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
近代以来，由于西力东渐，清王朝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统治阶级内部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边疆地区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亦形势危急。新疆“无论从远古到现在，由于其地理形势重要，民族关系复杂，往往牵一发而动中原全局，是故汉取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唐开安西、北庭以制诸蕃。元时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灭宋金而有天下，明代控驭弗及，瓦剌数寇，而河套以亡，此皆新疆与本部关系之鞶验。”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控制，都与中央王朝或中原王朝的实力息息相关，王朝实力的强弱及其与新疆政治关系的紧密度形成正比。由于近代中央权威失落，中央政府对新疆之控制逐步弱化，致使外国势力对新疆的渗入加剧，导致了严重的西北边疆危机，引起了国人对新疆的进一步关注。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论及尚少，本文即是对此的尝试。由于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言论极多，笔者不及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学术史的简要追述
《新疆图志》卷90《艺文》中，所录有关西域的著作79部，而撰于清朝的就有55部，清朝之前列代有关研究西域的著述仅24部。可见，随着康熙三征准噶尔，揭开清中央政府统一新疆的序幕，继而乾隆时代一统天山南北，正式置新疆于清中央的有效管辖之下，新疆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切，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故研究新疆之著作在清代颇丰。但研究新疆的兴起，是与西北史地学的诞生相联系的；关于新疆的研究，是西北史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西北史地学的兴起，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曾从学术衍变方面进行了考察，指出“西北之学，包括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就是在‘鸦片战争’的形势下，沿着清朝第三阶段‘道、咸之学’的端绪，通过若干学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鸦片战争前后，一大批爱国学者看到国势转衰，而外敌环伺，感到一些边徼地区、不发达地区、科研上是一些空白点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有一种进行过细研究的迫切需要而开辟起来的。这批爱国者，他们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关注于新疆。如洪亮吉著《天山客话》（1卷）、《伊犁日记》（1卷），祁韵士著《新疆要略》（4卷）、《西域释地》（2卷）、《万里行程记》（1卷），松筠著《伊犁总统事宜》、《钦定新疆识略》（13卷），徐松著《西域水道记》（8卷）等。这些著作中，对清朝前中期经营新疆的的军事、行政设置及新疆的风土、物产、人情均作了记述，是研究新疆清朝历史的重要著作。但直至龚自珍提出《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时，国人对新疆的关注，仍局限于一批关注西北史地的学者，未能受到统治者应有的重视。
同治时期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国出兵占领伊犁，新疆形势紧张，海防派仍未注意到新疆的重要地位，视其失对中国之元气无伤。但海防派与塞防派之争，却使国人对新疆之重要性认识更深一步，统治者对新疆之关注亦多，并在新疆设省，日益引起了国人对新疆的注意。时至民国，“苏俄帝国主义之狰狞面目随沙皇脚步而暴露，更对新疆觊觎迫切，因而边疆纠纷几无日无之。尚有大英帝国主义，由于阻俄南侵其殖民地亦积极北犯，新疆形成被两面夹攻态势……边界之纠纷，不仅包括之事项极多，而侵领土地，抢夺草场，占据水源等等均与国界有关”。俄、英等国利用在政治军事上的强势力量迫使中国在有关新疆问题上让步，不断对新疆进行政治讹诈、经济侵略，企图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加以杨增新后新疆局势动荡，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外敌之环伺更为激烈，民族危机趋深，国人对边疆史地的关注陡增，发表了大量关注新疆的文章，国人关于新疆的讨论与认识亦在前人的基础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 关于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
道咸之际，近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先后撰文，阐述其对新疆的认识。龚氏认为当时内地人口增多，应将内地之人西徙新疆，开垦屯田，减少新疆对内地协饷的依靠，并设行省管辖，夺伯克之权，加强天山北路军事训练，则二十年国运可盛、国基可固。当时龚氏尚未认识到到新疆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但是通过以上论述，驳斥了当时清廷内部存在视新疆为无用的“耗中事边”之议，其新疆设省之论更显示出他的前瞻性。与龚同时期的另一西北史地学者沈垚针对当时新疆参赞大臣武隆阿提出的“西四城（指喀什噶尔、叶尔羌、英洁沙尔、和阗）各塞环逼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与其糜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实则为放弃西四城的“捐西守东”之议提出批评。沈氏认为不守远则必守近，所费亦多，而“自古制戎狄之道，无不以通西域为事”，坚决反对弃守之说，若弃西四城，则西无门户，进而危及整个新疆乃至甘肃一带。隐约道出了对新疆战略地位的一些认识。但直至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起，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之认识才逐步明晰化，但仍仅限于朝野的部分人士，朝廷中仍存放弃新疆之论。
为收复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左宗棠上书清王朝，指出新疆对于国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而“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左奏指明新疆对于维护清朝统治和防止沙俄侵略的重要性，基本道出了新疆对于中国国防战略的重要，其言也成为近代国人关注新疆形势时常引用之语。而由于历代统治者对新疆认识不足，认为新疆地处极边，当以左氏为首的一部分士人认为新疆极为重要之时，仍有另外一部分认为其地位无足轻重，如李鸿章就曾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可见，当时国人对新疆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尚存差异。不过，新疆“东扞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籓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 及为“亚欧二洲交通之枢轴”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晚清对新疆的重视逾于前期。在左宗棠、刘锦棠等积极倡导下，清廷在新疆实行行省制度，与内地在政治制度上基本统一。而李鸿章最终亦认识到新疆的重要性，在《黑龙江述略》一书中对龚自珍提出的建省之议，给予了高度评价：“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议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尤其荦荦大者。”透过对龚氏的称赞，则间接也表明他也认识到新疆的重要性。
民国时期，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的认识更为明确与深刻，但亦是逐步发展的。民国时期有论者指出，新疆“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表明了当时仍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对新疆了解不多，对新疆之战略地位认识不深。而随着晚清以来西北边疆危机日甚一日，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疆之认识已由较为宽泛的地理、人文、风俗等方面的感性描述转而思考新疆的重要性，尤其是其战略地位。这时随着边疆危机的加重及对西方学理了解的更多，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更深，对新疆战略地位探讨的言论更多。可以说，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国人对新疆之关注，首要是在于其战略地理位置。
民国时期，有论者对新疆与西域的概念进行了考察。认为西域在历史上有着远近广狭不同的范畴，广义上大体包括天山南北路、中亚细亚、印度、伊兰高原以至阿拉伯及小亚细亚、欧洲东部及中部。但中国历朝之西域基本之地主要是狭义上的天山南北路，即今之新疆省，是最重要之区域，是中国之城垣。
西域“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欲统治亚洲，西域、蒙古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欲争霸亚洲，西域、蒙古必为最要之地。“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而“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这里的西域用的是广义上的概念，新疆是这一范围下的最重要区域。新疆之所以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因为新疆处于战略要冲地带，“西界苏联的中亚细亚，西南界阿富汗及英属印度，东为青海、甘肃，东北为蒙古地方”，正在帕米尔高原之东，安西之西，阿尔泰山之南，昆仑山之北，“西域全图所谓利矢猛炮，其力足以战，重冈叠嶂，其险足以守，此天地之奥区”，是欧亚陆空交通中心。而帕米尔虽地处荒远，但地居葱岭之背，形势扼要，南接英领印度，东经叶尔羌可至新疆西藏，北越阿赖岭，可窥俄属中亚，实为中英俄三国出入之门户，得之可居高临下，不得则必致失险受逼。国人将其与伊犁问题、回民问题并列为当时新疆的三大问题。
由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列强虎视眈眈，引起了国人之忧虑。沙俄不断侵占中国领土，早在晚清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林则徐至晚年仍坚持“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之论。时至民初，国人明确曰：“独俄罗斯抱其披（彼）得主义，以侵略东亚为任务，且皆向于势力薄弱之地……设使进窥东亚，则新疆之地，首当其冲。”其他帝国主义对新疆的觊觎亦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英国为了遏制俄国，已由“印度阿木利昂里筑铁路至克什米尔……以与新疆西南部之疏勒疏附一带衔接”，还修筑了一条经西藏可达和阗、于阗一带的铁路，英国图新之野心暴露无遗；日本素抱大亚细亚主义，以蒙新为日俄角逐之假想目标，其阴谋昭然而明。
由于俄、英、日加强对新疆的渗透，国人言道：新疆若“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若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两国争夺激烈，“今后俄国苟欲伸其势力于新疆，以巩固漠北蒙古，屏藩西伯利亚；则日本必由内蒙西进，北以控制外蒙，发展其军事之优势，南以屏蔽中国，保持其财政之外府。”现今新疆形势岌岌可危，今日之第一急务，“宜能确保新疆，杜外力之侵入，则察绥危机可缓”。“西域者，不特吾国安危所系，亚洲全部之安危，亦将系之”。“今日欲救国，必宜倾注全力于西北，一切建设，必由此方向进”。新疆是中国的西北屏藩，是中国的前门，与中国、远东及世界和平息息相关，对于“最近的将来之国际情势关系太大了”。可见，国人认为新疆关系国家存亡命运的关键，将其视为西北，乃至中国、亚洲安危所之所系。
三 关于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认识
龚自珍在《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中言：“天山北路者，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绰罗斯、厄鲁特、和硕特、辉特之故地……天山南路，则两和卓木之故地，其遗民统以伯克……回民之信服吾将帅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对新疆民族之情形已有一定认识，并认识到搞好民族关系对于新疆十分重要。在《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文》中，龚氏道“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回人皆内地人也，皆世仆也”，驻守官吏如能善待当地群众，则有利于当地稳定：“吐鲁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举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 48 31383 48 15212 0 0 4259 0 0:00:07 0:00:03 0:00:04 4258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举安。伊利将军无内顾之忧，兰州总督无外顾之忧，如此则回部之红铜常贡于法局，回部之大头羊常充于天厨”。当然，龚氏虽然主张善待新疆当地民族，“回人皆内地人也”，不过仍持夷夏观念，在文中多次用“准夷”等歧视之词，善待也是为让其永为朝廷之世仆，表现了其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与龚氏同期的沈垚亦指出新疆干戈屡动的极为重要原因是新疆官员不知体恤维民，不能尊重维民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反而与当地维族上层勾结，“恣为贪酷，侵夺其财货，虏辱其妇女”，是故引起兵端，提醒驻新官吏应“仰体皇上安边柔远之心”，意在提醒好与当地民族的关系。道咸时的两位著名西北边地学者已注意到新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但还未能突破传统窠臼，从根本上摆华夷观念的束缚。
晚清时期，时人认为清廷在新疆“始则以其种族之人治其种族，继则改行省设官吏而郡县之以养、以教”，然而宗教、服饰、言语、文字未尝骤易而强之同，通过齐之以政刑，化之以礼乐，数百年后可以夏变夷。新疆人类纷庞，“其种曰蒙古，曰缠，曰布鲁特，曰哈萨克，曰甘回”，而综覆其教，回教与佛教而已。而缠回宗教信仰浓厚，无一事不听阿訇之言，往往有因宗教之不同而誓言仇杀者，只能废教主而罢其教，专设阿訇主经典，掌其礼俗而后多立学堂，渐以仁义化之。但亦有论者指出，“今强邻环伺，缠处沃土而不才……必启其知识，使知今日各国待异种之苛，乃晓然于自处高天厚地。必受以技能，渐能为工、为商，方免他日之贫困，而筹款亦有资。至所谓化其礼俗，变其宗教，犹非今日之急务也。”认为先要增强维族民众的经济能力，其后才是化其礼俗。由于沙俄对新疆的步步侵逼，中俄交涉增多，故驻新官员亦认识到跨境民族的存在：“新疆缘边数千里，处处与俄疆毗接，蒙、回、缠、哈种类万殊，而俄缠、俄哈又复错杂其间，随牧移徙，向背靡常”，常引交涉，应多加注意。总体看来，随着近代与西方接触增加，晚清国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认识较之龚沈时期有了进步，但对新疆民族仍有歧视，视其为狉榛之民，并认为不能开通其智识，否则“外交之相乘或转有益于西方民族未可知也”。此时国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认识较龚、沈具体，但亦未突破龚、沈华夷论的高度，未能正确认识到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强大，经济发展，而各民族间应相互尊重，并平等友好相处。
民国时期，随着对新疆战略地位认识的深化，国人亦不断撰文论述新疆的其他方面，对民族与宗教的关注即为其一。其认识在晚清的基础上有了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由于民族观念在民国时期进一步明确，国人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识别较之晚清时期更具体化；二是对新疆民族问题的影响作了深入阐述；三是对新疆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突破了夷夏之防，强调应从根本上解决新疆民族与宗教问题，才能维护边疆稳定。
民国时人指出新疆大约有十四种民族，主要为“汉、满、蒙、回、维吾尔、哈萨克、阿尔吉孜、锡伯、索伦、归化、塔塔尔、塔兰其、塔吉克、乌孜别克等”，并由于“黄、白、棕各色人种，如英、俄、德、瑞士、挪威、土尔其、阿富汗、波斯、印度、犹太、波兰等族，亦参处其间，故有东方人种博览会之称”。新疆除民族复杂外，还宗教气氛浓厚，其中占全省人口大部分的缠回（维吾尔）、甘回（回族）等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且分布广泛，而北疆的土尔扈特、和硕特、绰罗斯、杜尔伯特之四卫拉特等均信仰佛教。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识别更具体，且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民族、宗教称谓已逐步规范化，较之晚清有了提高。同时，国人亦对新疆民族与宗教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
新疆民族复杂，为西北各省之最，使得“谈西北问题的人，或是研究西北的人，对于这个问题都在深切的注意”。当时论者认为，“新疆僻处西陲，孤悬塞外，内部则民族复杂，文化落后。复以各其特殊之宗教与习尚，每易为人煽惑，事变纷起，造成民间仇恨及残杀之惨剧”，加以外则强邻环伺，英俄两国在新疆角逐外，土尔其、阿富汗等回教国以宗教种族相同为口实，宣扬“大土耳其主义”、“汛回教主义”、“宗教大联盟”等，煽惑新疆之回民脱离中国，积极进行其侵略政策。危机迫切，民族前途，实难设想。新疆民族问题如此复杂，甚至于引起了国际学者的注意，1921年美国政治地理学家鲍曼就曾言：“倘使中国政局常此不靖，新疆之人民将与其在西亚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之民族联合，而脱离中国。”故“欲维持今日之新疆，在收拾各种族之人心”，“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民族问题对新疆影响如此之大，可谓“新疆问题的核心是民族问题”。新疆各民族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生活、宗教诸方面的原因，形成新疆各民族国籍不明与国家意识淡薄的现象。加上中国数千年对新疆民族实行高压政策，导致了民族仇恨。由于以上原因，“在新疆，这个民族复杂的地方，不论谈教育，文化，政治，经济，都离不开民族问题”，新疆的一切问题都应采取民族形式，“民族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新疆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使得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前已述及，新疆存在着众多跨境同源民族，在语言习俗上易受外国势力之影响。跨境同源民族“易引起国际之纠纷”，“境内民族之争，在表面上系为内政问题，若不及早解决，一旦乱事扩大，新疆之各民族与其在中亚之同种同文之民族联合而要求自决，则新疆不可收拾矣。”
新疆民族与宗教的重要性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他们对历代的治新民族政策进行了反思，以分析产生今日困境的原因。新疆地方官员“多自万里而来，其来既难，归亦不易。一旦得官即以回缠为鱼肉，横征暴敛为全国所无……新疆知事在任者多搜括民财，卸任者多亏空公款，人人有日暮途穷之思想，无非孳孳为利，饱则思飚”，“不知联络百姓。”过去的新疆统治者，政治上对人民实行专制，轻视边疆民族的心理；经济上侵害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文化上只知尊重汉族的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引起民族反感。 中国统治者“自有史以来，对边荒地带的政策，每以中枢强大的武力，统制镇压于一时，一旦政治失其常轨，无暇他顾时，边防旋即废弛，边疆民族亦变乱迭起”，新疆的民族及其纠纷，“不在于民族的外离，不在于异国的侵略，主要还是在我中枢的本身”。可见国人已经认识到应该平等对待新疆各民族。
民族与宗教问题是新疆问题的根本，“故吾人经营新疆应分治标与治本两途。目前治标救急的办法，平定乱事，安辑地方；治本之道，对于新疆的民族与宗教问题，应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庶几新疆可保，否则纵不为东北之续，前途边患，正方兴未艾也。”
民国时期的国家民族危机，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引起了国人的大力关注，民族与宗教问题作为新疆的首要社会政治问题，故国人除从以上现实角度强调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外，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对新疆古代历史上的民族人口、民族关系、民族分布、民族语系和族源、民族宗教等方面进行了讨论，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作详细介绍。
四 关于开发新疆的认识
历朝在经营边疆地区时，多次大规模的用兵均较多发生在西北地区，中原王朝对西北的游牧民族一般都保持着较强的警惕性。历代统治者为纾西顾之忧，大都通过移民实边和屯田的方式开发西北，新疆是移民和屯田的重要区域。清朝中前期，移民实边与屯田开发仍是中央政府开发新疆最主要的方式，这一状况时至近代才逐步改变。
龚氏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所持开发新疆之议，仍为传统的移民开垦，官给种、犁，缓收赋税等。沈垚亦极力主张在新疆实行屯田，并认为言屯田必讲水利，对新疆水道进行了颇为精确的考据。林则徐被贬新疆后，在南疆开垦，试图推行在北疆已实行的民屯制度。他们开发新疆的具体建议及措施，仍旧是传统的移民或屯垦观点。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陈述了对新疆善后事宜的见解。认为新疆善后，宜以修浚河渠，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重要之事。在设省后，刘锦棠采取了一些措施恢复生产，对旧的屯田制加以改革，招募流民，安置遣犯，分授屯地牛具种籽。新疆设省前后，当时开发新疆的具体规划未超越传统范畴。
但新疆建省后，随着国人对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对如何开发新疆，提出了较多见解。而在西方科技与文化知识不断传入中国的背景下，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如何发展新疆的认识不再仅限于屯田与移民等传统经营方式，开始从长远的规划来关注新疆，注意新疆物产，思振兴实业，发展新疆，而谋固国安邦。
新疆“广袤二万余里，天时地利与腹地无大差异。膏腴之田遍天山南北，材木老山谷，马、驼、牛、羊翳原野，旃裘齿革屯都市，金、银、玉石、铜、铁、炱、煤、石油、丹砂之藏，孕育环玮，亘古未尝试宣泄。而齐桑、罗卜诸淖尔以畋、以渔、物产之丰甲于天下。然综一岁财赋所入，不足当东南一大郡。”“而朝廷乃眷焉西顾，重视新疆。思所以经营而扩张之，此诚实业振兴之机”。当时国人对振兴新疆实业十分重视，突破了传统的移民屯垦观点，并付之实践。
清末新政中，伊犁将军长庚认为：“新疆应办事宜：一练兵，二蕃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同时新疆巡抚也在全疆兴办新政，在新疆各地先后设立了工艺厂、劝工所、织造局等，开始兴办了一些近代意义的工厂。
在对新疆兴办实业重要性的认识过程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交通是开发新疆利源的重要问题。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胡景桂提出新疆应办理矿务时，当时新疆巡抚陶模就认识到新疆交通不便，矿务难兴，只能在新疆兴办铁路，新疆矿务才可办理，军务亦宜。次年，为便于移民垦荒和充实边防，黄彭年亦提出修一条由陕甘至新疆的铁路。这一时期，论者已认识到新疆之物产丰富，发展新疆之实业大有裨益。然新疆迭更丧乱，工艺不兴，土出之物多以原料通商，外人购造后以重价售我，市利十倍，“新疆者，谓之富于物产则可也，谓之富于实业则不可。此其故由于无工无商，实由于无人，而其归实由于无铁路。故欲兴实业，当自铁路始。”一语道出于建设铁路对于发展新疆实业的重要性。
而铁路不仅对于发展新疆实业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于中国国防具有重要意义，一些爱国之士为抵御列强对新疆的侵略，积极提倡修建通往新疆的铁路。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曾就筹建新疆铁路专门上书朝廷，从边疆局势及兴铁路对发展实业、巩固国防的角度提出了新疆修建铁路的紧迫性。袁大化指出，应“修陕甘新三省铁路，直接俄路于布捍”，这样“环球既以此路为枢纽，人货自无不出于其途”，“我之经营甘、新、青、藏四省，朝发夕至，迁民实塞，筹款练兵，自皆操纵裕如。”认为在新疆修筑铁路是为今日保全中国领土、转弱为强的关键。袁大化修筑陕甘新铁路的路线规划，具体为自潼关、长安沿渭河而上至渭源、狄道（今临洮），过山至兰州，由兰州渡黄顺沟出北山至古浪境。再至吐鲁番或迪化（今乌鲁木齐），可分两道，或由迪化分支，西至伊犁，南通喀什；或由吐鲁番分途，一出迪化、伊犁，一由焉耆、疏勒以接俄路。袁大化此议如能实现，对于促进新疆实业发展，巩固中国边防，确有益处。但当时清政府根本无力图此大业，而袁大化对新疆铁路建设之议，亦限于纸上谈兵。他主张从新政中腾出巨款或从美国借款修路，根本未能看清列强的真实面目，还天真的以为“美国僻远，势隔情通，重在商和，素敦交谊”。虽然怀有爱国之心，似宜另当别论，但其对时势之大局识断不清，所计划的修路之议自战略层面考虑居多，而技术层面甚少，加以时局变幻，其修路之议自不可成，但亦不能忽视其建议的积极性。
国人开发新疆的建议，是西北开发建议的一个部分。从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交通建设一直是百余年来各家开发西北建议中最强调者。在新疆建设铁路到民国仍是国人开发新疆的重要建议之一。孙中山在其《实业计划》中的交通开发方面，详订了“西北铁路系统”，主要路线是北方大港至迪化，再到伊犁；从迪化至喀什，于阗。认为此为国民第一需要之铁路，为必要而刻不容缓之事。还提议建筑多条铁路线以扩张西北铁路系统，涉及新疆的主要有绥远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线、肃州科布多线、迪化乌兰固穆线、镇西库伦线、焉耆伊犁线、伊犁和阗线、镇西喀值噶尔线等。孙中山先生的西北开发计划全面，除铁路交通外，还主张发展新疆灌溉事业，使用近代机器，开采新疆油田、玉矿，涉及交通、垦殖、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方面，内容详备可考，是近代国人关于开发新疆计划中最具全局性与长远性的蓝图。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西北开发，即是孙中山的开发西北设想由认识层面逐步转到实践层面的推进。谢彬于民国五年（1916）受财政部委托，调查时新疆省、阿尔泰特别区财政，曾专文撰写《开发新疆计划书》，涉及农牧商等问题，强调“苟能筹措巨资，兴筑铁道，便利交通，组织公司，……新疆富力，必埒全国”，十分重视铁路建设。
国人认为“欲新省国防臻于安全，首宜发展交通”，而新疆交通除公路建设外，其根本在于铁路建设，应先以延长陇海铁路为宜，然后再修筑公路以为补助，则对新疆政局和国际形势均为有益。顾颉刚亦表示新疆若交通便捷，实为利国富边的有效途径。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国人关于新疆开发的建议伴随着开发西北的呼声，不绝于口，主要包括：开辟交通、移民殖边、开边实业、兴办教育等方面。这些建议，较之道咸或清末时期的开发新疆建议，其思想构建均更具近代因素，更具有许多参考作用。
近代国人对如何建设新疆，从整顿吏治、兴修水利、移民屯垦、修铁路、振实业等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多种建议。这些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化的开发新疆建议，总体上是国人在认识到新疆战略地位重要，新疆之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虽然限于时代的局限，未能从根本上加以实践，但其中许多建议具有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
五 结 语
近代以来，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围绕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开发新疆等问题展开了多层面的讨论。通过这些论争，新疆“地扼中外咽喉，势居建瓴”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问题复杂，开发新疆对于边疆稳定、国家繁荣具有长远意义等层面的问题逐步成为了国人普遍的认识。
以上认识，是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联的。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而进行的自我图存、图强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曲折复杂的过程中，关心国是的爱国前驱们或在朝或在野，为国家的兴旺发展各抒己见。近代国人对新疆问题的论争即是这些见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是近代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一个体现。
近代国人关于新疆认识的几个层面，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根本，新疆民族与宗教关系和如何开发新疆等的认识，根源于新疆对国家甚至国际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处理好新疆民族与宗教关系，才能稳定新疆社会，避免新疆外向；开发好新疆，亦是这样的原因。近代爱国前驱们或从历史的角度，或从地理位置、民族关系等角度，对新疆的地缘战略环境、民族与宗教关系、新疆实业发展等层面进行了探索，是民族先驱自强不息的重要体现，是我们今天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