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饥荒中粮食的供给、分配与消费

几十年来“大跃进”饥荒成因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历史文件资料并结合实证研究，从粮食总供给、超额征购、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和消费三个层次对近20多年关于饥荒成因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单一的FAD因素和Entitlement因素很难解释整个饥荒；超额征购是农业浮夸和工业化加速两方面原因的结果，但农业浮夸主要影响饥荒前期；公共食堂更可能是一系列其他政策变量的代表，集体积累及其对饥荒的影响可能被高估，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绑定政策；由于整个时期关键政策和影响因素的变化，将饥荒从1959年划分为触发和持续两个阶段更为合理。

1959-1961年中国“大跃进”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之一，几十年后受灾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储蓄能力仍受影响。虽然有人认为饥荒已经逐渐远去，但上世纪末朝鲜及近几年马拉维和尼日尔的经验表明这还有一定距离。在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气候条件变化以及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即便当今中国粮食安全也依然面临严峻问题，再次回顾“大跃进”饥荒，进一步从制度上理解其成因仍然很有必要。

关于饥荒成因，目前权威的解释主要有3类：粮食总供给下降(FAD因素)、农民实际粮食占有量下降(Entitlement因素)、公共食堂降低粮食分配和消费效率。粮食总供给下降的解释主要有退社权丧失降低生产激励和农业资源转移导致农业生产崩溃。农民实际粮食占有量下降缘于城市偏向政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高征购，以及农村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降低效率是因为前期浪费粮食以及后期政治权利不平等降低公社内部粮食横向分配效率。无论如何，粮食的供给、分配和消费总是探讨饥荒成因的核心。

但以往研究大多太过依赖于数据，而未能立足于整个时期的制度变迁。在高度集权、令行禁止和严格计划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央文件提炼出的制度框架显然更能客观描述当时经济社会状况。“大跃进”期间，粮食在整个经济体中的生态循环逻辑为：生产与总量供给—政府与农民间的权衡(征购与返销)—农民内部分配和消费。以这个链条为经，以时间为纬，能够使我们跳出传统分析框架，更加客观地厘清问题。本文基于这个思路，立足中央历史文件资料并结合部分实证研究，对以往文献存在争议的主要地方进行了梳理。

接下来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当时粮食流通制度和供需形势，讨论FAD因素和Entitlement因素的分阶段适用性。第三部分剖析超额征购的形成机制，讨论工业化加速和农业“浮夸风”的影响。第四部分从公共食堂、集体积累以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三个方面讨论农民集团内部粮食的分配与消费。最后则是结论部分。

二、粮食流通制度与供需形势

不论是18世纪爱尔兰马铃薯危机和清朝光绪年间“丁戊奇荒”，还是19世纪乌克兰及孟加拉国饥荒，抑或2000年后马拉维和尼日尔饥荒，食物供给和流通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大跃进”饥荒也不例外。正确认识当时的粮食流通制度和整体供需形势是理解这场饥荒的基础。

1.“大跃进”期间粮食流通制度

在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及人口流动管制、农村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三大制度管理农产品生产和分配过程。户籍及人口流动管理制度划分市镇工矿人口与农村居民，并严格控制两个集团间人口流动。统购统销制度在产粮区按既定指标征购，在其他领域(军队、城镇居民、缺粮区和灾区农民消费，以粮食为原料的轻工业，国家储备及出口等)销售或配置。人民公社则在保证征购销及生产计划的前提下，决定农民内部余粮的分配和消费。分配粮食时，公社首先满足国家税收和收购计划，其次为保障集体福利和扩大再生产而扣存的集体提留，最后余粮用于公共食堂或分发给农户让其自行处理。如果除此以外还有余粮，则可通过粮食交易市场卖给国家(或其指定收购商)。经济作物区和受灾地区通过国家返销获得粮食以维持生产和消费。整个粮食流通过程如图1所示。

图1 “大跃进”时期粮食流通制度水平示意图

但中国的计划经济并非纯粹因素，讨论饥荒时还应考虑农村集市贸易的影响。1957年取消了农村集市贸易，农民只能卖粮给国家(或指定收购商)，在返销计划下购买。但为缓解“大跃进”前期困局，1959年3月各地开始组织农村集贸市场。①(P41-42)9月《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正式允许在完成交售任务后，粮食可以加入农村集市贸易。之后由于“反右倾”运动又被取缔，1961年底再次全面恢复。不容忽视的是，粮食退出农村集市贸易与饥荒的发生具有时间一致性。这是否显示着农村粮食自由市场的积极调节作用，或者它仅是政府缓解危局的一系列政策之一而已，还有待深入研究。

2.饥荒时期粮食供需形势

自新中国成立到“大跃进”前夕，中国在粮食供给方面就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1953-1965年人均粮食(原粮)年产量仅为536.5斤，仅约1993年的70%。仅1952-1958年就出现3次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其中1952年末到1953年春的危机直接催生了统购统销制度(薄一波，1991)，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上半年的事件则促成了更加明确的“三定”政策(赵发生，1988)。尽管如此，1958年之前中国并未出现过大面积饥荒，这说明从总量上来讲粮食是够吃的。

1958年产量达历史最高水平且人均产出和供给均高于1957年(见表1)，而最初的饥荒却发生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部分地区。由于净征购增加减少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国家层面，饥荒的触发只能归咎于粮食的按计划分配过程。这是以往文献将Entitlement因素用于解释饥荒触发的主要来源。Riskin(1998)也支持这种观点。Meng et al.(2010)发现1958年人均粮食产量3倍于生存必需水平。单就饥荒的触发过程，FAD因素显然缺乏解释力。更为甚者，Lin and Yang(2000)统计检验中，1959年FAD因素依然不显著。但从地区层面，仍然存在着国家粮食总量充分与局部粮食供给不足的短期冲突(Yang，2008)。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高昂的省际调配成本不可避免，且价格机制的丧失阻塞了信息传递，造成部分地区即使缺粮也得不到即时补给。于是，直接用FAD因素解释饥荒触发的合理性取决于省际调配成本和信息失灵的影响。

但是对于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饥荒的持续和肆虐却不得不考虑FAD因素，因为1959年和1960年两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甚至到了最低水平。实证分析中，Lin and Yang(2000)中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960年和1961年都是显著的。Li and Yang(2005)也认为，政府将劳动力过度地转移到非农部门导致农业减产加剧后期的饥荒。对于前期粮食总量充足前提下的局部饥荒，扩展到计划经济框架的Entitlement理论无疑具有说服力。但无论是逻辑上还是已有文献的统计分析中，都很难排除后期全国性饥荒与粮食全面减产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预示着将整个饥荒过程单纯地归咎于FAD或Entitlement因素，或者认为某一因素在整个过程中占主导有失偏颇。

三、超额征购的原因

与苏联19世纪30年代饥荒比较，Berstein(1984)和李若建(2001)认为中国过度征购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一种过失性行为，是农业“浮夸风”导致的意外后果。但Li and Yang(2005)以及范子英和石慧(2013)认为超额征购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业化加速增加了城市粮食需求。为了实现工业赶超，政府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部门，再加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急剧增加了城市口粮需求。轻工业原料及出口换取工业资本的增加也扩大了将农产品转化为工业投资的需求。对于中央来说，农业浮夸造成过度征购属于意外之举，而工业化加速引起主动增购却是刻意为之。

1.工业化加速

因为工业化加速与超额征购互为因果，单纯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必须从政策性文件中找到中央政府主动提高征购比率的直接证据作为支撑。1955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将统购统销政策制度化，实行粮食“三定”；3年内“增产不增购”；若自然发生重大变化显著影响收成，“必须向丰收地区增购粮食时，增购数字不应超过农户因丰收而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四十”。②(P95)直到1957年这些原则都得到坚持，但1957年10月《国务院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从两个方面提高了事前征购比率。一方面，“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地区农民的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缺粮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另一方面，“超过粮食‘三定’定产数量的部分，国家对于余粮的和自足的农业社和单干户，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国家增购的数量，一般应为增产部分的百分之四十，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多增购一些”。《补充规定》既降低了缺粮农民的消费水平又增加了对增产农民的收购任务。增购目的不再局限于以丰补歉，对象也不仅是丰收地区。实际上“大跃进”之前粮食产量并未被普遍高估时，1957年产量相对于上年仅增长1.2%，但总征购量增长5.7%，净征购量增长18%，这主要应当归咎于政府主动提高事前征购率的行为。

1958年《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规定“粮食丰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该适当地增加统购数量，减少统销数量，实行以丰补歉。增加统购的数量和办法，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规定”。进一步突破“三定”，赋予地方依据当地工业进程任意增购粮食的权利空间。赋予增购权利的前提下，将工业化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主动”增购。

1959年是转折的一年，上半年的争论和反思削弱了“浮夸风”的作用。但粮食相对上年减产15%时，征购量和净征购量仍然分别增长14.7%和14%。这应当是庐山会议上“左”战胜“右”，继续跃进策略选择的必然结果。更为甚者，1960年饥荒已经十分普遍，浮夸风气得到全面清扫，征购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未回归正常水平。一方面是由于中央仍未放弃“大跃进”策略，试图“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渡过暂时的危机。另一方面，因为粮食紧张，在1960年饥荒比较严重的时期，中央在非农领域广泛开展了一系列节约粮食的运动。正是因为忽略了后一个事实，范子英(2013)才会认为1960年征购下降与城市人口并未同比下降相冲突。因此，1959-1960年超额征购实际上是工业跃进策略下的选择结果，也是意料中的必然之举。

2.农业“浮夸风”

1958年“三定”3年不变期满后国家调整了核算基数，改为以1957年征购和销售的预计数字为基准。之后征购指标一年一定，直到1965年才稳定为“一定三年”。征购指标一年一定大大增加了政府转移农业资源的权利和自由性，但也从制度上为农业浮夸促使政府超额征购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文件资料可将收购公式大致概括为：

式中：N为余粮单位数，i表示第i个余粮单位；M为丰收地区增产单位数，j表示第j个增产单位。农业浮夸从3个方面提高事后毛收购量：一是将非余粮单位高估成余粮单位；二是提高了现有余粮单位核定产量；三是高估丰收地区增产数量。另外，高估缺粮单位年增产量，提高常年产量，减少了国家对其返销，进一步增加事后净收购率。相对上年1958年粮食增产2.5%，而征购量和净征购量却分别增长22.3%和23.2%，这应当同时包含了“浮夸风”和工业化加速双重因素的影响。

但无论是史实还是统计数据都表明农业“浮夸风”对超额征购的作用应当仅仅局限于大跃进前期。鉴于前期困局，1959年中央做了一系列的反思和对浮夸风的抑制，之后也存在丰富的资料可以佐证中央清楚粮食紧张的局势。此后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再因为相信农业丰收而增加收购数量。那么，如果“浮夸风”在整个时期都刺激超额征购，那么在控制地区正常产量的条件下，1958年6月-1962年2月卫星总量或者浮夸产量应当与1959-1961年平均超额征购率(见表2)显著正相关。但统计结果显示，控制住地区正常产量时卫星数量与平均超额征购率显著负相关，而浮夸数量与平均超额征购率几乎不相关。虽然局限于数据质量验证过程不够严谨，但这已能充分驳斥“浮夸风”在整个饥荒期间引发高征购的命题。

四、人民公社内部余粮分配与消费

公社总收入主要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生产及管理费用、农业税收、集体提留、社员收入。而粮食则按照政府征购、集体提留和社员消费的顺序分配。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之后，给定农村留粮总量，公社内部集体积累、公共食堂和家庭副业仍然对饥荒具有很大影响。接下来我们从三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1.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对饥荒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降低粮食分配和消费效率上。这主要有3种解释：由于信息失灵，误以为粮食高产而提高粮食消费路径；食堂的“公共产权”制度，使得社员“敞开肚皮”乱吃；以及食物紧缺时人民公社内部政治地位不平等及权力滥用。最初消费路径的提高，可以由用于集体福利的公益金增加来佐证。前两种观点主要针对1958年末1959年春粮食产量足够的前提下最初的饥荒，后一种则更加倾向解释饥荒持续及加剧过程，因为只有资源相对匮乏时权利和地位的作用才得以彰显。

尽管公共食堂在饥荒中的影响已得到普遍承认，但其重要性也遭到怀疑。关于公共食堂的研究，问题主要存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参与率的多变性以及食堂质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公共食堂难以准确度量；另一方面，公共食堂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含义不断变化，其本身更可能只是一系列关键变量的代表。

由于余粮总额限制与政治因素，公共食堂制度本身难以准确测度。数量方面，公共食堂本身是一个时断时续、时聚时散的过程，各省不同时间统计的数量差距悬殊(见表3)。1958年大跃进初期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胜利之后是公共食堂的两个高潮，但这之间和1960年之后呈大范围解散的态势。目前能收集的公共食堂参与率都是时点数据，无论是直接回归还是采用非平衡面板模型获得的统计结果都会有较大的偏差。质量方面，无论地域维度还是时间维度，公共食堂本身也体现出较强的差异性。陈硕(2011)根据1958年下半年间24省地方党报120条关于食堂的新闻统计显示，有22.5%的食堂实行无限额供给，43.33%按人口分配，8.33%按家庭分配，其余则按粮票分配。经过1959年上半年的反思和庐山会议，中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公共食堂管理，实行定量供给并采取了很多其他提高消费效率的措施。随着饥荒的加剧，基层公共食堂的直接管理者也变得更加精打细算。单从粮食消费效率来看，各地和各时期的公共食堂本身并不同质，单纯的公共食堂参与率根本无法刻画这些特征。

由于制度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同时期公共食堂参与率背后的含义也在变化。公共食堂的原型是农忙时期的“转转饭”和农忙食堂，目的在于聚集劳动力以应付农忙生产或者大型工程。大跃进初期，全国普遍成立食堂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大规模地组织劳动力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和解放农村妇女以增加劳动力数量。此时，公共食堂是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表现。随后由于对集体化优越性的乐观估计和农业浮夸风，在中央政策容许和领导者的错误鼓励下，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开始出现超额供给造成浪费进而触发饥荒。这时，公共食堂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是过高的农民消费路径。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中，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是否支持公共食堂成为了划分“左”派和“右”派的一个重要依据。于是这段时间，公共食堂又成了拥护中央领导的一个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衡量以往文献中诸多提及的“政治激进”的一个标准。但是随着粮食的减产和过度征购，公社余粮严重不足，由于公共食堂内部的干部特权和贪污腐化，它又成为公社内部分配低效率的代言人。随着公共食堂背后含义的不断变化，公共食堂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变量。文贯中和刘愿(2010)试图采用存栏猪作为食堂的代理变量，且不论它是否带来更多的噪音，仅它能不能与公共食堂一样合理抓取其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学含义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2.集体积累

目前超额征购和公共食堂已得到广泛研究，但以往文献对集体积累的讨论还比较稀少。刘愿(2010a)专文探讨了集体积累对饥荒的影响，范子英(2010)和杨涛(2010)予以评论，刘愿(2010b)又针对性进行辩解。这4篇文章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集体积累是否严重挤占农民口粮及其作用是否被高估。刘愿(2010a)认为，除政府征购和公共食堂之外，集体积累的增加大幅挤出农民口粮，是饥荒的又一大成因。范子英(2010)认为，集体积累主要用于增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口粮，只改变了粮食在农民内部的分配方式，并不减少余粮总量。高耗能工程中，食堂对劳动力的人均食品供给份额显然更高，以维持其劳动能力，因此集体积累对饥荒的影响与公共食堂相似，主要来自降低消费效率。杨涛(2010)也认为，由于集体积累大部分以现金形式存在，且当预存口粮消耗殆尽时，公社可用多提留的种籽粮、饲料粮和储备粮救灾。

由于忽略了3个基本事实，刘愿(2010b)的辩解并不能显示出充分的说服力。首先，随着1957-1958年合作化程度提高(见表4)，生产手段和组织方式更加集中，集体积累有一个自然增加的过程，这部分解释了1958年的高积累。其次，1958-1959年统购价格未明显降低的情况下，政府统购数量大幅增加，这使得公社销售粮食获得现金大幅增加。而社员分配中现金部分并未大幅见涨，多余的现金只能流向集体积累。刘愿(2010b)认为农产品价格很低，这部分现金数额很小。但我们发现1956-1965年间，农副产品收购金额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57.2%，占纯收入约78.6%(见表5)。最后，1959年以农业返销明显上升为标志的省级政府救灾背景下，全国性的守仓不开也很难站得住脚。

集体积累是否被高估的关键之处在于集体提留中现金部分是否微不足道。为了进一步验证，我们利用1956-1965年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设定模型：

 其中ΔSa为集体提留差分，表示集体积累的增长额；ΔΔPro为农副产品收购额差分与社员现金分配差分之差，表示公社销售农产品获得现金中流入集体积累部分的增长额。ΔX为控制变量差分，我们用农村居民总收入Income以控制收入影响，粮食播种面积Sow以控制种籽粮部分。为了抓取集体化、大炼钢铁、饲料粮以及其他未知干扰的影响，我们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表6列示了估计结果。由于样本量限制，ΔΔPro和ΔSow相关系数高达0.99，导致方程(5)无效；ΔIa和ΔIncome相关系数为0.51，降低方程(2)和(4)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但尽管如此，其他两个方程的结果显示，公社销售农产品获得现金中流入集体积累部分仍然显著引起了集体提留的变化。因此，集体积累确实存在被高估的迹象。

3.自留地与家庭副业

以自留地为主导的家庭副业也是影响农民内部粮食生产分配的一个主要因素。“大跃进”期间，自留地面积占生产队耕地面积比率在5%左右。因此，即便不考虑农民在自留地上劳作与参加集体劳动间的效率差异，农民对自留地收益是否具有自由处置权，对饥荒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为止，少有经济类文献专门深入研究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饥荒的影响。以往文献处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普遍认为作为公共食堂制度的一部分，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的取消和恢复与公共食堂的成立和取缔在时间上保持一致。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58年公社化运动初期，自留地被取消，转归集体所有。但由于前期公共食堂的失败，1958年末和1959年春部分地区出现饥荒，1959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宣布恢复农村自留地和家庭饲养。同年6月《中共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了家庭副业政策：一是规定所有社员都享有自留地，不论是否用于家庭养殖；二是赋予收益自由处置权，不纳入集体核算；三是放宽自留地用途，并保证长期权利。因此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取消于1958年“大跃进”初期，《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目前各地并社工作的动态》等中央文件中相关规定也能佐证这一点。但开始恢复于1959年夏，而不是在1961年2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颁布时才恢复。

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运动中尽管少部分地区将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又收归集体所有。但是作为最高和最权威的决策者，毛泽东一直支持和肯定自留地的存在。1959年10月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1960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等，毛泽东均明确支持肯定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保持和发展。③(P495、P520-521)同样，也有不少中央和地方的正式文件证据支持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保留。这些文件在支持保留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同时，却都坚持办好和整顿公共食堂。诸多证据表明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并非公共食堂的绑定政策，而是早在1959年夏就已开始逐步得到全面恢复。因此，文贯中和刘愿(2010)以及刘愿(2010b)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丧失了依据，以往文献中认为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恢复对1961年饥荒结束的促进作用也有待商榷。

尽管如此，鉴于两方面的考虑，我们也不能草率地否定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1959年末由于粮食征购困难而引发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可能不但抄没了真正瞒产私分的粮食，也“顺便”抄出了家庭副业收益，导致强制性的超额征购掩盖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救灾减灾作用。另一方面，整体缺粮背景下全国范围内经久不衰的“反右倾”运动和“三反”运动也可能成为夺取家庭副业收益的手段。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在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到底为何，以及这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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