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立：独树一帜的杜诗学研究 ——王辉斌教授访谈录

朱光立博士后（以下简称“朱”）：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在当今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您的研究领域之宽广，获得的成果之丰硕，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从《道是无情却有情—我与古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先唐诗人考论》附录四）一文与《宋金元诗通论》的《后记》可知，您自1993年始，即着手于将先秦至清末三千年间的文学史研究打通关，并且已出版了20多种著作，所以，很多人都称您是“当代中国将文学史研究打通关的第一人”。您的研究视域，学术成就，治学方法，都是令我们这一代后辈学人非常敬佩的。在您已经出版的20多种著作（不含合撰、合编等著作）中，唐代文学始终是您研究的一个重点，而对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这四位盛唐诗人的研究，不仅是您重点中的重点，并且都有一部甚至是几部专著出版，这在热闹非凡的唐代文学研究界，也是没有人能与您相比的。最近，黄山书社又出版了您的新著《杜甫研究新探》一书，且多为“杜诗学”界所称道，表明您对“杜诗学”的研究，已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向您表示祝贺之余，特请您谈一谈您自已的“杜甫研究史”。

王辉斌教授（以下简称“王”）：我从小就喜欢读杜甫的诗，因其诗而喜欢其人，并由喜欢而敬慕之。所以，在43年前的1968年冬天，我曾偕友人从巩县（即今河南巩义市）踏雪访瑶湾（旧说为杜甫故里），并在1979年春初游杜甫草堂时，写下了一首《游成都杜甫草堂》的七言律诗。诗为：“万里桥西万里茵，风光无限草堂新。溪穿水槛娟娟净，竹映红墙处处春。最喜狂澜收笔底，难忘瘦骨壮江津。龙蟠虎卧一诗圣，四海安危共苦辛。”（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钟振振教授特别欣赏这首诗）这里所例举的这两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我对杜甫其人其诗之雅好程度的。伴随着对李白研究的扩展，我于1983年8月在一份地方小报上发表了《李杜风格略谈》一文，之后的1987年3月，便开始了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正式研究。之所以将我对“杜诗学”正式研究的时间定在1987年而不是1983年，是因为这一年我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杜诗学”论文——《李杜初识时地探索》。由1987年至2011年，其间凡24年，这便是我的“杜甫研究史”表现在时间方面的大致概况。

我对杜甫的研究，大而言之，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87年3月至1999年10月，时间为12年（如果从1983年算起，其时间则有17年之多）可称之为前阶段；其二是2000年迄今，也为12年，可称之为后阶段。将1999年10月作为我研究杜甫两个阶段的时间分界线，是因为我的《杜甫研究丛稿》一书出版于1999年10月，而《杜甫研究新探》一书则出版于2011年11月。前者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者由黄山书社出版。《杜甫研究丛稿》一书的出版，虽然是为迎接“杜甫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襄樊学院召开所使然，其实也是对我自1983年至1999年 “杜诗学”研究成果的一份总结。《杜甫研究丛稿》共收论文24篇，分为上下二卷，各12篇（下卷含“附录”2篇）。该书出版后，曾为《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辑之“新书选评”进行了评介，认为其“材料丰富，视野开阔，考证精当，析理透辟，订讹以幽，新意层出，是近年来‘杜诗学’研究中一部独具特色的著作。”并被傅璇琮、罗添联主编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五卷所收录，其所撰“提要”认为：上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博参广引，抉幽发微，对杜甫生平研究中的诸多‘定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新说”；“二是上卷中的部分生平考证具有明显的拓荒性质，因而其成果填补了杜甫生平中的某些空白”。《杜甫研究新探》一书，是我自涉足研究杜甫以来所获得的一份最重要的成果，其中除了《杜甫研究丛稿》中的23篇论文（原为24篇，其中《杜甫妻室问题索隐》一文，因又被编入《唐代诗人婚姻研究》一书，故此次不将其编入《杜甫研究新探》一书之中）外，另增加了从2000年以来所发表的9篇论文，二者共计32篇。收入《杜甫研究新探》的这32篇论文，虽然不是我研究“杜诗学”成果之全部（涉及我对杜甫研究的其他著作，主要有《唐代诗人婚姻研究》、《唐代文学探论》、《宋金元诗通论》等），但我研究杜甫所获成果之主要者尽收其中，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此，《杜甫研究新探》一书出版后，即被一些朋友称之为我研究杜甫成果的“集大成”者。而事实也确属如此。

朱：唐代是一个诗人辈出、名家如林的文学时代，各种类型、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诗人应有尽有。在数以千计的唐代诗人中，您是如何想到要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而作为华夏民族三大“显学”之一的“杜诗学”（另二“显学”分别为“文选学”与“红学”），不仅深邃广博，而且以“杜诗学”名家的学者也并非少许，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您对“杜诗学”的研究，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各有些什么特点？

王：我选择杜甫作为研究对象，除了前面所说的从小就喜欢读杜甫诗歌外（我幼年时也喜欢读李白的诗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李白与杜甫关系密切，即我在研究李白时，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杜甫的研究。由李白研究而孟浩然研究，再由孟浩然研究而杜甫研究，于是，王维便又成为了我的一位研究对象，原因是孟浩然、杜甫均与王维颇具交谊。如此，就形成了我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独特格局。即是说，我研究唐代文学，主要是以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四位盛唐诗人为重点对象进行研究的，而据我所知，在当代浩浩荡荡的唐代文学研究队伍中，能同时将这四位诗人进行研究且均有专著出版者，实则别无他人。我在对这四位诗人的研究中，于孟浩然、李白、杜甫三人的研究，又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对王维的研究，虽然已出版了40多万字的《王维新考论》一书，且学界评价甚高，但我发表研究王维的第一文，却始于《宁夏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所以其在时间上均晚于我对孟浩然、李白、杜甫的研究），即其大都肇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如今屈指算来，最短的时间也有20多年的历史了。正因为我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是与对孟浩然研究特别是对李白研究相关联的，所以，我的许多研究杜甫的论文，就都与李白研究互为交织，如上所举《李杜初识时地探索》 一文，即属于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在这篇文章中，我所探索的具体研究对象，虽然是李白与杜甫的“初识时地”，但其究竟是属于李白研究的成果抑或杜甫研究的成果，这应该是谁也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即使是我本人也毫不例外。类似的例子，如收入《杜甫研究新探》上篇与中篇之《二李一杜交游笺释——兼论李邕对杜甫的影响》、《李杜关系新探——兼及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几个问题》、《孔巢父与李白、杜甫交游考》、《<江南逢李龟年>为李白作》、《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以及译文《李白与杜甫》等文,即无不如此。这种研究现象的存在，便构成了我研究“杜诗学”的第一个特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特点，主要在于我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是将其放在盛唐诗人群体这样一个大的文学背景下进行多维度观照的，而由此所获得的种种结论，也就自然是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早在900年前的金代中晚期之际，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一文中，就曾将“杜诗学”的研究分为三大类，即：（一）杜甫诗歌；（二）“子美之《传》、《志》、《年谱》”；（三）“唐以来论子美者”。我的“杜诗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前两个方面，且于“子美之《传》、《志》、《年谱》”尤为重点。“作家研究年谱为先，作品研究编年为先”，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不二法门，我对杜甫研究所尊循的就是这一治学原则，所以，举凡杜甫的出生地、生年、卒年、亨年、妻室、子女、交游、游踪等，即皆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对于“子美之《传》、《志》、《年谱》”方面的研究，唐宋人如元稹、刘昫、欧阳修、吕汲公、蔡兴宗、黄鹤等，均已为之，且于《年谱》的研究尤见功力，虽然如此，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十分严重，如杜甫的卒年、杜甫的婚姻等，即皆属错误。所以，我发表的第一篇研杜论文《李杜初识时地探索》，即是属于“子美之《传》、《志》、《年谱》”方面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我真正意义上的杜甫研究，是从“子美之《传》、《志》、《年谱》”开始的。此文之后，对“子美之《传》、《志》、《年谱》”的研究，便成为了我终年思考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以至于直至今日。收入《杜甫研究新探》上编《杜甫生平新证》中的14篇论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份结晶。在长达24年的时间里（1987年—2011年），一以贯之地以杜甫生平为研究重点，即成为了我研究“杜诗学”的又一个特点。

我研究“杜诗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杜甫诗歌”方面，或着眼于“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的角度，或采用“破”、“立”结合的方法，或以民族文化学、汉语格律学等为切点，对存在于“杜诗学”中的若干问题（指前人或言及或未言及者），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认识与见解，有的则填补了“杜诗学”中的某些空白，收入《杜甫研究新探》中编《杜甫作品新论》中的11篇论文，即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11篇文章，不仅所涉内容丰富宽广，而且所得结论大多是对传统旧说的颠覆，其中，尤以对“沉郁顿挫”的重新笺释，对“吴体”的重新审视，对“清词丽句”说的重新观照等，最为学界所注目。其原因在于，《杜甫研究新探》中的这些“旧说新笺”，都具有言前人所不曾言的学术特点。

总的说来，我用24年的时间与精力对“杜诗学”的研究，由于主要是以诗人生平为其研究重点的，因而作为研究成果的《杜甫研究新探》一书，在自民国以来林林总总的“杜诗学”著作中，就自然是显得别居一格而与众不同了。而有意思的是，存在于《杜甫研究新探》中的这些结论和观点，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陈文华教授《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之所获，在某些方面乃不谋而合。对于陈文华教授表现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以前虽有所闻，但却并不曾目睹其书。2011年5月，我因应邀参加淡江大学中文系“第十二届文学与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会间始与陈文华教授相识，并蒙其赠送我一本《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才有机会对其专门研究“子美之《传》、《志》、《年谱》”之所获有所了解。对于台湾学者于“杜诗学”研究的最新概况，我在《杜甫研究新探》的《后记》中已进行了专门性的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朱：您对杜甫研究所表现出来的这三个特点，应该说是导致《杜甫研究新探》一书与众不同的关键所在。存在于《杜甫研究新探》中的这种与众不同，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独树一帜的研究。学术研究中的独树一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请问您的“杜诗学”研究之与众不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又各有什么创获？请您就这一问题重点谈一谈 。

王：好的。我对杜甫研究之所获，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杜甫生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卒于大历七年（公元772年），享年59岁。（二）杜甫母亲系出博陵安平崔氏，杜集中无咏海棠之诗者，与其母毫无关系。（三）杜甫的出生地在今河南洛阳；（四）杜甫在婚姻上曾一生两娶，开元二十二年与杨氏结婚于长安，杨氏卒于大历元年之夔州，约翌年秋，与夔州当地一位“新寡”女子再婚，杜甫病卒湖湘时，此女子尚健在人世。（五）杜甫与李白初识于今河南开封，时间在天宝三年五月之后与六月之前。（六）杜甫与李白因书法家李阳冰而构成了一种疏远的亲戚关系，原因是李阳冰既为李白的族叔，又为杜甫的外甥。（七）在文学、为人、思想品德等方面对杜甫一生影响最大者，为初唐著名的“文选学家”李善之子李邕。这些创获，均属于“子美之《传》、《志》、《年谱》”类，并贯穿杜甫一生之始终，因之为了解杜甫“全人”，乃大有裨益。为便于认识，这里以对杜甫卒年的考辨略作例说。传统的说法，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但这种说法与杜集中许多诗作之所述明显不符，因而疑窦丛生，矛盾重重。有鉴于此，我先后在《杜甫卒年新考》（1989年）、《<风疾舟中>诗新说——兼及杜甫卒年之再考》（1992年）、《关于杜甫生平的再探讨》（2009年）、《再谈杜甫的卒年问题》（2009年）、《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评》（2009年）等文中，以翔实的材料为依据，对杜甫卒年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重新考察，以证实其大历七年的春天尚在长沙。并由此得出结论：杜甫的卒年不是传统之说的大历五年，而是大历七年的春天。杜甫集中的《奉赠萧十二使君》（一作《奉赠萧二十使君》）一诗，便是杜甫卒于大历七年春天最有力的内证之一。从1989年到2009年，为了弄清楚杜甫卒年的历史真实，我前后共用了21年的时间，这种持之以恒的研究，在千年的杜诗学史上，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的。

在诗学、诗艺、文学批评等方面，我对杜甫研究之所获也甚丰。比如：（一）首次提出了杜甫为“学者型诗人”这一概念，并就符合“学者型诗人”的三个必备条件进行了界定，认为李白是以才气写诗，杜甫则是用功力进行创作，故其诗歌（主要为近体诗）往往如兵家布阵，法度森严。（二）针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实况与所处之文化背景，首次提出了杜甫的创作方法为“三苦一神”的新说，并指出：“所谓‘三苦’，质言之，就是指苦学、苦思与苦吟；而‘一神’则为诗歌创作所达到的一种最高艺术境界。”“三者的有机结合与环环相扣，便构筑了一条通向艺术殿堂的路径”。杜甫的这一创作方法开拓了中国古代诗学的新内容，与其诗歌一样，均属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品，而值得特别珍视。（三）首次将杜甫的诗歌艺术历程划分为四个创作阶段，即长安诗、秦州诗、成都诗、夔州诗，并认为秦州诗在杜甫的整个创作史上，具有一种明显的艺术转型特质，它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在秦州时期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造阶段。这具体表现在杜甫于秦州期间，完全放弃了在长安特别擅长的如“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的创作，而倾其精力对近体诗予以专攻。所以，“杜甫的这一艺术转型，不仅使他自秦州始的近体诗，成为了中国古代诗坛上的一座艺术高峰，而且还对‘开元、天宝之间巨公大手颇尚不循沈宋之格’的风气，进行了全面扭转，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四）《戏为六绝句》是集批判与倡说为一体的一组文学批评之作，其核心点主要表现为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初唐史学家直斥庾信呜不平，二是对“初唐四杰”的近体诗创作予以维护；三是大力提倡“清词丽句”说，并对中晚唐诗人产生着直接影响。仅此四端，便可窥见我对“杜甫诗歌”研究所获之一斑。

这里我想谈一谈关于杜集中的“吴体”问题。杜集中有一首《愁》诗，其题下有注云：“强戏为吴体。”什么是“吴体”？“吴体”的特点是什么？千百年来，研究者们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以宋末元初方回的“拗体说”最具影响。其实，方回的“拗体说”是极为错误的，对此，我在《杜诗“吴体”探论》一文中，首次序对其错误进行了一一揭示，并认为梁运昌《杜园说杜》之“凡篇中杂以方言谐词者皆是吴体”的认识，是“吴体”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之一。之后，我在撰写《宋金元诗通论》一书时，又于《体裁论》一章中，专立《吴体的发展及其嬗变》一节，以对包括杜甫《愁》诗在内的几乎是所有唐宋诗人之“吴体”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三仄脚”与“三平脚”这种特殊的出句与对句，自杜甫《愁》诗始，即在唐宋诗人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吴体”创作之中，使之成为了一种具有永久性特征的诗体学现象。换句话说，一首近体诗有无“三仄脚”与“三平脚”这种特殊的出句与对句，是检验其是否为“吴体”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唐宋诗人通过其不断艺术实践，提供给我们对“吴体”认识的一个法宝。而这个法宝，却是我通过多年的面壁生活才获得的。

朱：从以上的介绍可知，您的“杜诗学”研究不仅是独树一帜的，而且还破解了存在于杜甫生平研究中的多起谜团，其成就、其创获，甚至是您的研杜经历，确属是与众不同的。这在当代的“杜诗学”队伍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最后想请您谈一谈有关研究“杜诗学”方法的问题，或许于“后来者”更具助益。

王：对于这一问题，我在前面其实已经谈到了，这就是“作家研究年谱为先，作品研究编年为先”。而需加以强调的是，在此之前，还得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文章不写一字空”。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就是要坐下来读书，读一些与“杜诗学”相关的专业书。我在《宋金元诗通论》的《后记》中曾经这样说过：一个研究者“在‘坐冷板凳’的十年期间，至少应读500种（而不是500册）左右的专业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文章不写一字空’。”所以，勤读书、多读书、精读书，是做好一切学问的关键。以“杜诗学”研究来说，我认为在基础方面，至少要读10种以上的杜诗注本，如黄氏父子注本、赵次公注本、钱谦益注本、朱鹤龄注本、仇兆鳌注本、杨伦注本、浦起龙注本等。此外，还要读一些历代的研杜、论杜之作，如王嗣奭《杜臆》、翁方纲《翁批杜诗》、施鸿保《读杜诗说》等。这方面的书读得多了，自然就会从中发现一些问题，将解决这些问题的求证过程写出来，就成为了一篇论文。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要求研究者具有其他学科的学识与学养，如对金石学、训诂学、音韵学、格律学、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文化学等的掌握与了解，就很重要，因为对这些学科的掌握与了解，有利于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多维度、多层次的观照。比如，在《二李一杜交游笺释——兼论李邕对杜甫的影响》一文中，我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李邕对杜甫思想行为方面的影响；继之以“文选学”为切点，对李邕于杜甫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剖析；最后则立足于书学理论的角度，将李邕对杜甫艺术审美方面的影响作了简要勾勒。凡此，即属于多学科观照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札实的文献学功底，是研究“杜诗学”最基本的前提，而要作好这一前提，就必须终年游心于书海，舍此则别无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