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灿：由“禹兴西羌”说论及大禹传说的发生与重构

一、“禹兴西羌”传说的发生与重构

大禹传说“西兴东渐”说是目前学术界尤其是四川省古史学界呼声最高的一种学术观点。该观点的主要文献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之说。继司马迁之后，南朝·宋裴《集解》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语：“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西羌’是也。”唐代学者张守节《正义》进一步解释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冄駹国，皆西羌。”值得注意的，裴　　《集解》依《帝王世纪》引孟子“禹生石纽”之古老传说为《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作注，从表面看，司马迁的说法颇有先秦古书《孟子》上的“证据”。然而，我们翻阅《孟子》一书，却始终未找到孟子曾说过“禹生石纽”一语。司马贞《史记索隐序》中言及司马迁“据《左氏》、《国语》、《系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而后贯穿经传，错综　括”，著成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很显然，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是看过诸子百家之书的，显然包括《孟子》一书，然为何司马迁在《史记》一书只字不提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所引孟子“禹生石纽”的传说，是司马迁一时疏忽，还是其有意地进行取舍，至少迄今为止，将其作为一种并无坚实根据的“假说”，疑点重重。与此同时，将其解释为《孟子》书流传过程中部分文字散佚，亦可为大胆之推测，但在缺乏有力证据作为支持的前提下，和以上推论一样，云蒸雾罩，颇为费解。至于《华阳国志》及更晚文献中所提供的“禹兴于西羌”的种种传说，显然多是在《史记·六国年表》基础上的进一步流传和扩大，自然不必对其真伪和史料价值作更进一步的评判。

当代人类学家对以上传说早有较为清晰的理解和判断。兹举证如下：

在战国至汉代，在部分华夏知识分子间，便有“禹西夷之人”或“禹生于西羌”的说法。战国思想家们以这社会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极端的例子，以说明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其事功，而不在于其出生何处或生于何种社会背景。至于“禹生于西羌”是否为历史事实，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但对于汉晋时期居于蜀的华夏知识分子，这便非常重要了。由于乡土认同，他们开始认真地将大禹出生于蜀之“西羌”，建构为一“历史事实”。［1］231

众所周知，自常璩《华阳国志》开始，“禹生于西羌”的传说，记载得日渐详尽。以后，原本由常璩等学者不断加以重构的蜀地与大禹相关的传说，逐渐被当地人们作为“信史”流传至今。有学者指出：

晋代以来，大禹出生在汶山郡广柔（或石纽）此一历史记忆不断地被处于西方华夏边缘的新华夏——蜀人所强调；他们共同祭祀当地的禹庙、大禹遗迹，并将这些写入地方志之中……在如此的历史记忆背景下，在上世纪初，整个汉代“汶山郡”可能包括的地方，如当今北川、汶川、茂县、理县等地，都有“刳儿坪”、“石纽”或大禹出生地之类的古迹。［1］231

学者以为，自汉代以来当地再造的“大禹之迹”与“当地汉人羁縻与教化活动有密切关系”［1］232，但这一重构的“历史”的现代价值却越来越引起当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北川县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北川县之所以如此重视原本由汉、晋以来学者再构的“禹兴于西羌”传说，“一方面由于北川属经济比较富裕的绵阳地区，且为绵阳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可得到较多的经济援助。再者，北川地区汉化得早且彻底，这意味着北川羌族知识分子比起其他地区羌族知识分子而言，更有能力掌握汉文典籍资料的运用与诠释”［1］234-235。以上所引述的种种推论，自然不少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由“禹兴西羌”说所揭发的大禹传说的发生与重构，则是古史研究者长期不断关注并积极探讨的重要理论性问题之一。

二、大禹传说发生的多元并起

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与考古资料推知，自西周中期起，大禹传说由多元并起、层累积聚、综合定型到整齐统一，经历了漫长的流变过程［2］。这从一个侧面证明，疑古永远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3］观的著名理论，是科学的。值得注意的是，继顾先生“层累”说发布之后，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受到陈寅恪先生蒙古史构成理论［4］的影响，建立起颇为独到的古史构成理论：

铸为黄帝后，黄帝即铸民族所构成之传说。此犹后稷之于周，契之于商，禹之于夏，舜之于陈，少皞之于郯，大皞之于凤姓，盘古（即盘瓠之音转）之于南蛮，原皆为各民族之传说。中国历史自商、周以来始用文字写定，同时此民族乃由黄河流域渐次同化其邻近不同之民族，因此邻近民族固有之传说，乃随其同化之先后，而渗入中国文化中，使之渐次构成一荒远古史系统。其同化愈后者，其在古史系统中之年代，转愈高而愈远。故中国商、周以前之古史，实即一部古代民族史……中国古史之构成，在长期演进中，自不免采取多民族之传说，而演为直贯一系之事迹。［5］

此盖中华民族逐次同化其邻近民族所致。凡一民族必有一民族之传说，其被同化者，又将其固有之传说携入，因此，此民族遂并此被同化民族之传说给其子孙，其子孙当然不须再为别白，孰为本所固有，孰为后来携入……因此之故，中国古史乃由并行的传说，演为直系的系统。在长期演进中，其同化愈后者，其在古史系统中，转愈高而愈远。似此演成之古史，真既非是，伪亦不能。［5］

徐氏指出，陈侯因<Y:\中原文化\1期\图形4.tif>镦“此‘高祖黄帝’之铭辞，虽为地下发现之新史料，但仍只能视为作器时代，即战国初期流行于齐地之传说”［5］。

以后，徐氏在王国维先生“素地”论的基础上，在以上理论指导下，科学地运用“澄滤”说和将文献记载、古文字资料、田野考古材料、古器物上的史料等材料有机结合，并以民族史、民族志中保存下来的民族学材料相互印证，揭示中国古史传说发生、流变过程中的若干历史真相，不断提出一系列独到崭新观点。毫无疑问，新史学家的不少研究为我们科学地破解古史传说中的种种疑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兹仍以“禹兴西羌”说为例，作简单申论。这里暂且重回到孟子“禹生石纽”之说。以前，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翻阅战国诸子的作品，不难看到很多古史记载都受到作者的观点影响。甚或是为了适应一定观点而加以改造的。”［6］众所周知，在当代学者中，李先生是极力反对疑古思潮并以最早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宏论著称的史学大家，然而李先生主张当疑则疑，当信则信，并没有走回到信古、复古的道路上，显然，他不会盲目相信后人所征引疑窦丛生的孟子“禹生石纽”说为真实可靠的信史。然而李先生所发表的有关大禹研究的文章中，终究未说清楚这一经汉、晋以后学者重构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在李先生之前，徐中舒先生已认为“汉代居于蜀地羌民皆以禹为其始祖”［7］，晚出文献所记“禹生石纽”，“乃蜀地羌民自述先代的传说”［7］。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禹兴于西羌”之说“应是根据当时羌族内部累世相传的旧说”［8］。至于羌族为何长期流传着与大禹相关的传说，徐先生虽未直接言及，但他不止一次讲到“夏民族就是后来的羌族”［9］。徐先生以为：“夏人本为西方的民族，这是有根据的。《史记·六国表》：‘禹兴于西羌。’《淮南子·修务训》：‘禹生于石。’《汉书·武帝本纪》谓，武帝到中岳，‘见夏后启母石’。这是与西方的羌民族崇拜白石是有关系的。”［9］徐先生的以上论述，似乎已经较好地解决了汉代以来“禹兴于西羌”说发生的真实背景。然值得注意的，徐先生仅仅说“夏本为西方的民族”，他并没有说夏族源自北川或汶川，目前高喊“禹生北川信而有征”或“大禹传说西兴东渐”的学者，有不少是徐先生当年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如果仔细领会徐先生原话的真实意义，则自然会觉得还需要很好地读读徐先生的原著。

除了四川外，今河南、安徽、山东、浙江等地皆有素材不同的大禹传说。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信从流传以上地方的各不相同的大禹传说为信史，许多地理上的疑难永久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诸如浙江绍兴，大禹传说和“禹迹”也颇为丰富。《墨子·节葬下》始有“禹家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的传说。这一记载可能源自《国语·鲁语下》“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及禹戮防风氏的传说。《国语·鲁语下》这一传说另见于《韩非子·饰邪》等先秦文献。《墨子》、《韩非子》所记有关大禹的以上传说，显然和上举《孟子》“禹生石纽”的性质完全类似，极有可能是“受到作者的观点影响，甚或是为了适应一定观点而加以改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在阅读大量先秦文献外，还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处，皆注意广泛搜集流传于各地的大量各不相同的民间传说，尽管他知道不少传说并不可信，但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在《史记·夏本纪》中半信半疑地写了“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一语。《史记》三家注中只有《集解》引皇甫谧说了一句“年百岁也”无关紧要且绝不可信的话，并没有给“会稽”地望作出注释。显然，绍兴一带流传的大禹葬于此地的传说及大禹陵“遗迹”，应当和北川、汶川一带流传的“禹生石纽”的传说及相关“禹迹”的性质，绝无二致，显系流传于越族的旧说。而越族和夏的关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已说得很清楚：“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氏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司马迁误用周代的分封附会夏代史事，固不足据，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专家均确信“越国君主为夏后氏的支系，应为历代相传旧说，不是向壁虚构或附会，当有所本”［10］。至此，浙江绍兴流传的有关大禹的大量传说与大禹陵“遗迹”，似乎亦并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据此后起的传说或“禹迹”，不顾夏代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断言“夏王朝崛起于长江下游地区，夏代初期的疆域（即王畿之地）仍然在东南地区”［11］，毫无根据地兜售“鲧和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12］令人“耳目一新”的怪论，实在令人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前景感到担忧。

三、对目前大禹文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随着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新资料的不断出现，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古史学界不失时机地将大禹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无可否认，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专家的积极参与，大大拓展与深化了大禹文化的丰富内涵，并不断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总体看来，目前大禹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确不少。

近年来，四川、浙江、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多成立有研究大禹文化的学术团体，并且陆续举办过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出版多种大禹文化学术论文集。无可厚非，这些重大的学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国各地大禹及夏文化研究工作向着纵深发展，但区域文化研究往往同开发地方旅游文化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相联系，不少非专业学者往往对晚出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资料很少进行真伪的鉴别，再加上某些地域观点和亲属观点，更不能如实全面地反映历史的实际。目前古史研究中的复古、信古回潮的倾向，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3］。“信古”、“复古”逆流的泛滥，不仅无助于大禹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而且与目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调也是背道而驰的。如目前围绕大禹出生地、葬地等问题的争讼，明显暴露出选题生硬、情绪至上的低水平重复乃至日益倒退的学术倾向，另有学者用非常时髦的当代用语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科学发展观等概括大禹文化和大禹精神，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有鉴如此，笔者对目前大禹文化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搞清楚大禹文化的源与流，让大禹文化重新回归到学术研究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有可能科学地揭发、拓展、深化大禹文化的研究。

众所周知，经过几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的共同努力，目前学术界否认夏代存在的言论基本上已烟消云散，学术界不仅肯定夏朝的存在，而且考古学的大量成果已基本证实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论点。徐中舒先生早年在田野考古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一度推断“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14］，以后随着夏代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徐先生明确地指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现已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15］随着夏史研究的日臻深入，徐先生的以上论断，日渐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共识。显然，大禹文化的源头只能从中原地区的先夏文化中去寻找。大禹文化既是三代文化的源头和根基，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至于其他地区的大禹传说，则完全可以认为是居于不同地区的古老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重构的“大禹文化”。

其次，要重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史料和理论修养，自觉借鉴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多学科相结合的多重证法，拓展研究视野，丰富深化大禹文化的内涵，提高大禹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我们强调大禹文化的源头在中原地区，并非意味着可以忽略发生于不同地区，来自不同时期分别由不同民族重构的大禹传说。探源导流，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还可以正确揭示领略中华远古文化相互吸收，中华民族长期渗透融合的历史真相。如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地域颇为广泛，其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禹画九州的传说，众所周知，绝非史事，历来争讼不止的《禹贡》一书，可以肯定地说，与禹并不相涉，但其蕴含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则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大禹文化自然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课题。

第三，丰富研究成果形式，提升研究成果的文化品位与内涵。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并非仅局限于学术论文和著作。学术研究终归要回归社会，并奉献社会。目前已有不少与大禹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有借助于大禹文化建立的主题文化公园、雕像和博物馆。但应该强调，文化资源开发应以尊重历史为根本，失去了真实的历史，各种形式的开发，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目前影视作品的粗制滥造，低俗、媚俗、庸俗倾向，为大禹文化艺术作品的创作敲响了警钟。大禹文化所体现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应不断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上重塑现代伟大的民族精神，积极培育正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大禹文化研究者应积极担当，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周书灿.大禹传说的流变与整合——“层累”说的再检讨［J］.文史，201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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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剩勇.大禹出生地考实［J］.浙江学刊，1995（4）.

［13］周书灿.目前古史研究中的“信古”、“复古”倾向评析［J］.社会科学评论，2009（2）.

［14］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R］ // 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523-558.

［15］徐中舒.夏史初曙［J］.中国史研究，1979（3）.

作者简介：周书灿，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 215123），主要从事先秦史与中国学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