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四十年的李白研究之路

作者简介：王辉斌，1947年生，字靖华，号竟陵居士，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全国中文核心刊物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库成员。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李白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辑轶学的研究与乐府文学、戏曲论著的批评。已出版《商周逸诗辑考》、《先唐诗人考论》、《孟浩然新论》、《王维新考论》、《李白研究新探》、《杜甫研究新探》、《四大奇书探究》、《明清戏著史论》等25种著作，约1000万字，并在《民族文学研究》、《文学遗产》等全国160多种刊物上发表论文450余篇。

自2013年12月黄山书社出版了我的《李白研究新探》后，因其它方面研究之使然，我便打算与李白研究作一彻底告别的，岂知在2016年岁末之际，又有三种专业刊物发表了我的三篇关于李白研究的论文，这样一来，我的“打算”就只得向后推延了。这三篇文章依序为：《李白“古乐府学”及其批评史意义》（《李白研究论丛》总第六辑）、《李白不是<菩萨蛮>的作者》（《李白研究论丛》总第八辑，此辑与第六辑均为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李白与王维骊山“交游”说质疑》（《中国李白研究》2016年集）。而在2017年3月，当我收到“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号通知后，又向大会组委会提交了一篇关于李白散文研究的论文，如此，即使得我的李白研究，恰好有了整四十年（1977—2017）的历史。以四十年的精力研究李白其人其作，这在当代李白研究史上，以我之孤陋寡闻，似并不多见，而我则忝列其中。

一

我从小虽然喜欢读孟浩然、杜甫等唐人的诗歌，但却更喜欢读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老家有一块李白诗碑的缘故所致。这是一块镌刻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诗碑，也是一块曾经令我引以为自豪的诗碑，因为它就在我家乡的不远处。对此，我在2000年3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白求是录》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的故乡是坐落于是江汉平原北端的一个千年古镇。据有关资料记载，古镇在战国时期，曾一度为楚国文学家宋玉的封地。古镇隶属于今湖北天门，天门在唐代为复州竟陵郡，故后人又多称天门为竟陵。古镇有一条长约千米的钟岭街，因明代竟陵文学大师钟惺诞生于斯而得名。镇北不远处有著名的“玉女汤”，相传为天庭仙女沐浴之所。唐玄宗开元年间，“酒隐安陆”的诗人李白游是地，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安州应城玉女汤作》诗。后人为纪念李白游“玉女汤”，不仅将是诗刻石以立，而且还据诗中“汤池流大川”的句子，将“玉女汤”改名为汤池，并沿用至今。我自幼知李白之名之作者，即源于此。所以，我在孩提时就喜欢读李白的诗歌。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块刻着李白《安州应城玉女汤作》的诗碑，在经历了无以数计的风风雨雨后，于“十年文革”期间，却由于是“四旧铁证”的原因，而被红卫兵砸得粉碎。所以，我在1982年的秋天，与安陆“李白在安陆考证办公室”的几位友人一道前去寻访时，乃一无所获。虽然，“玉女汤”四周已建起了许多房子，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商业性温泉，但其价值所在，却显然是无法与明人所刻的那块李白诗碑相提并论的。

我从喜欢读李白的诗歌，到将诗歌的主人作为研究对象，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则成为了这中间的一大转关。此书由人民文学社初版于1971年，是我在当时所能读到的唯一的一种关于李白与杜甫的著作，所以我即将其读到了几乎能全部背诵的地步。虽然，此前我也曾读过王瑶《李白传》与冯至《杜甫传》，但我总觉得这是两本普及性的读物，而不如《李白与杜甫》那样专精与深刻，而此，也是在此书出版二十年之际，我于《文学遗产》发表了《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文的原因所在。撰写一篇约14000字的文章，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以纪念一本著作的出版，这在我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实属绝无仅有的一次。这一实况表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之于我的李白研究影响之大，乃不言而喻。但需加指出的是，我的这篇《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文章，发表于《文学遗产》1990年3期，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再版本《李白与杜甫》将其结论附录于该书时，却将其误为“1999年3期”，特借此更正之。

在《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文中，我主要针对《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李白”与“关于杜甫”两个部分，根据其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之不同，进行了逐一考察与评析。所以文章的最后，乃这样写道：“以上的‘重评’，即是根据其选题侧重并循着其研究之方法，就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结论与观点进行重新检验与评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之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这就是二十八年前的我，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总体评价与看法。

由于受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影响，在1971年的冬天，我便开始了对李白的尝试性研究。所谓“尝试性研究”，是指在熟读李白诗歌的前提下，对李白的诗歌作一些“译”与“评”的尝试。最初的尝试点，是专注于李白的乐府诗。之所以选择李白的乐府诗，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乐府诗为李白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二是乐府诗在《李白与杜甫》中是一个空白点。“译”、“评”李白的乐府诗，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却很难，所以，这种尝试性的研究，我一直持续了约5年之久。1977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清代学者王琦笺注的《李太白全集》，当年11月，在一位新华书店朋友的帮忙下，我很幸运地买到了这套书。在此之前，我所熟读与“译”、“评”李白乐府诗的底本，是一套石印白文本《李太白文集》，由于是白文本，所以“译”与“评”都非常吃力，而有了王琦的笺注本，自然就方便许多。于是，我便将以前对李白“尝试性”的研究，一改为正式性的研究，也即我正式研究李白，乃始于1977年11月。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已经“译”与“评”的约有二十五万字的李白乐府诗初稿，以王琦笺注本为据，进行了一次大幅度的修改，最终则成为了只有近二十万字的修定稿本，并将其取名为《李白乐府译评》。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书稿。1982年10月，在《李白外传》作者田一文先生的介绍下，我带着《李白乐府译评》的抄写稿本，到湖北人民出版社找某编辑联系出版，但最终却因某种情况而未果。

在“译”、“评”李白乐府诗的同时，我还进行着另一方面的李白研究，即对《李太白全集》中约四百位交游人物的生平进行考察，并以考察所得为基础，为这些交游人物一一撰写小传。这方面的李白研究成果，被我所取名为《李白交游传略》。《李白交游传略》全稿约六十万字，始撰于1978年3月，截止于1984年5月，其中虽然时有停滞，但前后也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部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曾先后得到了郑州大学耿元瑞、西北大学安旗、河北大学詹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乔象钟等老一辈学者不同程度的指导，其中，又以安旗、耿元瑞先生指导尤多。两位先生不仅对其中的部分稿件进行过认真审读，并且还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使之增色不少，而耿元瑞先生在住院期间，一如既往为我修改稿件的举措，更是令我终生不敢忘。

1984年10月20—24日，“十年文革”结束后的“全国首次李白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江油隆重召开，我应邀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在大上作了《<蜀道难>探索》的专题发言（实际上是全文宣读），并得到了与会专家如裴斐、王文才先生等的好评。当时参加大会的专家学者共有一百三十人之多，大会发言在新竣工的太白堂举行，四十岁以下的与会者为大会安排作专题发言，我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作为大会论文，《<蜀道难>探索》一文所用材料与所得结论，其实都是出自《李白交游传略》中的“元丹丘小传”，因为我在这篇论文中认为，《蜀道难》是李白为送友人元丹丘入蜀而作，时间在开元十九年初夏，地点为咸阳。该文在会后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出版的实况，表明了我的这种认识，至少是得到了论文集编委会的认可的。而还值一提的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安旗先生还利用大会发言的机会，对我的《李白交游传略》进行了专门介绍，从而使得我的这一“研李”成果，一下子拉近了与在场学者之间的距离。而我也趁此机会，将《李白交游传略》的书稿交给了时任巴蜀书社总编辑的邓楠先生，希望巴蜀书社能将其出版，但最终也是以未果而告终。

从1977年到1984年，其间凡七年，此即为我研究李白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虽然撰写了两部共约八十万字的“研李”书稿，且都不曾出版，但其却让我掌握了大量关于李白研究的资料，为今后的李白研究与我所计划的“唐代诗人四部曲”的研究，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这先期六年（1971—1976年）游心书海的准备，如果没有这第一阶段七年（1977—1984年）撰写两部书稿的积累，我在其后阶段的李白研究，以及孟浩然研究、杜甫研究等，就都不可能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如此看来，这前后共十三年时间的“浪费”，也并非是一无所获的。而且，这两部书稿就当下的情况来说，我是完全可以将其出版的，但我却并无此打算，理由是那已经属于我研究李白的一段历史，而历史是不能随意更改的。所以，这两部记载着我最初研究李白经历的书稿，我将会让它永远地束之高阁，并渐渐地淡而忘之。

二

两部共约八十万字的书稿虽然未能出版，但《<蜀道难>探索》在“李白会议”上的“一举成功”，却为我今后的李白研究提供了一个“榜样式”的启示：即尽快将《李白交游传略》中“传主”的材料，改写成一篇篇论文发表。于是，《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详考》、《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李杜交游时地探索》、《李白诗中之“龙山”考》、《历史地评价李白与李璘事件》等文，便在1985—1987年前后，分别发表于《天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李白研究论丛》、《豫章学刊》等刊物上。而且，有的论文发表后，还曾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如发表于《绵阳师专学报》上的《李白蜀中行踪杂考》，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上的《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等文，即皆为其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的评价，是远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之上的（今天的湖北高校仍属如此），我的这些论文为其所全文转载（我当时还有关于孟浩然研究等方面的论文，亦多有为其所全文转载）者，不仅给我带来了一份份惊喜，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从中看到了对李白研究的希望所在。虽然，学术的耕种是十分辛苦的，但收获却是颇令人喜悦的。

而就在这时，我还获得了另外一份喜悦，此即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唐代诗人咏湖北》一书。此书既是该书责编毛丹先生向我约稿的一份成果，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本著作。作为编家，毛丹先生不仅向我约稿并出版了这本《唐代诗人咏湖北》，而且还是我与《李白外传》作者田一文先生相识的引荐人。此后的2005年10月，我利用一次到武汉开会的机会，还曾与毛丹先生一道专门拜访过田一文先生。在我的记忆中，田一文先生当时已退休赋闲，住在汉口解放大道湖北人民出版社纸品仓库宿舍区，我们去时，其精神甚佳，谈吐亦清雅，因而我们三人乃相谈晤甚欢，临走时，田一文先生还送给了我一本题签的《李白外传》。四年后的1989年，田一文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由于毛丹先生的介绍，我又与湖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汪诚先生相识。汪诚先生是黄岗人，诗写得很好，他知道我也曾写过几首小诗后，所以一见面就称我为诗人。由于我压根儿就不是诗人，故而曾多次就“诗人”一事与之理论，比如，有一次我奉命邀请汪诚先生到我所供职的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我们二人在“报告厅”（其实为一间教室）就曾为“诗人”进行过争辨。由于我与汪诚先生的这种“诗人”关系，而使得我的《李白史迹考索》一书，很快就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自1977年正式研究李白以来的第一份成果，其出版时间为1988年5月。《李白史迹考索》共收论文十七篇，附录三篇，十七万字。其中的十七篇论文，多数曾在《天府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成都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且不乏为《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者，因之，其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也就不言而喻。在研究对象上，《李白史迹考索》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李白交游的具体考察，一是对李白行踪的详尽勾勒。对于前者，主要有如《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详考》、《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异》、《李杜交游时地探索》等文；而后者，则有《李白蜀中行踪杂考》、《李白初游安陆时间考》、《李白东涉溟海未至剡中考辨》、《李白初游太原时间考辨》、《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等文。这两个方面的考察，从专题研究的角度言，不仅具有较为明显的“年谱”特性，而且还有着较“年谱”更为具体确切的特点。此外，《李白史迹考索》中的部分论文（含附录），还涉及到了对李白诗歌题旨的解读、风格的比较等，前者可以《<蜀道难>探索》一文为代表，后者则有《略谈李杜诗风》等文。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对象，虽然有主有次，但表明《李白史迹考索》所涉及的内容，乃是相当丰富的，所以，我之后的李白研究，即大体上是按照这一研究思路在运作的。

十二年后的2000年3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李白求是录》一书。此书虽然为我研究李白的第二本专著，但其前所出版的《李白史迹考索》中的十七篇论文，却有大部分被收入其中。即是说，《李白求是录》所收论文，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李白史迹考索》中的十五篇（其中《张旭卒年与李白交游考》一文，因需修改而未被收入；《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则被编入《杜甫研究丛稿》一书）论文，一为1988年5月至2000年3月之间所发表的十七篇论文，二者共计三十二篇。所以，《李白求是录》作为我第二阶段的一份“研李”成果，其实际上是集新旧论文于一书的一本专题论文集。全书三十二篇论文，按所研究的内容，依序分为上、中、下、附四篇，上篇为“李白生平考证”，中篇为“李白作品索解”，下编为“李白研究综述”，附编为“重要日著译介”。其中，上编与中编的二十一篇论文之所考所论，乃为本书的重点所在。对于这一重点，我在该书的《自序》中已进行了具体罗列，这里不在重复。这二十一篇论文的结论，由于贯穿着李白生平的始终，而成为了一部新的李白年谱的轮廓，为历史地认识李白其人其作，无疑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数据群”的。正因此，本书出版后，即得到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认可与肯定，如《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唐代文学研究著述集成》（第五卷）等专书专刊，就都曾载文对其进行了首肯与称道。凡此种种，对于终年耕耘于学术领地的我来说，多少也算得上是一种慰藉的。

由2000年4月到2017年3月，其间凡十七年，是我研究李白的又一个阶段。在这一期间，我主要在《中国李白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李白家世之谜破译》、《三谈李白<九日龙山饮>》、《李白与王维未交游原因探析》、《李白<菩萨蛮>辨伪》、《李白词真伪证说》、《李白<忆秦娥>证伪》、《李白赠内诗述论》等论文。这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除了一直为我所关注的李白生平与李白诗歌两大类之外，还首次对“李白词”进行了全面考察，最终则认为：李白是诗人而非词人，现存的“李白词”全部为伪作。对于这些“研李”论文，除了一组关于“李白词”的考辨文章，已被编入《唐宋词史论稿》第一章外，其馀则全部与《李白求是录》所收诸文合为一集，并以《李白研究新探》为书名，交由黄山书社于2013年12月出版。因之，将《李白研究新探》目之为我四十年来研究李白的一份“集大成”成果，也是极符合我的研究实况的。而在四十年的研究中，仅得《李白研究新探》一书的事实，则又似可表明，我之于李白研究，不仅突破了前人“十年磨一剑”的藩蓠，而且还创造出了一个 “四十年磨一剑”的奇迹，王安石在《题张司业》诗中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即已为我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三

与中国文学史上的其他诗人相比，李白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其自出生之日始就是一个谜，以至于他的身世如何，出生地在哪里，生卒年又怎样，以及他究竟是外国（西域）人还是中国（华夏）人，等等，即皆成为了研究者所争论不休的一个个生平焦点。此则表明，研究李白，显然是要比研究其他诗人棘手许多的。而此，也是自宋以来的历代李白研究者，都在李白研究中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原因之所在，其中，又以清人王琦尤具代表性。在李白研究史上，王琦是以集三十年精力笺注李白诗文而著称的一位学者，中华书局出版的近百万言的《李太白全集》，即为其“研李”的一份重要成果。虽然如此，王琦对《李太白全集》之笺注，却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对李白长流夜郎曾到达贬所的史况浑然不知者，即为其一。其它如李白初游安陆的时间，李白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等，即皆属如此。而我四十年以来的李白研究，即皆是针对这些为王琦所不知的史实，在进行着种种形式的考察与探索，所以，我无论是先期梓行的《李白史迹考索》、《李白求是录》，抑或是后期出版的《李白研究新探》，亦无不如此。

作为我研究李白“集大成”成果的《李白研究新探》一书，主要是由上、中、下三编所构成，其依序为“李白生平求是”、“李白作品索解”、“研李著述评译”。仅就这一“编目”而言，上编的“李白生平求是”与中编的“李白作品索解”，完全是对《李白求是录》“李白生平考证”（上编）与“李白作品索解”（中编）的一种继承，因为《李白研究新探》中的“生平求是”与《李白求是录》中的“生平考证”，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李白研究新探》一书的下编，则是对《李白求是录》下编与附编合而为一的结果。这样，我四十年来研究李白的成果，除了《杜甫研究丛稿》、《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孟浩然研究》、《唐宋词史论稿》、《唐代诗文论集》等书中的相关“研李”论文外，其馀则全部集中在《李白研究新探》之中。所以，《李白研究新探》所收录的四十三篇论文，实际上就成为了我四十年来研究李白成果的一份最好总结。即是说，带有成果总结性质的《李白研究新探》一书的出版，极有可能意味着我对李白的研究将因之而告别，而终止。虽然如此，我四十年的李白研究历程，还是具有相当大的纪念价值的，因为在这四十年中，我不仅仅研究了李白其人其作，而且因为研究李白的关系，还研究了孟浩然、王维、杜甫，以及数以十计的唐代诗人。正因此，我的李白研究，自然就会与他人的同类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即构成了我研究李白的特点与个性。

从总的方面讲，我之于李白的研究，主要是旨在通过种种方法、角度、材料，以求最大程度地还原李白历史的真实，所以，举凡李白的身世、出生地、交游、行踪、婚姻、生卒年，以及其作品的系年、真伪等，即均被纳入了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其中，虽然也涉及到李白的作品，如题旨的解读、风格的比较、艺术形式的剖析等，但这些都是属于“第二位”的李白研究。而且，有些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其动机与目的，其实就是用来为弄清楚李白生平提供依据的，如《<蜀道难>探索》一文即为其例。就此文的题目而言，本文显然应是针对《蜀道难》题旨所做的“探索”，但其所得“开元十九年夏初在咸阳送元丹丘入蜀而作”的这一结论，却是与李白的生平大相关联的，因为结论中的“开元十九年夏初”、“咸阳”、“送元丹丘入蜀”等，已是将开元十九年四月李白在咸阳的行踪交待得相当清楚了。类此者，在《李白研究新探》中还有很多，如《李白诗中之“龙山”考》、《再谈李白<九日龙山饮>》、《三谈李白<九日龙山饮>》三文所考《九日龙山饮》中之“龙山”， 即是在这方面可与《<蜀道难>探索》媲美的又一例子。这三篇文章，虽然均因李白《九日龙山饮》中之“龙山”究竟在何地而发，但其却与李白生平颇具关联。传统的说法，这首小诗（五言绝句）中的“龙山”在今安徽当涂，即论者大都认为李白是诗写于他晚年至当涂投依族叔李阳冰之际，而我在这三篇文章中，则以大量的内外证材料，证实其“龙山”乃在今湖北江陵，即认为是诗为李白写于其长流夜郎途经江陵之时。事实证明，“江陵龙山”说乃为正确。明白了《九日龙山饮》中“龙山”之所指，虽然有助于对这首小诗题旨的理解，但重要的是因此而弄清楚了李白写这首诗时的行踪之所在。仅就这两例言，我对李白具体作品的探讨，与他人重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审美情趣等方面的论析，乃是大相区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白这位“谪仙人”本来就与众不同，而“非常之人用非常之法”者，即此之谓也。

我在研究李白的同时，还对孟浩然、王维、杜甫等诗人进行了种种研究，这样作的目的，在于能使得我的李白研究，具有更为宽广的文化背景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换言之，我四十年的李白研究，是将其放在盛唐诗人创作活动这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的，所以有些文章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对象），究竟是因李白而发，抑或因孟浩然、杜甫等人而发，是谁也难以说清楚的，即使是我本人也不例外。比如，在《李杜初识时地探索》一文中，我所重点考察的是李白与杜甫初识时的“时地”，因之，将这篇论文归类于李白研究可以，将其归类于杜甫研究亦可以。而具有这样特点的论文，我在四十年的李白研究中，也并非少许，如《李白与元丹丘交游考》、《李白与王昌龄交游考索》、《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详考》、《李白与杜甫》（译文）、《略谈李杜诗风》、《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二李一杜交游笺释》（“二李一杜交游”，指李白、李邕、杜甫三人之间的交游）、《李白与王维未交游原因探析》等，即皆属此类。很显然，这些论文既属于李白研究的成果，同样也属于孟浩然研究、王维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成果。正是由于这类论文的存在，因而也就使得我的李白研究，既关联着孟浩然研究、杜甫研究，又关联着唐代其他诗人的研究，进而导致了我于2006年前推出的包括《李白求是录》在内的“唐代诗人四部曲”。其另外的“三部曲”，以出版时间为序，分别为《杜甫研究丛稿》（1999年）、《孟浩然研究》（2002年）、《唐代诗人探赜》（2005年）。如果将《唐代诗人婚姻研究》（2001年）、《王维新考论》（2008年）一并算上，则我的唐代诗人系列研究，实际上是由“六部曲”所构成的。而在除《李白求是录》之外的“五部曲”中，又均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李白研究，即其中均有与李白研究相关的某些研究成果存在。由李白研究而孟浩然研究，再由杜甫研究而王维研究（以研究的时间先后为序），以及唐代诗人的婚姻研究，等等，这种串珠般的研究且均有专著问世者，这在当代中国热闹非凡的唐代文学研究界，以我之孤陋闻寡，似并无第二人以为。

1978年11月，我曾写过一首《夜读李太白集》的小诗，后来发表于《北京政协报》1985年12月22日第四版时，诗题被改为《咏李白》，今则一仍其旧。诗为：“飘然太白来天际，仗剑出川走四方。把酒青天邀明月，放歌山水傲君王。一身壮志空相许， 两度菊花枉自芳。自古贤良遭世毁， 于今寰宇诵华章。”这也算得上是我与李白研究的一种见证，兹抄录于此，以志不忘。回顾的目的在于总结，总结则是有利于再研究的，而此，即为本文的目的之所在。其中所涉及到的耿元瑞、詹鍈、余冠英、田一文、汪诚诸先生，均早已作古，兹特借此文，以纪念之。

（2017年6月17日于古隆中求是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