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祥：孟宪钧谈新中国的碑帖出版

在北京虎坊桥韵竹园的家里，文物出版社老编辑、著名古籍碑帖专家孟宪钧先生坐拥海量收藏。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他却并不闲着，还是坚持每晚的夜读、校碑、临帖，准备在各地的讲座。近日，记者专访了孟宪钧先生，谈起新中国碑帖出版物，孟先生如数家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读中学时，孟宪钧就常去琉璃厂寻觅石印技术影印的碑帖。70年代参加工作后，略有收入，更是痴迷于此。80年代，他结识启功先生。启功先生不但讲解、指授，还给题跋题签。他曾对孟宪钧说：“您买帖，我给您当参谋。”哪个帖底本好，哪个帖底本劣，哪个合适，启功先生都有着独到的判断。记得有一次，启功先生一口气题了13个签，孟宪钧现藏启功先生题跋的碑帖有五六种之多，题签的更是多不胜数。对启功先生见过的帖，孟宪钧都像电脑一样，精确无误地储存在脑海里。几十年下来，孟宪钧不但有了惊人的收藏，而且还成为全国闻名的古籍碑帖专家。“建国前的碑帖出版物我收藏的也不少，这也可以作为一个专题以后再谈。”对于建国后的碑帖出版物，孟宪钧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建国初期，或者说1966年以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有的领域称之为‘新时期’”。

先说建国初期，那时出版社不多，碑帖出版也不多。孟宪钧随手拿起了一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皇甫诞碑》，底本不刻意选择，“用的顶多就是清末拓本”，用普通新闻纸印刷，“定价才三毛钱”。中学时，学校里曾让学生们用它临帖，孟宪钧将其一直珍藏至今。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印刷出版过一些小碑帖，如明拓《曹全碑》等，这些普及本成为当时碑帖出版的主流。

文物社的线装碑帖，开始就很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文物出版社凭借得天独厚的文博系统资源，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大碑帖。孟宪钧说道：“我这里所说的碑帖不光是严格概念上的碑刻和法帖，还包括历代法书，是个广义的概念。”《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集》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基本把全国有影响的法帖都搜罗殆尽了。另外，文物出版社还曾出版过一些重要的碑刻，比如故宫藏明拓本《曹全碑》、明拓本《史晨碑》、当时认为是宋拓现在看来是明拓的《天发神谶碑》、国图藏本《神策军碑》、上博藏本《梁萧敷及王氏墓志铭》，另外还有《南京出土六朝墓志》、《宋拓智永千字文》、明拓《龙藏寺》、宋拓《九成宫》、宋拓《多宝塔》、宋拓《玄秘塔》等，这些文物社以珂罗版精印出版的的高端线装本，现在市场上已经难觅踪影，只能在拍卖场上偶尔遇到。说到它们的价格，孟宪钧说，当时的价格也是普通工薪阶层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些碑帖出版物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也不可小觑。

令孟宪钧记忆犹新的《邓石如法书选集》，为1964年印刷出版，当时定价就高达45元，抵得上普通工薪阶层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价格当时就能买部明版书了，但现在一部明版书大约值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显然，当年出版的这些碑帖远没有明版古籍升值快。但据记者了解，当时印量只有400册的《邓石如法书选集》，如今在市场上已难寻觅。记者在孔网看到，一册不到7品的该书，售价已达3800元。

上海书画出版社在建国初期也曾经出版过几种优质的碑帖，也是宣纸线装、珂罗版印刷，如明拓故宫藏《嵩高灵庙碑》《宋拓华山碑》和苏州博物馆藏《麓山寺碑》等五种，这五种碑帖出版物当时的价格也不菲，80年代孟宪钧买入的时候，每种就高达四五十元。在孟宪钧看来，这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碑帖出版高峰。“寻摸这么长时间，也没找全，市场上根本没有。比如文物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宋拓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等几种我就没有。”孟宪钧说，自己现藏的，更多的是80年代以后在市场上一点点淘换回来的。

此后，文物出版社还出版了一些骑马钉装订的小开本普及本，俗称“小丛帖”。有的底本使用的是博物馆收藏的拓本，有些使用的则是建国前的出版物，经过割裱、装帧重新出版，“对书法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但收藏价值比较低”。

改革开放后，碑帖出版正常了

“文革”时期，碑帖的出版相当谨慎。“文物出版社的碑帖，虽然学术价值、艺术价值较高，但也有遗憾。当时出版时，不印碑帖题跋，害怕被定为‘封资修’，导致信息缺失。前言一般也会说，传统艺术应该发扬，但碑帖内容需要加以批判，等等。”孟宪钧说。

 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出版业也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碑帖终于可以避开“封资修”的政治围堵，光明正大地走上出版之路了。“喜欢碑帖的读者，很容易就能获得了”，经历过文化饥饿的感受，后来的读者是无法体会的。

 碑帖出版放开了，印刷质量总体都有进步，各地的美术社和古籍社们也都开始在碑帖出版上下功夫。但出版量和质量却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用孟宪钧的话来说，“能达到收藏欣赏水平的并不多”。 

进入新千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翰墨瑰宝》三辑，乃复制上海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了孟宪钧的高度认可：“底本选得好，印刷精美。”而同样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欧宝笈》，更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经典作品。这本书孟宪钧还没有购买，称“价格太高了，但是准备买”。

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几种碑帖引起了孟宪钧的注意。“是载道文化公司和作家出版社合作的，选择的底本都是最好的，很多是来自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底本。仿真，一般人买不起，一本大概都得1000元左右”。而故宫出版社出版的《故宫藏品碑帖》，则被评价为“带函套，也还可以”。听得出来，进步的空间定还不少。

还有不少出版社在出版，吉林文史、重庆出版社、河南美术等，孟宪钧说：“一句话，良莠不齐。比如我比较推崇的有吉林文史出版的一套《石门铭》，是明拓本，以前在故宫藏过，落实政策后退还给本人。拓本上有张伯英和邵锐题的跋。这个本子特别好，所以想方设法找了一本来，对研究有用。”另外，比较受孟宪钧推崇的有上海博物馆藏的《曹全碑》，“因”字不损，也是吉林文史出版，“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版权，先给印出来了，后来河南美术也印过”。2007年，孟宪钧参与珍贵古籍评审时，第一次见到这个“‘因’字不损本”。“不断有新的本子补充进来，让人耳目一新。” 孟宪钧推崇的还有最近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红袍”——《中国碑帖名品丛书》（100种），“底本选择好，印刷也不错，并附释文、注释、评语，是普及本里值得称道的。临摹、校碑、研究都有用，上海博物馆、朵云轩等多家单位的藏品，也包含了部分个人藏品，其中就有寒斋所藏的《龙门四品》。”孟宪钧介绍。

大出版社撑起门面

这些年，主要还是大出版社撑起了碑帖出版的天下：上海书画、上海古籍、文物、人美、故宫社，人民美术出版的普及本较多。孟宪钧说：“比‘文革’时期出版的多了去了，但是线装的出版相对弱了。”

 碑帖出版，孟宪钧还是推崇现代印刷技术的产品——仿真水平高，能最大程度将原貌反映出来。他说：“‘文革’前的珂罗版未能继续下去，而如中华再造善本采用的石印技术，线条太粗，仿真程度不高。没有珂罗版线条那么细，层次那么丰富。”同样，碑帖印刷的手工纸印刷、线装装帧很难有达到高端水平者。

去年以来，文物出版社恢复珂罗版印刷，“印了点古籍，比再造善本好。毕竟是珂罗版，要比石印技术好很多”。文物社恢复珂罗版技术后，孟宪钧的几个底本也被借去复制。但是，后来的珂罗版印刷，孟宪钧并不抱很高的期待：“恐怕打不了十分，大约能做到七八分。”

谈起地方美术社的碑帖出版，孟宪钧觉得是“深一脚浅一脚”。在他看来，有些社做得东西不错，但是大多数“不懂行”，懂书的人越来越少，懂碑帖的人更少。从编选者到督印者，大部分都不知道 这东西是好是坏，是早是晚，“没办法去要求他们”。

据孟宪钧观察，出版社分不清哪是原刻哪是翻刻的情况层出不穷。例如某出版社一套碑帖，《砖塔铭》等重要碑帖都是翻刻的。又如某出版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三个本都是翻刻。“这其实是一个难度较高的工作，好多编选者分不清。”

以孟宪钧的经验，大的专业出版社，比较认真，学术水平也较高。“尤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鉴定水平都相对较高，所以他们编选的，质量一般都比较不错。”

关于馆藏碑帖，“名品出得差不多了，但也有新东西出现。”2014年，孟宪钧在青岛就见到了《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明拓本、多位名家题跋，“从来没有出版过，专家们都不知道，当时就被定为一级古籍”。

另外，各个地方的“列善”本子还有不少。2013年，孟宪钧还曾去吉林省博物馆等单位讲学并看碑帖，“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从来不知道。”当年，吉林省曾派专人到京津等地收购碑帖，收到了不少好东西，“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尘封许久”。而各大拍卖行不断涌现出来的好的拓本，也是出版的好选题。“去年嘉德秋拍有个碑帖专场，其中就出现不少精彩的，宋拓《九成宫》卖700多万，明拓《孔宙碑》卖195万，明拓《玉版十三行》125万，明拓《张猛龙碑》105万，初拓《董美人墓志》115万，都是顶级的好东西。”孟宪钧说。

来源：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