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鹏 陈永生：浅析祆教在华消亡的原因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祆教、景教等一批外来宗教相继消亡，原因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宗教离不开政治，仅因武宗一纸诏书，祆教即灭绝是解释不通的。祆教在中国西北，乃至内地的逐渐消亡，根本原因是其宗教特殊性造成的。祆教在华传播中不重视培养汉人骨干力量，未能适应当时代的中国国情，不能完成传播的本土化导致了其最终消亡。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琐罗来亚斯教传入新疆，由新疆向内地传播，成为传入新疆地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开外来宗教入华之先河。我国古代史籍把祆教称为“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等，对祆教信众崇拜的神“阿胡拉・马兹达”称为“火神”、“祆神”、“胡神”等。拜火教和火祆教的称呼则是因为该教崇拜火神及特殊的拜火仪式。祆教在新疆早期传播情况不详，祆教在新疆及中国内地流行了一千多年，10世纪后逐渐在新疆和内地消失。祆教消亡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除因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广泛传播取代了各地祆教之外，祆教本身传播不力成为其消亡的根本原因。 

祆教的消亡是宗教演变的一个过程，没有具体的时间，一如它传入时一样，但一般认为唐武宗灭佛是其消亡的标志，宋之后就基本消亡了。这类提法主要是源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传播方式及其教义、教规等多个角度结合文献对其消亡的原因谈几点认识。 

1、宗教离不开政治，若说因武宗一纸诏书祆教即灭绝了，这是解释不通的，政治原因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根本的。 

在会昌五年（845年）八月，唐武宗李炎因经济原因而下令灭教，颁布了《毁佛寺制》“僧侣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与土木之工，夺人力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其天下所持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蓝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在灭佛同时，景教祆教等一并被取缔，《悔佛寺制》：“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龚方震、晏可佳二位学者认为1 “还俗的三千余人”当指祆教、景教的祭司们，一般的教徒不存在还俗的问题，“大秦穆护祆”是包括祆教、景教祭司在内的，故称三千人。我认为此论是比较可取的，此项政策对后世祆教消亡不是毁灭性的，原因有二。 

一是在一年半后的大中元年（847）闰三月，唐宣宗正式为佛教“平反”，“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虽未提及祆教等外来宗教，佛教能得到平反，即便宣宗不会像以前那样对各宗教优礼有加，各宗教所处的环境也必然会有所好转。 

二是安史之乱造成的后果是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上升。这也为唐末祆祝、祭司们可由地方官任命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爆发期间，唐玄宗批准了节度使对地方官的任命权，“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资治通鉴》卷218）。地方权力日加膨胀，唐末五代，原属萨宝制下的祆祝改由地方官补给官牒，就可以理解了。地方官对其进行受牒，以保证其身份合法化，也表明祆祝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为胡人信奉的祆教而设。 

2、祆教在唐宋以后逐步消亡的根本原因则是其未能完成本土化传播。 

首先，祆教本身的特殊性是造成其本土化不成功的根本因素，未能实现祆教本土化传播不是由于走上层路线、和模仿其他宗教传播失败，而是由于在传播过程中没有重视培养汉人中的骨干力量。 

第一，祆祠被奉为禁地，外人不许进入，使人很难了解祆教。 

中国的古代文献对祆祠多有描述，通过这些记载可知，在华祆祠主要分布在唐代长安、洛阳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且祆祠不止一处，以及中国北方，沿丝绸之路的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胡人大量聚居之地。祆祠作为祆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和主要传播源地，被视为禁地，不许外人进入，人们无法了解祆教。 

第二，祆教的教规极严，礼仪繁复。 

祆教有着极其严格的教规，教徒若触犯教规，便要受“烧铁烙舌”的酷刑惩罚。 

祆教在长期的传教过程中，根据教义的需要，结合古代波斯的传统习俗，形成了较为复杂而独特的制度。因其礼仪的繁杂，常被称为“仪式宗教”。 如欲加入祆教，则更须经过极复杂严格的洁净规定，一般人难以接受。 

第三，祆教不译经，不传教，祭司们没有传播教义的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祆教的传播发展。正如林悟殊先生指出：“中亚胡人所信奉的火祆教，无论是在北朝，抑或是在唐代，都没有以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的形式来向中国人推介。其作为一个完整或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实际只局限于胡人移民中流行。该教不像其他两个夷教，即摩尼教和景教那样，力图把其整个宗教体系向汉族传播。”1林教授的研究还认为，在国际考古学界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古代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经》有波斯文以外的译本，只有上古伊朗语的《阿维斯陀经》写本和中古伊朗语的帕拉维写本。2 

其次，祆教在传播方式和寺院管理等方面，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尝试过本土化，积极适应在华各朝代的俱情况，终因方式欠妥，未能实现本土化。祆教由新疆向内地的传播过程中曾有与佛教相杂糅的现象，这对其传播很不利。《魏书・ 高昌传》云高昌地区“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大蕃国庚辰五年廿三日沙州”所书《太史杂占历》中即有“将佛似祆”的记载。长安城同一坊内祆祠往往与众多佛寺林立，布政坊的祆祠就是同坊内之佛寺如善果寺、镇国大般若寺、法海寺、济法寺、明觉寺等并列存在，似亦可说明这一点。在唐代韦述的《两京新记》卷3中有关于长安布政坊胡祆祠的记载：“武德四年(621)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这种传播方式把佛教的摩醯首罗误认为祆神来崇拜，说明了佛教对祆教的影响。 

祆教在寺院管理中模仿和依附其他宗教寺院，致使其寺院经济没落。唐时，祆祠在高昌，曾与佛寺、道观一样，有寺院经济。高昌后期，由于经济上受限制，祆教已经衰落，经济上依附于佛教寺院。3 

正是祆教在传播、经营方式上的不足和本身固有的特征，限制了祆教在华传播发展，从根本上导致了其在唐宋以后逐步消亡。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祆教考古新发现、新进展，正使它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有这样一些认识： 

在政治上，祆教并未得到各地统治上层的支持，经济上没有如佛教、伊斯兰教那样的寺院经济作为支撑，所以主要流行于农村，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融合，这种传播未能很好做到本土化，也只能是逐渐萎缩，自生自灭，成为民间宗教信仰和习俗的一部分，所以，从宋代以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祆教虽然失传，但因其在民间流传时间较久，并且与各地古代居民崇奉的自然崇拜有许多相同之处，经过长期相互融合吸收，形成某些固有的信仰习俗，不少带有祆教色彩的民间习俗被一直保留着。

参考文献： 

　　1 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辩证》，328页 

　　2 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23――50页 

　　3 李进新：《新疆宗教演变史》，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