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题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一、匹夫销夏翻闲书

周启晋先生嘱咐我为他收藏的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写两句话，拖延了很长时间，没能交稿。这当然是由于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原因，这是一部木版刻印的书籍，当然只能用毛笔文言来书写题跋，可我一是不会写毛笔字，二是不会写文言文，三是根本看不懂这么高雅的“词” ，这些都让我很难动笔写；再说杂事太多，也实在腾不出手来写。另外，去年秋天得了场大病，到现在，还在康复治疗之中，也就更顾不上写了。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书衣

腿脚不利索，“扶病”上了一个学期的课。放假了，稍得闲暇。不过身体不太好，还是不敢出力气看书做学问。偏偏这个夏天又奇热无比，可谓“热火朝天”，这也让人很难静下心来做正经事儿。

和现在一样，古代的读书人也分两大拨。

一拨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易》云“天垂象，见吉凶”，一碰到这样异常的天象，他们自然议论纷纷，甚至还会给皇帝老子上奏章，说什么“炕阳失众”啦、“炕阳动众”啦，总之，摊上了大事，得想办法避避风头。那么，“事儿”大到什么程度了呢？“众”用今天的俗话讲就是“大家伙儿”。想想“众怒难犯”那句成语，就明白事态确实是很严重，也就能够理解那一班文人学士忧从何来了。

另外一拨人，不那么事儿事儿地瞎操闲心。要是真的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地步，凭你怎么顶，也是顶不住的。自己又不是赵家人，干脆顺天应时，偷着找点儿乐子，避暑消夏。于是我们看到有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吴荣光的《辛丑销夏记》、端方的《壬寅销夏录》，等等，都是暑热中赏玩书画碑帖而写下的题识。

清康熙刻本《江村销夏录》

清乾隆刻本《庚子销夏记》 

吴荣光写《辛丑销夏记》，是在道光二十一年，正值英吉利炮舰东抵夏土，以致中国专制王朝遭遇亘古未有大变局的时候。国势危殆若此，现在很多坐而论道的人士，必定又要大谈特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论调，而吴氏却自言系以“放废余生，无官守，无言责，闭户养疴，长昼无事”而撰著此等闲散书稿，似乎没有一丝一毫“天下”的情怀。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主张源出朱明遗民顾炎武而语成于近人梁启超。现在我们社会大众谈起这两句话，往往会把它和抵御外侮、整治乱世结合起来。在顾炎武的原始话语里，这一层语义，讲的是维护江山社稷，系名之曰“保国”，而亭林先生乃谓之曰：“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就此而言，吴荣光述说自己“无官守，无言责”，就是声明其身处草野，已不在庙堂“肉食者”之列，自然也就没有“保国”的责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此时既非赵家人、也非赵家臣，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所以用不着自作多情。

不过，吴荣光是当过巡抚、总督的人，原本是地地道道的封疆大吏。他说自己是“放废余生”，似乎颇有怨怼的意味。因为最早在《汉书》里提到这个词时，是用在前两年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那个海昏侯刘贺身上，时人以“嚚顽放废之人”呼之（《汉书》卷六三《昌邑王贺传》），因而这个词显然带有不受朝廷待见的意思。吴荣光这样讲，或许是由于他本来没有主动告退的意思，乃是“ 奉旨以年力就衰”而“原品休致”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卷五一），用现在的流行语讲，就是“被离休”了。当年，他已是六十八岁高龄，就是“七上八下”，也该给别人腾个地方了，何况退下来一年多也就去世了（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二九《列传》），道光皇帝让他“离休”，也是合理的安排。看起来当官确实容易让人上瘾，超脱旷达，谈何容易。

不管吴荣光一生仕宦都干过什么经世济民的政事，我倒是从他还乡后的这种闲适状态中找到了共同的感觉。所谓“闭户养疴，长昼无事”，情景正与吴氏差相近似。

本来就是匹夫贱民，国事又禁不得妄议，自不妨在炎炎盛夏中也给自己找点儿乐子。不管是孙承泽、高士奇，还是吴荣光、端方，其实都算得上是达官贵人，书画碑帖之类，自属其寻常清赏雅好，但在今天，已远非像我这样的寒素书生所能问津。虽然当年趁留意者寡而多少买过几本古刻旧本，看起来与书画碑帖颇有相通之处，但徜徉书肆，累年所得，也只能是人弃我取，不可能买下什么像样的东西。

暑中翻弄旧刻本书消遣，需要好玩儿又不费心力，于是，我想到了这部《梦窗甲乙丙丁稿》。

很多朋友一定会觉得我文字太拖沓，写了这么半天才进入主体。其实我一向认为做研究、写文章重要的是过程，有意思的，也是这个过程。内容的丰富性，常常会寄寓在曲折回环的过程之中，不能只是简单地看结果。往大了说，人生的意义就是展现生命的进程而不是品尝生命的结果，因为生命的结果是死亡，对谁来说都不是好事，轻易不会产生品尝的冲动。人与人的不同，就是生命进程的不同；文章与文章的根本差别，则是所表述的内容。常蹦高儿登梯子东张西望的人都知道，成网红的人啥样儿的都有，有的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好几个钟头，时不时地还亮亮胸大肌臀大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招惹得女人羡慕男人嫉妒恨，而实质性内容往往也就那么几句话，可大家还是愿意眼巴巴地竞相围观。为啥？——关键是他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文章好孬不在怎么写，关键是到底有没有值得一看的干货。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我的文章就干货满满，引人入胜，我这么讲，只是在谈拙文的努力方向。文章写不好，自己知道，只是文有别才，非关学也，不是想写好就能写好的，年龄大了，愈加罗嗦，这一点只能请各位读者多多包涵了。

二、半塘老人和强村先生

校刊的《梦窗词》

前面一开头我就说了，迟迟不能动笔给这部书写题记，有一个原因，是我看不懂词，即这部书是一部词集。作者吴文英，是南宋后期著名词人。书名《梦窗甲乙丙丁稿》，不了解古书称谓习惯的人乍看起来显得有些怪异，甲、乙、丙、丁，就是一、二、三、四，好像真有点儿“数马足”的味道。实际这是《梦窗词甲稿》、《梦窗词乙稿》、《梦窗词丙稿》和《梦窗词丁稿》的合称，亦称《梦窗词四稿》或《梦窗四稿》，实际上是《梦窗词稿》的甲、乙、丙、丁四编。本书诸编卷首镌梓的正式名称，是《梦窗甲稿》、《梦窗乙稿》、《梦窗丙稿》和《梦窗丁稿》。

方氏旧藏甲辰本《梦窗甲乙丙丁稿》内封面

吴文英是一代词学名家，可传世《梦窗词》最早的刻本，只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印的《宋名家词》本（初仅得丙、丁二稿授梓，续得甲、乙，乃合成全璧。此本另有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重刻本及民国时期上海博古斋影印本），其后又有清咸丰十一年（辛酉）杜文澜刊刻的《曼陀罗华阁丛书》本。然而这两个刻本的文字都有很多舛譌，有待勘正，即“毛刻失在不校舛谬，致不可胜乙；杜刻失在妄校，每并毛刻之不误者而亦改之”（王鹏运光绪甲辰校刻本《梦窗甲乙丙丁稿》卷首王氏《述例》）。除了版本来源本身的问题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校订词籍有特殊的难处，非谙于其味者不能办，而元代以后词学颓落，以致刻书者往往不得要领。

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清末郑文焯批校明末汲古阁初刻丙、丁二稿本《梦窗词》

清咸丰刻《曼陀罗华阁丛书》本《梦窗词》

逮清朝末年，有四印斋主人半塘先生王鹏运，复振起斯学，并致力于词籍的校勘。在这当中，吴文英的《梦窗词》，因并无宋元古本传世，而当时所能见到的毛、杜二氏刻本，其与《梦窗词》相关的工作，业师黄永年先生《跋四印斋初刻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一文有清楚叙述，乃谓王鹏运暨强村先生朱祖谋，先后数次校刻吴氏此集：

半塘、强村两翁合校《梦窗词四稿》本凡三刻。光绪己亥半塘四印斋初刻。越五载甲辰，四印斋用己亥本重校。越四载戊申，强村无着盦又用己亥本重校刻。然甲辰本椠毕半塘遽谢世，止印样本两册，为况蕙风、缪艺风分得。强村刊戊申本时已不悉有甲辰重刻之事，而己亥、戊申两本向亦难得。……盖强村假得明写一卷本刊入《丛书》后，戊申本遂见弃置。己亥本未收入《四印斋所刻词》中，传世止初印若干册而已。其后况蕙风用所得甲辰样本景印传布，琉璃厂书铺又获甲辰原版刷印，前数年京中尚有新印本。己亥、戊申两版迄未重印，殆灰灭已久矣。（见《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五册）

上述文字相当简练，不悉古籍版本者，读来或许一头雾水。因此，不妨让我来啰嗦一番，适当结合其他资料，重新排比相关内容，稍加说明。

（1）王鹏运、朱祖谋两人校刻的《梦窗甲乙丙丁稿》前后共刊刻有三个版本。

己亥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2）其第一个版本，也就是初刻本，是己亥年亦即光绪二十五年的刻本。这个刻本是由王鹏运与朱祖谋同校，而以王氏斋号“四印斋”的名义付梓。此本可称之为“己亥本”。

这个己亥初刻本仅有初印本若干册，也没有印入王鹏运校刻的词集丛刊《四印斋所刻词》，后来也再也没有重新刷印，所以一向难得。

（3）其第二个版本，是己亥初刻本梓行五年后的甲辰年、亦即光绪三十年的再刻本。这个刻本是由王鹏运勘校并仍以“四印斋”的名义刊刻，是用己亥初刻本重新校刊的。此本可称之为“甲辰本”。

这个甲辰本刊刻于扬州，刚刚刻成，王鹏运就在苏州旅馆去世。王氏离世前仅仅刷印了两部试印的样本，刻书的匠人将这两部样本分别送给了况周颐（号蕙风词隐）和缪荃孙（号艺风老人）。缪荃孙在所得样本的篇末，记述了这两部样本留存于世的具体细节。

甲辰再刻本的初印样本虽然只有两部，但后来有过三种形式的印本，流通范围颇广。

第一种是况周颐藏本的影印本。况氏在民国九年，将其所得初印样本以“惜阴堂”的名义付诸影印。从这个影印本中可以看出，书上钤有“临桂况周颐藏书”印记。

民国九年况周颐惜阴堂影印甲辰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第二种是缪荃孙藏本的影印本。缪藏《梦窗词四稿》试印样本后入近代大藏书家随庵老人徐乃昌手，旋移赠朱祖谋传砚弟子忍寒先生龙榆生，而龙榆生先生后又将其授与得意门生、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王鹏运辑刻《四印斋所刻词》，借用业师所藏此甲辰样本，附印于篇末，今人遂得以便利查阅。不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如此珍稀的古籍的时，竟然对版本的来源及其传承源流没有做任何说明，未免过于强横。

缪荃孙藏甲辰试印样本《梦窗甲乙丙丁稿》篇末缪氏识语

另一种是原版刷印本。民国二十三年琉璃厂书肆来薰阁又获甲辰原版，刷印流通。当代尚有重刷新印本。此本在内封面的后面增刻有“民国廿三年版归北平来薰阁”双行牌记。

民国二十三年琉璃厂来薰阁书肆重刷甲辰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4）其第三个版本，是甲辰再刻本梓行四年之后的戊申年、亦即光绪三十四年的三刻本。这个刻本，是由朱祖谋以其斋号“无着盦”的名义刊刻的，其所依据的底本，和甲辰再刻本一样，也是己亥初刻本。此本可称之为“戊申本”。

朱祖谋校刻此戊申三刻本时没有利用王鹏运甲辰再刻本，是因为如上所述，甲辰本只有两部样本存世，朱氏未有所闻。

戊申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这个戊申三刻本印本数量也很稀少。朱祖谋校刻词籍丛刊《强村丛书》时，弃置戊申本未用，而是从涵芬楼钞录了一个不分卷次的“明万历二十六年太原张廷璋氏藏旧钞本”作为底本（说见《强村丛书》本吴词后附张尔田跋），颜曰《梦窗词集》。是编刻于民国癸丑亦即1913年，所以沿用前例，也可以称之为“癸丑本”。因是之故，戊申本与己亥本一样，再未重刷，结果世间亦不甚多见。对于《梦窗词》来说，这是王鹏运己亥初刻本以来的第四次校刻本，即癸丑四刻本，而对于朱祖谋本人来说，则可以说是他的第三次校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癸丑年刻《强村丛书》本《梦窗词集》

在以明万历钞本替代汲古阁以至曼陀罗华阁系统版本的同时，朱祖谋还把独见于毛、王二氏旧本的词作录为《梦窗词集补》一卷，编在篇后；另外还附以他自己写的《梦窗词小笺》一卷。至于朱氏为什么移徙故辙，另辟新径，则显然是由于新得明万历钞本大大优于旧有的毛氏汲古阁以至杜氏曼陀罗华阁这一系统的版本，在这里就不予赘述了。

需要略加补充的是，朱祖谋对这个《强村丛书》本仍然不够满意，仍然续有校订，拟另行“精刻单行”，同时还想“广征时人专治吴词著述，如新会陈述叔〔洵〕《海绡说词》、永嘉夏瞿禅〔承焘〕《梦窗词后笺》之类，汇为巨帙，以成一家之言”，唯惜“孤怀未竟，遽归道山”。1933年，弟子龙榆生编刻《强村遗书》，收入此单行正集，号称“强村老人四校定本”或“强村老人定本”，仍题《梦窗词集》（相关情况见此本末附龙榆生跋文）。以干支纪年，时值壬申，故此本亦可谓之曰“癸酉本”。若承上所说刊刻次第，即属癸酉五刻本。

癸酉本《梦窗词集》

吴文英《梦窗词》自清末以来的版本纷杂如是，这还讲的只是王鹏运、朱祖谋一派校勘的本子，没敢旁及其他。故周启晋先生嘱咐我为他收藏的《梦窗甲乙丙丁稿》写几句话，首先便是希望我来谈谈对这部书版本的看法。没有办法，只好现学现卖，主要依据业师黄永年先生的研究，学习并梳理《梦窗词》相关版本源流如上。版刻研究虽然有自己的特点，尤其需要上下左右的参照对比，但其实研究所有学术问题，都是这样，都需要在大背景下深入剖析具体内容。非如此，对研究对象就不可能有全面、准确和深刻的认识。

三、方孝岳批《梦窗甲乙丙丁稿》

那么，周启晋先生手中的这部《梦窗甲乙丙丁稿》是上述各个刻本中的哪一个版本呢？这很简单，稍一比对，就可以看出，它是王鹏运校梓的甲辰再刻本。问题是甲辰再刻本除了后来的影印本之外，还有甲辰当年试印样本和民国二十三年重刷本的区别，周先生这部书到底是其中的哪一种呢？启晋先生正是希望我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前面已经讲过，按照缪荃孙的记载，在刊成书版之初，只刷印了两部样本，去向清楚，有案可查，启晋先生的藏本不会是其中任何一本。如果不是这样，根据目前已有的知识，就应该是民国二十三年琉璃厂来薰阁用甲辰书版重刷的本子，甚至当代新印本。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当代刷印的本子。这一点很简单，从纸张的新旧程度上就可以轻易判明。

那么，剩下来的可能，似乎就只能是来薰阁在民国二十三年重刷的印本了。这一点，通过比对，大体也可以判断清楚。譬如，在这个方氏批本的丙稿第八页反面，靠近底部边框的哪一排字，字迹有明显的阙泐，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永年师藏缪荃孙所得试印样本上，则刀锋一如发硎之初，字迹略无缺损。这表明方氏批本绝非初印，似乎只能是民国二十三年琉璃厂来薰阁后刷的本子。 

缪荃孙旧藏甲辰本试印样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

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周启晋先生手中的这个方氏批本，其卷首内封面的背面，看不到“民国廿三年版归北平来薰阁”这一牌记，是一面空页。这一点，也是让周启晋先生颇感困惑的地方。在我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在雕版初竣刷印那两部样本之后和民国二十三年来薰阁批量重刷之前，是不是还另有印本而这部方氏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

雕版印刷的书籍，版本往往就是这么复杂，有时一部书有一部书的特色，而岁月的推移更让一部书有一部书的故事。

现在需要向大家说明所谓“方氏批本”到底是谁人批写的书籍了。

启晋先生这部书，承自其父绍良先生，而周绍良先生是得自舒芜先生的馈赠。就籍贯而言，这两位先生虽然是安徽同乡，但绍良先生生长在京津等地，在家乡没有多少切身的经历；况且周家在至德，舒芜先生家在桐城，一个江南，一个江北，地域上还有很大的间隔。因此，我推测，两人的交谊很可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古典文学编辑期间。

舒芜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虽然主要是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的工作，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作家出身，是搞文学的。干这一行的，大多都像“兰陵笑笑生”一样，不大好意思让人知道所发表的文字是自己写出来的东西，通常都是要假借一个“笔名”的。“舒芜”就是这样的笔名。其人本姓方，名管，这部《梦窗甲乙丙丁稿》上钤盖的“方管”印章，即清楚标记着昔日的主人。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上钤盖的“方管”印章

尽管名声很不好听，但舒芜毕竟是个名人。古籍也是古董，而古董一沾名人的光，就身价倍增，更不用说大名人亲笔批点的古书了。所以，一听这个批本是舒芜的，很多人一定会很兴奋。不过且慢，有这枚“方管”的印记，并不等于这部《梦窗甲乙丙丁稿》就一定是他批的。做学问用不着激动，还要静下心来看看书上到底批了哪些内容。

首先，让我们来看书中在《梦芙蓉·赵昌芙蓉图梅津所藏》这阙词（《梦窗甲稿》）旁的一段批语：

壬申二月三十日，清明，在金陵游龙蟠里图书馆，壁悬太平花照片，黄某题曰：春兰、秋桂、冬梅，皆以香着，夏花多不香，香亦俗，独太平花不然，相传世太平则全树花。宋赵昌有太平花图，见《宣和书画谱》。

看这语气，不会是很多年后追记，应该就是壬申年二月三十日当天或三两天后的纪事。再从历法上看，与此壬申相关的年份，只有两个，一个是公元1932年，另一个是一甲子后的公元1992年，而前一个壬申年的二月三十日正值清明节（公历4月5日），后一个是在清明节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显而易见，这段批语只能书写于1932年。这一年，出生于1922年的舒芜，年龄只有十岁，不管是批语的内容，还是老到的墨迹，都不可能出自他的笔下。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中的壬申年批语

在全书的末尾，批书者钞录了一段《褒碧斋词话》的内容，最后记云：

乙丑三月壬申侵晓录《褒碧斋词话》。

与我们所讨论问题相关的乙丑年也有两个，一个是公元1925年，另一个是公元1985年，而前一个乙丑年，三月初一值丁未日，壬申为是月二十六日，后一个乙丑年的三月初一值己丑日，是月无壬申，故只能题写于1925年。1925年时舒芜刚刚3岁，当然写不出这段文字。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卷末的乙丑年批语

现在，结论就很清楚了：执笔批书的人，绝不会是舒芜，而是另有他人。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这也很容易解答：是舒芜他爹，方孝岳先生。在这部书目次的后面和正文首页，都钤有方孝岳先生的名章，一处是“方孝岳”姓名合为一方，另一处是“方”姓和“孝岳”名分镌为两方印章。所有者一望而知，用不着再做考证。

桐城方氏批本《梦窗甲乙丙丁稿》目次之末和正文首页钤盖的方孝岳印章

（此本正文首页系钞配）

在一般社会公众眼里乃至所谓“文化界”，方孝岳先生的名气远不如其子方管（舒芜），但在文史研究方面，却是子不逮父远甚。

方孝岳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古代文学批评和古汉语音韵两大方面。前一方面的著述，主要撰著于民国时期，以《中国文学批评》为代表；后一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开展于1949年以后，其成果，以《汉语语音史概要》为系统体现。

方孝岳先生的祖父方宗诚，系方东树的族弟，在经学、史学和古文方面都颇有造诣，总的来说，属于桐城方氏另一族系著名学者方苞传授的“桐城派”家学。方孝岳先生早年对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就显然带有这种“家学”的痕迹。文学而批评，讲究的是义理和词章，而这些内容在1949年以后当然很容易惹祸。与此相比，考证古代的音韵，就要安全很多。看其后半生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一次次“运动”的劫难，就能体会这一学术转向的明智。

对词的研究和欣赏，清末民初，在一定层面上曾兴盛一时，前述王鹏运、朱祖谋辈，都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在这一风潮之下，像方孝岳先生这样深受桐城派学风薰染的学人，随之赏析揣摩，是很自然的事情。

王鹏运是开启清末民初研习词学风气的一代宗师，他在光绪三十年校刊的甲辰本《梦窗甲乙丙丁稿》，雅好此道的人自然想要一看究竟，可存世却仅有两册样本。在这种情况下，遇有合适机会，就会有人以原版刷印，以满足需求。我推想，方孝岳先生得到的这部书籍，就是这样刷印的本子。当时刷印的数量可能很少，只是满足个别人的需要，或即方氏直接请求书版所有者为之印制，亦未可知，所以事后尠少有人知悉相关的情况。至于具体的刷印时间，大致应该在民国九年亦即1920年况周颐影印所藏甲辰本之先。盖况氏既已影印，就不必非花费很大力气去个别刷印不可。于是，在民国九年的五年之后，亦即1925年，我们就在这部书上看到了方孝岳先生批录的文字。

方孝岳先生在书中批注的内容，主要属于笺释性地引录相关记载，数量很多，也都很质实，另外还有少量文字勘正，恐怕都是给他自己作参考的。前辈阅读诗文名篇，稍用心者往往都是如此勤于动手。学问的增长，也就在这样读书翻书、查书批书的过程之中。在今天，这些批语虽不会具有太大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但我们却可以从中领略所谓“读书问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四、读书人亡德则天下亡

读书可以求学，读书更能够涵养性情，增重气节。中国古代的读书之“士”，为人处世，之所以会很讲究“节操”，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书卷正气充溢胸襟，使之不得不然。可是，古往今来，也颇有那么一些人，并没有在读书过程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好一点儿的，只是给自己的脸上装点“知识”的迷彩；差一些的，则两眼发青，一味追名逐利而略不顾基本的职业操守，甚至寡廉鲜耻，背仁弃义，为进身求荣而不择一切手段。

众所周知，方孝岳先生的儿子舒芜，在其人生道路上就有那么一段非常非常不光彩的经历，即出卖自己的恩人胡风，牵连一大批人长期遭受深重的磨难；最难能可鄙的是，对自己的卑劣行径，竟能坚持至死而略无悔意。

现在看到这本钤有他印章的《梦窗甲乙丙丁稿》，不仅是他这位曾经的主人，难免让我感到厌恶。更多的不快，是我很自然地由此及彼，联想到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后中国大陆上那一大批与他类似的文人学者。时至今日，此类鼠辈已经在文化界、学术界遍地涌动，泛滥成灾。

在强大的高压政治下，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以身相抗，矢志成仁，因为蛋终究是撞不过石头的，就是鸵鸟那么大的蛋也不行。但不能积极地对反抗，顽强地对抗，并不等于就不能消极地抵御，更不等于非去献媚求荣乃至助纣为虐不可。

现在很多过来人，一谈到当年种种政治运动中祸国殃民的疯狂举止，往往都会说中国的社会就是这么个样子，没办法，不能不跟着做，好像谁都没有一丝一毫责任的样子。在我看来，至少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不能这样说。

现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知识分子都在努力摒弃“精英”观念，努力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低到和每一个修下水道的管子工相同的位置上。在享受社会权利的层面上，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观念和做法，但要是同时也断然抛弃了原有的社会责任，我想就未必合理了。这种责任缘于社会分工使得知识分子有更多时间和更好的条件去读书，去思索，就像在火灾发生时消防队员要冒险扑灭烈焰，海难发生时船员要照顾乘客先行撤离一样，这是一种职业的责任。

在所谓“文革”过后，巴金先生意识到这场政治灾难发生的社会根源需要深入挖掘，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应当承当相应的责任，因而大声疾呼要人们对此做出反思。结果呢，我们都知道，那只是徒劳一场。巴金先生倡导的这种反思，我理解，首先就应该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内省，因为他们对社会有更多的责任，对大众有强烈的影响作用。若是连知识分子都不能坦诚地直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暗影、污渍和疮疤，他们在特定条件下一时做出的种种卑劣行径，就会习惯成自然，一直毫无愧色地继续做下去。苦难的历史，就仍会再现，或者说是仍将长久持续。

于是，我们看到，卑鄙者变得愈加卑鄙，曲学阿上者愈加大行于世，不仅略无羞耻之心，反而洋洋自得。利之所向，使其丧失所有的人性而返归作为一种动物的本性。这倒也还算得上是法天道而任其自然，是牲口的正常行为。

最为怪异的是，还颇有那么一些读书人，不知是精神分裂，还是巧于化身，在讲坛上，论著中，学问不好好地讲，研究不纯纯地做，公然涂抹出一副江湖侠客的扮相，开口下笔，满嘴满篇都是救世济民的大道理，整天闲扯什么士大夫的气节，甚至在无关紧要的世人面前频频做出与当政者不共戴天的表白，可实际行为呢？为了向上爬，为了种种不断叠加的“恩赐”，哪怕说说“领导大人（譬如校长之流）圣明，不过此事是否可以再考虑考虑如何如何”，这也绝对不会讲，半个“不”字都不会有。下贱无耻到了这么一个地步，真是令人无语。

古代士大夫为人处世，是首先从小处实实在在地做起，即所谓先修身齐家，再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像现在很多人那样空唱高调。这是因为国与天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先努力做好自己，尽量先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在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上多坚守一点做人的底线，国与天下自然就会变好；至少不会太过于浑浊，太过于黑暗。这当然会让你失去很多利益，领不到赏赐的狗粮，但死不了人，日子也不会过不下去。

从南宋中后期起，特别是元代以降，朱熹建立的理学体系，成为维护世道人心的不二法典，但天长日久之后，奉行者渐寡而徒借其说以博取功名者日增，于是才有王守仁试图以“致良知”三字来唤醒士子的良心，并呼唤人们要循从自己的良知而身体力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然而，现实却很讽刺，阳明先生换来的只是学风日益空疏化，禅语化，而士风则愈加颓落，并最终葬送了大明的江山社稷。

残酷的现实，让我们不能不追究王阳明的出发点是否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能不追究这样一个终极的问题：即对于大多数文人学士来说，他们是不是真的如王阳明所期望的那样，生来就具有所谓“良知”？抑或换一种不那么令人绝望的说法：在物欲的诱惑的面前，大多数读书人是不是都必然会丧失与生俱来的“良知”？

再这么想下去，就会让人窒息了。现在，还是让我们谈谈“形而下”的事情，再回到前面第一节提及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问题。前面谈到，在顾炎武论述这一命题时讲的第一层语义，是维护江山社稷的所谓“保国”，这是“ 肉食者谋之”的事儿，寻常百姓，无由置喙。下面不避累赘，多移录一些字句，以全面、准确地了解顾炎武的本意：

魏明帝殂少帝〔史称齐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

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演说老庄，王〔弼〕何〔晏〕为开晋之始〔干宝《晋纪》总论曰：“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也？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

看了顾炎武上述论断，自然清楚当今世人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解，与其原意已有很大出入。近人章炳麟尝谓“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并申论其说，提出当以知耻、重厚、耿介三项内容，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下的具体指标，尤其强调“人不可以无耻”这一安身立命的基石（章炳麟《太炎文录》之《别录》卷一《革命道德说》）。换言之，在顾炎武、章炳麟一辈人看来，文人士大夫之知耻抑或无耻，乃是决定天下兴亡的根本要素。因而不管士风如何败坏，自己还是要自励自勉，笃行守节，不要让读过的圣贤书都随消化道排泄走了。

舒芜，和现在那些同他一样的学人中的“伪类”，自然属于我很不屑的无耻之徒，因而除了深深的厌恶，不会对这部书上他的名章有什么兴趣。好在这部书最终进入绍良先生的书房，因其曾陪伴绍良先生而在展读时有了很多好感。老人家为人为学，都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我还清楚记得他在谈论堂兄周一良先生深陷“梁效”泥淖时讲的一句话：“我大哥是有想法的。”常言云“无欲则刚”。绍良先生在社会生活中没有那么多读书人本不该有的“想法”，也就不会卷到那些不该做的“无耻”事儿里去，更不必用“书生上了什么人的当”这些词句为自己开脱，所以，学问做得洒脱，人活得更是洒脱。

来源：公众号辛德勇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