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文献的装潢形制
纸质文献的装潢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卷子
从西晋初年傅玄《纸赋》“揽之则舒，舍之则卷”的描绘看，纸在早期就是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的。其原因是竹简木简是卷起来存放的。而且卷子画有竖格，显然是仿竹木简而画。从六朝到唐代，都是卷子，五代北宋初仍有卷子，金代刻的大藏经，既有卷子本又有经折装，现存为卷子。到后来，主要是字画保持了卷子装潢，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只是纸幅较宽而已。敦煌发现了大批六朝隋唐卷子，晚的也有五代北宋之物，证明了卷子作为书籍装潢形式所流行的时代是六朝到唐五代时期。
卷子一般高约一尺，长度则未见定制。唐太宗喜收王羲之帖，装裱时都以一丈二尺为一卷，其中《十七帖》包含38帖，共134行，长一丈二尺，第一帖开头为“十七日”，故此一卷帖名《十七帖》。敦煌卷子长有二三丈的。
纸是一张一张造出的，卷子是用一张一张的纸粘接起来的，每张纸长约40—50厘米，高约25—29厘米。长卷子要多纸接起来。竖格叫“边准”，宋人叫“解行”，每张纸20—30行。上下有横栏，叫“边栏”。一般写本是用铅画的行格，一般只有上下栏，无左右栏，是简策遗意。
卷子一头有轴，在文字结束的尾端，不读时就卷起来，所以卷子又叫“卷轴”。卷子的开头部分，卷起来时在外面，容易磨损，所以接出一段丝织品（或空白纸），卷起来之后，这段丝织品包在外头，可作保护，这段丝织品叫“褾”（biǎo)。《通鉴·炀帝大业十一年》：“其正书皆装剪华净，宝轴锦褾。”胡三省注:“褾，卷端。”褾上还可系一根带子，卷起来之后用来捆扎。一个卷子包括:轴、卷、褾、带四个部分。
卷子摆在架上，不易寻检，因此一头悬挂标签，标签是牙质的，所以叫牙签。而且经、史、子、集可用红、绿、碧、白不同颜色区别。 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隋州读书诗》：“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述的就是卷轴时代藏书的场景。邺侯，唐李泌，这里是指其子李繁。过去学者之间借还书，称对方书架为“邺架”，即从此来。如明王世贞《与余德甫书》:“薄有书刻之类，以佐邺架，幸赐麾纳。”另外，形容图书保存完好，用“触手如新”，亦来自此诗。
卷子不便携带，还有装书的袋子，叫“帙”。帙就是书衣，“书衣”一词一直沿用到近代，不过已变成书册外封皮的称呼了。卷子每十卷为一帙，是通行做法。《西京杂记序》:“始甲终癸为帙，帙十卷，合为百卷。”《经典释文序》:“合为三帙三十卷，号曰《经典释文》。”魏征《群书治要序》:“凡为五帙，合五十卷。”唐代许敬宗编《文馆词林》，中土已佚，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著录为一千卷，日本源顺《倭名类聚钞序》云:“《文馆词林》一百帙。”这类例子很多，可证明一般是十卷为一帙。当然不满十卷亦可自为一帙。帙一般为丝织品，敦煌所出书帙亦有竹帘做成的，细竹为经，丝线为纬。“卷”和“帙”是两相配合之物，所以后来成为一个词“卷帙”，称书多为“卷帙浩繁”。
当时的纸张要“染潢”，用黄檗汁。《齐民要术·杂说》对“染潢”之法有记述。染潢一般是防虫的目的，色微黄，所以卷子又称“黄卷”。《抱朴子·疾谬》:“吟咏而向枯简，匍匐以守黄卷。”又用“黄卷青灯”描绘夜读情景。陆游《剑南诗稿》卷九《客愁》:“苍颜白发入衰境，黄卷青灯空苦心。”在陆游的年代书已不再是卷轴装，而已改为书册，这里属于用事。既然纸是染潢的，所以写错了涂改也用黄色盖住原字，再行重写，这种涂改颜料为雌黄，所以形容不顾事实， 随便议论叫“信口雌黄”。《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李善注引《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2、经折装
大约在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经折装就是把卷子改成折叠式，纸仍是连接起来的长幅，但不是卷起来，而是按一定宽度一反一正折叠成一个长方形的册子。轴和褾都不用了，换成两块硬纸版，也有用薄木板的，大小与折子一样，把折子夹起来，成为外表看来像梵夹一样的形式，所不同的是梵夹是用贝叶写的单叶，而折子是用纸写的，全册连成一长幅。王巩《闻见近录》：“国初严重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来用金花白罗纸、金花红罗褾、黄金轴。神宗时诏为黄金梵夹，以轴大难披阅也。”在北宋初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成都奉敕雕刻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以及辽代雕刻的《大藏经》(世称《契丹藏》或《辽藏》，刻成于辽道宗清宁九年以前。清宁九年相当于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都还使用卷轴装。而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福州东禅等觉院刻的《大藏经》(世称《崇宁万寿藏》或《福州藏》)则改用经折装，以后南宋、元、明、清所刻《大藏经》基本上都是经折装。卷轴改经折装的年代与王巩《闻见近录》记载基本一致。由此推测，在北宋中叶，即公元11世纪，经折装才代替卷子。其后卷子还在使用，已不是主要的装潢方式。经折装与印度贝叶经的梵夹式应有一定关条。所以也有不少人沿用梵夹装之称来称经折装。王巩说的“黄金梵夹”应即经折装形式。经折装主要用于佛经装潢，尤其在南宋以后，图书裝订形式已变为蝴蝶装、包背装、线装时，佛经仍用折装，更显特殊，所以称“经折装”，经指佛经。
3、蝴蝶装
蝴蝶装是由经折装变来的。元吾衍《闲居录》:“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薄帙。”“薄帙”就是蝴蝶装的一本一本书。其重大进步就是变成了单叶装订成册的形态，这种形态与现代意义的图书册页制度就十分接近了。
蝴蝶装起于何时，还说不准，敦煌所出《王陵变》为蝴蝶装。大约在北宋，蝴蝶装逐步取代经折装，成为儒家经典及一般书籍的装订方式。现在留下来的成册书籍，宋刻本大都经过后人整治重装，原装已不多见，在可以见到的原装宋版书中，又基本上是南宋时刻本，即使有少数刻本刻于北宋，但其印刷也在南宋，因此装订仍是南宋的。北宋的原装书，儒家系统的，已极少见。所以早期的蝴蝶 装实物极少。南宋的蝴蝶装还可以看到。如北图的宋刻《欧阳文忠公全集》《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焦氏易林》都是宋代的蝴蝶原装。
所谓蝴蝶装，是以版心中线为准，版面向里对折，然后再一叶一叶重叠在一起，在折线处对齐，用浆糊粘在一起，另外三边切齐，再用硬纸连背裹住作封面。看上去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不同的是没有锁线，每页纸只有一面有字。打开书，可以看到一整页，以版心为中轴，两边各半页，颇似展翅蝴蝶，故称蝴蝶装。这种装潢在宋代普及，到元代还在使用，明洪武刻《元史》、永乐刻《四史外戚传》也是蝴蝶装。周绍良先生藏明永乐刻《新刊武当足本类编全相启圣实录》前、后、续、别四集四册，蝴蝶装，每版上图、下文，下栏半页20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皮纸薄而柔韧。先生尝出示，颇罕秘。清顺治内府刻《资政要览》，蝴蝶装，流传较多。可见这种装潢在宫廷沿用到清代。不过作为通行装潢主要在宋元两朝。《明史·艺文志》:“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即指明代宫廷藏宋元版书蝴蝶装。
蝴蝶装书是立着放的，书背朝上，口朝下，因为现存宋代蝶装书书根有题写书名，是从书背向书口竖写的。这样放，书口不怕磨，书背又不进灰。
4、包背装
蝶装也是包背，就这一点讲是一致的。区别是:每页版面向外对折，装订不在版心一边，而在版心折线对面的余纸上。打眼，穿纸捻子，订好后再上包背封皮。这样，蝶装时靠近书背的版心部分，现在朝外，成为书口。而原来的书口部分成为书背。古书一面印刷，另一面没字。蝶装书翻幵有时是有字的，有时是无字的。包背装则不然，无字的一面折叠装订后就包在里面了，翻不出来，确有其方便之处。
包背装一般认为起于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包背装书口有字，不便再书口向下直立存放，就改为平放，看上去像今天的平装书。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都是包背装。近人赵万里1934年登天一阁，有《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一文云：“纸墨精湛，触手如新，多作包背装，令人爱不忍释。”
5、线装
包背装书背易破，书易散，于是出现线装。不同是:护叶由一张裹背改为前后两张，不包书背。装订时先订纸捻，再上封皮，再切齐，然后包角，再打眼上线。一般打四个装订眼，或者在书背上 下两角加打两眼，成为六眼装。线装大约明中叶兴起，沿用至清末民国间，被洋装书取代。但至今古书还用线装。
线装之后为今天流行的平装、精装，这是清代中后期从西方传入的。
目前，文献的载体除了纸张以外，还有胶片、软盘、光盘，这些载体作用越来越大，但就目前看，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纸。
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0-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