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经过与评析
抗日戰爭勝利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關規定，於1946年秋派海軍收复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領的西沙、南沙群島，在中國反侵略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如今已過去了70年，但人們並沒有忘記這一維護南海主權的壯舉。2016年12月8日，中國海軍在北京舉行了中國收复西沙、南沙群島70周年紀念活動，海軍司令部對此壯舉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收复西沙、南沙群島，是中國對固有領土的有效收复，是中國反侵略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是中國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是中國捍衛南海主權權益的國家宣示。”[1]為了讓人們記住當時中國海軍維護中國南海主權的偉大業績，回顧70年前收复西沙、南沙群島的真實情況很有必要。
一 收复西沙群島經過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政府下令吞並西沙和南沙群島，將之附屬於台灣高雄管轄。但是，這種武力征服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二戰時，日本海軍曾將南沙群島的最大島——太平島作為潛艇基地，發動對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和馬來亞的侵略。當時日本海軍就是在這裏成功地切斷盟軍進入南海的航線[2]。鑒於日本對中國領土的侵占，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規定：“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3]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又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4]這兩個國際條約的規定，成了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收复西沙、南沙群島的法律依據。
然而，日本戰敗投降後的南海，留下了一個勢力真空。剛從美國殖民下獨立的菲律賓，妄圖將南沙群島劃入其版圖。1946年7月23日，菲律賓外交部長季裏諾(Quirino)發表聲明稱：“中國已因西南群島之所有權與菲律賓發生爭議，該群島在巴拉望島以西200海裏，菲律賓擬將其合並於國防範圍之內。”[5]而企圖恢复其在印度支那統治的法國，亦想重新占領西沙、南沙群島。在如此錯綜复雜的環境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收复台灣後，決定立即派海軍收复西沙、南沙群島。
民國政府行政院旋即通知廣東省政府負責接收工作，並通知台灣省公署協助之。於是在1945年12月8日，台灣省氣象局派技士徐普淮（台灣人）及大內幸雄（留用日籍人員）二人前往西沙群島接收測候所。他們乘機帆船“成田”號從高雄出發，12日下午5點30分到達林島（今西沙群島主島——永興島）並登陸，豎立起中華民國國旗，開始接收工作。13日調查島上情況，拍攝照片，而後又到其他島上調查。1946年1月3日再登永興島，20日返回台灣高雄。他們在接收報告中這樣寫道：“12日下午6時，在測候所風力塔上豎立中華民國國旗。翌日拍照，並在塔南5公尺處，樹一木牌，正面寫‘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氣象局接收完畢’，後面寫‘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6]由於戰時島上遭盟軍飛機轟炸，測候所的辦公室、倉庫、無線電室等已全部毀沒。
在台灣省派員到西沙群島查察之後，民國政府又於1946年初冬，一面派永興、中建、中基等艦，由指揮官林遵、姚汝鈺率領南下，並令內政及陸海空各部派代表隨往視察；另一面令派廣東省府委員肖次尹、顧問麥蘊瑜，分別任西沙群島接收專員，會同海軍從廣州出發，前往進駐接收，並將西沙、南沙各群島劃歸廣東省管轄。當時因天氣惡劣，接收人員飽受風浪與暈船之折磨，於1946年12月12日完成接收進駐西沙群島任務。他們在永興島上豎立起高12英尺的“固我南疆”的石碑，並在島上建立電台，正式報送氣候，為航行南海的各國船只服務，同時通過此服務確定中國對西沙群島的主權和管轄權[7]。1947年1月7日，當時的中國政府外交部發布了中國海軍收复西沙群島的通告。在南京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葉喬治（George Yeh）宣布：“中國政府已重新占領西沙群島，中國國旗再次飄揚在這些歷來就屬於中國的群島上。”[8]
接收人員在完成接收與進駐任務後，還搜集了群島上的各種文物1300多種。歸來後，在廣東省文獻館舉行了為期5天的“西沙群島物產展覽會”。在展出的歷代載籍中，有中、英、法、德、日等國文字的公文檔案，以及氣象、地理圖表等等，還有在西沙群島上發現的古代銅錢和各種奇異的水產品等。
接收工作完成後，當時的中國政府又對西沙群島進行了大規模的學術性調查。此次派往調查的“中基”號登陸艦，原屬美國第七艦隊，為重4000噸的大型登陸艦。1946年12月移送中國海軍，艦長馮啟聰（廣東番禺人），艦上編制定官長20人，士兵130人。它於1947年4月10日由上海開抵廣州，14日晚9時半自廣州啟航，開往西沙群島。參與調查的人員，除海軍司令部進駐艦隊指揮官姚汝鈺、參謀張君然、海軍部電工處長曹仲淵及其他工作人員外，還有徐州行轅副主任吳奇偉將軍，以及中央實驗所、經濟部地質調查所、資源委員會礦測處、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地磁台等所派專家8人。另有中山大學地理、生物系教授王光瑋等4人，以及海軍部特許隨行的記者[9]。
接收後的西沙群島交由海軍管理，因該群島的面積較小，且無糧食和其他物產，故島上駐軍和工作人員的糧食及一切用品，每半年由海軍軍艦載運補給一次，駐軍規定的換防時間為一年。第一批到永興島上駐防的海軍戰士是1946年11月24日由張君然參謀護送的，張君然在島上豎立起“海軍收复西沙群島紀念碑”，碑的正面刻“南海屏藩”四個大字。當時全島僅有海軍官兵和技術員共約60多人，主管官為“西沙群島管理專員”，下設氣象台與電訊組，並由士兵編成一個特別排。氣象台設有風向儀、風速儀和百葉箱等儀器，每天按時發送氣象報告[10]。
二 阻止法國殖民者入侵西沙群島
西沙群島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早就引起法國殖民者的覬覦。在1938年日本企圖占領西沙群島時，曾在326號《東亞情報》（1939年4月25日）上寫道：“尤其我國海軍當局，對已在西貢、廣州灣保有艦隊根據地之法國，若再領有此飛行根據地與潛艇寄泊所，其結果將使南中國海列強的海軍勢力發生新的變化。由於國防上的重要地位，自然十分受到重視。”[11]1947年1月8日，當時的中國政府宣傳部長彭學沛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國政府已由日本占領中收回西沙群島，該群島主權本屬中國，故無需經過向任何方面‘請求’收回之手續。”翌日，據路透社從巴黎發來的消息，法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稱：“法國亦認為該群島系屬於越南者。”[12]與此同時，法國新聞社亦有種種報道，胡說什麽“安南國王在18世紀及19世紀時，曾多次要求取得西沙群島之宗主權”，且捏造事實說“1938年中方曾同意法國以代表安南王之名義，占領西沙群島”[13]。
實際上，法國早在1946年11月底就準備占領西沙群島，只是在派遣艦船前往之時，因海上氣候惡劣，遂一再拖延至兩個月後。1947年1月17日，一艘約2000噸的法國軍艦“東京”（Tonkinois）號載有少數士兵，從越南中部峴港出航，奉命在西沙群島永興島登陸。當他們獲悉島上已駐有中國軍隊時，法軍艦長則告知中國駐軍長官，此系“法國領土”，中國軍隊無權駐紮在島上。而駐紮在島上的中國軍隊即由氣象台李台長率領一行官員登上法國軍艦交涉，勸阻他們不能登陸，聲明除非他們能夠將全島炸平，消滅每一個中國士兵，否則登陸所發生的一切危險“恕不負責”。但這位艦長仍以登陸要脅，限中國駐軍在24小時內作出答复。中國駐軍只好將發生的情況電告海軍總部，得到的回复是命令他們：“死守西沙島，發揚海軍精神！”[14]
次日清晨，法國軍艦在島外海域往返巡航，並發炮彈示威。法艦艦長再限島上中國駐軍在第二天上午8時前答复。可是中國駐軍再次得到的海軍總部复電依然如故。因此，只好再由氣象台長向法國艦長提出交涉，並重申絕不簽署任何放棄群島主權的文件。艦長回答說：“我們只是奉命行事，不會愚蠢到用武力接收群島。”他提出準許登島參觀的請求，獲得氣象台長的同意。於是島上駐軍立即將60多名士兵整齊列隊，每人都背上新式武器，讓艦長“檢閱”，並帶他環島巡視一周，同時警告他不能隨便進入樹林和營房，否則發生危險概不負責。結果法國艦長被他們的氣勢嚇退了，法國軍艦在島外巡航一會，即無聲息地離開了[15]。島上中國駐軍遂將1月17日這一天定為“島上紀念日”。經過此事之後，他們守島的決心更堅定了，表示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決不會讓外國人入侵這裏[16]。
離開永興島的法國軍艦向南駛向西沙群島的珊瑚島，發現島上無中國軍隊駐守，則於1月19日在珊瑚島登陸。翌日，法國半官方報道了法軍已在西沙群島的拔陶兒島（Pattle Island，即珊瑚島）登陸的消息說，中法兩國均對西沙群島提出過主權要求，法軍今日搭軍艦“東京”號往西沙群島調查，發現中國軍隊已占領西沙群島的永興島，則在拔陶兒島登陸。法軍的做法，是繼中國駐法大使館發言人於18日正式聲明，西沙群島一向在中國的主權之下，以及中國政府不承認法國對該群島的主張後發生的[17]。中國政府雖通過外交途徑多次提出交涉，但法軍不僅不退出珊瑚島，反而在島上建築房屋和供水設施，似有久占之意，且禁止海南島漁民到珊瑚島附近海域捕魚[18]。
中法之間有關西沙群島的談判之所以進展緩慢，據說是由於法方采取拖延政策，對中方要求先行撤兵提出反要求，要中方保證於撤兵後交由國際仲裁。對於法方的無理要求，當時的中國外交部不同意，已向法方提出嚴重抗議[19]。據悉，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海南島後，法國即從越南抽調600余人進駐珊瑚島，妄圖阻止解放軍登陸，以加強越南防衛[20]。
三 收复南沙群島經過
抗日戰爭勝利後第二年，即1946年9月下旬，民國政府情報獲悉，南沙群島自日軍撤走之後，現為法軍所占據。於是，特令海軍總部從速派軍艦前往收复進駐。當時總部為了在收复南沙群島的同時，也一起實施對西沙群島的進駐工作，以便兩組執行任務的兵力可一起在上海集結南下，到海南島後再各自分開執行任務。因此，兩組兵力同時奉令成立，每一組配軍艦兩艘：執行收复南沙群島任務的是“太平”艦和“中業”艦，由林遵任指揮官；執行進駐西沙群島任務的是“永興”艦和“中建”艦，由姚汝鈺任指揮官。
“中業”艦是抗日戰爭勝利後美國贈送給中國的第一批8艘坦克登陸艦之一，載重3800噸，艦上軍官、士兵共120多人，艦長李敦謙是中國海軍留學德國的學生，副艦長是楊鴻庥。因此次南沙群島的收复關系到內政、軍事等各方面事務甚多，民國政府特組織各有關單位派代表隨同艦隊前往視察。共計有內政部代表鄭資約、曹熙孟，空軍總部代表蔣孝棠、仲景元，聯勤總部代表戴蕃填，廣州行轅代表李恩蓀，海軍海道測量局代表劉天民等7人，規定均住宿在中業艦上[21]。
艦隊定於11月10日從海南島榆林港啟航。榆林港距離南沙群島大約550海裏，估計需三晝夜航程才能到達。但航行約三個小時之後，因“太平”艦羅經發生故障，只好返航榆林港修理。第二次定於11月19日再出航，航行100多海裏後，因有遭遇台風的可能，只好再返回榆林港停靠。第三次定於12月9日再出航，是日上午8時，“太平”與“中業”兩艦相繼出港，經過三天的艱難航行後，終於到達南沙群島主島——太平島。“中業”艦即在離島約200米處下錨，並派武裝士兵分乘兩艘登陸小艇實施搶灘登陸，經過20分鐘的偵察後，沒有發現敵情，才下令開始運送人員和物資上島，並電告南京總部已到達南沙群島。當各機關代表登島視察時，發現有石碑一座，上刻法文，日期是1946年10月，這說明在日軍撤走之後，法軍曾占駐過。同時還看到有房舍及中國寺廟一座，在島的中部有一口井，井水清甜，為駐島官兵飲用之水源[22]。
12月15日上午，駐島士兵、“中業”艦上官兵及各政府機關代表，在島上舉行了成功收复南沙群島典禮儀式，並建立石碑一座以作紀念。16日清晨，“中業”艦離開南沙群島返航廣州，廣州地區報紙一連數日報導了政府派軍艦收复南沙群島的情景。為了表彰此次收复南沙群島的壯舉，中國政府分別以“太平”艦、“中業”艦以及“中業”艦正副艦長的名字為南沙島礁命名：南沙群島主島命名為太平島、帝都群礁命名為中業群礁、北子島命名為敦謙沙洲、南乙島命名為鴻庥島[23]。
由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都劃歸廣東省政府管轄，故廣東省政府對此次收复南沙群島亦很重視。特派了麥蘊瑜先生作為接收南沙群島專員，會同南京政府官員率領測量、農業、水產、氣象和醫療人員，並隨帶石匠6人、測工若幹人，以及測量儀器、圖表、水泥、鋼筋、石碑等，以便接收工作完成後，在島上樹碑為證[24]。據麥先生回憶，當時在太平島的西南方，防波堤的末端，將日本人原先建立的紀念碑清除，並在原址用混凝土重建碑石。碑的正面刻“太平島”3字，背面刻“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16個字。又在太平島的東端，正對日出的地方，豎立從廣州帶到島上的鋼筋水泥碑石。碑長約2米，正面刻“南沙群島 太平島”，背面刻“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25]。
1947年3月底，“中業”艦又接到命令，從上海開往南沙群島，任務是從上海開至高雄裝載運往南沙群島的物資、糧食等。但由於“中業”艦機器破舊，時常需修理才能行駛，加之停港避風，直至5月18日下午才從榆林港駛向南沙。因此次準許記者隨艦前往，故《大公報》記者黃克夫就成為中外唯一的一位記者踏上南沙群島作實地采訪。他在後來撰寫的《南沙群島實踏記》中，詳細記述了當時中國海軍接受南沙群島時，在太平島目睹的真實狀況。
他寫道：“日本人曾利用南沙群島為其侵略南進政策的跳板，但最後失敗也從南沙群島開始。據海軍方面的情報記載，當年盟軍在南太平洋開始越島反攻的時候，南沙群島附近戰事甚為激烈。就以南沙群島的主島太平島而言，即被炸得遍體鱗傷……日本投降的前一年，美日海空軍在太平島外100海裏處有過一場大戰，距太平島北6海裏的敦謙島（日人占領時稱北小島）上，還有一架相當完好的美國墜機。不久之前，我島上電台工作人員曾往敦謙島把該機上的無線電零件拆回。”[26]
黃克夫在報道中還描述了他采訪在南沙島上居住的漁民，談到他們歷代祖先在島上的生活狀況，亦親眼看到一些南沙島上的歷史遺跡。他寫道：“諸如觀音閣、土地庵、天後廟，‘林門堂上宗親’、‘祖德遠流長’等斷碣殘碑，漁民祖輩荒塚等，但島上卻沒有發現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人活動的一絲遺跡。”[27]這些記載都雄辯地說明了南沙群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四 收复西沙、南沙群島評析
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侵占中國的西沙、南沙群島。他們於1939年3月分別占領了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並將南沙群島命名為“新南群島”，連同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一並劃歸“台灣總督”管轄，隸屬高雄縣治。他們在太平島上建立氣象站，在南威島上建立軍事基地，妄圖將南沙群島作為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前哨基地。1945年8月15日，日軍戰敗投降，英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福來塞在南威島接受南洋日軍投降，日本侵占中國西沙、南沙群島的美夢徹底破滅。
抗日戰爭勝利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根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於1945年10月25日收复台灣後，立即派中國海軍收复西沙和南沙群島。中國海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行動在當時國際上引起一定的反響，近期在加拿大溫哥華發現的一本1947年出版的《科利爾世界地圖冊與地名詞典》（Collier’s World Atlas and Gazetteer）就說明了這一點。該地圖冊的地圖是由美國百年老字號地圖繪制公司Rand McNally制作。該公司於1865年由William Rand創辦，兩年後Andrew McNally受聘加盟，1868年兩人合組成Rand McNally & Co.。Rand McNally一直是美國地圖繪制業的中流砥柱，在地圖繪制界享有崇高聲譽。該地名詞典中收錄的一幅地圖，名為《中國、法屬印度支那、暹羅與韓國的大眾地圖》（Popular Map of China, French Indochina, Siam, and Korea）。圖中將中國、越南和泰國並列在一起，故南海也包括在內，且對南海島礁有較詳細的描述，有部分島礁明確地標明主權屬於中國。最顯著的是在Paracel Islands（中文稱“西沙群島”）名字下面，特別加上“China”標註，以顯示西沙群島屬於中國。 而該地圖集收錄的另一幅菲律賓及南沙島礁地圖，同樣是由Rand McNally繪制，但對南沙島礁所標註的6個地名中，沒有一個是使用菲律賓起的名字[28]。上述該地圖冊出版時間是1947年，正好是中國海軍收复西沙、南沙群島後幾個月，制圖者將西沙群島特意註明屬中國並非巧合，而是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海軍收复西沙、南沙群島的行動引起國際上的重視，得到世界上最權威的地圖出版公司的認可。
當中國海軍收复西沙群島主島——永興島後，法國軍艦亦乘中方無暇顧及之機，占領了西沙群島的珊瑚島。而越南卻聲稱法國曾統治過越南領土，它有權繼承法國占領的西沙和南沙島礁。對於這種說法，丹麥奧爾胡斯大學（University Aarhus）政治科學系教授利塞洛特·奧德加德（Liselotte Odgaard）認為，這種聲稱是不適當的，因為二戰後，法國並沒有占領過這些島礁，且沒有文件證實，法國與越南進行過真正的移交。按照法國的說法，西沙和南沙島礁並沒有轉讓給越南，因當時越南已經獨立。此外，即使有這種事實存在，所謂的法國占領南沙島礁也是有問題的。事實又進一步削弱了越南的聲稱，北越政權後來接管了南越，而北越承認過中國擁有西沙和南沙群島，現在的越南政府是繼承北越而不是南越，故必須堅持其承認[29]。
至於菲律賓外交部長季裏諾在1946年7月，企圖說服美國為菲律賓占領南沙群島。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聲明，菲律賓將對巴拉望西部的群島提出聲稱，因為它關系到我們的安全。當時法國駐馬尼拉領事報道，菲律賓新聞界迫切要求有一個積極的南沙政策，由政府批準設立南沙研究。然而，盡管美國海軍對南沙群島表現出極大興趣，但它似乎不鼓勵菲律賓堅持對該群島的權利。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季裏諾竟然連南沙群島的地理位置都搞不清楚。1947年8月，法國駐馬尼拉領事告訴季裏諾，他要的巴拉望西部的群島就是南沙群島，法國早在1933年就聲稱擁有主權。季裏諾聽到此消息後極其驚訝，他原來認為法國聲稱的是再向西的群島，而他聲稱的群島是介於法國聲稱區與菲律賓構想區之間。1950年5月，季裏諾在另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說，只要群島還在蔣介石的控制之下，菲律賓就不對之提出聲稱。而如果為中國共產黨占領就危險，菲律賓將重申自己的權利。一個法國報道說，菲律賓政府否決由作戰部占領南沙群島的提議，但季裏諾打算用錢向蔣介石購買南沙群島[30]。由此可見，菲律賓提出所謂對南沙群島的聲稱簡直是荒唐至極。
我們在對收复西沙、南沙群島進行評析時，不能不提到《舊金山對日和約》。因為該和約僅寫日本放棄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一切權利，而沒有明確指出將其歸還中國。這為後來的南海領土爭議埋下了禍根，使二戰前中國與兩個殖民勢力——日本與法國之間的爭議，轉變成二戰後中國與新獨立的東南亞鄰國之間的南海島礁之爭。其實，在和約最初的草擬階段，美國和英國都知道，無論是二戰前的爭議國——法國的聲稱，或者是二戰後新的爭議國——菲律賓的聲稱，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在一份1944年12月12日定稿，專門為西沙群島準備的CAC-308文件中，審議了當時的爭議國——法國與中國的沖突聲稱，並明確地承認，中國的聲稱在歷史的合法性上占優勢。且在最後做出的三個建議中，明確把主權授予中國，而授予法國不作為一種選擇[31]。然而，在1951年和約的最後草擬階段，美英卻應法國的要求，把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處理包括在條約之中，且同意法國將其盟國——老撾、柬埔寨和越南都帶到會議上，而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卻沒有被邀請參加會議。
關於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加拿大國際管理改革中心研究員基米·哈拉（Kimie Hara）在《冷戰的亞太邊境：舊金山體系分裂領土》一書中分析道：作為和約的起草者，特別是美國，最擔心的是將西沙和南沙群島交還中國而不是越南。不管法國聲稱的依據是強是弱，美國都不可能在和約中讓中國獲得這些群島。按美國當時的戰略思維，它必須保證在和約處理的領土中，中國不會保留任何聲稱的依據，例如台灣、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此外，西沙和南沙群島位於西太平洋美國“艾奇遜防線”[32]（the Acheson Line of US Defense）的南端，在共產主義影響不斷擴展的地區，領土爭議可作為一種“楔子”來制止其在東南亞的“多米諾效應”[33]，特別是保衛菲律賓[34]。
綜上所述，西沙和南沙群島歷來屬中國的領土，抗日戰爭前被日本侵占，抗日戰爭勝利後，理應歸還中國。但是，美國和英國卻將西沙和南沙群島的處理納入到《舊金山對日和約》中，且在1951年最後的草擬階段應法國的要求，拒絕邀請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參加會議，致使南海問題成為今天中國與周邊東南亞國家領土爭議的禍根。當時中國政府為了捍衛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主權，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及時派海軍軍艦收复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向世人證實了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無疑是中國海軍維護南海主權的偉大壯舉。如今雖然已過去70年，但人們永遠忘不了他們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所做出的貢獻，2016年12月8日，中國海軍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國收复西沙、南沙群島70周年紀念活動就說明了這一點。
註釋
[1]吳登峰、據振華：《收复西南沙群島70周年，海軍司令吳勝利提四點倡議》，〈菲〉《世界日報》2016年12月9日。
[2] Sigfrido Burgos Caceres, China’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outledge, New York, 2014, p.110.
[3]《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第407頁。
[4]《國際條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第78頁。
[5]曾達葆：《新南群島是我們的》，上海《大公報》1946年8月4日。
[6]張任飛：《豈容法人覬覦西沙群島》，上海《大公報》1947年1月27日。
[7]黃仲榆：《要認識我們的國土——西南沙群島物展觀後記》，廣州《東南日報》1947年7月9日。
[8] Monique Chemillier-Gendrean, Sovereignty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Islands, Klumer Law International, The Hague,2000, p.259.
[9]陳曉亞：《西沙群島紀行》，南京《新聞報》1947年8月5日。
[10]蘭青：《南海行（一）》，香港《星島日報》1949年3月11日。
[11]《粵府已在計劃開發西沙群島的軍事價值》，湖北《中南日報》1947年2月21日。
[12]張任飛：《豈容法人覬覦西沙群島》，上海《大公報》1947年1月26日。
[13]《社論：西沙群島之歷史觀》，福建《中央日報》1947年2月7日。
[14]《越南法當局一聲明，竟謂西沙群島主權屬法》，福建《中央日報》1947年1月29日。
[15]蘭青：《南海行（四）》，香港《星島日報》1949年3月14日。
[16]陳曉亞：《西沙群島紀行》，南京《新聞報》1947年8月5日。
[17]《法艦開抵西沙群島，與我駐軍有所會商，建議以仲裁方式解決主權》，廣州《越華日報》1947年1月22日。
[18]《珊瑚島法軍蠻不講理》，廣州《光華日報》1948年4月19日。
[19]《西沙群島主權問題，我國再提嚴重抗議》，南京《公理報》1948年10月25日。
[20]《傳西沙南島嶼，中法軍曾沖突》，香港《星檳日報》1950年5月22日。
[21]李敦謙：《艱險定疆奇功立——進駐南沙群島記實》，台北《中外雜誌》1998年第6期。
[22]李敦謙：《艱險定疆奇功立——進駐南沙群島記實》，台北《中外雜誌》1998年第6期。
[23]同上。
[24]麥蘊瑜：《南沙群島是中國最南的領土——麥蘊瑜談接收南沙群島經過》，香港《大公報》1957年5月25日。
[25]趙煥庭主編《接收南沙群島——卓振雄和麥蘊瑜論著集》，海洋出版社，2012年，第50頁。
[26]克夫：《南沙群島實踏記》，上海《大公報》1947年6月30日。
[27]鄭紀農：《黃克夫魂牽南沙》，香港《大公報（菲律賓版）》2015年5月8日。
[28]《溫哥華現美制地圖，顯示南海屬於中國》，〈菲〉《世界日報》2015年5月26日。
[29] Liselotte Odgaard, Maritime Security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England,2002, p.97.
[30] Stain Tonnesso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Age of European Declin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0, Part 1, February 2006, pp.21-22.
[31]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in the Asia-Pacific: DividedTerritor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Syste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pp.146-147.
[32]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作了題為“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的演說。在演說中，艾奇遜在西太平洋劃了一條對付共產主義陣營軍事威脅的環形防線。這條防線就稱為“艾奇遜防線”，它沿阿留申群島，經過琉球群島直至菲律賓，韓國和台灣被劃在防線之外。
[33]當時在美國領導層流行著一種“多米諾理論”，認為如果越南落入共產主義手裏，那麽整個印度支那和其他的東南亞國家都可能仿效。
[34] Kimie Hara, op.cit., p.152.
本文刊載於《東南亞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