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
在政府大力提倡下，加之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大力发展，北宋的刻书、藏书业非常兴盛。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方刻书盛极一时，私人刻书也异军突起，发展迅速。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宋真宗幸临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 短短四十余年，书版由四千增至十余万，官方雕版业发展速度之快可以想像。私人刻书业发展速度也毫不示弱，苏轼曾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
关于北宋公私所刻书籍，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及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版刻印刷》等书已做详细考证和罗列，此不赘述。北宋版刻印刷业大兴，必然推动版刻书法的迅猛进步。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传至今日的北宋刻本，已是凤毛麟角，仅有少数佛经和10余种书籍。本文结合藏于海内外的北宋刻书及有关文献，对北宋的板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进行初步探讨与论述。
一、北宋版刻楷书
国内外现存北宋刻本，佛典以外，公私所刻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李善注文选》（图1）。匡高24.4厘米，宽37.6厘米。版心上题“李善注文选”，下记页数。无鱼尾，以横线阑断之。半页10行，行大字16至19字不等，注文双行，行22至26不等。白口，四周单边。“通”字缺末笔，疑为北宋天圣明道间（1023年-1033年）刊。原藏明清内阁大库，上世纪初流落民间，周叔弢、刘启瑞、傅增湘各收有若干残卷。周氏所收20卷，解放后移赠国家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卷五及数卷零页，钤印“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
图2 《范文正公文集》
2.《范文正公文集》（图2）。匡高23.3厘米，宽15.3厘米。半页9行，行18字。序、卷一、卷二、卷六、卷十一、卷二十等部分为清人魏碑抄补。现藏国家图书馆。
3 . 《通典》（图3）。匡高24.2厘米，宽16厘米。左右双边，半页15行。行26至29字不等。钤印“经筵”“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011年）”等。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存180卷，44册。
4.《中说注》。左右双边，半页14行，行25至27字。钤印“经筵”“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011年）”。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共10卷，2册。现存全。
5.《重广会史》（图4）。左右双边，半页15行，行16至26字不等。钤印“经筵”“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011年）”。现藏日本前田氏尊经阁文库。共100卷，20册。现存全。
图5 《姓解》
6 . 《姓解》（图5）。左右双边，半页15行，行17字。钤印“经筵”“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011年）”等。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共3卷，3册。现存全。
7.《新雕入篆说文正字》（图6）。左右双边，半页11行，行小字24字。钤印“经筵”“高丽国十四叶辛巳岁藏书、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011年）”。现藏日本御茶水图书馆。共1卷，1册。现存全。
8.《广韵》。左右双边，半页13行。现藏日本京都真福寺。存上声，1册。
9.《礼部韵略》。左右双边，半页11行。现藏日本京都真福寺。存平、上、入声，3册。
10.《新雕中字双金》。四周双边，半页11行。现藏日本京都真福寺。存1册。
11．《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左右双边，半页14行。现藏日本京都真福寺。存1册。
图7 《齐民要术》
12.《齐民要术》（图7）。左右双边，半页8行，行17字。“通”字缺末笔，疑为北宋天圣明道间（1023年-1033年）刊。日本高山寺旧藏，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13.《唐玄宗御注孝经》（图8）。左右双边，半页15行，行23至25字不等。“通”字缺末笔，疑为北宋天圣明道间（1023年-1033年）刊。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14.《切韵》（图9）等韵书残纸。四周双边，半页18行。1902年，德人勒柯克（le Coq）自新疆吐鲁番掠去，现藏柏林普鲁士学士院。
15.《史记》（图10）130卷（卷一至四、八至一百三十配南宋初建阳刻本）。匡高18.5厘米，宽12.6厘米。半页14行，行27至29字，小字双行，行32至36字，白口，左右双边。钤印“子晋氏”“汪士钟印”“四经四史之斋”等印。北京大学藏。线条清晰，应是新硎之物。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图12 《汉书》
16.《汉书》（图11、12）100卷（卷二十九配宋嘉定蔡琪刻本、卷三十配宋庆元元年刘元起刻本）。匡高22厘米，宽15.5厘米。半页10行，行19字。小字双行，行26至27字。白口，左右双边。钤有“季振宜印”“徐健蓭”“汪士钟印”“铁琴铜剑楼”“绶珊经眼”等印。有倪瓒、黄丕烈、顾广圻等跋。现藏国家图书馆。
图13 《后汉书》
17.《后汉书》（图13）90卷。匡高21.6厘米，宽14厘米。半页10行，行19字。小字双行，行25字。白口，左右双边。钤有“汪士钟曾读”等印。现藏国家图书馆。
18.《白氏六帖》《事类帖》30卷。存于日本的北宋版刻书法作品风格，据尾崎康先生总结，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介于欧阳询、柳公权之间的风格，《新雕入篆说文正字》《姓解》《通典》《中说注》《唐玄宗御注孝经》等版刻书法风格大致如此。二是字体粗犷，刀法粗杂，是典型的坊刻本，与官刻本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以《绍圣新添周易神煞历》和《重广会史》为代表。
限于资料，笔者并未见到上述全部北宋刻本书影。就笔者所见部分书影，结合有关文献，认为北宋时期版刻楷书主要取法唐楷，或法乳欧体和颜体，或兼取欧、颜之体，或兼取欧、柳之体。
其一，北宋监本继承了五代旧监本的传统。五代石晋时版印监本《十二经》乃根据唐《开成石经》而来，《开成石经》尚存于西安碑林，大都以欧体为主要基调，因此五代监本《十二经》大概也是欧体。另据前文所述，五代监本版刻书法主要以李鹗等为代表的欧体为主。又据宿白先生考证，现存北宋书籍大都是北宋汴梁地区刻本。而现存《通典》《唐玄宗御注孝经》《姓解》等北宋刊本等都属于地道的欧体。这些材料充分证明，北宋监本版刻书法以欧体为主，或以欧体为基，兼采柳体某些特征的欧、柳字体。
其二，宋初正楷行欧、柳书，仁宗以后行颜书。又《天禄琳琅书目》记《六臣注文选》条云：“是书不载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颜平原法。按：明董其昌跋颜真卿书《送刘太冲序》后，有‘宋四家书派，皆宗鲁公’之语。则知北宋人学书，竞习颜体，故摹刻者亦以此相尚，其镌手于整齐之中寓流动之致，洵不负佳书。”北宋习书，以颜字为尚。因而北宋版刻楷书不免受其影响，多有颜楷者。传世佛典如《万寿藏》《毗卢藏》等皆有颜体书写的部分，只是佛典以外的书籍因为传世较少，罕见纯粹的颜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抱朴子》（辽宁省图书馆藏）（图14），字体宽博，有颜鲁公风采。卷二十后有题记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考《东京梦华录》相国寺东大门皆是幞头、腰带、书籍铺。荣六郎书铺，当即开设于此。靖康之变，荣氏随众迁杭，旧铺新张，遂重刻此书。瞿藏《刘涓子鬼遗方》及金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国图藏）版式、字体与此书类似，都取法颜平原，疑亦出于北宋汴梁旧本。这几部南宋覆刻北宋的书籍，基本可以反映出北宋汴梁坊刻书籍取法颜体的事实。
其三，版刻书手在取法唐楷的过程中，往往并不是坚守一家，而是兼采两家乃至三家之长，形成一种面目全新、端庄谨严的楷书字体。所以在北宋的版刻书法作品中，纯粹的欧体、颜体或柳体是很难见到的。而是以兼具欧、颜特征或兼具欧、柳特征的字体出现最多。下文将叙述北宋国子监刻书著名书手赵安仁字体即在欧、柳之间。又《书林清话》载明王世贞跋松雪斋故物北宋刻《两汉书》云：“班、范二《汉书》，桑皮纸，白洁如玉，四傍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纯，奚潘流瀋。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但就笔者所见，《两汉书》应是将颜体和欧体做了极其融洽的结合，笔画厚重，结体开张，既具有颜字的宽博，又具有欧字的某些用笔特征。所以确切讲，应是有欧、颜笔法，与柳体关系不大。《重广会史》《史记》《范文正公文集》等书，皆是此种类型。
从刀法特征来看，北宋时期的版刻楷书，无论何种风格，刻工都严格按照字体原有笔画特点加以镌刻，很少自我发挥。因此相对于南宋刻工为求刊刻效率而对字形进行篡改的刀法特征，以及时代久远等因素，北宋这种忠于唐楷楷书风貌的字体风格显得古朴厚拙、敦厚可爱。
二、北宋版刻书手
继五代之余绪，北宋时期雕版印刷的作用愈加得到官方的重视。同时，北宋官方刻书对书手的书法水平要求也更加苛刻。宋刊本《南齐书》后有牒文曰：“崇文院：嘉祐六年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宜令三馆秘阁，见编校书籍官员，精加校勘，同典管勾使臣，选择楷书，如法书写板样，依唐书例，逐旋封送杭州开板。治平二年六月日。”楷书写样应如同“法书”，并非一般书手所能胜任的。
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北宋官方刻书，有着极其严格的校勘程序。比如端拱元年（988年）国子监始刻的《五经正义》，据《玉海》卷四三记载，该书以司业孔维为中心的第一次校勘，五经每种各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后又经多名博学强记之官员如毕道升、李觉等详校、再校，至咸平二年（999年）最终“《五经正义》始毕”，整整用了12年时间。
北宋政府刻书校勘如此严格，不难想象对书手的要求也会极其苛刻。北宋原刻《五经正义》虽然没有传世，但南宋前期覆刻本除《春秋正义》外，均得以保存至今。现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的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绍兴府刻本《毛诗正义》，即是上述监本的覆刻本。该书卷末不仅镌刻了绍兴九年绍兴府雕造官衔名，还覆刻了淳化三年校勘官员衔名，孔维、毕道升、李觉等皆在其中，与《玉海》所记完全相符，验证了《玉海》记载的真实性。《毛诗正义》校勘官衔名前面，列有4位书手的衔名：
广文馆进士臣韦宿书
乡贡进士臣陈元吉书
承奉郎守大理评事臣张致用书
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赵安仁书
将书手官员列于校勘官员衔名前，可见书手位置之重。4位书手中的赵安仁，字乐道，河南洛阳人。《宋史》卷二百八十七记：
安仁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十三通经传大旨，早以文艺称。赵普、沈伦、李昉、石熙载咸推奖之。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虽至显宠，简俭若平素。时阅典籍，手自雠校。三馆旧阙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记之。喜诲诱后进，成其声名，当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温瑜，后为国子博士。
又《玉海》卷四十三载：“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以赵安仁有苍雅之学，奏留书之，逾年而毕。”进士出身的赵安仁，好藏书，善楷隶，有苍雅之学，《五经正义》书写最多。《毛诗正义》为其与张致用、韦宿及陈元吉合作而成，《左传》则其一人独立完成。在当时社会尤其是国子监刻书大盛的背景下，长于版刻书法的赵氏一定书写过多部底稿。只是限于资料，我们无从考证罢了。赵安仁的版刻书法风格，因书遗失殆尽，我们无法见到。王国维曾对赵氏所书的《金刚般若经》《十善业道经要略》《父母恩重经》等石刻做过考察。《金刚经》末题：“大宋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十月戊午朔八日乙卯，乡贡进士赵安仁书。”王国维评曰：“字体在欧、柳之间。赵德父评李鹗书迥于法度而韵不能高，安仁亦颇似之。然在刊本中当以李、赵为最精劲矣！”
图15 《周易正义》
从有关文献来看，北宋国子监的书手，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玉海》卷一一二《建隆增修国子监》条：“（太平兴国八年）正月，诏以《国子监赞》九十四首，《武成王庙赞》七十五首，付监镂版。即太祖所制，判监陈鄂书。”南宋覆刻端拱本《周易正义》（国图藏）（图15），曾为明唐寅架上之物。卷尾有校勘衔命20余行，第1行刻有“乡贡进士臣张寿书”。款式一如日本所藏《毛诗正义》。《毛诗正义》4位书手皆是进士以上，陈鄂为叛监，张寿为乡贡进士。这和《玉海》卷四十三载：“淳化三年印板，召前资官或进士写之”的记载相符。
北宋版刻书手不仅有像赵安仁这样“当世推重”的名臣参入，连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也在版刻艺术上一展身手。熙宁中（1068年-1077年）郭若虚所撰《图画见闻志》卷三记载：“仁宗皇帝天资颖悟，圣艺神奇，遇兴援笔，超逾庶品。伏闻齐国献穆大长公主丧明之始，上亲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版印施。”从传世作品来看，北宋单页佛像版画大都有文字题款。仁宗皇帝所画《龙树菩萨图》应当也书有文字。仁宗皇帝还命高克明等著名画家图画三朝盛德之事，进行传摹镂版印染，颁赐大臣及近上宗室。我们在“北宋单刻佛经版刻书法风格”一节，已提雍熙元年（984年）著名画家高文进所画《弥勒菩萨像》。高文进与高克明皆是北宋著名画家，当时的版画作品多有文字题记，而这些文字的书写者可能是画家本人，若是他人书写则必须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否则不能有机会与“为世所服”的画家合作。江苏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佛像版画《大随求陀罗尼经咒》，经主人名之后题“进士郭□孟书”，大致可作为此种推断的佐证。
不仅限于长于楷书的书家，北宋擅长篆书的书法大家徐铉也参加了版刻书法的写稿工作。徐铉（916年—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扬州）人。历官五代校书郎、南唐礼部尚书，后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记：“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又记“徐锴（徐铉弟）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徐铉的篆书独步宋代，黄山谷评云：“鼎臣笔实而字画劲，亦似其文章。至于篆则气质高古，与阳冰并驱争先也。”朱熹评云：“骑省纵横放逸，无毫发姿媚意态。”徐铉书写底稿，决定了北宋版刻篆书的艺术高度。
图16 《大方广佛华严经》
北宋版刻佛经的写稿工作，依然由佛教僧徒、民众、信徒所为。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图16），补刻部分乃东京天寿寺沙门怀湛所书；湖南郴县凤凰山宋塔内发现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卷末发愿牌记，为清信弟子任士衡所书；《思溪圆觉藏》背字号《解脱道论》，则由武郎閤门祗候王冲久书等等。
三、北宋版刻刻工
北宋时期，汴京、杭州、福州及成都等地在五代版刻业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刻工队伍。以福州为例，自北宋元丰三年（1079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的72年间，该地就镂刻了3部、近2万卷的佛、道全藏。其中《万寿道藏》的刊竣仅花了5年多的时间，这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惊人的史实。由此不难想像当时福州的雕版盛况。尤其是东禅寺、开元寺及天宁万寿观的刻经工程都能在较短时间内完工，而且是在三藏工程同时进行的情况下完成，说明当时福州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刻工、写手和印工。三者的工作效率，以印工最高，写手次之，刻工最低。故刊印一书，刻工的劳动量应该最多。在一定时间段（比如镌刻《万寿道藏》的5年多）内，刻手的数量必然最多。仅从北京、福州、泉州、上海、南京见存的《毗卢藏》本看，就有210位刻工。
北宋时期版刻书法刻工出现了职业化倾向，他们逐渐脱离农村的土地经济，生活在城市里以镌字为生。日本京都真福寺宝生院藏北宋刻本《新雕中字双金》一册，卷前有熙宁二年（1069年）张家刊记，极具广告性质，其文云：“此书曾因检阅舛错稍多，盖是自来递相模搭，刊亥为豕，刻马成乌，误后学之搜寻，失先贤之本意，爰将经史逐一详证，近五百余事件化（讹）误，今重新书写，召工雕刻，仍将一色纯皮好纸装印，贵得悠□□□书，君子详识此本，乃是张家真本矣。时圣宋己酉熙宁二年孟冬十月望日白。”文中把“召工雕刻”和“爰将经史逐一详证”“重新书写”“一色纯皮好纸装印”等一起作为强调的对象，可能当时刻工已是一份职业，已有水平高下之分。随着刻书工程的需要，这些职业刻工开始移居于不同城市之间，互相取法，互相交流，互相支援。据考，福州刻工付中、付言、卓免、林安、邵宝、梁吉、陈楷、郑俊、郑求、武才、昌宗等人，既参加了《崇宁藏》的镌刻工作，又参加了《毗卢藏》的刊刻。不仅如此，杭州名工丁宥、程保、王文、孙生、牛实等一批人也从杭州赶到福州，参加了《毗卢藏》及其它书籍的雕版工作。而杭州刻工从福建返回原地可能也会对后来湖州《圆觉藏》的镌刻工作产生影响。《崇宁藏》《毗卢藏》和《圆觉藏》三藏的某些经文书法风格较为接近，与不同地区刻工相互交流的举动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