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虎： 从“河”到“黄河”

关于“黄河”，先秦文献称“河”，何时称作黄河？什么原因致使其成为黄河等这一系列问题，有不少学者已做过相应的研究，如李鄂容的《黄河为什么姓黄》一文，不仅研究了“黄河”一词的出处，而且探究了黄河为什么变黄的原因。葛剑雄主编的《河流文明丛书》也回答了黄河变“黄”的原因及时间。这些文章对于相关问题深入的研究有重要价值。本文通过查阅相关古籍文献，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和地质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行一些补充和综合，以图充分阐明“河”到“黄河”的变迁及其所引出的几个问题。

一、“黄河”名称的由来

秦汉以前，中国古代的名山大川都有其专用称谓，如五岳、四渎，五岳即泰山、恒山、嵩山、华山和衡山，“江、河、淮、济为四渎，”[1]，就是指长江、黄河、淮河和清河。先秦以及秦汉的文献中称一般的河流为“某某水”，如渭水、恒水、卫水等，如“恒、卫，二水名。恒水出恒山，卫水在灵寿”[2]。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很多河流山川发展出新的社会名称，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与旧名并称于世，如“河”与“黄河”都指的现在的黄河，但在“黄河”名称出现以后，“河”的称呼并没有遗弃，而是与“黄河”并称，尤其是在正史或官方文书中，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河”与“黄河”并用的情况。

在《史记》及先秦的文献中，黄河都称为“河”或“河水”，如《尚书·禹贡》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3]；《尔雅·释水》曰：“河出昆仑虚，色白”[4]；《孟子》曰：“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5]；《庄子·秋水篇》云：“秋水时至，百川灌河”[6]；《史记》有云：“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7]、“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8]等。这些文献对有关黄河的记载都称黄河为“河”，《史记》中并无“黄河”的称呼。实际上，“黄河”一词最早在《汉书》中出现，如《汉书·地理志》曰：“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9]；再如《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载汉高祖刘邦大封功臣的“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10]，但有人会以此而认为“黄河”一词早在西汉初年就已经出现了，其实不然[11]。《史记》对汉高祖刘邦的大封功臣这一历史事件也有记载的，《史记》中的“封爵之誓”是这样的：“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12]，对同一历史事件甚至同一言辞的记载为何会有差异？笔者认为，班固作《汉书》所参考的最便捷可靠的史料就是《史记》，在《汉书》中有很多史料跟《史记》中记载的完全一致，证明班固大量地引用《史记》，但有的不是完全摘录，而是对所引材料进行了文饰加工，但他受其所处时代语言环境的影响，他用当时已有的社会名词来表达同一事物，为了使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一致，或是为了把同一件事解释的更清楚以免世人产生歧义，因此产生一定的差异，但所要表达的事物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其实就是一个新名词代替旧称号的问题。班固以新名词代替旧称号的现象，这并不是特例，在《汉书》中类似的例子还有，比如在《游侠列传》中他把战国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称为“四豪”，“豪”是两汉时常用的社会名词，但《史记》中并没有把“四君子”称作“四豪”或“豪侠”，而班固却用来形容“四君子”，证明他们与两汉的“豪”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或相似的。以班固的知识水平和社会阅历来看，他不会想当然地就用一个新的社会名词来代替旧的称号，而是经过对比分析以后才加以运用的。

由此可见，“黄河”一词最早出自《汉书》，到目前为止，《史记》及其之前的文献中并未发现这一名称，而刘邦当时也并未称黄河为“黄河”，但这仅限于出现在《汉书》中，并不能由此断定西汉时民间就没有这一称谓，或许只是没有出现在文献中而已。东汉之后，估计“黄河”这一称谓还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运用，“河”的称呼与“黄河”并用，但有时指一般的河流，并不专指黄河，“河者，水之总名也”[13]，“唐宋以后，尤其到了宋代，‘黄河’这一名称才被极普遍地使用起来”[14]。然而，为何东汉之前称黄河为“河”，东汉及以后则称“黄河”呢？这一称谓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何种历史信息？

二、“河”到“黄河”的原因

从“河”到“黄河”，不言而喻，因水的颜色而得名，但这只是一种表征，这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社会历史和生态环境的变迁。换句话说，从“河”到“黄河”，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变化是带有社会因素的；从不黄到黄，这是一个水文特征的变化，其背后是生态环境变化的因素。

首先，黄河是因水的颜色而得名，东汉时出现“黄河”之称，证明东汉时黄河的水已经是黄的了，但这是否能说明之前黄河的水不“黄”而是“清河”呢？其实不然。《尔雅·释水》云：“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潜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众水溷淆，宜其浊黄”[15]；《左传·襄公八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说明了黄河在先秦时已经出现水质浑浊且黄的情况，而且黄的时间相当长，证明河水不清早已为人知了。王莽时张戎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16]，即西汉时黄河的含沙量特别大，而这些沙则主要是来自黄土高原中上游的黄沙，这也说明了西汉时代的黄河也是不清的。《史记·高祖本纪》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17]，晋灼曰：“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18]。即西汉早期世人已称黄河为“浊河”，之前也有“浊河”之称，如《史记·苏秦列传》记载：“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1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一》：“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20]。由此可知，战国及秦汉时的“浊河”就是黄河，“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人们已经用‘浊河’来称黄河了”[21]。

从以上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实际上的“黄河”其实早已形成，但东汉之前都称黄河为“河”，而“浊河”则是其代称，为何在东汉时才出现“黄河”的称谓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黄河水之“黄”是有一定时限的或有季节性的，并非一整年或连续数年一直是黄色的，即黄河有变清的可能，当时的人们对黄河变清还抱有一定希望。“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只表明了黄河水时已变黄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然此语亦有夸张的成分，并不表示河水不会变清，据《诗·魏风·伐檀》篇云：“河水清且涟漪”，表明黄河水也有清而不浊的时候。根据我国气候和降水来看，通常情况下，我国华北地区降水基本都集中在夏秋两季，夏秋大量降水，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上的泥沙随流水汇集到黄河中使河水变黄，但在冬春季节降水量减少甚至没有降水，泥沙不能进入河中，加之水流速减缓，泥沙沉积下来，河水变清也是有可能的。因此，时人并没有将之定性为“黄河”，而以“浊河”代之。其二，语言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并没有立刻产生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名词，或没有十分恰当的词汇与之对应。一个事物的名称就是一个词汇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或修饰，“浊河”一词是对黄河水的特性的一种描述，但这还不是最恰当的描述，因此，经过对黄河长期的观察，经验性地将黄河的特性定型为“黄”，由此便产生“黄河”一词。这一词汇产生后，再经过裂变式传播，在社会人群中被普遍地接受，黄河因而得名。

其次，“河”为何会变成“黄河”？这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而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则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为因素亦可称为社会因素，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得不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人类要生存，就不得不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源，这就与自然界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即人类活动必定对生态产生影响，只是因社会的发展程度的不同而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已。

春秋战国时，铁器牛耕得到普及，尤其在关中和中原地区，加剧了对自然界的开发。战国时各国争相推行变法，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劝课农商，开阡陌封疆，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相应地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了更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水土流失加剧，尤其是在河谷地带，这些地方交通便利、水源充足，开发程度远大于其他地方，黄河两岸、泾渭流域、湟水谷地尤甚。尤其是在秦汉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后，为抗击少数民族侵扰，都在边地实行屯田，尤其是在天水、陇西、北地、上郡、朔方等地，“随着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渐趋恶化”[22]。

秦建立后，“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23]，在黄河两岸安营扎寨的同时，移民边地进行生产以保证戍边的物质基础。西汉初，“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24]。文帝时，晁错对汉文帝进言说：“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25]，于是，“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26]，大批汉人应募迁往北部边地进行屯垦。汉武帝时曾几次大规模地移民实边，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7]；其后又“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28]；元鼎六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29]。由此可见，西汉对黄河沿线一带的黄土高原边塞地区开发规模之大远较于秦，尤其是在武帝时期，这样，“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由原来的畜牧区被汉人以耕作业为主的农业区代替了”[30]。这虽然推动了沿边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为关中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以牺牲边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日益扩大的移民屯田规模使农业用地面积越来越大，而林业和草场用地越来越退缩了”[31]，而边地的生态环境本来就天生的脆弱，这就更加剧了对边地环境的破坏，到西汉末王莽时张戎说：“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32]，黄河如此浑浊，以致“河”变为“黄河”，其中上(尤其是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地区)游农业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遭破坏、水土流失定是其中重要原因。

泾渭流域靠近国都，其政治、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开发的程度自然比其他地区更深，相应地，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西汉中期泾水因浑浊而闻名，武帝太始年间，“泾水一石，其泥数斗”[33]，可见泾水流域(也属于黄土高原地区)因农业发展而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河流含沙量极大。然而，泾水是渭水的最大支流，而渭水又是黄河最大支流，渭水受泾水影响而变“浊黄”，渭水最终注入黄河，成为“河”变成“黄河”的主要原因。

除了农业开发使森林或草地变为耕地而导致水土流失外，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对木材大量需求也对森林有巨大破坏力，尤其是统治者大兴土木时这种破坏力几近毁灭性。再者，秦汉时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燃料是木材，加之一些手工业如冶炼、陶瓷、砖瓦等都是以木材为燃料，这都必定会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加剧水土流失。但这些远没有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大。然而，人类活动只是黄河变黄的原因之一，其实还有自然因素。

如果没有人类的活动，黄河的水是否也会变黄？从现代的科学研究来看，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现在的华北平原的土质来看，这种土很明显是来自黄土高原的黄色沙质土，“由于黄河流经松散的黄土地区，当时的含沙量与现代并无显著差别，大量泥沙出三门峡东泄，形成了郑州以东的黄河冲积平原”、“而全新世时的华北平原则主要沉积了以粉砂为主的黄河物质”[34]，可见当时黄河的含沙量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黄河不“黄”是不可能的。其次，这是黄土高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气候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史前时期并没有人类活动的影响或人类活动的影响极其微弱，当时的生态环境未遭人为破坏，植被覆盖率比秦汉及以后各个时期都要高得多，但黄河的水还是非常“黄浊”，含沙量极大，原因在于它所流经的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天生的脆弱，“黄土高原本身就一直存在缓慢的自然侵蚀过程”[35]，植被稀疏，土质疏松，水土保持能力天生不足，夏秋季节降水集中，容易产生天然的水土流失，致使河水含沙量大及河水变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是植被覆盖率很高、水土保持能力较强的地方，一旦大雨过后，河流湖泊里的水照样是浑浊的，只是浑浊的程度较轻、澄清的速度较快而已，这都是一种自然的侵蚀过程。由此可知，黄河在没有人类活动影响的情况下因为其先天脆弱的生态环境引起自然的水土流失而使其变“黄”，但这相较于由于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成为真正的“黄河”来说，这种自然的侵蚀作用显得非常微小，而且这种“黄”是有季节性的，它还有“变清”的可能。

从“河”到“黄河”，不仅是一个以新名词代替旧称号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从表面上看是因水的颜色而导致其名称转变，但这只是一种表征，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生态环境变化。这一转变主要是由我国古代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在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的运用引起的反映，是一种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结果，是当时社会发展与自然界冲突(人地矛盾)的结果，也是两个文明碰撞的结果(汉朝为抵抗匈奴的侵扰而在黄河两岸的边地建立根据地)。它反映的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变迁，也是生态环境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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