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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荣昌:一个氧化了的印章 ——兼谈苏区的运输管理

2017-11-04 洪荣昌 古籍

图1   人工拍摄的图片

图2   50对比度扫描的印章

图3    苏区运输主要工具——独轮车、扁担、箩筐


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和谐号”才运行几年,今年又建成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复兴号”系列,不久前网上消息称,我国目前正在研究时速4000公里的高速列车,把我们带进神话般的梦幻世界,中国的交通运输真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我坚信这一天肯定不会太久。


亲爱的读者,在即将实现美丽梦想的的时候,你是否了解80多年前苏区的交通运输状况?革命先辈们是如何为我们今天美好生活梦想为之奋斗的?


就在前不久,一个朋友发给我一个微信拍卖的链接,我打开链接浏览了拍品的全部内容,只有一件东西引起我的兴趣(图1)。那是一张苏区时期运输检查所,开给撑船工人崔厚炳,由长胜到固村的介绍信。这张介绍信7月24日开出,规定10天作废。介绍信落款处的单位除了盖一个王由龄的私章外,上方有一个很模糊的条形印章,在微信上根本看不清楚是什么单位。拍卖的那个晚上,由于这件东西被按排在倒数第二项,直至晚上11点才轮到开拍。已经很晚了,南方1月的寒冷把脚都冻得发麻了,老婆孩子都已经睡觉了,只有我一个人百般无聊地守着手机,等待自己心中认为的奇迹出现。可能正是由于那个条形印章看不清楚的缘故吧,竞争还不算什么激烈,十来个轮回下来便落锤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如释负重的感觉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


其实,自从打开那个拍卖链接之后直到收取这件东西,期间在我脑海里一直挂念着一个不太明白又非常想要搞清楚的问题,那就是盖在这张介绍信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单位。可是这个印章已经被氧化的看不清楚了,人的肉眼根本无法辨认。拿回来之后,我曾经叫我周围几个朋友认真观察,都无法辨认印章的内容。之后,又用手机多方位重新拍摄,发给苏区文物收藏专家和印章雕刻大师们,也都说太模糊无法辨认。


氧化了的印章,是盖在纸上的印章经过长时间空气流动所留下的特殊痕迹。有时间、阳光、空气、水分相互作用的不同,呈现不同的状态。在西北地区,空气干燥,印泥在盖章后,油脂水分迅速挥发,原始状态保存较好,这也是敦煌莫高窟壁画得于保存几千年的原因。南方就不同了,亚热带气候使得空气水分含量较高,油脂水分不能及时挥发,时间一长印文周围会产生一种晕散图案。这种晕散效果是需要时间积淀的,不是现代人工所能为之的。即便是再高明的仿制专家,都对印章晕散效果束手无策。这是目前鉴定苏区文物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像这件苏区文物,正因为有晕散的两个私章和一个条形公章,在不上手情况下我才敢确认为真品,才敢去竞拍购买。


我在长期的收藏生涯中养成一种习惯,喜欢及时整理所收集的新东西,一般是先把皱巴巴的东西整平,有时候还用相同颜色的旧废纸简单补一补,以满足视觉上的需求。然后用扫描仪举行扫描,既保存了图案,又避免在需要研究使用时搬来搬去。最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好,有时候还写上一张有关藏品的说明纸条,一并放入塑料袋。


就在对这张介绍信进行扫描时,我惊奇地发现盖在介绍信左上方条形印章的字迹比原来明显许多了。以前我虽扫描过不少东西,但没有意识对扫描与照片进行比对,一直没有发现这种差异,真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用了那么久扫描仪,还不知道有提高对比度的功能。于是,我再次进行扫描,将对比度调到“50”,扫描保存图案后(图2),大出我的意料之外,这个条形印章上的文字竟能看出来了,是“中华苏维埃运输管理局博生分局长胜检查所”19个字。


这张看似普通的介绍信,由于印文的确认,增加了历史厚重感,也填补了我苏区红色文物收藏的空白。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图片后,许多苏区红色文物收藏的同仁都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运输管理局的相关文物非常少见。


苏区文物的收藏鉴赏过程,是一个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的过程。我曾经对一些收藏爱好者说过,人这一辈子玩点收藏好处很多,是一种修心养性的好方法。收藏既留住了历史,陶冶了情操,又促进了学习,积累了财富。自己喜欢的东西收集到以后,你要去弄懂它,这就逼着你要去看书学习,逼着你去对比研究。学习研究的过程,也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一件苏区红色文物能收集到手是一回事,弄清楚文物的来龙去脉又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后者。一大堆的东西放在家里,不分类不研究,充其量就是个文物保管员。


我问过不少人,对苏区时期的运输管理工作都比较陌生,包括苏区的运输工具、运输物品、组织机构的沿革等等。


我们先来看一看苏区的运输工具。从地理位置看,上个世纪2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区域,都在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山区,没有铁路火车,没有宽大的公路和汽车,更没有机械化的轮船和飞机。运输人员和物资,只有以下几种工具。


陆运工具有扁担与抬杠:扁担多用竹子为原料,少数用木头,加工成中间宽两头窄约一米半左右,能系挂住箩筐等绳子的直木(竹片)条。抬杠长大约3米,由结实硬木所制,主要用于搬运比较笨重的货物,有两个以上的成对人抬运。布袋与络脚:布袋又有人叫叉口,由于布袋的袋口分叉而得名,一个布袋可以装六七十斤粮食。络脚是用麻绳或者树藤编结成底下四方形,旁边连着伸四条可以穿绳子,类似于网状的东西。叉口与络脚都非常轻便,是赣南闽西一带人最常见的运输工具。角箩与箩筐:都是用毛竹编制可装物品的工具。鸡公车(图3):用木头制作的独轮车,一人操作一次可载三四百斤。牛马车:用木头制作的平板车,由牛或者马拉,可装一二吨的货物。独轮车和牛马车是平坦道路的主要运输工具。


史料记载,江西兴国有个叫欧阳崇庭的年轻人,巧妙地把粪桶底做成两层,上层装粪,下层装食盐,把赣州城里买好的食盐,从国民党哨兵眼皮底下一担一担地挑运出来,供给苏区群众和红军。


水上运输工具主要是木船和竹筏。竹筏有的地方叫竹排,是使用削去竹皮后晒干的竹子,用竹篾加上小木条将十二三根削去竹皮晒干后的竹子,平排捆扎而成,长约5米宽约2米左右,可装二三吨货物。苏区使用的木船,由于河道比较浅,大多数是平底木船,一般可以载15至20吨左右的货物。


别小看这些土哩叭叽的运输工具,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在回忆苏区运输情况时曾经这样说:“那个时候,瑞金到兴国道路上,闽西汀州到瑞金道路上,物资运输量相当惊人。那么,运输资源在哪里呢?主要靠人民的力量,靠原始的交通工具,如木船、车子、扁担什么办法都用,一切人工的运输工具都动员起来。江西的牛车、马车、人力车都有,人推人拉的车子很多,但大量的还是扁担。妇女也能挑担。苏区能够存在,全靠群众,不仅靠群众的生产,也靠群众的运输。苏区那么大量的运输,那么困难的条件,交通工具又落后,而运输量又那么大,我们硬是依靠群众的积极性,用最原始的运输工具很好地完成了苏区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运输任务。这是中外交通史上的奇迹”。


苏区的物资运输分为军事运输和经济运输两个部分。


从土地革命战争中觉悟起来的苏区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组织下,出生入死,前仆后继,创造出各种卓有成效的组织形式和运输方法,保证了红军历次大小战斗的战场救护,后勤供应等军事运输的需要。这与国民党军队在“围剿”苏区时抓丁拉夫,强迫运输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所需物资,包括武器弹药、粮食衣物主要靠红军指战员自己背运。井冈山时期,根据地的给养运输除了红军指战员外,还有土地革命以后组织起来的暴动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组织。有时也雇请随军行动的挑夫。红四军、红五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同志都同红军战士一样参加运粮。朱德扁担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从1930年11月开始的五次反“围剿”战斗,军事运输的形式大都是各运输组织把前线的给养物资送到临时兵站,由临时兵站组织挑运队,以扁担、箩筐、布袋、络脚等运输工具把给养送上前线。战斗结束后,临时兵站又组织群众将伤病员和战利品运回苏区后方。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老红军吴兴在回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时说:“我们从永丰的东固一直打到吉水的水南。国民党在水南那里集中了大量物资,一袋一袋的白面粉就堆了好几房子。我们消灭了敌人,把这些东西运回后方,运输方式主要是人力肩挑。对缴来的枪支,我们先取下枪栓,把空抢交俘虏背着,武器、人员全部集中后,所有的枪支再交挑夫挑走”。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时,兴国的李荣本一家人,用6担米(600斤)煮好粥,送到枚子坑岽上打仗的红军。莲塘乡全乡15岁以上男女1000多人参加运送伤病员,送饭送菜。老干部方志纯曾经动情地谈起过当时军事运输的艰险情景:“运输队、担架队那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们在沟沟坎坎的崎岖山路上行进,爬山、下岭、过河,主要靠两只脚跑,加上时间十分紧迫,还有敌机的轰炸扫射,山区里几十里路找不到一个村庄。这样远的路程,这样重的负担,都要靠两只肩膀抬着,有的累得吐血”。


苏区的经济运输主要是苏区与白区之间和苏区内部各地之间的贸易运输。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湘赣边特委就开辟了“井冈山—永新—莲花—萍乡”赣西采运站、“井冈山—永新—吉安—南昌—上海党中央”两条秘密交通运输线,水陆并用为根据地采运物资,传递文件,安置伤病员等。


1930年10月,中央为了加强与各根据地的联系,建立了“长江”、“北方”和“南方”三条交通干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临时中央政府开辟了“于都—江口—赣江”、“江西—福建长汀—十九路军—潮州、漳厦”两条钨砂出口运输线,“会昌—寻乌—安远”、“瑞金—会昌”、“石城—胜利—博生—兴国—万泰—赣县—赣江”三条农副产品出口运输线,“汀江—上杭—峰市—韩江”外来商品进口运输线。到1933年底,苏区全境以水运为主导的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促进了革命战争的开展和苏区的经济建设。


苏维埃政府利用现有的交通运输网络,除了加强了苏区内部之间的互联互通以外,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与国民党统治区物资交易日趋活跃,供销两旺。在“红色经济特区”江口码头,每圩都有来自白区的上百商船,月营业额超百万。“红色小上海”长汀,千商云集,万民潮涌,仅大米一项,日交易量就达六七万斤以上。


苏区运输组织机构的建立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我党十分重视苏区运输组织的建设工作。1928年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最早的军事交通运输机构,在当时的湘赣边苏维埃政府中设有一个边界防务委员会,以王佐为主任,邓永庭为党代表,负责物资采运、后方建设,掌管五大哨口等等。


1930年9月红军攻打吉安时,建立了“伤兵站”,每站内设登记科、治疗科、给养科、输送科。配备站长和政委,每站担架100副。1930年11月12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通告》秘字第一号,将伤兵站改名为兵站。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革军委下设总兵站,负责军事运输工作。老红军杨翰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苏区的军事运输是通过兵站来组织的”,“因为只有兵站才知道部队的分布,那个师在哪里,另一个师又在哪里。前后方的交通运输联系要靠兵站,离了兵站就不行。那么兵站又靠谁呢? 兵站要靠政府,靠群众。凡是打仗的地方,搞交通运输都设有兵站,设在哪个县,哪个地方,兵站也就归那个县,那个地方的政府领导”。创造了红军部队与地方政府双重管理的领导体制模式。


为加强苏区的运输工作,建立了许多群众组织。1930年10月福建省长汀县成立了苦力工会,同年11月闽西篷船工会在上杭县的回龙成立。这是在红色政权建立以后成立较早的两个运输行业群众组织。此后,各种运输工人工会在苏区蓬勃发展。1933年9月,全国苦力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苦力运输工会的领导机构。全国苦力运输工会的成立,使苏区的运输行业群众组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形成了独特的体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加强苏区的交通运输工作,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了交通管理局,吴德峰、张善初先后任交通管理局局长。省、县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交通管理科,统一管理苏区的运输工作。区一级苏维埃政府由于没有内务部,交通运输工作归军事部管理。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苏区群众进行了扩大交通运输的伟大实践,他们采用极其简陋的交通工具开展了交通运输工作,为苏区的经济发展、支援革命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的第十号训令,将交通运输管理局职能一分为二。其邮电、路政交通行政管理仍归内务部管理,运输管理职能由国民经济部下设运输管理局负责。中央运输管理局设在瑞金,在适当地点设立分局,如福建分局、汀州分局、博生分局等(目前还未找到所有分局设立的完整资料)。分局下设有关处、所。10月11日,中央国民经济部制订了《运输管理局暂行简章》,规定该部运输管理局的职责是:“保证革命战争时期国家运输的需要,管理国家的货物运输。”其具体任务可概括为:对国家或私人船只及指定地方的某些陆上运输工具进行登记,发给登记证,分配运输任务,并为粮食调剂局、贸易局和合作社的货物介绍船只。在陆地运输上,运输局按运输的重要程度在适当的地点设立运输支站,按其路途长短,划分段数,每段设立分站管理。为精确计划运输和船只调查分配,在局长之下,设立运输管理委员会,由当地国民经济部、苦力运输工会、粮食调剂局、贸易局、合作社省县总社等代表参加。从这份“简章”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运输管理,不仅对运输工具进行管理,而且对运输经济实行统制,在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这是战争时期一种强有力的管理手段,为战争时期的运输管理创造新了方法,取得了经验。


为纪念赵博生烈士,中华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1月设立博生县,下辖宁都县属城关、梅江、安福、固厚、青圹、湛田、会同、竹窄、流南、湖背、江口等区,隶属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7月再析为博生、洛口、长胜三县,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自行取消。从印章上“博生分局长胜检查所”的文字内容可以确认,长胜县虽然于1933年7月设立,但运输工作隶属于博生分局管辖,长胜只设立检查所。这张介绍信发出的时间是1934年7月24日。


说到这里,笔者有一句不吐不快的题外话想与读者分享。这么一张如此罕见,具有红色历史底蕴的苏区文物,在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公开拍卖情况下,仅仅于480元人民币落锤,只有评级为66分号码为8个6的1999年版10元人民币39800元的百分之一多一点,真替苏区红色文物的价值鸣冤!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福建省武平县人,大学文化。曾经种过田,当过兵,教过书。从政之后至正县处级国家公务员退休。退休后任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票证部部长,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全国38卷大型文献资料《毛泽东像章选集》副总主编,《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福建省武平县慈善总会终身荣誉会长,慈善家。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对中央苏区票证和钱币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均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经销)等专题著作。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福建电视台、《人民日报》、《闽西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华儿女》新闻网、红色收藏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是中国首届红色收藏先进个人;中国首批红色收藏艺术品鉴定师、评估师;中国红色收藏领军人物。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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