏本,是我十年前拍卖价的十倍。程甲本《红楼梦》当时印了多少不确定,但是流传下来非常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有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各类善本,程甲本的馆藏纪录是四部,可想而知它的稀罕程度。我买到的是第五部,最近拍出2000多万的是第六部。今后是否还有程甲本出现,我不好说,但就目前来看,《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五四”以来一直很火,你可能会想,这次拍出2000多万的高价,会不会接下来还有程甲本出现,我认为这种概率微乎其微,因为对这个书的搜罗已经逾百余年历史,不太可能之前一直没有,最近突然大量涌现。古籍跟其他文物不同,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之前没发现,但是只要发掘一个大型古墓,就有可能出土很多,但是几乎不可能挖出一部古书来,它太易碎。所以,无论拍出多高价,都不会有更多程甲本涌现了。


苏州是史上藏书楼最集中之地


记者:近年你寻访藏书楼,大概走了多少?


韦力:寻访的藏书楼数量在四五百之间,找到了三分之二。绝大部分都变成了民居,能完好保留的不到十分之一。


记者:苏州历史上出了很多藏书家,你的寻访结果如何?


韦力:我所找到的藏书楼,最集中最多的地方就在苏州。我的第一本藏书楼结集《书楼寻踪》,记述了我找到的100多家藏书楼,其中40多家集中在苏州一地。我分析原因,是传统。苏州从清中期乾隆之后,几乎成了中国的藏书中心,在苏州一地产生了很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大藏书家,并且带出了一种风气,比如黄丕烈,他们爱好对宋版书的校勘、对稿抄校本的重视,这直接影响了清代的藏书观。这么短时间内这么一批人产生这么大影响,我还没得出研究结果。黄丕烈为什么称第一,他开了一代风气,在他之前,苏州的藏书家写题跋,多数走校勘的路子,到黄丕烈,把题跋变成了一种文体,他把买书的心态、当时的环境等等都融入书跋,突然间把题跋从学术概念变成了人文题材,这是黄丕烈对于书跋的最大贡献。当时人们对他的路子并不首肯,认为不正宗、扯闲。这涉及一个概念问题,书究竟是一种情怀,还是学问。其实这是两个体系,就像你无法比较科学家和诗人谁更伟大。我只本着我的客观——我看重苏州的藏书氛围,看重苏州藏书家对中国书史的重大贡献,这个地方产生了这么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产生了很多重要人物,这就是苏州的特殊之处。


记者:你这次来苏州漫谈江浙藏书文化,江浙藏书文化有什么特点?


韦力:这得回溯历史,江南文化为什么在中国如此重要,学界有不同看法。从更早来看,中国以中原为中心,主流文化诞生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为主体。后来为什么长江流域文化灿烂,我个人看法,一是原本的自然性,比如从吴越开始,已经很重视文化,但是我们往往认为是宋室南渡,从这时来断代,其实吴越文化已经相当厉害,所谓主流与非主流,其实在于叙述主体。第二,客观来看,中原文化发展的同时,江南文化也在发展,比如魏晋文化,以北方的河南为中心,江南也在发展,隋炀帝混合南北经学的时候,其实是南学高于北学的,南方文化已经有很深的积淀。江浙藏书文化的特点就跟江南文化积淀以及氛围密切相关,喜欢细处雕琢,比如校勘学其实在南方的发达程度高于北方,校勘学的重要分支是比较,比较的前提就是大量的藏书,所以藏书家的产生跟中国语言的系统有很大关联度。中国的语言系统以元音发音为主,产生大量同音不同义的字,汉语又是表义系统,我说“yi”,如果不解释,你很难知道是“一”、“衣”还是“依”。古籍传承也是这样,古籍为什么有大量稿抄校本、批校本受重视,而西方没有这样的藏书体系,就是因为一字之差意思全误,要真正理解古人的思想,校勘学上得下大工夫,确认某个字真实的原义,它有传抄之误,传抄之误带来理解之误,还有字形之误,中国古人字形很多相近,写着写着也会有错愕,藏书家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在校勘学上下功夫,只有通过大量的藏书,才能比勘。江南藏书重视考察校本,就是这种传统的遗留。而江南地区尤其苏州,对校勘学尤其在意,这是跟北方藏书的很大区别。


记者:媒体流传一种说法,你的古籍只买不卖,最终这些书会去向哪里?


韦力:我对只买不卖这种说法一直耿耿于怀,这不是我的初衷,近似一种道德绑架。书从诞生起就是商品,买卖都很正常,并不是说卖书就不高尚了。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卖书,但并不等于我以后不卖书。我喜欢书,收藏家喜新不厌旧,每本书都很好。


到最后这些书怎么办,人的想法会变,我现在的态度很明确——把我的所有藏书彻底卖散,而不会捐给某个公共图书馆。首先,我不觉得捐给公共图书馆有什么不好,因为公藏是社会的主体,恰恰因为公藏是主体,使得私人少有能跟古籍亲近,我觉得人跟书的关系是一种亲近的内在的呼应,视书为活物。如果市场上没有古籍了,大家都到图书馆看古籍,你很可能是在某个展览上隔着玻璃像看标本一样看古籍,我觉得跟看木乃伊没什么区别,你对木乃伊会产生情感吗?我更愿意看到我的这些书在市场上流通,它们活着。


即便有人是出于投资来买,我觉得也是好事。附庸风雅是因为价值观趋同,即便不读,他认为摆一面书墙是一种风雅,证明他的价值观跟你趋同,如果家里的书架上没有书而是酒瓶,不是更可悲吗?所以,附庸风雅的人值得肯定而不是贬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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