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红旗：再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的性质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十七号唐墓出土一些与《论语郑氏注》有关的对策残片（共九件），“出土文书拆自男尸纸靴”，整理者王素先生命名为《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经拼接，可视为一对策残卷，共七问七对，内容涉及《子张》“士见危致命”句、《八佾》“哀公问主”句、《乡党》“祭肉不出三日”句、“乡人饮酒”句、“曰山梁雌雉”句；另有两问两对属《乡党》《雍也》。策问以“问”字开头。至于对策，以“对”字开头，内容上，均以“此明”二字开头，以“谨对”二字作结。对策的内容有经义解说、经文、注文、注文解说、篇名出处等。

在详细考察后，曾参与实地发掘的《论语》学专家王素先生认为：“仅从这件经义对策残卷来看，策问条目虽多，却是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对策内容虽有条不紊，却是呆板滞涩，要求的只是死记硬背的功夫，实际考不出对策者的真正学识。”王素将之归纳为“低级类型的经义对策”。其实，对这一写卷的性质，还可深入讨论。而且，因其“墨策”性质的论定，还能对初、盛唐期间明经的核心考试——墨策以及关涉《论语》策问的一些具体情形，有一更清晰的认识和客观评判，这是因为直到今日，对唐代重要的明经科考试的一些具体内容，还知之不多。为此，今不避繁难和拙劣，试论析如下，并向大家请教。

一、 对残卷性质的推定

首先，尽管其有“问”“谨对”等字样，与马端临说的宋代帖经考试在语词上“对”“谨对”等一致，但这一残卷不是帖经的卷子，这一点能确定无疑。这是因为帖经考试与此截然有异，“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所谓“帖三字”，就是遮去三字，要求默写出这三字，类于今日的填空题。当然，这也绝不是进士的对策，就现存的标明“进士策问”的，如权德舆贞元十三年（797）《中书试进士策问二道》看，因对进士要求的提高，绝没有单独策问《论语》的。

假如按王素先生所论，这是“经义对策”的残卷，但这一结论实有几个问题无法解决：

（一）无论是新旧《唐书》的《选举志》、《唐六典》等官方权威记载，还是民间个人的载录，如笔记《唐语林》等，提到的明经策问，都是考时务策三道。而这一残卷，从字体来看，除了残卷（九）之外（即最后的一问一对），笔迹相同，当是一人所为。因此，如是对策，当不可能超过三道，此残卷却至少有六道，远超出三道。当然，也存在抄撮多个对策文的可能，但这一假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六问、六对的内容没有重叠和交叉。

（二）唐代明经、进士的策问，集中见《文苑英华》卷475至476（还有各种制举的对策，暂不涉及）。也正好幸存有三道《论语》的策问，遗憾的是没有对策。不过，这些种类众多、称名不一的对策格式却是统一的，即先是“问”，尾是“想宜究悉，一二显析”，“鄙则未达，子其辨欤”，“探索精微，当有师说”之类询问的话语；然后是“对”，以“谨对”二字结尾，没有“此明”二字。而这二字，显然是表明对“问”意义的回答。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在对的结尾，往往有“《子张篇》也”“《（乡）党篇》也”等说明出处的字眼。这些字眼，在现存所有的各类对策文中，都是见不到的。

（三）在唐人的论述中，没有“经义对策”这一称呼，仅有“墨策”“时务策”“经策”等名称，或径直简称“试策”。因此，与其判定为“经义对策”的残卷，还不如在详细考察明经、进士考试迁变历程的基础上，再审视、研判这一残卷的根本性质。唐代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前后有一个发展、调整的历程：

自是士族所趋响，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永隆二年（681），诏明经帖十得六，进士试文两篇，识文律者，然后试策。……（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制：“明经每经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及第。其进士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

作为深谙当代典章故实且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杜佑，其叙述较为严谨，也比一般笔记精确。又，调露二年以及开元二十五年两次关键改革的诏令，仍见存于《唐大诏令集》卷106《条流明经进士诏》，以及《唐会要》卷75《选部下》“帖经条例”条。今按，杜佑所记，是截自诏令的原话。

又，《封氏闻见记》卷3《贡举》所载，亦可互证：

国初，明经取通两经，先帖文，乃按章疏试墨策十道。……开曜元年（681），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准试时务策，恐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开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贡举属于礼部。侍郎姚奕，颇振纲纪焉。其后明经停墨策，试口义，并时务策三道。进士改帖六经，加《论语》。自是举司多有聱牙、孤绝、倒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

对进士而言，早期“止试策”，至于策里是否包含《论语》，推测之下，可能性不大，因为王谠已明言此际试“时务策五道”，且贞观八年加试“读经、史一部”，不包含《论语》就可能是这一早期考试形式的遗存。永隆二年，已改试“杂文”（即箴、颂、诗、赋等文体）和时务策了。开元二十五年后，据王谠的说法，进士改帖大经（据《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所载，《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加《论语》，也自不可能再策试《论语》了。因此，这一残存写卷只能是明经考试下的产物。

明经考试，最初“止试策”，调露二年后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下，增添了帖经，即帖经和试策两场。开元二十五年后又有了重大转变，增添了“按问大义”的环节，变成了三场试。这也有一佐证，《唐六典》卷21《国子监》载：“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周礼》《左氏》《礼记》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录经文及注意为问。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唐六典》编定于开元十年（722）至二十六年，所以虽及见此后的改革，但一时似未能及时修改，还是沿袭考两场的旧制。至于试策内容，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即改考时务策·赵匡《举选议》亦言“试策自改问时务以来”。但这一题型难度较大，“经业之人，鲜能属缀，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于此取人”，由此沦为一种形式，结果致使“变实为虚，无益于政”，不利于人才的选拔。赵匡的建议是“试策问经义及时务各五节，并以通四以上为第。但令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用空写疏文及务华饰”。“不用空写疏文”，正与《唐六典》说的“录经文及注意为问”对应，说明对策主要是据注、疏来回答。这可能是出于尊崇初唐编撰的进而诏令天下、一统经疏的《五经正义》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要增添“按问大义”的环节呢？这需进一步深入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形。

整体而言，明经的考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最初“止试策”，也即《唐语林》所说的“乃案章疏试墨策十道”。“章疏”，指经书每章下的疏义，其标准就是永徽四年（653）三月修成并颁行天下的《五经正义》。其考查的方式，就如这一出土的对策残片，要遵循一定的格式，或许正因其严格、死板，所以称为“墨策”，即早期仅是考查记诵。但是，这一测试方式，日久产生流弊，因为为便宜计，根本不必深究典章故实，只是死记硬背就行了。所以，永隆二年（时距唐开国已六十三年）就以诏令的形式驳斥投机取巧者：“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此诏令亦见《唐大诏令集》卷106、《全唐文》卷13。显然，这正是针对“案章疏，试墨策”而进行的批评（即针对“明经射策”）。这只是初期的情形，还不甚严重；开元二十五年的诏令，措辞就严重多了：“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为改变这一不明经义、“罕穷旨趣”的弊端，朝廷采取了停墨策，“按问大义”，增加时务策的方式，加强对经义理解的考查。这也吻合《唐会要》卷75的记载。另一个原因就是面对急剧增多的考生，迫切需要增加考试的难度，以减轻礼部选举的压力，帖经中的“聱牙、孤绝、倒拔”等名目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吏部试判也是这样，“后日月寖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与此“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类似，自需提高策问的难度以应对众多的考生。

“按问大义”，即“试口义”，是口问大义，口头回答。但是，问题又来了，空口无凭，没有文字试卷保存下来，事后容易滋生争执。建中二年（781）十月，中书舍人赵赞知贡举，曾上奏言说这一弊端，“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后，喧竞者多”；为避免这种争端，“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既与策有殊，又事堪征证，凭此取舍，庶归至公”，这一建议得到了施行。又，“与策有殊”，也显示了“按问大义”与时务策的内容截然不同，即侧重于经疏意旨的提问。但施行的结果可能不甚理想，因为贞元十三年（797），尚书左丞顾少连权知贡举时仍旧提及了这一问题，“对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寻。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伏请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仍请依经疏对奏”。这个建议得到了允许和颁行。这也有一个佐证，权德舆《答柳福州书》中曾言，“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释通其义，则墙面木偶”，“顷者参伍其问，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有数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尽，有数纸而黜者。虽未尽善，庶稍得之”。其中的两“书”字，以及“数纸”字，都清楚地显示是笔答经义。权德舆，贞元十七年（801）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凡三岁掌贡士，至今号为得人”。因此，据信中“是以半年以来，参考对策”，则当为贞元十八年时事，正在调整之后。而且，权氏所论正是针对“明经问义”这一考试调整的核心。就是说，一再建议下，笔试“大义”得到了贯彻。不过，笔试“大义”改称名“墨义”了（“墨”者，取“默写”之义），如《唐会要》卷75《明经》所载：元和二年（807）十二月，礼部贡举院奏：“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准旧试墨义十余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元和七年（812）十二月，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太和二年（828），礼部贡院又奏请“准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四日敕，以墨义代替口义”。

那么，如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残卷只能是建中二年后“按问大义十条”时的卷子（因前期口问大义，自然无所谓写卷留存）。但是，这一推断明显与当日的政治形势相左。这是因为敦煌在建中二年（781）陷蕃，直到大中二年（848）当地大族张议潮起义，才赶走了吐蕃，中间近七十年是在吐蕃的直接管辖下。从《唐摭言》卷1《会昌五年（845）举格节文》中看，没有沙州的贡举名额，就确证在陷蕃期间，敦煌一地是没有向唐中央贡举的，这也自然谈不上策试了。

那么，是不是开元二十五年调整以后的时务策呢？据《唐六典》卷2《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条，“其明经各试所习业，文、注精熟，辨明义理，然后为通”；至于《论语》，共试策三条，“皆录经文及注意为问。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均侧重对经文及注疏发问。这是开元二十五年之前的墨策要求。今恰好留存有其后的策问，《文苑英华》卷475《策问二十二道》、卷476《策问二十八道》保留了权德舆命制的明经策问。上已言，权德舆，贞元十七年（810）冬，以本官知礼部贡举，“凡三岁掌贡士”。按照此后的制度，明经是“答时务策三道”，但《文苑英华》中保留的是《明经诸经策问七道》《策问明经八道》，都远远多出了三道（即就《左氏传》《礼记》《周易》《尚书》《毛诗》《榖梁》《论语》命题策问，《策问八道》又多出了《周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命题者而言，要命制所有经书的策问，才能满足不同类型明经考生的需求。其卷475《明经诸经策问七道》，强调“明经”“诸经”，就是这个道理。其中一道是《论语》的策问：

问：孔门达者，列在四科，颜子不幸，伯牛恶疾，命之所赋，诚不可同。至若攻冉求以鸣鼓，比宰我于朽木，言语、政事，何补于斯？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杀，固弛张之有异，曷迟速之相悬？为仁由己，无信不立，拜阳货则时其亡也，辞孺悲则歌使闻之。圣人之心，固当有为。鄙则未达，子其辨欤？

显然，策问不局限于某一篇一章，或某一句一词，取材范围较广，明显带有综括、通贯的性质。设问的内容也比较全面，不局于一隅，如这一道就考查了对多个篇章的理解，“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攻冉求以鸣鼓”均出自《先进》，“颜子不幸，伯牛恶疾”出自《雍也》，“比宰我于朽木”出自《公冶长》，“七年可以即戎，百年可以去杀”出自《子路》，“为仁由己，无信不立”出自《颜渊》，“拜阳货则时其亡也，辞孺悲则歌使闻之”出自《阳货》，一共涉及六篇，几占整个《论语》篇章的三分之一。策问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颜回早逝，伯牛有疾，诚可说是天命不同，但对四科中的优秀者冉求、宰我，孔子却表示了失望和斥责，对冉求的“聚敛”“附益”，号召可“鸣鼓而攻之”，喻宰我“朽木不可雕也”，不可造就。那么，其所擅长的言语、政事，为何不能弥补其性格的缺陷呢？第二，七年可以教民作战，百年才能去残止杀，固然张弛有异，功效却为何这般悬殊？第三，孔子主张“为仁由己，无信不立”，却趁阳货不在家时回拜他，托疾不见孺悲，却又故意放歌暗示。圣人言行均有道理，道理又何在呢？

这三个问题，分别从君子的缺陷、战争去杀、仁德诚信的角度，从圣人言行中的矛盾处设问，问得确实机智、巧妙，也足以考察考生的解读和思辨能力。显然，要回答这些策问，达到“辨明义理”的要求，仅用敦煌残卷中主要揭示题旨、意义等类似的话语是肯定不行的。就这一道策问而言，孔子也是一介凡人，也自有其缺点，如对宰我一时“昼寝”，而疾言厉色；故意在阳货不在家时拜访，也隐然有一丝自傲的心理。但这些缺点，在封建时代是绝不允许非议的，或者说，这些言行并不一定都有什么高深道理，这就需考生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找一些理由加以辩解、回护。这自然是较难的事。而且，上已论，“按问大义”与时务策的内容截然不同，也侧证时务策不是考试经文“大义”的。前引赵匡所言的“经业之人，鲜能属缀，以此少能通者”，也显示了这类时务策难度的提升远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这些都证明残卷肯定不是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时务对策。

又，贞元八年（792），韩愈进士及第后，曾撰《赠张童子序》；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职任四门博士，作《送牛堪序》，都述及此际攻读明经的艰苦：“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以明经举者，诵数十万言，又约通大义，征辞引类、旁出入他经者，其为业也勤矣”，都强调了明经要诵读经文及传注，并要约通经文大义，能引其他经书的文字互相证明。这正与开元二十五年改革后的明经考试能相印证。

当然，典型的时务策还是要紧扣时事发问的，如权德舆命制的《贞元十三年（797）中书试进士策问》中的第二道：

问：乃者西裔背盟，劳师备塞。今戎王自毙，边遽以闻，而议者或曰“因其丧而吊之，可以息人”；或曰“乘其虚而伐之，可以辟地”；或曰“夷实无厌，兵者，危事，皆所以疲中国也，不若如故”，是三者必有可采，思而辨之。

“备塞”一事指贞元十三年春，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奏筑方渠、合道、木波及马岭城（在今甘肃庆阳西北，方渠最北，今环县）以防备吐蕃，“未旬而功毕”。“戎王自毙”事指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死，其子足之煎立。邢君牙在陇州筑永信城以备虏。十三年正月，虏使者农桑昔来请修好，朝廷以其无信，不受。开元以来，瓜州即开始告急，据《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开元十年（722），中书令张说曾奏言“吐蕃丑逆，诚负万诛，然又事征讨，实为劳弊。且十数年甘、凉、河、鄯征发不息”。开元十五年（727）九月吐蕃一度攻占沙州，“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仍毁其城而去”。明年秋，吐蕃大将又率众攻瓜州。十七年又战。至德元载（756）后，乘安史之乱，吐蕃又发动劫掠战争，兵锋直指长安，河西、陇右陷入了战争的激流。“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右衽矣”。具体来说，据《元和郡县图志》：吐蕃于广德二年陷凉州，永泰二年（766）陷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陷瓜州，建中二年（781）陷沙州，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这也就是《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诏书所说的“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也即《旧唐书·郭昕传》说的“昕阻隔十五年”。可以说，吐蕃成了大唐西北边境最大的威胁，也一直摩擦、争战不断。策问确实是针对不断恶化的西北防务，以及对吐蕃的侵袭而言，是当下现实的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明经的策问没见有这类直接依据现实命制的试题；或者说，在时人一致高看进士的潜意识中，也赋予了进士能解决现实中重大问题的能力。除此之外，进士策试还多针对重要的语词、思想观念等进行一己的思考和解答，且没有现成的答案。这一点，明经则不免相形见绌。

这样，就只剩下了一种可能，即是开元二十五年调整之前的“墨策”，也即《唐语林》所说的“案章疏，试墨策十道”。上引《通典》所载“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道”，说明所谓的“墨策”，也就是“经策”，并与“时务策”不同；否则，也就不用说“免试经策”，照例直言“试时务策”就行了。同时，这也正佐证先前是测经策十条的，这在数量上亦能吻合六问六对（此可能有残缺）。重要的是，这一推断与整理者所揭示的墓葬出土的其他文书的时间一致，同墓出土的文书，“其中所见纪年，起景龙二年（708），止开元十三年（725）”。据此，残卷就只能是永隆二年（681）至开元二十五年（737）间的试策，即墨策。又，敦煌写卷时间的判定，一般可据避讳字，但遗憾的是，残卷中相关的讳字，仅一处，即残片(二)中“社无教令人，而人事之，故问（后缺）”句，据卜天寿《郑注》写本“哀公问主”至“使人（民）战栗也”一段，其残存注文恰好有“哀【公】失御臣之权，臣（阙一字）见社无教令于人，而人事之，故（阙一字）”一节，此处的“人”为“民”的避讳。但此仅能说明是太宗以后的写本，并不能说明更多。

二 、墨策的体制

唐代“墨策”的具体内容如何，学者一直不得其详，宋以后也一直未有其解。应当说，这一残卷“墨策”性质的认定，正能帮助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种对策的特点。概括而言，有以下特色：

（一）形制上，以“问”字发端；回答时，以“对”字开头，以“此明”二字来引起对经文意义的揭示，最后，点明出处，如“《子张篇》也”，再以“谨对”二字作结。

（二）内容上，对策重在揭示发问的内涵，如对“士见危致命”，解释为“祭思宿（肃）敬之心，丧士见危致命”。解释时，可引用经文的注、疏，也即赵匡反对时说的“不用空写疏文”，如“哀公问主”的对策，就引用了郑玄注“哀【公】失御臣之权，臣见社无教令于人，而人事之，故”。之所以取注、疏，借用曾掌贡举权德舆的话，就是“注疏者，犹可以质验也”，能据此考核、判断对经文掌握的程度，可以勘验，以免被人上下其手，钻了空子。也正是这一特性，凸显了墨策策试的呆板，较少有一己性情的彰显和见解的发挥，更没了汉以来对策纵横驰骋、评议时政的色彩。

墨策既然又可称“经策”，显然侧重于对经文（也包含注疏）的考察，而与时务策截然有异；要不，也就用不上改弦更张了。就这一残卷的内容与上举权德舆命制的《论语》时务策来看，确实称得上是截然有异，这也反过来证实这一残卷只能是开元二十五年之前的策问。

就此点看，开元二十五年的改革诏令，实际上就是对墨策测试经文疏义以“按问大义”的形式继续留存，同时为了增添难度，而采用综贯理解经注的时务策的方式考察。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开元时期，多年的承平，考生急剧增多，“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至省者，常不减千余人”。《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亦载：“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再从另一个侧面看，永隆二年的诏令，“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其所言的“义条”，就当是对《论语》意旨的阐释，因为《论语》本文语意间有时跳跃较大，理解不易，实有必要考察含义的理解。墨策就当是对这一缺陷的突破，增添了对经、注全面理解的考察。

（三）解释时，所依据的是郑玄注。这也吻合《隋书》卷32《经籍志》中“小序”的记载，《论语》的注释，“至隋，何（晏）、郑（玄）并行，郑氏盛于人间”。何晏《论语集注》渐趋式微，郑注得到了学者的推尊。唐朝依旧如此。据伯二七二一号《杂抄》写卷，“论经史何人修撰制注：……《毛诗》《孝经》《论语》（小字双行注：孔子作，郑玄注）”。这一写卷编订的时间，应在神龙三年（707）至开元十年（722）之间。又，《唐会要》卷77《贡举下》“论经义”条载开元七年三月至五月间关于《尚书》《孝经》《周易》《老子》等四书采用何注的一次论争，最后诏令裁决。至于郑玄注《孝经》，当时刘子玄已列十二条证据，力辩其伪，可信从，此不置论。所堪注意的是诏令中透露出的学术倾向，“自顷已来，独宗郑氏，孔氏遗旨，今则无闻”，这虽是针对《孝经》而言，其实也可挪移到《论语》。因为隋朝以来，“郑氏盛于人间”，何晏注渐趋式微。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旁求废简，远及缺文，欲使发挥异说，同归善道，永惟一致之用，以开百行之端”，即发挥各种学说的作用，一起辅助推行德行教化、治理国家。潜意识中，还是反映了郑注“盛于人间”的事实。

附带说明一下，王素认为“诏文末句，主要指《论语》而言”。王素的解读略有偏差，今核诏文的末句：

其何、郑（指郑玄《孝经注》)二家，可令仍旧行用。王(指王弼《周易注》)、孔(指孔安国《尚书注》）所注，传习者希，宜存继绝之典，颇加奖饰。（括号内为笔者所注）

按：“何”当为“河”，指河上公《周易注》。《唐会要》卷77“论经义”条、《玉海》卷42“唐开元详定传注四书”条，均为“河”字。因为此诏令是针对《尚书》《孝经》《周易》《老子》等四书的注疏，非是指《论语》的注疏。　

因此，敦煌写卷以及阿斯塔纳墓出土了众多的《论语》郑注，自是很正常的事。

（四）据原图版审视，其策问的内容恐怕较短，是以核心的内容来提示题意，如“（士见）危致命”“（哀公）问主”“曰山梁（雌）雉”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为了增添测试的难度，考察考生能否准确判明出处并进而解释。也许正因为这般简短，使得时人或后人认为没有存录的必要，而致使其长期湮没。

（五）推测之下，每道对策文的字数恐怕不多，也没有字数的限制。

三 、墨策考试的时代意义

这种策问虽然比帖经要难一些，但实际上还是在考识记的功夫，最多也就是增添了对经文注意的解读；但就是这一点，也可凭借郑玄注加以有效地阐发。这也恐怕是称为“墨策”的真正含义，“墨”者，墨守也，默写也。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这也是唐人每每矜夸自豪、特别在墓志铭中俯拾即是的年少中明经的真实原因。今聊举数例：

（萧灌）年十八，明经高第，补代王功曹。

一览数纸，终身不忘。（崔景）年十七，与亲兄睃一举明经，同年擢第。

（张志和）年十六，游太学，以明经擢第。献策肃宗，深蒙赏重，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

（郭良宰）年十七，崇文生明经及第。侍郎韦陟扬言于朝，称其稽古之力，许其青冥之价。

（萧直）十岁能属文，工书，十三游上庠，十七举明经上第，名冠太学，二十余以书记参朔方军事。

公（权挹）年十四，太学明经上第，因喟然曰：“学不足以究古今之变，而干禄者，非吾志也。”遂养蒙于终南紫阁之下，穷览载籍，号为醇儒。

年龄在十七八，甚且有14岁的，就能明经及第，确实年少。崔景“一览数纸，终身不忘”，似乎也让人见出记忆力强而对考中明经特别的助推力。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30岁考中明经已经是老人了，也足以看出明经及第者确实都比较年少。

其实，就考试程度比帖经更难一点的墨策来看，也没什么稀罕。明经每年录取的人数（约一百人），远比进士（约二三十人）多得多。开元十七年三月，国子祭酒杨玚上言：“监司每年应举者，常有千数，简试取其尤精，上者不过二三百人。……自数年以来，省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韩愈《赠张童子序》亦载整个考中的人数“岁不及二百人”（含明经、进士）。贞元十八年，诏令“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大和九年，又略有调整，“进士元格，不得过二十五人，今请加至四十人；明经元格，不得过一百一十人，今请减十人”。也正是为此，时人并不很高看明经，“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对比中凸显明经的容易，可说是其来有自。不过，话又说回来，能在千人中脱颖而出，也是极为不易的；只是说相对于进士，确实要容易一些。

明经及第，吏部试合格后，多授为县丞、县尉、或州县参军、功曹、主簿之类的地方基层官员（当然也有在中央任职的，但较少）。明经出身者多长期沉没下僚，也为此被一些位高权重的儒士、大夫所讥斥或轻视，典型的一例就是人所熟知的元稹被李贺嘲笑一事。据晚唐康骈《剧谈录》卷下“元相国谒李贺”条载，元和中，以明二经及第的元稹去拜访李贺，遭到了拒绝，李贺令仆人对他说“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一时间，蒙受羞辱的元稹只得“惭愤而退”。此事容或虚构，与史实不甚相合，但却足以看出社会上弥漫的轻视明经的氛围。开成四年（839）正月，唐文宗甚且嘲笑“只会经疏”的明经，“何异鹦鹉能言”？即与鹦鹉学舌没甚两样。最高层如此评价，明经较低的社会地位实在可想而知。其最根本的缘由就是明经考试远较进士为易，在一个极度推崇进士的社会氛围中，自会不断蕴育出这类故事。而从这一墨策范本中也能清晰地看出，与上所举的进士时务策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难度低得多。这正可说其来有自。如从初唐算起，墨策这一考试形式，大约存在了12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