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庙“图室”与早期军事地图及方国疆域图

从古文献资料看，我国人物图像绘制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其前是否有，则无从考证。地图绘制历史，从文献资料看，战国时可能已有地图的绘制和使用了；如果结合古文献和出土考古资料，秦朝完全可以证明各个郡县有比较详细的地图资料了。战国之前是否有人像的绘制和地图的绘制、使用，文献与考古资料则属阙如。

目前西周时期的金文资料已越来越多，通过这些西周金文资料，可以证明在西周时期已有先祖的画像和东国疆域图及划分的方国疆域地图了，而且可证明在商代晚期与西周初期已经有军事地图了。这可把我国的人像绘画史和地图绘制史向前推进数百年到一千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无叀鼎、善父山鼎周庙“图室”考

我国古代贵族阶层所建宗庙往往有先祖画像以供祭祀，明清时代从达官贵人到皇室的宗庙中所见先祖画像在今日还可看到不少，如故宫就有许多这种清人皇室先祖的画像。

这种在宗庙中为先祖绘制图像的礼俗能上溯到何时呢？从古文献资料看，这种在宗庙中设立画像的现象最早出现在《楚辞》中。《楚辞·招魂》云：“像设君室，静闲安些。”南宋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在君室设立画像的现象是一种楚国习俗。他说：“像，盖楚俗，人死则设其形貌于室而祠也。”清初一代朴学大师顾炎武也根据这一资料，指出这种礼俗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他在《日知录》卷14专列《像设》一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证。他说：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祔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太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后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1]528

顾炎武以为战国之前祭祀先祖只有扮作先祖之“尸”和宗庙神主、神杆(即“重”)，却没有先祖的神像，神像是从战国时才兴起的。《楚辞·招魂》相传为战国时宋玉所作，其文“像设君室，静闲安些”明确地表明在招魂的祭祀之室中有神情幽静安闲的神像。但古今学者看法不大一致，朱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地域之俗：“楚俗”；而顾炎武似乎不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楚俗”，认为这是时代的变俗。今人姜亮夫则肯定了顾炎武的说法：“昆山顾亭林乃以为像者，战国以后以尸礼废而像事上，言之最为有理。”并进一步调和了朱熹之说：“则此‘像设’直是楚人旧习。”[2]第3册477

不过，古人也有不同意顾炎武之说的。清人左暄就说：“后稷庙所铸金人，明堂四门墉所画尧舜桀纣，周公抱成王以朝诸侯之图，见于《家语》；越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见于《国语》；土偶人与桃梗相语之说，见于《国策》。是画像、塑像、金像、木像，汉以前皆有之。”[1]529不过就清人左暄所引用的资料，不管《家语》还是《国语》和《国策》(即《战国策》)，也都是战国时代或战国之后成书的，也不能超越顾炎武所说战国之时“尸礼废而像事兴”的结论。

然而我们根据出土的西周时代金文资料，可知在周王朝宗庙里为先祖绘制图像的礼俗已经是常见的了。

金文中“图室”见之于西周无叀鼎和善父山鼎。《殷周金文集成》(下简称《集成》)5·2814著录无叀鼎(其异名有“无专鼎”，见《积古》4·28；鄦专鼎，见《从古》2·1；鄦惠鼎，见《周存》2·22；焦山鼎，见《奇觚》2·10①)铭云：

隹(唯)九月既望甲戌，王各(格)周庙，灰于图室。……

《集成》5·2825著录善父山鼎铭文云：

隹卅(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在)周，各(格)图室。

从无叀鼎和善父山鼎铭文可知，“图室”是在“周庙”之中。无叀鼎铭文“周庙”后一字，古代或读作“烝”，清人吴东发读作“燔”，后阮元[3]卷4、徐同柏[4]卷2等从之读“燔于图室”。“灰”字郭沫若先生曾释为“述”，读为“遂于图室”[5]下册151，但郭氏对其隶定读法未作解释。但从字形看，此字上为“又”下为“火”，张亚初释作“灰”字，笔者以为是对的(见附图1)；但他又读“灰”为“贿”[6]51，笔者以为不妥。“灰”古韵晓母微部，而“贿”古韵晓母之部，二字韵部相去较远。笔者以为此“灰”字应读作“餽”或“馈”，“餽”或“馈”皆为群母微部，与“灰”字韵部相同，声母亦相近，可以通假。《说文》食部：“餽，吴人谓祭曰餽。”《战国策·中山策》“饮食餔餽”，高诱注：“吴谓食为餽，祭鬼亦为餽”。

图1 无叀鼎“灰于图室”

对上述无叀鼎铭“王各(格)周庙，灰于图室”与善父山鼎铭“王才(在)周，各(格)图室”，“图室”二字清晰可见，但现代学者解释及的并不是太多。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上册说：“图室当在周庙，《无叀鼎》曰：‘王各于周庙，述于周室’(《大系》143)。由此器，知周庙、周室在周。”[7]上册289陈氏所说“周庙、周室皆在周”，这是对的，这一点下面再讨论；但他并未涉及“图室”的含义问题。

但清代和海外学者讨论过这一问题。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4认为“图室”是藏有周代“河图”的明堂太庙，他说“图室”“即明堂太庙也”，“知周之河图藏于祖庙必有其室矣！……知‘图室’又为周明堂之异名矣”[3]卷4。后来徐同柏在《从古堂款识学》卷2《周无专鼎》中说：“图室即太室，谓之图者，图象也，象与貌同意。”[4]卷2民国年间问世的郑业教《独笑斋金石文考》卷3根据《淮南子·主术训》中“尧舜所以昌，桀纣所以亡，皆著于明堂”的说法，证无叀鼎中的“图室”为周明堂有“图画之室”，驳斥了阮元所谓的“河图”之说[8]卷2《无叀鼎》。日本学者白川静在《金文通释》卷3上《无叀鼎》的考释中即引用阮元《积古》的说法，也引用了徐同柏《从古》的说法，最后糅合其说谓：“图室是庙中的室名，是有球图或者先王图像的地方”[9]卷3下《无叀鼎》。

笔者认为阮元的说法是不妥的，“图室”为明堂太庙虽无确证但问题不大，但周代的“河图”设在“太庙”就证据不足了。而徐同柏与郑业教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从“图室”二字看，无待他证，而从这一名词本身就已明白其义：“图室”就是有图之室，而这里的“图”也就是“图像”、“图画”，而无叀鼎“灰于图室”之前有“王各(格)周庙”，可见有图像之室在周庙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先祖“图室”在西周金文中出现的地点都是在“周”或“周庙”：无叀鼎铭说“王各(格)周庙”，善父山鼎铭说“王在周”。善父山鼎铭虽未明言“周庙”，但以西周金文的通例看，肯定也是在周庙之中。而且在西周金文中，涉及“周”的名词有三个：一是“周”，二是“宗周”，三是“成周”。“成周”在洛邑是无疑问的，这不仅有古文献《书序》的证明②，而且也有出土金文的明证③。至于“周”与“宗周”如何区别？学术界说法不一。不过笔者以为，首先，这二者应是指过去古文献所说的“岐周”及镐京，岐周是指岐山县扶风县一段的“周”，在镐京的“宗周”则在今天西安市的长安区一带。陈梦家[7]366－374、尹盛平[10]曾根据西周金文中同一器不同地名的相互排斥关系，指出“周”、“宗周”、“成周”之间的相互排斥关系，是对的。而“周”这一地名从古文献以及出土金文则可以判断其所在的地望。史墙盘铭云：“(越)武王既殷，微史刺(烈)且(祖)廼(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裨)处。”④此文肯定了微史列祖从周武王开始就被分封在“周”居住，而史墙家族铜器群窖藏也正好出土在扶风县 38 36247 38 13773 0 0 5580 0 0:00:06 0:00:02 0:00:04 5580庄白村[11]1－7；93－108，这也正好说明“周”就是今天的周原所在地。其后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说。另外，西周金文中“康宫”诸庙前多附有“周康宫某庙”字，笔者认为这些“周”庙其实可以从金文资料中找到大致的地望。西周晚期克钟、克鎛铭文云：“隹(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在)周康剌(厉)宫。王乎(呼)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越)泾东至于京(师)，易(赐)克佃(田)车马乘。”[4]第1卷204号，209号这里“泾”即今天的“泾河”，在“周康剌(厉)宫”周王命令克越过泾河到达京师——“京师”应即《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京师”，地望在今旬邑县一带，这样就绝对排除了“周康剌(厉)宫”在丰镐一带的可能性，因为丰镐在渭河的南面，旬邑县也在丰镐的北部，根本不需要向东越过泾水到达旬邑一带的“京师”。故“周”及宗庙“康剌(厉)宫”只能在周原的“周”了。

周王宗庙里建有专门的“图室”，这是专门为先祖绘制图像的宫室。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图像是用什么材料绘制出的，但是可以十分明确地把宗庙有先祖图像的历史推到西周时代，已经建有专门用作祭祀的“图室”。这也说明我国绘制人像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距今3000年左右。这也说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就把宗庙有先祖神像的历史向前推了七八百年，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

至于其他木质或青铜质的先祖神像，有可能则到达商代晚期。从考古资料来看，为先祖制作木质或青铜质的先祖神像用作祭祀的对象，可追溯到商代晚期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时期。而早在红山文化晚期女神庙中所出土的女神头像来看，其渊源更早。不过女神神像是先祖神还是一般的神祇就不得而知。按情理推测，如果是先祖类的女神神像，在制作时势必要追求先祖女神的形似；而若是一般女神神像，就不会去追求形似了。

二、西周金文中所记的地图资料

《周礼·地官·司徒》说周代设大司徒一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但从西周时金文看，虽有“司徒”、“冢司徒”(曶壶《集成》9728)，是否“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却无从证明。不过《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成书的，大概战国时已有这种“建邦之土地之图”了。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战国末期燕国太子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嬴政，先以樊於期头及燕国地图献之，“秦王发图”，乃至“图穷匕首见”，可见战国末已有地图的绘制与使用了。

到秦代各个郡县封国则确有这样的“建邦之土地之图”，《史记》《汉书》上有明确的记述。《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从“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一语来看，萧何所得秦“图书”有图有书，是指秦国的地图、书籍。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地下考古资料得知，我国最早的实物地图，先有上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汉初帛书地图有三幅，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一幅，有兵防驻军图一幅，另一幅是绘有城垣和房屋的城邑图[13]。其后80年代在甘肃放马滩遗址出土了7幅秦代行政区划的木版地图[14]。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所见最早的实物地图。也可为萧何所收秦朝“律令图书”的有力物证。

但是通过西周金文资料，我们可了解早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疆域地图与封国地图。

(一)俎侯簋铭文与商末、周初的军事地图及西周疆域图

1.俎侯簋“图”字的考订及其性质的确定

西周早期有俎侯簋，铭文中既有武王成王时期的军事地图，也有其时的“东国疆域图”。俎侯簋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葬中[15]，现藏国家博物馆，《殷周金文集成》第8册4320号有著录。其铭文云：

隹(唯)四月辰才(在)丁未，□(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省)东国图。

俎侯簋多数学者读为“宜侯簋”，有的学者从金文中的“俎”和“宜”有形体上的区别，认为像三年壶铭中的“彘俎”之“俎”才是“俎”[16]77－81。笔者认为此说完全拘泥于形体也不见得就很妥当。《说文》说：“且，荐也。”清王筠《说文释例》说：“且，盖古俎字。……经典分用。”林义光《文源》“且”字云：“即俎字古文……从二肉在俎上，肉不当在足间，则二横者俎上之横，非足间之横也。”笔者认为，从古音来看，古文字中“且”及从“且”得声的字“祖”、“组”、“柤”等皆与“俎”字古音相同或相近，而与“宜”字古音较远。“且”古音在精母鱼部，“俎”声母为照二韵在鱼部，“祖”亦照二鱼部，“祖”字亦精母鱼部；“宜”古音在疑母歌部。这些都说明“且”与“俎”形义皆近，“且”像正面无足之“俎”，而“俎”像侧面有足之“俎”。笔者赞成唐兰先生晚年的读法。唐先生早期也把此器读为“宜侯簋”[17]，但他晚年把此器定名为“俎侯簋”，并以三条理由加注说明[18]153，155。唐先生举证说四祀其卣、令簋中的“尊”以及秦公钟、秦公簋及秦子戈均于铭末有“”字，就是《诗·褰裳》“狂童之狂也且”、《椒聊》的”椒聊且”、《巧言》的“曰父母且”等句子中的“且”。我认为他的说法是对的，“侯簋”应读为“俎侯簋”。

俎侯簋铭“□(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省)东国图”中的“伐商图”和“东国图”，自此器发表之后，最初学者并不把铭文中的“图”当地图看待。此器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1955年简报发表[15]，随后有不少学者作了释读。唐兰说“‘省’字是动词，‘图’字是图象”[17]。郭沫若也说“两图字当即图绘之图，古代庙堂中每有壁画，此所画内容为武王成王二代伐商并巡省东国时事。”[19]《考古编》第6卷，103陈梦家说“两图字应读作边鄙之鄙……铭记成王伐商鄙，则成王之叛，成王东践奄之事，乃是事实。此商鄙当指商奄或商丘之鄙.因伐商奄或商丘至鄙，遂省于东国之鄙一(笔者按：“一”疑当作“亦”)即宜”[7]15。陈直引其兄陈邦福之语亦云“第二行云：‘武王成王伐商图’，考《史记·周本纪》武王云：‘我南望三途，北望岳鄙’，然则此器‘商图’即‘商鄙’之借字”[20]214。陈梦家、陈邦福的说法是不对的，西周金文中实际上是有“鄙”字的，其字作“啚”，见之于沫司徒逘簋⑤，而俎侯簋铭“图”字作“圖”，外为“□”，显然不能读为“鄙”。

唐兰先生早期把“伐商图”和“东国图”中的“图”解释为“图象”，似乎还不认为此字是地图之“图”；但他晚年在作《两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时已经明确指出这两个“图”是地图：“这大概是武王和成王初年两次伐商的军事地图。……从此铭看，周初就已经有这一类地图。看来，奴隶制国家进行战争时就有这类地图，应远在周代以前”；并指出这两句“是先查看伐商图，乃查看四国地图”；还为“(诞)眚(省)四(笔者按：“四”当为“东”字)国图”加注说“此当是疆域图”[18]154－155。唐兰晚年指出俎侯簋铭“□(王)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省)东国图”分别是“武王和成王初年两次伐商的军事地图”和“疆域图”，是正确的。不过，唐先生把原发掘报告及各家释读为“东国图”改释为“四国图”是不对的。他解释其改释的原因说：“此器发现在丹徒，则俎地即在此，在长江以南，应称南国而不是东国。……疑当是“三”字。……即四方的疆域。”[18]154－155但此字虽模糊，但其字中间似“田”字形状，大概应是“东”而绝不是“四”字。

李学勤先生说：“‘东国’，周朝的东土。‘图’，指地图。‘武王、成王伐商图’是军事地图，‘东国图’是行政地图，正像现存长沙马王堆帛书地图，有《驻军图》，又有《长沙国南部图》。武王、成王伐商都是用兵东国，所以簋铭中周王在看了伐商图后，连类而及，又观看了东国图。”[21]257

笔者认为李学勤之说和唐兰后期之说是对的。周康王时期的俎侯簋铭所涉及的“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应是周武王时期的伐商图、成王时的伐商图以及周初的东方疆域图。但为什么周康王在改封虞侯为俎侯前，要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呢？以往诸位学者都没有探讨这一问题，更没有分析这两种地图的关系。但我们若要了解当时分封与地图的关系以及地图的重要作用，这些情况又是必须讨论分析的。

2.周康王改封俎侯与察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及东国图的关系

俎侯簋的时代是周康王之时，所述是吴国早期改封封地的历史，此说初发轫于唐兰先生[18]，现今已取得大多数学者的承认。周康王在改封前看了三幅地图：武王伐商图、成王伐商图及周初东国图，为何周康王要看了这三幅地图才进行改封？笔者认为这是有意而为之，并不是先看了伐商图，顺便又看了东国图。

笔者认为，俎侯簋中周王察看武王、成王伐商图是从周初军事战略大局方面的需要谋点布局，确定改封虞侯的战略位置为“俎”；而察看周初“东国图”，则是根据东国疆域图来确定其具体的地点及其疆域的。

武王伐商图是指周武王牧野大战之前的军事进军图。据《尚书·牧誓》《逸周书·克殷》《世俘》《周语·周语下》及《史记·周本纪》等篇，周武王至河南孟津，与诸侯盟军举行誓师大会，然后北渡黄河到达牧野，与商纣王所帅大军相遇，举行了牧野大战，商军大败；接着平定商都，随之又南伐到嵩山周围对商国进行了征伐。这些战争所涉及的地点在今河南省的北部及中部一带。

周成王时的伐商图，则应是成王、周公讨伐武庚管蔡的战争，紧接着还对商人的与国商奄蒲姑的讨伐征战。从战争所进行的地区来看，则不仅涉及现今河南的北部、中部⑥，而且商奄、蒲姑所在地，大概在今天曲阜市及临淄市区。因为周武王灭商后，封国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封国是在成王、周公讨伐武庚管蔡及商奄蒲姑战争之后进行的。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因此东方鲁国、齐国、燕国、卫国等诸侯国家的分封都是周成王时期伐武庚管蔡及东夷之后才分封的。

而俎侯簋铭文中周康王改封虞侯为俎侯，实际上还是继续实现成王周公时分封诸侯以便控制殷商及其与国的目的。要了解这次分封的战略意义，还需要考察这次把虞侯改封在“俎”的地望问题。上世纪50年代唐兰首先正确指出俎侯簋的时代是周康王，事件是涉及吴国早期历史的改封问题[17]。但他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认定所改封的地方“宜”(俎)也就是该器出土之地丹徒[18]154，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也正如唐兰先生自己所说，“此器发现在丹徒，则俎地即在此，在长江以南，应称南国而不是东国”，以至于他把大多数学者也包括他自己早期所释读的“东国图”改释为“四国图”[18]154。实际上考古器物出土地并不等于一定就和该器所说分封地完全对应，因为器物在以后的历史中也往往会随着主人或其后裔迁徙，完全把二者等同就颇有刻舟求剑之感。

笔者曾著文指出俎侯簋铭中所改封的“俎”地，应即春秋时期吴国曾两次和中原诸侯会盟的“柤”，此地即今江苏邳县北部的加口，亦即《水经·沭水注》所说柤水与沂水相会处之北的柤口城，其地今与山东南疆域甚近。此地见之于《春秋经》襄公十年和哀公六年，根据《左传》等书的记载来看，此地一直到春秋晚期还是属于吴国所有，所以这两次以吴国为盟主的会盟在柤地举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22]。

了解了俎侯簋铭文中周王改封虞侯在“俎”，其地在西周春秋时“柤”地，也就明白了周康王在改封之前“眚(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眚(省)东国图”的战略意义：因为俎地是在成王周公伐东夷商奄蒲姑的“东国”之中，距在今曲阜一带的商奄不远，把虞侯改封在俎，对镇抚商奄蒲姑这些商人与国是有战略作用的。

3.武王、成王伐商图与东国图的年代

前面已经说过，“武王伐商图”、“成王伐商图”都是军事作战图，“东国图”应是周代东方疆域图。确定了俎侯簋的时代在周康王时代，那么这些地图的年代也就可以考订了。

军事作战图一般都是在战争之前设计制作的为未来战争服务的地图，作用相当重要。那么，“武王伐商图”是为周武王牧野伐商的战争服务的，其制作的时间应在牧野大战之前，也可能是在准备了相当时间之后才绘制出来的。以此看来，“武王伐商图”就不是周初的作品了，而应是商代末年的作品了。

至于“成王伐商图”的时间，首先要考虑成王、周公东征的年代。《逸周书·作雒》有比较明确的周成王伐商的时间记载。《作雒》篇云：“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殪予(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七邑。”管蔡、武庚与东夷东徐、奄、熊盈的叛乱，是在周武王死去不久，即周成王元年；成王元年夏葬武王后，就开始谋划东征；成王二年兴师征殷伐东夷。以此看来，“成王伐商图”应是在周成王元年或二年绘制的，是为周成王二年“临卫征殷”以及征东夷熊盈族做的战前准备。

战国时期的文献中谈到军队中有专职官员掌管军事地图，这种军事地图是行兵作战首先要观看的。《周礼·夏官·司马》述“司险”一职说：“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又述“职方氏”一职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司险”与“职方氏”皆属《夏官·司马》所属之官，故所执掌“九州之图”与“天下之图”应皆与军事战争有关。成书于战国时的《管子·地图》篇还说：“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管子·七法·选阵》：“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谋十官。”尹知章注云：“地图，谓敌国险易之形。”《周礼》《管子》虽出于战国学者之手，但所说古人重视地图在行军战争中的重要性却由来已久。从俎侯簋铭文所记“武王、成王伐商图”来看，在殷末周初这种专门用于军事战争的兵家地图就出现了。

俎侯簋铭中周康王所察看的“东国图”，我们还不好肯定一个相当具体的时间，但可以初步判断它应是在周成王、周公伐商伐东夷之后形成的政治疆域格局基础上绘制的。也正是在《逸周书·作雒》所述征殷征东夷“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七邑”之后，中原及东夷亟须稳定，于是成王周公封康叔于卫，封吕尚于齐，封伯禽于鲁。但东方地域广大，殷商自武丁到帝辛在这里经营多年，亲殷的盟国、与国在此政治势力很大，一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所以周康王时代察看“东国图”，在此选择“俎(柤)”地封给虞侯，正是从战略全局考虑而作出的政治抉择。

(二)散氏盘铭与西周方国疆域图

散氏盘虽出土较早，据清人阮元说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府[3]卷8。散氏盘又名为“人盘”或“盘”，刘心源(1902年)称之为“人盘”[23]卷8，吴大澂(1896年)称“散盘”[24]卷16、卷4。其后陈梦家(1956年)[7]345、郭沫若(1958年)[5]图录127等学者称之为“人盘”，孙诒让(1903年)[25]45、王国维(1921年)[26]第3册886、于省吾(1932年)[27]212、罗振玉(1937年)[28]第3册1742、杨树达(1941年)[29]17、日本学者白川静(1969年)[9]卷3上191、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94年《集成》)[12]第16册182等多数学者称之为“散氏盘”。这一盘铭记述在“王”的主持下，调整王属臣与散氏土地的事件。据青铜器为一般是受益人作器制铭以纪念的情况看，此器应命名为“散氏盘”。

散氏盘铭最后提到了在土地划定、收受之后并以地图的形式进行交付的情况：“厥受圖王于豆新宫东庭，厥左执(要)，史正中(仲)农”。在解释分析后两句的古今学人中，当以孙诒让与郭沫若较为允当。孙诒让在《古籀余论》卷3《散氏盘》中分析此句说：“言畺界既定，乃为图之畺域，防其侵轶散竟(境)也。”末尾句中“厥左执(要)”也是孙氏所释，并说“从糸，疑当为要之变体。……疑为要约同义。故亦从糸，皆繁缛文也”；又说“盖疆界既正，王因命史正散与两邑狱讼之成要，以为治中，以备考校。此盘文即成要及中之略也。”于省吾与孙氏看法相同⑦。郭沫若曾针对人盘(即散氏盘)铭中“厥受圖王于豆新宫东庭”中“圖”字说：

圖字复从□从啚，此□象圖画质四周，从啚者言于圖中画列边鄙也。由此字可证古有地图，《散氏盘》于画订田界以后末缀以“氒受(授)圖王于豆新宫东庭”，字作，正其文其事之证。[19]《考古编》第1册403－404

后来在1958年修订而成的《两周金文辞图录大系考释》进一步又说：

言经界既定，誓要既立，乃授其疆(疆)里之图于王。授图之地乃在‘豆新宫东廷’。豆者之属邑，上举之有司中有豆人，可证。[5]131

但今人也有不同意把散氏盘铭中的“圖”释为契约式的地图的。陈梦家说：“‘厥为圖’之为字，旧释如此，不确。图乃丹图，乃是约剂。《周礼·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注云：‘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小约剂，万民约也。丹图未闻。’……此为地约，《周礼·司约》‘治地之约次之’注云：‘地约谓经界所至，田莱之比也。……应執即要约之要。’”[7]348－349按：陈梦家此说是不妥的。其一，“丹图”为何义？东汉郑玄注《周礼·司约》已曰“未闻”，以这种东汉学者已经不清楚的概念套用在散氏盘铭一个词“图”上显然不妥。其二，即使《周礼·司约》说得是对的，但《司约》明确说“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散氏盘是“宗彝”类，显然是“大约剂”，不是“小约剂”，自然不会是“丹图”一类。因此，陈氏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当代更多的学者肯定了散氏盘铭中的“图”属于疆界图的性质。日本学者白川静说：“这里的‘厥’指的是‘散’，‘图’指的是标有上文二地的地图。‘图这个字表明了‘啚’的疆界，应该就是地图。它与契约文书、盟誓一起，标明耕地土田的地图也被附在上面。’”[9]卷3上203李学勤也说：“地界度量勘定以后，要记录下来，裘卫的几件器称之为‘书其乡(向)’，即写下疆界的方向。在比较复杂的情况，如散氏盘，土地还有图，散氏就在豆这个地方的新宫东廷由王那里接受了这种地图。”[21]359

上述白川静、李学勤等学者所说散氏盘铭中的“图”为人付田、散氏受田之后所作的疆界图，是对的。在散氏盘铭中，参加付田的人有司共有15人，散氏有司包括司徒、司马、司空、宰、散人小子等人员共10人。交付完成后，人君主(“王”)先让自己的有司鲜、且、易、旅代表王向散氏立誓；接着又让自己的有司西宫褱、武父代表自己向散氏立誓。这正好印证了此盘铭头一句：“用散邑，廼即散用田。”此句中“”旧释为“”，而读为“扑伐”之“扑”，是不对的。郭沫若从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之说释“”，读为“业”，认为此“谓因人营业于散邑，故用田以报散氏……事乃和平交易，非战争赔偿也”[9]130。郭氏之说是对的，也正好与散氏盘铭的内容相印证。

在西周金文中，土地赐封与交换转让内容的铭文不少，有俎侯簋、克盉、臣谏簋、旂觥、康簋、遣尊、敔簋、贤簋、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师永盂、格伯簋、大簋、散氏盘等。在这些金文中，所说地点、疆界四至最详细的莫过于散氏盘铭。散氏盘铭前半段十分详细地交代了散邑封疆的四至。释文如下：

用散邑，廼即散用田。履[30]自涉以南，至于大沽(湖)，一封；以涉，二封，至于边柳。复涉，陟雩、、邍、以西，封于敝城，楮木；封于刍，封于刍道。内陟刍，登于厂湶，封，柝；陵刚(岗)，柝。封于单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以东封于棹东疆(疆)，右还，封于眉道；以南封于述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刚(岗)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刚(岗)，登，柝；降，棫；二封。

散氏盘铭不仅以“封”来确定地点，而且还用“道”、散氏盘铭谈到“一封”、“二封”甚至“三封”的方位和地点。散氏盘铭云：“履自涉以南，至于大沽(湖)，一封；以涉，二封，至于边柳。”又云：“履井邑田，自桹木道，左，至于井邑，封；道以东一封；还，以西一封；陟刚(岗)三封；降，以南封于同道；陟州刚(岗)，登，柝；降，棫；二封。”这些封疆是有一些特殊标志的，这些标志有五种类型：树木、河湖、道路、山原岗阜、城邑。

1.以“树木”为标志。有“边柳”、“楮木”、“柝”、“棹”、“棫”等。

2.以“河湖”为标志。有“”、“大沽(湖)”、“厂湶”等。

3.以“道路”为标志。有“刍道”、“单道”、“原道”、“周道”、“道”、“桹木道”、“同道”等。

4.以“山原阜岗”为标志。有“陵刚(岗)”、“州刚(岗)”、“刚(岗)”等。

5.以“城邑方国”为标志，有“雩”、“”、“邍”、“”、“敝城”、“”、“原”、“周”、“眉”、“同”等。

散氏盘铭中用树木、河湖、道路、山原岗阜、城邑、封散邑东南西北的“四至”十分清楚，各种标志历历在目。散氏盘铭把与散之间交付土地疆界的情况，叙述得相当细致。如果是当时人，一看便知其具体的方向、位置。就是今日也可以根据这些具体的文字表述画出“散邑封疆图”来。今天也的确有学者就根据散氏盘铭画出了地图[31]。

如果所俎侯簋所记是目前所知文字记述中最早的两幅商末周初军事地图和西周初年东国疆域图，而散氏盘则是为文字记述中界划“四至”标志最为详尽的一幅方国封疆图。

注释：

①《积古》指清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从古》指清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周存》指清邹安《周金文存》，《奇觚》指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②《书序·洛诰》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书序·多士》亦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可见《书序》中明确认为在周成王时期周公、召公所建洛邑就是“成周”。

③《殷周金文集成》6014号：“隹(唯)王初宅于成周，复爯(称)武王豊(礼)，福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佐)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其宅兹中国，自兹()民。烏(呜)乎(呼)，尔有唯(虽)小子亡(无)戠(识)，(视)于公氏，有勳于天，彻令(命)，苟(敬)直(享)哉！’”

④史墙盘铭文解释者甚多，此参考唐兰、于豪亮先生释读并作的新释读。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0页。于豪亮《墙盘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7辑，1982年。

⑤《殷周金文集成》第7册4059号。铭文云：“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啚(鄙)于卫。沫司土(徒)逘(暨)啚(鄙)。”

⑥武庚仍居原殷商故地；管叔所封管地，今之郑州市一带；蔡叔所封蔡地，大概在今之郑州市北部一带。

⑦于省吾说：“言疆界既定，乃为之图，防其侵轶也。”见《双剑誃吉金文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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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学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转让[N].光明日报，1983－11－30.

[31]曲英杰．散盘图说[J].人文杂志丛刊第2期：西周史研究，1984.

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2012年第1期 第3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