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社交网络与盛清政治 ——以乾隆初年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为例（上）
有清一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是政治精英最重要的聚集地，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官员群体——京官。很多京官出身科甲，甚至起家词馆，多有文名，与“士林同好”声气相投；他们大多来自外省，往往借助各种媒介，与在京同乡发生往来。同时，他们掌握着有关朝廷动向的各类信息，也易于成为外地官员结交的对象。
这种独特的身份属性与生活状态，令京官群体的成员之间在职守之外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社交关系，进而向外扩散，通过官场往来、文化交流、人情世故等渠道，与社会各阶层之间形成了基于同僚、同年、师生、同乡、姻亲等关系的复杂的社交网络。借助社交网络，官员可以互通声气、群集而动，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从中获取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便利，乃至政治利益。
然而，社交网络也存在张力，会给京官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一方面，谨身自守，清白处世，“往来无白丁”，这是历代政治文化对于士人的道德要求。“士林同侪”的群体身份，令士人在选择交往对象、展开社交活动时始终处在自己或他人的道德监督之下。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也是社交活动的张力的一部分。在皇帝所主导的朝廷的眼中，京官的社交活动不仅是彼此勾结，更是贪腐乃至“结党”的温床。
因而，从吏治的角度看，朝廷肯定要防范京官在体制之外通过社交网络形成势力，尤其要防范其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干预朝政。利益与风险，在以京城为舞台的清代中央官僚政治中共生而又彼此颉颃。
前贤曾利用官员日记，对晚清京官的社交生活给予深入讨论，而对18世纪，也就是盛清时期京官社交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由于官员自己的记载较少，史料分散，学界较少涉及。清宫档案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关照，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缺憾。事实上，即便是在“乾隆盛世”皇权伸张之时，京官社交活动仍然存在，政治属性或隐或显，皇帝的具体举措亦处于因势而变之中。
本文即采取档案与传世文献互为证补的方式，以乾隆初年引发官场较大震动的许王猷、仲永檀事件为例，通过还原该案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盛清京官社交活动涉及的广度，以及社交与政治局势的结合方式，进而对盛清京官社交网络与政治的关系予以讨论。
许王猷、仲永檀事件绵延两年，涉及多位高级官员；《清史稿•仲永檀传》将其作为仲永檀最主要的事迹，展现其“骨鲠之臣”的形象。赖惠敏在述及乾隆初年政局时，将仲永檀事件列为权臣党争的一部分；其他研究提及此事，则多从吏治角度发论。然而，如果深入挖掘有关史料，会发现该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并非简单的贪腐问题，也不仅仅是有目的的“结党”，而是与清代京官社交生活的复杂性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此类社交行为的批评和利用，贯穿了整个案件的始末，并对日后的政治产生了影响。本文的目的，就是重新梳理许王猷、仲永檀事件的经过，探寻官员的社会交往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观察皇帝如何看待官员之间的交往。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为探究社交网络这一影响官员、士大夫政治行为的因素，提供了一个完整有趣的范本。
整个事件起于许王猷夺官，然而有关该事件的始末，《清史稿》中的记载语焉不详。乾隆五年（1740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上谕对此有清楚的归纳，以下即以此件上谕的内容为线索串接此事。
今闻俞君弼原充工部凿匠，积有家赀，病故无子。有义女之婿许秉义,欺其嗣孙年幼，图占家产，竟以婿名主丧。
事件的发端，是石匠俞君弼的遗产纠纷。乾隆五年，工部一名叫俞君弼的石匠去世，此人生前曾秘藏大量金银。为争夺遗产，其养子俞长庚、养女婿许秉义各自攀附权贵以为己助，试图压服对方。这原本就是一桩民间纠纷。十月十七日，顺天府尹张鸣钧发掘了俞君弼生前埋藏的金银，并奏明皇帝，但乾隆帝对此事并未留意。然而，十月二十一日，乾隆帝重提此事时，重点则转向了该案件中的社交行为，直指内阁学士许王猷，并牵出多名官员。
（许秉义）因向与内阁学士许王猷联宗,托其遍邀汉九卿往吊，欲借声势弹压俞姓族人。九卿中如陈德华、陈世倌、梁诗正、张廷璐等托故不往,其余往者颇多。
许王猷，字宾穆，号竹君，浙江嘉善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进士，起家翰林。雍正时长期担任翰、詹官职。雍、乾之际，许王猷数次上折，奏陈礼制、教职官等事务。乾隆三年（1738年），他奉旨参与稽查宗学之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在浙办事之大学士嵇曾筠临终前保举许王猷，称其“醇谨老成，兼悉吏治”。由于嵇曾筠的保举，加之稽查宗学渐有结果，乾隆帝逐渐注意到许王猷。乾隆五年四月，用许王猷为内阁学士。至此，许王猷结束了长达25年的翰林生涯，进入内阁。
虽然许王猷仕宦并不显著，但是久居京城，交游广泛。在京期间，他曾与同人品题天津诗人查曦之诗作，称其“行诣高卓、襟怀爽朗”。同时，他与江浙家乡也有来往，曾为徐釚、施鹏书写墓志。雍正十二年（1734年），京师全浙会馆重修，许王猷为其书写碑额。以上数事，均表明许氏在旅京江浙人士中并非无名之辈。乾隆三年，他担任江南乡试副考官，有得人之誉，亦可见其在士林中广有招徕。
然而，正是这种社交圈子中的显著地位，令他卷入这一桩发生在京城市井里的争端。原来，许秉义为给对方施加压力，通过同姓“联宗”的方式托请许王猷，要其利用社交关系，邀集同侪前来吊丧。不料延聘之人过多，招摇太甚，引发物议，乃至有人奏报给皇帝。至此，一件普通的民间纠纷演化为一桩政治事件。乾隆帝在上谕结尾，就这一事件的性质给出判定：
夫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著传旨严行申饬。许王猷行止卑鄙，有玷官箴，著交部严察议奏。
乾隆帝的指责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各位参与者，“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拜跪”，只是“不自爱”，属于行为失检；第二层面才是性质问题，即官员之主持联络、招摇生事，事涉官员操守，表明许王猷不具备官员应有的道德素质，亦即“行止卑鄙”。但惩办措施也只是付之吏部，以官员处分之例相待，并未律以威刑。
郎世宁所作乾隆元年画像
十一月十日，吏部尚书张廷玉题奏，认为许王猷请托“以遂行秉义借势弹压俞姓族人、希图占产之欲”，应照溺职例革职。十二日，乾隆帝准其所奏，革去许王猷的职务。至此，许王猷在当了25年翰林后，仅进入内阁数月，就从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需要说明的是，乾隆五年冬，朝廷对京官社交行为的整饬，并不仅许王猷这一件事。就在十月二十一日当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安国奏称，巡视中城御史钟衡“籍本浙江”，所属地方“开张各项店行多系江浙两省人”，“颇有言其袒护姻娅、审断不公者”。钟衡不像许王猷那样招摇，故而乾隆帝仅将钟氏调任巡视西城御史便告结束。史料所见，许、钟两案均为联宗、同乡请托小事，交往的政治色彩很淡。可见官员社交行为本身并非吏治问题的打击对象，只有当“希图占产”等涉及官员道德素质的问题坐实，才会展开整肃。
随着许王猷被革职，俞氏遗产一案的政治影响似乎已告结束。然而三个月后，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奏折，让事态骤然扩大。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仲永檀就俞氏遗产案上折，奏陈该案中的更多情况。《清史稿•仲永檀传》提到过该折，但删削极多。所幸，该折曾发交于外，在军机处留有录副且保存至今，令该案的种种细节得以曝光。根据这份档案，仲永檀的参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揭露步军统领鄂善受贿、协助俞长庚陷害许秉义。
俞廷试无子，押子李宏淦遗孤长庚议随俞姓,承继俞廷试物。故其养女婿许秉义图分家产,与长庚两相争执。有长庚妻父孟鲁瞻,系范毓馪伙计，知范毓馪素与该提督往来甚密。孟鲁瞻遂托范毓馪与该提督说合，送银一万两嘱其照拂,而一面使长庚家人宋三计绐许秉义，言俞廷试埋银若干两,以致许秉义具控到府。府尹委官掘银，该提督俱先着番役尾缉，因而拿获参奏。
其二，根据风闻消息，参劾前来吊唁之人。
前为俞姓请客，除革任内阁学士许王猷外，尚有礼部侍郎吴家骐。该侍郎曾得俞姓银二千五百两，内五百两系该侍郎谢金，其二千两系以“炭金”为名,原约分送九卿。而该侍郎并自蚕吞,旋即告假南归。臣又闻前往俞家吊□不止九卿，即大学士亦然。张廷玉系差人送帖者。徐本、赵国麟俱系亲往、跪奠者。又有詹事府詹事陈浩在彼陪吊，送往迎来，奔走数日，较之一吊而去者更属可丑……大学士等又皆□皇上申饬九卿时将原帖追毁，以泯其迹。
其三，报告关于内廷官员泄露机密的传闻。
再臣闻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则是权要有耳目。若权要有耳目，而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理合一并奏明。
该折将社交行为与官员的道德素质联系起来，表达了对整肃官员社交行为的诉求。折中提到与此事相关之官员，包括军机大臣中仅有的两名汉人张廷玉、徐本，以及大学士赵国麟，步军统领鄂善，礼部侍郎吴家骐，詹事府詹事陈浩等，涉及乾隆帝格外信任的高级官员。
居间联系之人，则为晋商范毓馪及其家人。范毓馪在雍正年间承担过北路军营运粮事务，曾赏给太仆寺卿衔，在朝中关系复杂。所列情事，有的是交往不慎、有损朝廷体面，属于道德上“可丑”；有的则更深了一步，如鄂善等协助社交网络中其他成员枉法舞弊，已属贪渎之行。
仲永檀这份奏折，在砌砺风节的道德诉求背后，实有政治目的。张廷玉、吴家骐与之前被革职的许王猷均为实录馆成员，彼此有所往来；陈浩虽然未参与实录编纂，但许王猷被革职后，张廷玉曾开列10名官员以作为接替许王猷的备选，陈浩居其首。可见这几人都与张廷玉有联系。泄密的指责看似含糊，然而此时主持朝廷机要，而且又有守口如瓶、谨慎称职之名的，正是大学士张廷玉。因此，无论是玷污官箴还是泄露机密，均于张不利。
而仲永檀，恰恰是张廷玉的政敌、另一名军机大臣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仲永檀升迁颇速，乾隆元年进士，散馆授编修，五年即考选御史，宦途较之官场一般人要快得多，极有可能是鄂尔泰推动的结果。仲永檀也表现得颇为激进，甫莅台谏，就疏请减上元灯火声乐，乾隆帝称赞他“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这对仲永檀无疑是很大的鼓励。他在参劾鄂善时，自称“恭读上谕，原许风闻言事”，口含天宪，颇以不顾同侪体面、敢于纠劾不法为荣。可以说，这次参劾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老师。
值得注意的是，对官员社交大动干戈的仲永檀，其消息来源也是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据他事后回奏，关于张廷玉等人参与吊丧的消息，得自翰林院编修于枋。于枋，字小谢，江南金坛人，雍正、乾隆两朝重臣史贻直之婿，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于枋与史贻直不仅有家族婚姻，社会关系上也有很多相近之处，例如两人都曾被牵连入湖南衡永郴道许登瀛贪污案，与许有来往。
史贻直是鄂尔泰一党的重要人物，与张廷玉“素不相合”，作为他的女婿，于枋带有亲鄂反张色彩并不奇怪。雍正二年，鄂尔泰出为江苏布政使，对江南士子多有招揽，此时于枋尚未中进士，正好处于鄂尔泰影响之下。由此可见，仲永檀与于枋的交往联络带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虽然于枋传消息，不一定是鄂尔泰有意设计的，但这条讯息让仲永檀迅速作出政治上的行动，社交行为对官员的政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仲永檀此折打击面太大，震动整个朝局，乾隆帝不得不有所顾忌。他后来称，看到该折后，“初以为必无之事”，认为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诬陷大臣，此风断不可长”，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势必要有所交代，否则将有损自己的威信。三月十九日，乾隆帝颁谕，对该折内容进行回应。该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命怡亲王弘晓等多名贵显人物一同查审对鄂善的指控。
鄂善系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伊意欲朕访查，不知应委何等之人。若委之禁近小臣，岂大臣不可信、而小臣转可信乎？若委之大臣，又岂能保其必无恩怨乎……若不明晰办理，判其黑白，则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国家之事耶！着……秉公查审，使其果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
所谓“新用小臣”者，仲永檀是也。第二部分是解释宫中保密甚严，暗示仲永檀之指责为子虚。
朕于左右近侍，训约甚严，防闲甚密……其有宣泄于外者，则皆系本人自向人言，以邀名誉，而反谓自内宣泄，以为掩饰之计……至于权要串通左右一语，朕观此时并无可串通之左右，亦无能串通左右之权要。伊既如此陈奏，必有所见，着一并询问具奏。
第三部分是对言官滥用“风闻言事”的埋怨。
朕之所以广开言路者，原欲明目达聪，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不问虚实，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事何益！是以此案必须彻底清查，不便含糊归结，亦正人心风俗之大端也。
乾隆帝此谕之意，在于回护被参大臣、指责仲永檀不知深浅，语气颇为切峻。虽然张廷玉、徐本为仲永檀所参，但乾隆帝仍将他们列为“秉公查审”鄂善的主审官员。显然，乾隆帝对于整肃社交行为所引发的震动已有觉察，试图加以收拢。
然而几天之后，案件的调查出现巨变。对鄂善家人的审理，证明鄂善确有收受贿赂之事。而在直接审问鄂善时，更出现戏剧性的一幕：鄂善在皇帝引诱下承认收受银两，又在面临大辟时自食其言，否认受贿。此举引得乾隆帝盛怒。三月二十五日，乾隆帝颁发一道长谕，将此事始末披露于外，历数鄂善罪恶。
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诚心悔过，或以罪当监候，恳切哀求，尚欲缓其须臾之死。乃鄂善无耻丧心，至于此极。其欺罔之罪，即立时正法亦不为枉。夫朕之所以令彼自处者，欲全国家之体，而赐彼以颜面也。乃彼自不惜颜面，朕将何惜。岂皇考在天之灵，不容此负恩之辈，冒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以儆戒大小臣工耶？
相较于交往不慎，“贪赃”事涉法纪，情节严重得多，更不必说“欺罔”这一藐视君主的大罪了。正是这些更大的罪名令乾隆帝改变了态度，不仅令鄂善就此被处死，还对仲永檀有了好感。次日，乾隆帝称仲永檀“身为言官，能发奸擿伏，直陈无隐，甚属可嘉，应加超擢”。为此，乾隆帝特地将担任左佥都御史的郑其储调任他官，而以仲永檀补授此缺，“以风台谏”。
不过，虽然鄂善案尘埃落定，但仲永檀在另两项参劾上几乎是铩羽而归。大臣吊丧一事，仅吴家骐、陈浩两人被证实，倶着革职；至于大学士张廷玉、徐本、赵国麟等人，据仲永檀回奏称，“全属子虚”，乾隆帝以“伊得之于枋之口，则非伊捏造可知”为由未加追究。泄密之事，仲永檀“举出吴士功参奏史贻直一件”，乾隆帝认为“伊亦并无妄言之咎，倶不必向伊置问”。牵连多位官员的重要证言，追查之下竟不能坐实，可见社交网络中获得的消息并不可靠。若非皇帝回护，仲永檀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虽然被处分的仅有吴家骐和陈浩两人，但仲永檀得到超擢，无疑令其他被参劾者蒙受了压力。三月二十九日，被仲永檀参劾的大学士赵国麟上书乞休，乾隆帝知其有怨气，仅命照旧供职。但赵国麟所求并非简单的抚慰，他再次上折，略云：
好利固真小人，好名亦伪君子。名之与利，相去几何……九卿中之吊奠者，非必尽无耻而贪利也，特过听怂恿之言，因循礼俗之陋，而偶一失足，重为天下非笑……以蒙恩坐论之崇班，而被以跪奠细人之丑号，此何如事,而可轻出口乎！
赵国麟之意，在于强调朝廷官员尊卑有别。在赵看来，高级官员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较之下级官员更应获得朝廷的重视和优待；仅因下级官员偶一举发得实，便对高级官员之小错施加处分，有违“尊尊”之义,不利于官僚体系中上下权威的维系。这一看法与乾隆帝在面对仲永檀奏折时的第一反应不谋而合。乾隆帝在朱批中称该意见“老成持重”，试图调和矛盾。
然而还未等到反击奏效，同年六月，赵国麟就被给事中卢秉纯参劾。被参缘由为赵国麟庇护解任官员刘藩长，不仅“缔结姻亲”，泄露刘被参奏的内幕,而且试图保举刘藩长，使其复职。乾隆帝抓住这一点，谕称：“较之仲永檀参奏之事，其过孰为重大？”命将赵国麟降二级调用，事实上宣布了赵的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刘藩长虽属因事勒令休致的“废员”，但并非猥琐小人，与许秉义之流不同。雍正帝召见时，曾称赞他“人着实好”，列入“上下”一级。因而赵的处分，与其说是因为结交不慎,不如说是源于在社交活动中泄露了朝廷机密，又接受请托，帮忙从事政治运作。这又是一件官员因带有政治属性的社交行为而被惩处的案件。
不过,与超擢仲永檀时不同，这一次乾隆帝对言官要严苛多了。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审理此案时，命卢秉纯与刘藩长对质，结果竟多有错漏。
赵国麟在朕前回奏往吊俞姓一节，刘藩长曾向卢秉纯言之。至佯为不知、略为停顿、告之至戚、自鸣得意之处,乃卢秉纯揣摩彼时情状之词，刘藩长告知卢秉纯者，并不如是……至赵国麟告知刘藩长“王安国并未参尔，乃蒋炳参尔”之语,刘藩长供称闻之他人，并非闻之赵国麟。而卢秉纯则坚供不移。此事有无尚在疑似之间。
可见卢秉纯的消息非常不可靠。对质时，卢对刘藩长“挥拳肆殴”,逼其供认,但刘终不承认，卢亦无可奈何。考虑到刘并非人品不堪，卢的举动无疑令主审官的印象大为恶化。乾隆帝得知后，称卢秉纯为“妄乱无赖”将其革职，并且明确宣谕,赵国麟之得罪，乃其“不知自处”,“并非因卢秉纯之参奏”。同时，乾隆帝还小心地将此案与仲永檀进行了切割,称“其人其事与仲永檀有天渊之别”。
至此，赵国麟与卢秉纯的斗争以两败倶伤结束。这一事件是仲永檀事件的插曲。诚然，赵国麟被惩，仲永檀形象得保；然而,赵国麟降调后，乾隆帝曾专门就两案作出解释，抱怨“大小诸臣私心揣度,务为观望”，认为自己是“于事之当严者严之,而议事条陈遂相率而趋于严之一路”，原因在于言事者“居心并不以国事为重,以为善于迎合，即可以希冀升迁、保全禄位”。
换句话说，皇帝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以澄清官场风气为标榜、试图整肃官员社会交际的中下级官员，其实际动机与行事方式都未必真有道德上的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本是仲永檀和其他御史们在政治上的立足点，一旦被否认，仲永檀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