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

遭受严重挫折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隐痛，也是他一生永远记取的教训。这场运动，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

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这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有大量记载。他的反思，体现出从承担责任到初步纠正，从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到沉下来摸索建设规律，进而如履薄冰地对待经济实践这样一种心理轨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对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总是心存余悸，以防止宏观经济再出现大起伏大折腾，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在同一条河流里两次失足。

一、“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15页。）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1页。）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67页。）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页。）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上面那些话，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心情不可谓不沉重，态度不可谓不坦诚，自我批评不可谓不严厉，纠正错误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承担责任，是为了汲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1页。）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二、“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

汲取教训，纠正错误，毛泽东选择的突破口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拍脑袋决策，花样翻新提出名不副实的生产指标，争先恐后放出形形色色的生产“卫星”，是“大跃进”的明显特征。毛泽东捅破这层窗户纸，始于对“浮夸风”的批评。当不少人还处在“大跃进”的兴头上时，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95页。）

问题的关键是，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是怎么来的？毛泽东心里很明白：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5页。）我们老是要数字，种了多少，产了多少，天天统计，天天上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49页。）上面为什么要压下面呢？毛泽东认为，从领导作风看，这缘自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说：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55页。）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也是瞎指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8页。）总之，“大跃进”的错误说明：主观主义在我们身上经常存在，特别是掌权以后，容易产生自以为是，不肯反复研究，不肯听反对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8页。）总起来讲，所谓瞎指挥的领导作风，一是脱离实际，不调查研究；二是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三是贪多、求大、图快，在“大跃进”运动和总路线的要求中，只记住了多和快，忘记了好和省。

总结瞎指挥的教训，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择开，往往联系自己的经历。比如，他讲自己对“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指标，有一个从不相信到相信的过程，但最终还是相信了，原因是没有到处去调查研究，于是，别人“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心里才去掉这些怀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53—454页。）别人为什么想方设法证明“大跃进”是可能的呢？这是由于他们希望早些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并且看准了毛泽东甚至比他们还要迫切。这种心思，依此类推，层层加码，进而蔚然而成相当普遍的风气。

主观武断一旦在领导干部中形成风气，哪还听得进不同意见呢？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具体谈到三件事情：1958年12月胡乔木搞武昌会议公报时，陈云建议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要公布，看看再说，结果被胡乔木顶回去了；1959年1月上旬陈云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听进去；1959年２月初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有人建议，不要算账退赔一平二调时从农民那里拿的东西，毛泽东觉得合心意，也同意了，凡此等等，就是主观武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8—10页。）最让毛泽东后悔的是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反而把反右搞成大形势，结果是：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不讲实际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47—548页。）

从浮夸风的教训中，毛泽东引出一条党内领导作风的底线，这就是：“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5页。）为克服主观武断的“瞎指挥”，毛泽东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角度提倡“调查研究”“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勿务虚名而招实祸”等等，甚至搬出历史上海瑞直言进谏、郭嘉多谋善断、刘邦肯于纳谏、项羽独断专行等各种各样的故事，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鉴。有意思的是，他还多次提到要学美国的实际精神和科学精神，说“大跃进”的教训是“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557页。）；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经济建设也是科学（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68页。）。怎样才能科学和实际呢？毛泽东提出，各方面的工作光有一个管总的路线指导还不行，还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80页。）正是在1960年代初期，中央在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教育、文艺各方面制定了一批具体的条例制度，意在使党对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管理有章可循，按规矩办事，不再主观武断，从而使领导干部的决策更符合实际、更科学准确。

三、“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作为“超英赶美”战略的重要步骤，“大跃进”运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诸如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甚至大办副食品基地、大办养猪等等，结果是事与愿违，留下不少烂摊子。对此，毛泽东的感受是：我们本来想搞快些，反而慢了。1958年到1960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整得我们好苦。经过了这些挫折，我们懂得了要谨慎，改正错误。（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31页。）

从那以后，毛泽东看待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格外谨慎。他绝口不再提“超英赶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总是要把计划中的指标往低处压一些，说不出理由的，也要让人们做好完不成任务的心理准备。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宁慢勿快、宁少勿多的想法，总是强调步步为营，时时提防经济冒进。比如，他提出：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524页。）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5页。）

有件事值得一说。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湖北听取王任重汇报农业机械化工作后，非常感兴趣，想搞一个五到十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争取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让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他让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讨论这项计划，还给刘少奇写了封长信谈论自己的设想。但不久他犹豫起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9页。）准备大搞农业机械化运动的设想，随后也不了了之。看来，他终究担心这个决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则不达的被动局面。

在粮食生产上，毛泽东此后对高指标的做法一直保持着警惕，屡屡给一些颇有雄心壮志的地方领导干部泼冷水。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讲：你们现在亩产500多斤，五年达到800斤，每年增长50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1页。）中南局负责人汇报，黄淮区域准备到1970年亩产达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毛泽东听后并不兴奋：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2页。）湖南省委负责人对他讲，湖南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当即指出：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了。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过“纲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了粮食增产目标：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0—561页。）。湖南省委负责人希望他为韶山灌区题词，得到的回答是：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5页。）这些撤火的话，与毛泽东“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劲头，简直是判若云泥，反映出他内心世界似乎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余悸。

发展经济总是要做计划，做预案，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制定很具体的指标。“大跃进”运动后，毛泽东对待经济发展计划的心态，一贯是宁可保守，把困难估计充分一些，甚至是一看到具体的指标数字，就似乎有种条件反射式的挑剔。

1964年，在酝酿1966年到1970年实施的“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多次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汇报，发觉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又起来了，立刻表示：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48页。）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了不太满意：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0、501页。）由此，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由此，“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最初设想的1080亿元降到850亿元，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到1969年，又该制定经济计划了。中央二三月间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特意交待：“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231页。）一年后，准备在1971年至1975年实施的“四五计划”方案出来了，毛泽东表示：我看了计划会议的文件，这次计划会议是20年来最好的一次计划会议。但是我就是担心口子开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产4000万吨钢，还要搞7000万吨石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2页。）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2000万吨钢。在1000万吨到1800万吨钢之间来回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52页。）正如毛泽东担心的那样，“四五计划”中的4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确实制定得冒了，1975年才达到2390万吨，直到1983年钢产量才达到4000万吨。

在战争年代，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虽然也有不能实现目标和计划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有时候甚至还会取得超乎意料的胜利。诸如淮海战役以少对多硬是啃下了硬骨头；关于解放战争，毛泽东最初预计要打五年，结果只打了三年。刘少奇在西柏坡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到：“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多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圆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此时，毛泽东插话说：“全国胜利恐怕还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国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实行减租减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结果是只用了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中间并没有经过减租减息的阶段。或许受过去经验的影响，毛泽东觉得，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既然能够创造飞跃式前进的奇迹，取得意外的胜利，在我们取得了政权，群众热情又空前高涨的情况下，鼓鼓劲，创造打“经济仗”的奇迹又有什么难处呢？然而“大跃进”运动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打“经济仗”心理底线开始收缩，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经常讲的，“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回到了他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也强调过的“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这样的决策心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底线思维”。

四、“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

“大跃进”运动的又一个突出特征是刮“共产风”。思想上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具体做法上，就是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规模求大，程度求高；在产品分配上搞一平二调，实行平均主义，无偿调拨下面的劳力和产品。最极端的例子，是河北徐水县宣称搞全民所有制，对所有人从生到死实行“十六包”，处处按需分配。

毛泽东从“共产风”的教训中，深化了两个理论认识。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尊重价值法则，要搞商品交换；一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能盲目扩大规模。

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上级从下级、比较贫穷的社队从比较富裕的社队无偿调用的财物。对此，毛泽东逐步明确的主张，是要坚决退赔。他讲：县、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破产也要赔。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县、社干部可能不满意我们，但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0页。）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页。）用彻底退赔来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89页。）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户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猪也要受处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4—175页。）

搞一平二调有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中央管得过多，上级统得太死，为中央从地方拿得多，县、社从农民手里拿得多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在反思中直面这个经济体制弊端，从中汲取了两个教训。

一个是生产积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倾斜，进而树立“藏粮于民”的思想。毛泽东说：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不能搞得太紧。（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1页。）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21页。）藏粮于民，要下一番苦功夫。还有苛捐杂税，抓住几个县，调查研究一番，搞个办法，报告中央。（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1页。）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5页。）

一个是要重视地方积累，提高地方上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权。毛泽东的思路是：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5页。)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扩大再生产。现在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上边管得死死的，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中央计划要同地方计划结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统死，计划也不要统死。不能竭泽而渔。（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9、570页。）中央下放企业的产品，应该给地方一些，应该分红，不分红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1页。）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2页。）

“共产风”在所有制问题上的教训是盲目扩大社队规模，以为农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生产力，结果导致平均主义弊端。纠正的步骤，首先是缩小“大跃进”期间形成的人民公社的规模，把全国两万多个公社逐渐划分为近六万个，使其大小回归到原来的乡。接下来是改变公社内部的经营分配体制。1959年曾经提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这三级的关系事实上并没有理清。比如，队为基础的队，是大队还是生产队，当时大多理解为大队。这就形成毛泽东说的一种怪现象，“脚”在生产，“腰”在分配，自然导致富队与穷队的平均主义。他主张把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作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单位，明确提出：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即过去的生产小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1页。）毛泽东还专门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2、33页。）后来正式通过的“人民公社60条”，最终写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决定30年不变。

毛泽东以为这个问题就此解决。可是，总有人好了疮疤忘了痛。1969年，有的地方又提出要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提高到大队。毛泽东知道后十分警觉，看得很严重。他同江西省负责人讲：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搞，现在还是三级所有制，不能变。有个别少数的条件好，要搞也要经省委批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59页。）在浙江，省革委会负责人陈励耘汇报有地方准备搞扩社并队，毛泽东当即劝阻：这个事要谨慎，富队与富队并、穷队与穷队并，是可以的，富队与穷队并就不好办，合并后还是队为基础。要特别谨慎呀！陈励耘说目前停不下来了，毛泽东表示：如果群众都同意，还要省革委会批准。群众同意，领导批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群众不一定赞成，就是几个干部在那里要搞，他们是最积极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60—261页。）毛泽东心里明白，搞扩社并队，无非是穷队想沾富队的光，结果会导致富队提前杀猪砍树，影响生产。虽然在浙江当面劝阻了，他还是不放心，担心其他地方也在搞扩社并队。1969年7月28日，他派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回老家搞调查，并说，“我在杭州等你汇报”。这位工作人员回江苏海安县家乡调查了20多个生产队，发现没有要合并的。听了汇报，毛泽东仍然不放心，又让周恩来向全国打招呼，“生产队不要并，要稳定农业生产”。有地方攀比说，大寨就是大队核算嘛，毛泽东回答：大寨是个70户人家的一个大队，实际上是个生产队，再加上他们自力更生，所以能够以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2页。）正是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体制，一直稳定到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体。

五、“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从根本上说来，毛泽东从“大跃进”运动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训，是真切地体会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很不容易，进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讨论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64页。）。随后，又写了篇《十年总结》，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20页。）。此后还感慨，对经济建设，“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1页。）。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是一件让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头痛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也是豪情万丈。列宁比较早地冷静下来。他在1922年和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罗夫谈话时提出，不要当诗人，不要说大话，“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至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

30多年后，毛泽东几乎面临着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东范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全县两年可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农业生产万斤化，科教文卫事业大发展，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让“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尽管觉得“时间似太促”，但心里是高兴的，认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94页。）那时，不少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搞几年“大跃进”，不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还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让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此后，他不仅不再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也相当低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急，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常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597页。）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不要提“前列”。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2页。)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71页。）1969年6月下旬，毛泽东修改一篇社论时，将文中“社会主义强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58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都保持了低调，显然与“大跃进”带来的警示和教训有关。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这个警示和教训，不仅有益于中国慎重看待并相应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毛泽东晚年接见了许多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感的外国领导人，会见时总是把“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教训介绍给那些愿意向中国学习的外宾，提醒他们建设国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规律，不要着急。比如，他对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说：我们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8页。）对印尼客人说：搞经济不要太性急，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32页。）对越南的胡志明讲：建设可以逐步发展。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2页。）对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说：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8页。）对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犯过许多错误，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2页。）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纠结于“悲情”和“赶超”这两种心态。“悲情”缘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赶超”是由“一穷二白”的国情所逼。这两种心态互相激发，转化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认识，促使从上到下都想在短时期内用非常方式改变落后面貌；同时以为，只要大幅地改变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地激发出超越其他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强大繁荣也就指日可待。“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回归常态，他对外宾讲的“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常态的经典表达。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但“大跃进”运动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诿过，接着是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不厌其烦地谈论、总结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运动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很深。这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毛泽东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