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物志传二三事
一、撰写人物传的特殊困难性
人物传既重要，又难写。难就难在它所写的对象是关系复杂，变化多端的人。如所周知 23 34660 23 8208 0 0 4941 0 0:00:07 0:00:01 0:00:06 4938人是具有纵横交错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写一个人物就会直接间接或多或少牵涉到一些具体人物和一些社会问题。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又说：“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34页）关于撰写人物传的特殊困难，清代人龚炜早已在《巢林笔谈·修志难在人物传》中谈得颇为透辟。他说：“修志之难，难在人物传。黩货，眩势，震名，徇情，有一于此，表章失实，文虽工弗善也。”龚炜的这番话很足以发人深思，今天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也许正是为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在写史修志中就有一个“生不立传”的习惯法。当然，有些人即使是已经不在世了，但他们（她们）也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和影响的。不过这要比起仍在活动着的人来，事情毕竟是要简单得多了。周扬同志在《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一文中，当谈到对作家的研究时，也涉及到了这一点，他说:“研究当代作家……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古代作家还麻烦。当代作家有的还活着，或者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正因为是朋友熟人，研究时难免夹一些感情”。（198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作家孙犁同志也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在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1986年2月20日《光明日报·文学与艺术》）为了尽量减少外界的干扰，保证人物传记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不为生人立传，至今仍为一可行良策，值得史志工作者重视。
二、人物传的基本内容问题
作为人物志中的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除外），究竟需要写上哪些内容呢？综合考察古今中外关于撰写人物传的情况，我们认为应当是这样：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大致要写出其人的字、号、别号、籍贯、生卒时间，家庭情况（包括政治经济人口等）学历、学位（如果没有者自然可省）、主要社会关系、工作经历、相貌性格特点，以及同代人的有价值评论等。
如果一个人的别号或笔名或革命化名相当多的话，自然也没有必要——罗列。但是，特别通行的是需要写上的。古代有类似今天的笔名的学号或别号，反比字和号更为人们所熟知乐道。如明代王阳明这个别号，就比王守仁（本名）或伯安（字）；王船山这个别号，就比王夫之（本名），而农（字）、薑斋（号）更为通行。又如现代作家中，恐怕有人甚至还只知道鲁迅、茅盾，而尚不知道周树人、沈雁冰的昵!象这种情况，不写出笔名、别号怎么行呢？写籍贯时，倘若籍贯有变化的话，一般应先点出原籍，然后再点明何时经何人始迁至现藉。《旧唐书·王维传）》中写王维的籍贯说：“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徒家于蒲，遂为河东人。”《旧唐书·杜甫传》中写杜甫的籍贯说：“本襄阳人，后徒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关于生卒时间，我国古代史书，一般是开头就点明生时，最后方写明卒时。《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古书中也有许多完全没有点明生卒年月，或仅有卒年而无生年者。严格说，这类纪传是不够完整和规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非常认真的。马克思写人物传时，总是一开始就点出传主生卒的年、月、日，然后再在传尾补叙一段卒时和情况。如他在《布律恩》中就这样写道；‘‘这个法兰西元帅是1763年3月13日生于布里夫一拉一盖阿尔德，1815年8月20日死于阿维尼翁……”。到文章末段才又追叙其事说:当布律恩于1815年8月20日到达阿维尼翁的时候，“这个城市已被保皇派恶棍控制，他们进行了15天烧杀，布律恩被认出后遭到枪杀。一群人拖着他的尸体沿街走，并把他抛入尼罗河。”在写家庭情况时，列宁对于马克思的家庭经济政治只用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话说：“家庭是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卡尔.马克思》）而在人口方面却不厌其祥地分别写出了马克思的三个女婿：“三个女儿嫁给英国和法国的三个社会主义者：爱琳娜嫁给艾威林，劳格嫁给拉法格，燕妮嫁给龙格。燕妮的儿子是社会党党员。”列宁之所以如此写法，大概乃是因为这三个女婿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当然这同时也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列宁在写到马克思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时是相当全面的，他既写了进步革命面的，也没有回避落后反动面的。他说：“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结婚……燕妮出身于普鲁士一个最反动的贵族家庭。她的哥哥在一个最反动时期（1850—1855）当过普鲁士内务大臣。”（同上文）请看，列宁在这里是多么忠实全面地秉笔直书啊!列宁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呢？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最讲实事求是，最没有唯成分论的意识。社会是复杂的，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也会有一些人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一些）。人都不是生活在绝对纯一的理想国中。一生中仅仅和清一色的进步和革命的人物发生关系，而和落后甚至反动的人物从没有任何的直接或间接的、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的人，恐怕是极少数的吧？尤其是在旧时代，这种情况就更难想像了!有了一点复杂的乃至阴暗面的家庭或社会关系，固然值不得夸耀渲染，但如果一字不提，这能算是实事求是吗？我们认为，有了落后乃至反动的家庭或社会关系，不仅无损于一个进步者、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反而更足以显示出这些人物的出于污泥而不染，能够和这种家庭或社会关系划清界限、实行决裂的革命品质。所谓学历，主要是写出最后的学习单位和学习科别。列宁写马克思的学历说：“马克思在特尔中学毕业后，先入波恩大学，后来入柏林大学，研究法学，但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出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列宁写恩格斯的学历说：“1838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在中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职称要写最高的一级。职务要写最后的职务。经历则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各有侧重之点。军政人员，应集中写政绩或战绩。学者作家要重点写思想学说、主要著作。列宁所写的马克思的小传一《卡尔·马克思》的副标题就是《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重点至为明显。《马克思的学说》这一部分几乎为“传略”部分的7倍。能工巧匠要着意描述其特殊技巧的深度，有哪些超越前人之处，有多么强烈广泛的社会反响。教师则需突出其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学方法、教学态度以及反映在学生身上的教学效果。司马迁写春秋时代大教育家孔丘，除了有《孔子世家》外，还又特意作了《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的“受业身通者七十七人”。还举出来孔门弟子中的“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四科的代表学生颜渊、冉有、子贡、子游等。这种记述一个伟大的教师、一个有重大成就的教育家的传记，显示出了司马迁的独具慧眼的创造手法。这对于今天的撰写教育人物传仍有启发作用。经历是人物传中的主体部分，从而应占较多的篇幅，实际上也可说是一篇人物传之成败优劣的关键所在。在这一方面需要多下功夫。对于学历和经历，不论是属于正面或反面人物，都不可忽视其发展的过程。要有来龙，有去脉，原原本本，线索分明。因为任何一个进步者、革命者，或落后者、反动者，都既不是先天的，也都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都有其具体的发展过程。就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伟大天才，也都不是一举成名的。列宁指出，当1841年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时，尚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恩格斯也同样曾经是“黑格尔的信徒”。原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这就是：从1838年到1841年，马克思还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从1842年到1845年，他从初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1846年到1848年，建立起了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和制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马克思才成了一个科学共产主义者。反面人物，也各有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拿胡适来说吧，他在‘‘五四”时期也曾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周恩来同志在1922年作的《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就说过：“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五四”前后周恩来同志诗文选》）夏衍同志也说过：‘‘胡适，五四运动前后起了很大作用。说他一贯是坏人，不能那样说，后来坏了。”《夏衍同志谈文化遗产的重要性》，1980年第1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又象周作人，他原也是“五四”时代一名倡导过新文化运动的风头人物。也是后来变糟了的，终至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沦为可耻的汉奸。他和鲁迅是在“五四”以后才在激剧的社会阶级斗争中，兄弟分道扬镳，一个成为人民敬爱的民族伟人，一个成为万众唾弃的民族罪人的。作一篇反面人物的传，如不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一步步变质的过程，是不能全面认识其人的，从而也是不能算是一篇完整的人物传记。总的说来，一个人由好变坏，都不外是个人主义，即名、权、利三者，或其中的某一两项思想恶性膨胀的结果。但是具体的情况却又是千差万别，人各有殊的。这种具体的差别就需要在传记中交代清楚。
为什么还要写出人物的相貌和性格特点呢？这是因为相貌是一个人的外部生理特征。人各不同的相貌特点，在从外部识别人上有一定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因为性格是贯穿在一个人全部言行中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性格既是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经过社会实践形成和变化的，它回转过来又要影响到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和事业成就。因此，作为一完整的人物传，对于相貌和性格，特别是对于性格，是不可不提的。回顾我国古代的史传，对于这一点一向都不曾忽视过。只是时间久了，写的多了，有些就难免公式化，重复化了。这表现为写正面男性人物，不是体躯魁伟，双目有神，凛凛堂堂，一派英武气概，即是眉目清秀，温文尔雅，好个才士风度；写正面女性人物，总是端庄大方、稳静秀丽的淑女仪范。这样一来，就流于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批评的那样：“千人一律，难为写生”（《章氏遗书》卷24《通志检稿》）。这种情况当然需要改变。但如果今天写人物传记时，干脆就以取消了之，那也未必不是矫枉过正，扶得东来西又倒，又何尝恰当。再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们就从不轻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多次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我国的鲁迅等关于人物相貌性格的描述。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的《说明》中就指出来本卷里的传记文章是“对各不同的军事和政治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卓越的历史评述的典范，是善于从个别人物的生平中不仅突出个人特点，而且突出那些反映时代、时代精神和这些活动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质的特征的典范。这些传记表明马克恩和恩格斯——无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奠基人——是描绘历史肖象的巨匠”。这里所说的‘‘历史肖象”，应当也指历史人物的相貌性格。如马克思在《布吕歇尔》中描绘他的性格特点说：“作风朴实，谈吐粗鲁，而在必要的场合，也善于慷慨陈词，在战斗中无比英勇，在需要紧张的时候，他不知疲倦……他既有非凡的勇气，又善于细致地判断地形，危机中能当机立断，在防御中沉着顽强，在进攻时勇猛坚决”。在《库霍尔恩》中描绘荷兰的这位将军和工程师是:‘‘在为人方面，他直爽、正直和勇敢，憎恨阿谀奉承”。尤其是对于18到19世纪的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的帕麦斯顿，马克思更绘声绘影地再三描述其性格，如在一处说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永远保持着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园活……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追；迎合群众的偏见……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已的心肠和园滑的手段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甚至还把路易十八的“肥头大耳”的模样也写了出来。这固然和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却增添了人物的形象性，从而并可由此引起人们对于这个复辟分子的憎恶感，所以马克思就写上了。马克思难道会是毫无意义的浪费笔墨吗？恩格斯也曾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对“正义者同盟”的三个领袖的相貌和牲格都作断了细致的描绘。他形容沙佩尔说：“他身体魁伟，果决刚毅……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绝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他是个纯粹的人”。形容亨利.鲍威尔说：“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伙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他形容约瑟夫.莫尔说，‘‘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在毅力和决心方面无论如何不亚予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慧上则胜过他们”。列宁也谈到过一些人的性格以及此种性格对于其人的工作事业的影响。他说布哈林是一个具有‘‘软蜡”般性格的‘‘非常温和”的人。列宁认为布哈林之所以犯有比托洛茨基所犯的错误总和还大一百倍，就和布哈林的这种“软蜡”般的性格有关。鲁迅也描绘过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的相貌说；“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又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2页）。还说李大钊是“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同上）。我国古代史学家也早已有了很多人物相貌性格的可资借鉴的描述文字。司马迁写‘‘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刘邦的军师张良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史记》卷55《留侯世家》）说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李广竟是‘‘悛梭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运用丰富的语汇，描绘了多种人物的相貌和性格，使他们的个性都显明具体，跃然纸上，从而较好地克服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的模式。此后的史学家，如班固写刘邦说：“隆準而龙颜（龙颜二字有神化味!）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美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汉书》卷1《高祖纪》）范哗写刘秀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凖，日角，性勤于稼穑”（《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陈寿写刘备是“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煦等写魏征是：“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然斯怒，神色不移”（《旧唐书》卷71《魏征传》）。许多古今中外史学家、文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物相貌性格的描绘，每每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使我们从中汲取到方法技巧等方面的营养成分。
我们看到过的某些人物传记，其所以显得大同小异，千篇一律，恐怕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回避或忽视了相貌性格方面的描述。这样一来，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有骨架而无血肉，甚至有点类似不画格子的人物简历表。谚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有力地说明了人物相貌、性格的区别性。如果适当指出这种区别，则张三、李四、王五等那种千人一面的现象也就可以消除了。
还有，同时代人对于传主的评论语句的征引往往也是必要的，有其作用的。古今中外的史书中也不乏这一方面的例子。如冻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首段里。紧接着曹操的籍贯、家世和性格特征的叙述之后，便引用了桥玄对于他的评语：“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这是借用乔玄之口，给于曹操的高度评价。又在《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中通过孙权的哥哥孙策的话肯定了孙权的才干，即孙策临死之前，向孙权交班时对孙权所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三国志》卷46）马克思在《布律恩》中也引了拿破仑流放在圣海岛上评论布律恩的话：“布律恩、马森纳、奥热罗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大无畏的破坏者，……他（指布律恩）有一定的功绩，但是总的说来，与其说是令人生畏的军人，不如说他是genereldetrilune[看台上的将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40—143页）此种和传中人或有密切交往，或曾长期共事，或是父子兄弟的同代人，由于他们对传中人物最了解、最熟悉，因而常常能够提供很有价值的评价性的资料。对此也不可漠然置之。
三、作者对传中人物感情的表达问题
谚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既是政治的动物，又是感情的动物。一个正常人在对人对事中，是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爱、恶、欲诸种表情的。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史志工作者，每么可能没有人的感情，更怎么能够不是热爱光明、进步、真、善、美，憎恶黑暗、落后、假、丑、恶的正直之士呢？但是，如所周知，史志乃是一种科学，它是和文学艺术大不相同的。在科学上最忌讳的是无原则的感情激动或感情用事。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看起来似乎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实质上也是一个革命性与科学性如何统一起来的问题。，那末，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简言之，那就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既要有充沛的无产阶级的感情，但又不能感情用事。邓小平同志早在《日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告诫我们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邓小平文选》第208页）周扬同志也说过：“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时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既要有炽烈的感情，有爱，有恨，敢爱，敢恨，爱所当爱，恨所当恨，不能对任何人物和事件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但是，作为科学，则又必须首先是摒弃一切私人的感情因素，抛开所有的个人成见，冷静考察，认真分析，从而说明某种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它反映了什么问题？又会怎样发展下去？将要产生什么影响？等等。对于人物，同样需要考察分析，弄清其所以会在特定场合出现，并形成某种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会产生什么样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影响？等等。对于所写的人和事，都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人物和事情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就写成什么样子。无论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能有任何的虚构、歪曲、夸大、缩小、溢美和丑化。如系所谓正面人物，要根据事实，该肯定表扬到什么程度就肯定表扬到什么程度；如系所谓反面人物，有多大罪恶就是多大罪恶，应否定刭什么程度就否定到什么程度。在肯定和否定，表扬和谴责上面，也不搞亲亲疏疏，以我划线。即使是对于最丑恶的人物，如果不是根据可靠的材料，作出准确的叙述分析，而徒然只是激昂慷慨地大骂一通，那也是没有什么历史的和科学的价值的。恩格斯说得好：“道义上的愤怒，无论是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愤怒可以出诗人，但不能出科学家，当然只凭激情也不能出优秀的史志家。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序言》中说“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著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599页）恩格斯在该书的第三版《序言》中也说：“有的人出于道义上愤怒大声诅咒它（指政变），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同上第601页）恩格斯认为，只有马克思，他既对路易·波拿巴给予了以应得的蔑视，又作了透彻的洞察和卓越的理解。由于有了这种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分析，就使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既是一部事实可信的人物传记，又是一部理论精彻的科学论著。也就是一部革命性和科学性有机结合的典范。总而言之，今天要作人物传记，既要有主观的革命的感情，又要有客观的科学的叙述。这实质上就是一向通常所说的“寓论于史”。也可以名为寓抒情于叙事之中。这也就是要求作者既可以而且必须表达出来自己的爱憎之情，但又要一定立足于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的阐述。即用客观的内容来体现主观的感情，从而写出恰切的人物传记，同时也是正确的人物评价。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