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坚军：燕然山位置与《燕然山铭》之疑
引言
蒙古国两位不知姓名牧民上世纪90年代率先所发现的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境内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今年7月底—8月初经中蒙考察队员实地踏勘，初步判断石刻文字为窦宪北征匈奴时所勒《燕然山铭》，而此前蒙古国方面一直未确认摩崖石刻具体内容。关于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中方考察队员之一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言位于“杭爱山一支脉”，“燕然山乃很大一片山脉”，而其所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之官网则报道为“杭爱山”，故国内媒体与《燕然山铭》相关解说人士几乎均以为此摩崖石刻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脉）或杭爱山支脉。例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以为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燕然山铭》位于杭爱山的摩崖上。另外，秦汉交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2017年9月18日于《光明日报》所刊发《“勒功燕然”的文化史回顾》一文亦言燕然山在杭爱山，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或《燕然山铭》遗迹发现地点位于杭爱山，甚至引申以为杭爱山《燕然山铭》及周边相关历史文化迹象的综合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瀚海”一词的意义，从而变相将Inil Hairhan山与“瀚海”混为一谈。
关于勒铭燕然原因，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朱玉麒教授以为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 年）窦宪北征至燕然山，几乎全歼匈奴北单于主力，为纪念“燕然山一战”这场首要的、决定性的战役，随军出征的班固写下了《燕然山铭》。2017年8月25日上午包头“回顾与展望——2017·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上，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讲述了《燕然山铭》（即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考察与拓片经过，重申了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位于杭爱山支脉，但基本上没有透露多少新的学术价值信息，甚至质疑勒铭燕然山原因，疑惑为什么选择Inil Hairhan山勒铭，而之前其对媒体亦言Inil Hairhan山是否为史上燕然山还不确定。当天下午，中方考察队员之一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之博士生高建国（按：其2014年已博士毕业，现为延安大学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讲师）谈及了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周围植被情况，重申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经纬度为（北纬45°10′403″？因语速较快，未听清楚）、东经104°33′147″，其以为《燕然山铭》之“安侯（河）”与今其家乡发音类似，即今鄂尔浑河，但对窦宪出塞三千里勒铭燕然而归这一记载产生疑问，而以为摩崖石刻所在位置距汉代边塞不到三千里。
有关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铺天盖地报道，多定性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然而，虽然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内容与《后汉书》、《文选》所载燕然山铭内容大致相符，但此仅为初步判断结论，并非最终认定结果。尤其是上述专家学者对燕然山位置、燕然山之战乃至《燕然山铭》内容的解读，多不得要领，甚至有明显错误，以致媒体或国人以讹传讹。在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最终定性之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以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视角，初步探讨一下燕然山位置、《燕然山铭》真伪，窦宪北征匈奴稽落山之战，以及燕然山交通地位。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燕然山并非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
蒙古国两位不知姓名牧民所发现摩崖石刻位于今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InilHairhan山红色岩石上，但中方考察队员之一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朱玉麒教授、王子今教授乃至媒体均将燕然山或Inil Hairhan山视为今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因燕然山位于杭爱山、《燕然山铭》位于Inil Hairhan山之说影响，而某铁血军迷（网名“拼命干革命”）在看到8月14日澎湃新闻《中蒙考察队中方专家齐木德道尔吉：发现〈封燕然山铭〉》报道后次日便撰文《班固的〈封燕然山铭〉没有刻在燕然山的原因》，其发现杭爱山位于Inil Hairhan山西北二百公里！Inil Hairhan山与杭爱山实际上风牛马不相及，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并不在今杭爱山，亦不在所谓的杭爱山支脉，且燕然山未必为今杭爱山。具体理由如下：
1、文献所载燕然山大致方位
关于燕然山位置，有关杭爱山古名燕然山，乃至上文《燕然山铭》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之说，实际上盖皆源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时期“匈奴等部”一图，[①]该图将“燕然山”标注为今“杭爱山脉”，燕然山为杭爱山脉之说不知何据。然而，即使不参考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经纬度，燕然山为杭爱山之说似乎亦经不起仔细推敲。
关于燕然山大致方位，据《汉书·匈奴传》所载贰师将军李广利自五原出塞，北至郅居水后“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可知燕然山位于郅居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时期“匈奴等部”一图将“郅居水”标注为今色楞格河，依据不详）之南速邪乌地区，燕然山当并非一连绵不绝巨大山脉。所谓“燕然山乃很大一片山脉”，仅为主观推测，缺乏文献依据。又据《梁书·芮芮国传》、《南齐书·芮芮虏传》载，建元元年（479年）八月，“芮芮主发三十万骑南侵”，“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去平城七百里，魏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下纵猎而归”，可知燕然山地处柔然可汗庭东南进军漠南之交通孔道，适宜“纵猎”（而周边地势相对平坦），且燕然山貌似距平城三千七百余里（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去平城七百里之地，盖约位于沃野镇附近一带边塞）。
据上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漠北与漠南进军路线，结合《燕然山铭》“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与《宋书·袁淑传》“俾高阙再勒，燕然后铭”，可推知燕然山应地处高阙塞至匈奴单于庭或柔然可汗庭沿途之交通孔道，按理当位于匈奴单于庭之南部（当然，若李广利故意自匈奴单于庭西退杭爱山岭以避敌，或柔然国主自杭爱山营地南下漠南，亦不排除燕然山位于杭爱山脉可能性；但若燕然山位于杭爱山脉，则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燕然山铭》赝品）。高阙塞至回鹘衙帐之路（主要为回鹘西路），汉唐西夏元朝时期畅通不衰。史载唐代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鹈泉，自鹈泉至回鹘衙帐之东、西两路均为一千五百里许，而“西城，汉高阙塞也”，此（旧）西受降城盖即今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乌加河北岸之狼山口古城（其城墙被黄河冲毁后，城内居民盖南迁至南部之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古城乡高油房古城，且今乌拉特中旗奋斗村古城一带新筑新西受降城），而“汉高阙塞”当即狼山口古城北部之石兰计沟，而并非考古学者多以为之今乌拉特后旗达巴图沟。根据唐元时代的回鹘西路交通走向，至少唐宋元人笔下的汉高阙塞应位于今石兰计沟，而达巴图沟之说缺乏文献依据与军事行动记载。
因（旧）西受降城即“汉高阙塞”、匈奴单于庭或柔然可汗庭邻近回鹘衙帐，故高阙塞至匈奴单于庭距离约合一千八百唐里。而今高阙塞石兰计山口距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直线距离仅一千里许，如果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燕然山铭》真品，则上文柔然国主“出燕然山东南三千余里”与《后汉书·窦宪传》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应均非实指，燕然山并不能自鸡鹿塞或高阙塞等塞口三千余里外之地寻之。因为若要自窦宪诸部汉军出塞之某塞口三千里外寻燕然山位置，则摩崖石刻所在Inil Hairhan山日程或距离明显不符，而只能得出InilHairhan山并非燕然山、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并非之结论！
在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最终定性之前，仅凭摩崖石刻铭文与《燕然山铭》内容基本一致，似乎并不能确证燕然山位于Inil Hairhan山，因为《燕然山铭》内容在《后汉书》、《文选》中有明确文献记载，伪造拓片乃至摩崖石刻并非不可能，《燕然山铭》古代一直被文人墨客用以激扬民族情怀、仰慕边塞事功。学者高建国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谈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并非位于塞外三千余里，但未谈及其他有关燕然山位置的文献依据，而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上亦疑惑勒铭Inil Hairhan山之原因。显而易见，目前中方考察人员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二人均尚未拿出今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所在地为燕然山的直接或间接史料依据，要最终锁定或确定燕然山位置，而否定学界长期以来燕然山即杭爱山的观点，二人尚需挖掘有关燕然山方位的史料记载。
2、文献所载杭爱山大致方位
杭爱山元代之前山名暂且不论，杭爱山山名当源自元代“杭海荅班（荅班为蒙古语“岭”之意）”、“杭海岭”、“沆海山”、“杭海”、“亢海”。陈得芝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图说明》（辽金图册、元明图册），已言简意赅考证杭海岭即今蒙古国杭爱山脉。此说可从，杭海岭方位实际上史有明载。史载：
至大二年（1309年），上（武宗）大赉北方军，出内府金帛巨万，择使将指，以公明习典故，知军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惮劳险，有足任者，因命辽阳行省平章与之，偕即军中，与太师月赤察儿定议而给之。公遍历和林北金山（今阿尔泰山）、亢海、八儿思阔（今新疆哈密巴里坤湖）等处，恩食均布，人情胥悦，无异辞，声名溢乎北境。[②]
日本学者大叶升一已经指出引文之“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儿思阔”四者并非并列的，乃以哈剌和林为基点，对其他三地所言方位，其文意当为哈剌和林“北”的金山、亢海、八儿思阔等地，此“和林北”之“北”实际当指“西”，而为方向顺时针90°移位现象。[③]以此类推，“国朝甲申间，因上元奉御刘公召见庄圣皇后，时睿宗（拖雷）驻和林，北有大水曰也可莫澜，有峻岭曰杭海答班，与中土辽邈”，[④]引文中“和林”“北”之“杭海答班”，实际亦位于哈剌和林之西，而为今杭爱山脉。换言之，元代至今，杭海岭或杭爱山一直位于哈剌和林西部。
关于杭海岭与哈剌和林之间距离，亦有迹可寻。窝阔台夏营地行宫“七（十）岭”或“西宫”，位于“清水答兰答八”、“达兰达葩”、“答阑答八思”、“答兰答八思”，其地亦即耶律铸《金莲花甸》所言“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界其中，东汇为龙涡，阴崖千尺，松石骞迭，俯拥龙涡，环绕平野，是仆平时往来渔猎游息之地也”。[⑤]答兰答八（达兰达葩、答阑答八思、答兰答八思），为蒙古语“七十岭”之意；“金河”即1260年四月“阿里不哥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之“按坦河”、[⑥]汪古部爱不花“中统初，总兵讨叛王阿里不哥，败阔不花于按檀火尔欢之地”之“按檀火尔欢”。[⑦]“按坦”或“按檀”为蒙古语“金”之意，“火尔欢”为蒙古语“小河”、“溪水”之意。所谓“清水答兰答八”之“清水”当很可能指金河。进而言之，窝阔台夏营地位于哈剌和林西百余里金莲花甸或答兰答八，而答兰答八乃至以西地区山岭当始被称之杭海岭。因此，可以说元代杭海岭位于哈剌和林西百余里，此与今杭爱山位于今蒙古前杭爱省、后杭爱省、扎布汗省境内，在地域上大致一致。
3、Inil Hairhan山并非杭爱山、杭爱山支脉
媒体最初所公布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经纬度为北纬45°10′403″，东经104°33′147″，此盖为45°10′40.3″,104°33′14.7″之误，其地位于今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上文媒体或诸位学者所言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燕然山铭》位于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而浑然不顾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位于杭爱山东南四百余里之矛盾。在此，要厘清燕然山、杭爱山（支脉）、Inil Hairhan山之间关系，涉及到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即燕然山究竟为今日何山。
学界长期以来以为燕然山即今杭爱山，此说依据不详，而杭爱山位于匈奴单于庭之西部、Ini lHairhan山乃至蒙古国整个中戈壁省位于匈奴单于庭之南部，如果既坚持燕然山位于匈奴单于庭西部之杭爱山旧说，又同时断定匈奴单于庭南部之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燕然山铭》，言外之意岂不是变相以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赝品！如果要证明或令人确信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果真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至少需要两个前提或关键证据：
其一，摩崖石刻所在之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因为如果摩崖石刻所在之山并非史上燕然山，此摩崖石刻焉能称之《燕然山铭》？
其二，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东汉班固随窦宪北征匈奴时所书，而并非此后喜好风雅文人骚客等人士刻意伪造。
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虽然尚未最终定性，目前似乎尚无质疑摩崖石刻为伪造《燕然山铭》者，在此暂承认摩崖石刻所在地即燕然山，那么，这就必然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首先，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燕然山并非杭爱山。
既然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真品，则《燕然山铭》所在之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且学界此前主流观点燕然山即杭爱山之说有误，因为《燕然山铭》显然以勒于燕然山而得名。简而言之，要承认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真品，首先需要考证Ini lHairhan山即燕然山，其次要明确指出燕然山位于杭爱山之说有误。Inil Hairhan山所处位置，与上文所考文献所载燕然山方位大致相符，而杭爱山显然并非位于高阙塞至匈奴单于庭沿途。从文献记载或逻辑上分析，燕然山当并非杭爱山。此外，杭爱山与瀚海亦不可勘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杭爱山、Inil Hairhan山均非广义上的瀚海。当然，需要承认，燕然山史上范围究竟为Inil Hairhan一山，抑或尚包括附近若干山，其具体范围的确定还需要相关证据。
其次，Inil Hairhan山并非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
Inil Hairhan山位于元代哈剌和林偏东南四百余里，而杭海岭或杭爱山位于哈剌和林西部百余里，则Inil Hairhan山与杭爱山显然并非一山。与此同时，Inil Hairhan山今日行政区划上位于蒙古国中戈壁省德力格尔杭爱苏木境内，而杭爱山位于蒙古国前杭爱省、后杭爱省、扎布汗省境内，则Inil Hairhan山与杭爱山岂能勘同，混为一谈。从元代或今日行政区划而言，稍微具备点蒙古国地理常识或方位感，就应该分清杭爱山与东南四百余里Inil Hairhan山风牛马不相及，杭爱山与Inil Hairhan山两者毫无关系。
此外，需要指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或《燕然山铭》位于杭爱山支脉一说，实际亦明显有误。笔者2017年8月25日包头“回顾与展望——2017·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上，已经指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位于哈剌和林南部四百里许，而杭爱山位于哈剌和林西部百余里，谭图所标注“燕然山”位于杭爱山脉之说应当有误；但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当时言杭爱山支脉乃蒙古国人员所言，不过笔者未见相关报道，且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所在之蒙古学研究中心之官方网站亦有《班固为大破匈奴所书摩崖〈燕然山铭〉找到了在蒙古杭爱山》之醒目新闻标题。民国百万分之一中国舆图乃至蒙古交通地图、蒙古国地图、蒙古地形图，杭爱山脉位置皆确定无疑，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位于杭爱山支脉一说盖为凭空发明出来的地理概念，且给人以无力或无法推翻燕然山位于杭爱山旧说，模糊处理或调和Inil Hairhan山距杭爱山甚遥之矛盾之嫌。
在此，需要承认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经纬度的公布对确定燕然山史上位置，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上述专家学者皆忽视了Inil Hairhan山与杭爱山距离甚遥之显著漏洞。综上所述，据文献所载漠南至漠北进军路线所反映燕然山地理方位，今翁金河流域东岸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一带属燕然山，较合情合理，而《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匈奴单于庭西部之杭爱山脉地区不合情理，因为自郅居水向南退兵根本不需要折路迂回西行至杭爱山脉，且自柔然可汗庭经燕然山南下漠南，亦没有必要西行至杭爱山脉。
二、“燕然山一战”史无明载
上文已言燕然山并非很大一片山脉或杭爱山脉，当即Inil Hairhan山，而窦宪北征匈奴时“燕然山一战”实际上亦史无明载。《后汉书》载窦宪出塞后“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或“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追至私渠北鞮海（即私渠海、私渠比鞮海、私渠北鞮海），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而后还师。可见期间并无所谓“燕然山一战”，窦宪北征之役实际主要以稽落山之战为著。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时期“鲜卑等部”一图将“涿邪山”、“浚稽山”、“稽落山”均标注在今戈壁阿尔泰山脉一带，且“涿邪山”位于“稽落山”西北。《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等部（其时汉军兵分四路）出塞后“皆会涿邪山”，然后“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此进军路线若记载准确，则稽落山按理当位于涿邪山之北，谭图所标注“涿邪山”乃至“稽落山”位置皆应当有误。涿邪山常为汉军自居延塞、鸡鹿塞等边塞出塞后会师集结之地，按理显然不可能位于戈壁阿尔泰山最西北部，而应位于最东南部。
关于汉代稽落山位置，唐代漠北稽落水或稽落河之地名似乎与之有关。《资治通鉴》“先是，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西发拔悉密，东发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帐于稽落水上”之“稽落水”，芮传明先生比定为今蒙古国乌湖盖以东、土拉河以西之喀尔喀河。[⑧]但学者李宗俊已考《册府元龟》“是年冬，朔方大总管王晙奏请西征拔悉密，东发奚、契丹两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数道俱入，掩突厥牙帐于稽落河上”之“稽落河”，即《征突厥制》“期乎独活河上”之“独活河（当为独落河或独洛河之误）”。[⑨]若《通鉴》胡注“稽落水盖导源稽落山”之说成立，则汉代稽落山当位于唐代稽落水或独洛河（今土拉河）一带。史上漠北诸政权政治中心多在鄂尔浑河流域和林川地区，《辽史》载“斡鲁朵城，盖古所谓龙庭单于城也”，[⑩]“斡鲁朵城”即“古回鹘城”、“回鹘单于城”、“卜古罕城”，亦即唐代之回鹘牙帐、元代之合剌八剌合孙。若安侯河即鄂尔浑河（《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时期“匈奴等部”一图盖据译音相近将“安侯河”标注为鄂尔浑河）、匈奴单于庭驻于鄂尔浑河流域，窦宪麾下北进至独洛河流域稽落山与北单于决战，在进军路线上是说得通的。元代平定阿里不哥之乱时曾溯翁金河西岸北至按檀火尔欢，平定昔里吉叛乱史曾溯翁金河西岸至晃兀儿（即野马川鈋铁钴胡兰山）与孔古烈（白石典之以为位于Khünkhüree遗迹群，笔者以为盖即亦都山之宣威军异称），且曾溯翁金河西岸北经亦都山至哈剌和林。在此，按檀火尔欢以及以西杭海岭地区战略地位自不待言，海都之乱时，元军亦与之在杭海岭鏖战。若稽落山果真位于独洛河流域，窦宪等部出塞至涿邪山会师后，可能兵分两路，分别沿今翁金河东、西岸北进，因为匈奴之政治要地蹛林（盖位于杭海岭地区）位于古回鹘城或匈奴单于庭之西，窦宪麾下若不分兵沿翁金河西岸北进，北匈奴可自匈奴单于庭直接西移蹛林或杭海岭地区以避汉军兵锋。
关于私渠北鞮海位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时期“鲜卑等部”一图将“私渠北鞮海”标注为今拜德拉格河本查干湖，其位置亦十分令人生疑。私渠北鞮海或私渠海似乎为北匈奴单于为一重要营地，如果《后汉书》所载汉军涿邪山会师后大败北匈奴于稽落山，而后追击北匈奴单于至私渠北鞮海之进军路线准确无误，且期间汉军曾“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私渠北鞮海疑当以安侯河或稽落山为起点向东、西、北方向寻之，其地很可能位于鄂尔浑河流域周边地区（诸如距哈剌和林百余里之鄂尔浑河上游乌盖依诺儿似可备一说，此湖元代为鄂尔浑河流域重要交通枢纽）。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所在地为燕然山，那么就不能以《后汉书》所载汉军追北匈奴单于至私渠北鞮海、遂登燕然山之事，而将私渠北鞮海比定在燕然山附近，且此记载应当有误。既然窦宪北征之役主要过程为稽落山之战，乘胜追击私渠北鞮海，假如稽落山位于稽落水或独洛河一带，窦宪麾下向北深入至匈奴单于庭一带，且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若果真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那么为什么勒铭燕然，而并非稽落山、私渠北鞮海或匈奴单于庭附近某山？此就涉及到窦宪登临燕然山时间，以及燕然勒铭原因。《后汉书》并未载燕然山为汉军大破北匈奴之地，而燕然山公元前90年曾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大军惨败之地，《汉书·匈奴传》载其自郅居水向南“引兵还至速邪乌燕然山”后，“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相杀伤甚众。夜堑汉军前，深数尺，从后急击之，军大乱败，贰师降”。可知燕然山曾为汉匈激烈交战之地，汉军（向南）撤退途中，在燕然山被匈奴骑兵掘堑围困、（自南向北）背后邀击而惨败。因此，燕然山之战确实发生过，不过公元前90年此战汉军惨败。
如果今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果真为东汉公元89年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而摩崖石刻所处位置远离匈奴单于庭，北匈奴单于基本上不可能亲自南下至其地拦阻窦宪诸部北上，因此不得不令人怀疑窦宪班师南撤时始登燕然山，勒铭纪功，且所纪念战功并非所谓“燕然山一战”，而可能为稽落山之战，乃至追击至私渠北鞮海之事。而且选择燕然勒铭，可能含有洗刷李广利兵败燕然山之耻、缅怀其时阵亡汉军士兵之意味。此推测未必准确，但至少李广利兵败燕然山记载，很可能可为确定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是否果真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提供有力佐证。因为既然燕然山曾为汉匈古战场，且此战规模庞大（匈奴骑兵五万，汉军七万？）、战况惨烈（“相杀伤甚众”），那么Inil Hairhan山若为燕然山，其摩崖石刻周边一带按理可发掘出箭头、头盔之类遗物，且不难想象燕然山汉军营垒外围“堑”内布满了突围失利的汉军尸骨。
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大致位于高阙塞至匈奴单于庭沿途，其地理方位大致符合，但要最终确证此摩崖石刻确实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并不能仅仅依靠铭文与文献所载内容大致相符而作为唯一证据，因为既然《燕然山铭》拓片明显存在赝品，焉能保证摩崖石刻不存在赝品。关于辛德勇先生所言南宋时人刘球通过宋金官私贸易渠道，委托对方商人代为找寻，而获取《燕然山铭》拓本或摹本，未免主观推测成分较大。刘球未必看到班固《燕然山铭》真实面目，其所见拓本或摹本不排除为赝品的可能性，因为Inil Hairhan山并不归宋金控制，很难想想当时时人能获取到《燕然山铭》真品之拓本。当然，需要承认，笔者在此亦仅为主观推测。
对于中蒙考察队员（按：考察队长为蒙古国人员）对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的联合考察，王子今教授所言“中国和蒙古国学者合作取得的这一考古收获，也可以看作中国考古学界正在逐步开展的国外合作调查发掘工作的新的学术契机”，并不完全符实。撇开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发现者乃上世纪90年代蒙古国两位牧民不谈，两位中方考察人员齐木德道尔吉、高建国实际上均非考古专家，且二人目前均未列举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的考古学证据。显而易见，凭肉眼是无法直接判断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已历经2000年，且为班固本人所书。为稳妥起见，要最终确证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尚需拿出考古学方面有力证据。如果有朝一日，今杭爱山脉亦发现一处《燕然山铭》摩崖石刻，届时只怕就出人意料了。因此，笔者期待蒙古国专家在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周边地区进行考古挖掘，以搜寻公元前90年李广利大军兵败之古战场，或能提供其他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班固所书《燕然山铭》确凿证据。笔者亦期待国内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军事史等相关领域专家实地踏勘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以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为起点，实地考察其地北至匈奴单于庭，南至居延塞、高阙塞等塞口的交通路线。
三、燕然山并非草原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在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尚未最终定性，且InilHairhan山未被定为燕然山之前，国内已有考古学者开始谈及燕然山在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地位，以为Inil Hairhan山为两汉漠南地区诸塞口北至匈奴单于庭必经之地。在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今年正式见诸报端前，实际上已有国内考古专家曾踏勘或调查过摩崖石刻一带地区，但未识读定性为《燕然山铭》，而失之交臂。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附近未报道有驿站或城镇遗址，其地显然并非交通枢纽、军事重镇。燕然山并未必为草原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亦非漠南地区诸塞口北至匈奴单于庭必经之地，自文献记载仅可推知汉魏时期燕然山地处（某条）进军要道，适宜纵猎。又据文献记载，两汉时期涿邪山交通地位明显高于燕然山。此外，唐代以来至元代时期，燕然山交通地位已不见诸史载，似乎没有史料可证燕然山位于唐代回鹘西路、东路沿途。唐代回鹘西路、东路一般以为乃循翁金河两岸北至回鹘衙帐，如果Inil Hairhan山或燕然山位于唐代大漠南北驿路沿途，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按理应有拓片传世或见诸史载。
如果说唐代回鹘西路、东路大致走向尚模糊不明，但元代大漠南北交通走向已较为明了。元代漠南亦集乃路（居延城、西夏黑水镇燕军司）、兀剌海路（汉代临河县、西夏黑山威福军司）、净州路至漠北哈剌和林之路，大致即汉代居延城至匈奴龙城之龙城道、唐代回鹘西路、元代之木怜驿，此三条路线大致在窝阔台野马川鈋铁钴胡兰山行殿一带汇合。据日本考古学者白石典之调查，鈋铁钴胡兰山行殿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巴彦郭勒县翁金河西岸沙章浩特（E103°34´40"，N45°43´）。今蒙古国中戈壁省Inil Hairhan山（E104°33′14.7″，N45°10′40.3″），位于元代漠南至漠北最重要交通枢纽之鈋铁钴胡兰山行殿偏东南约二百里。如果燕然山果真位于Inil Hairhan山，汉代出高阙塞至匈奴单于庭之路与元代出高阙塞至哈剌和林之路，在翁金河流域线路走向很可能有别，因元代出高阙塞至至哈剌和林之路路经翁金河西岸之鈋铁钴胡兰山行殿或昔宝赤八剌哈孙、宣威军（E102°12´10"，N46°11´30"）。元代哈剌和林南部最重要军事要地为宜都山（宣威军）、鈋铁钴胡兰山，以及白石典之所调查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博格多县巴噶博格多山北麓Khünkhüree遗迹群沙章托罗盖（E102°，N44°58´）一带，此三地均设有军屯，且均位于翁金河西部地区，鈋铁钴胡兰山且为窝阔台至蒙哥时期最主要冬猎地。
进而言之，元代漠北哈剌和林南部最主要交通枢纽、军事要地为宜都山、鈋铁钴胡兰山、今沙章托罗盖，而哈剌和林西部最主要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当为按檀火尔欢或清水答兰答八。笔者已考阿里不哥、昔里吉部叛军均曾自漠北（哈剌和林）南下至后套高阙塞，且昔里吉部叛军曾自嗢昆河（今鄂尔浑河）经翁金河西岸宜都山、崲峹（当即黄兀儿秃，野马川之鈋铁钴胡兰山）南下至“河南地”阔揩一带。不难发现，根据元代漠南与漠北进军路线或军粮运输路线，可以发现Inil Hairhan山并不位于元代漠南与漠北几条交通线沿途。如果要使用草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元代漠南与漠北交通勉强算得上草原丝绸之路，亦可以说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最为繁荣时期，但元代乃至唐代时期，燕然山已非交通枢纽、军事要地。实际上燕然山与草原丝绸之路并没有多大关系，其仅汉魏时期地处漠南与漠北进军路线沿途而已。要论及燕然山交通地位，应先厘清燕然山今日位置，汉魏时期漠南与漠北交通走向，以及其时蒙古高原交通枢纽、军事要地，而且还是尽量不要将燕然山与丝绸之路生拉硬扯在一起为妙。
余论
蒙古国学者或他国学者对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现以来的识读工作不详，而至今未识读定性，颇令人不可思议。目前一些国内媒体或若干学者对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的相关报道或解说，多缺乏高学术含量，不免有错误之处，甚至若干历史地理或进军路线的观点尚达不到铁血军迷研究水准。尤其是既将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初步判断为《燕然山铭》，又同时以为燕然山位于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而不确定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如此明显自相抵牾之漏洞，既误导不明真相读者，有损国内学界声誉，亦不免令人怀疑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赝品。目前中方考察人员既对燕然山是否位于Inil Hairhan山持怀疑态度，未拿出Inil Hairhan山为燕然山的文献证据，没有否定燕然山即杭爱山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亦没有拿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考古学证据，且尚未谈及李广利兵败燕然山、窦宪诸部北征路线、勒铭燕然原因、燕然山史上在漠南漠北之间交通地位与今日Inil Hairhan山周边交通状况等一系列关键问题。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的最终定性，尤其是要否定燕然山即杭爱山旧说，论证Inil Hairhan山为燕然山、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窦宪北征时所勒，尚需拿出关键证据或详细考证过程，不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严格而言，中方考察人员在尚未确定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之前，便初步判定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班固所书《燕然山铭》真品，未免失之武断。因为道理很简单，若Inil Hairhan山（乃至周围某山）并非史上燕然山，则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内容显然并非窦宪北征匈奴时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而可能为其后某个时期所伪造。如果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确实乃伪造之《燕然山铭》，那么，燕然山、《燕然山铭》真品自然当于他处寻之。
媒体或学者既将燕然山比定在今杭爱山脉，又以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真品，但笔者以为至少目前可基本肯定所谓“燕然山”或杭爱山并非史上真正之燕然山，而系“假燕然山”，且《燕然山铭》真伪亦疑点重重。当然，从石刻书法或内容上而言，笔者以为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很可能乃《燕然山铭》真品，但其最终定性前仍需要弄清一系列疑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燕然山距汉魏边塞三千里，窦宪等部至涿邪山后进军稽落山、私渠北鞮海、燕然山之记载是否准确可靠。如果此记载不准确，而以所发现《燕然山铭》所在地为准、Inil Hairhan山即燕然山，则学界长期以来燕然山位于杭爱山脉旧说并不可从；如果此记载准确，则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并非《燕然山铭》真品。《燕然山铭》勒于燕然山，其真迹显然当于史上燕然山寻之，故厘清燕然山与杭爱山、Inil Hairhan山关系至关重要。而欲证明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乃《燕然山铭》真迹，笔者以为至少尚需要确定周边地区前90年燕然山古战场位置，并考古发掘相关遗物作为证据。
对于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辛德勇先生所言“从总体上来说，并没有给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新资料，不宜过分夸大此次发现的学术价值，也不宜做太多非专业的渲染”，非常客观公允。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文字或图片，国人多能识读或判断为《燕然山铭》，但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文字文献学或史料价值显然不如《后汉书》或《文选》所载燕然山铭全文，而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所在之燕然山位置的确定却意义非凡。元代漠北史地、漠北与漠南交通路线，中外学界已取得十分可喜的研究成果，漠北与漠南交通史元代时期亦可谓承上启下之重要阶段。而两汉时期漠北地名迄今多无定论，漠北与漠南交通路线亦模糊不明，相关观点主观猜测成分较大。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的发现，对研究两汉时期漠北史地、漠北与漠南交通路线、汉匈和战关系史具有十分重要意义。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率先发现者——蒙古国两位不知姓名牧民，最大贡献在于有助于今人确定燕然山地理坐标，进而以燕然山为参照点，推定其他汉匈和战有关的漠北地名位置。笔者以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涿邪山、稽落山、私渠北鞮海、燕然山位置盖均有待商榷。今人欲研治燕然山或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者，理应首先感谢此两位蒙古国牧民发现之功。
作为昔日军迷，笔者坦然承认对汉匈战史、两汉时期漠北史地一窍不通，毫无研究基础可言，因而上文一系列主观推论未必准确。若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撰文直接提出真知灼见，而无须对拙文口诛笔伐。笔者撰写此文目的仅旨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抛砖引玉，以期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或燕然山位置入手，早日解决有关燕然山古代所指范围、今日具体位置与《燕然山铭》真伪之疑问，弄清窦宪诸部北征匈奴进军路线、勒铭燕然原因，进而探讨两汉时期漠北与漠南进军路线、汉匈战史，以推动漠北史地研究。此外，对于蒙古国境内所发现金代北征塔塔儿部时所铭九峰山女真大字石刻，元代贾忙古带率军北上平定昔里吉叛军在亦都山所立宣威军碑，明代北征蒙古诸部时所遗留岩壁墨书（位于考瑞克河左岸阿亚沙—肯特地区）、明军百户官印（位于Khünkhüree遗迹群），日本考古学界均有相关研究成果。在此，笔者亦希望日本等国有关考古学者深入研究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与燕然山相关问题。最后，愿燕然山或燕然山铭远离渲染，远离杭爱山，远离草原丝绸之路，多一点纯学术的研究成果问世。
[①]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②]（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7《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③]（日）大叶升一著、宝力格译：《关于见于元朝、伊利汗国文献中方向的顺时针90°移位》，《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2期。
[④]（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51《大元嘉议大夫签书宣徽院事贾氏世德之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⑤]（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5《金莲花甸》，影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第65页。
[⑦]（元）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元文类》卷23，四部丛刊本。
[⑧]芮传明：《毗伽可汗碑“远征”kacin事件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⑨]李宗俊：《开元六年〈征突厥制〉史事考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⑩]《辽史》卷93《萧图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78页。
图一，红色三角为杭爱山，蓝色三角为《封燕然山铭》。
图二，燕然山即杭爱山，《封燕然山铭》即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
以上两图为军迷“拼命干革命”所绘燕然山（杭爱山）与《封燕然山铭》（Inil Hairhan山摩崖石刻）位置示意图，其发现后者位于前者东南200公里，引自https://lt.cjdby.net/thread-2407193-1-1.html。自上述两图清晰可见杭爱山与Inil Hairhan山风牛马不相及，Inil Hairhan山显然并非杭爱山或杭爱山支脉！本文标题之图引自图二截图，其图所标地名位置不代表本人观点，在此仅用以说明此军迷已发现燕然山与《燕然山铭》相距甚遥，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