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阿能：论武则天杀女案新探

安定公主者，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所生之长女也，生卒年不详。但据其长兄李弘(生于永徽三年末)和长弟李贤(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生子贤)的出生时间推算，她的存亡时间大约在永徽四年(654)底至永徽五年(655)初。

一 史书中关于安定公主的存亡记载

关于安定公主的出生及死亡时间等相关问题，诸多史书记载皆语焉不详。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的《旧唐书》，对此并没有做任何正面提及，只是在《则天皇后本纪》的史臣曰中，写有这样的文字：“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恒态也。”[1]其中，“菹醢碎椒涂之骨”句多被认为是指武则天残忍杀害王皇后和萧淑妃一事；而前一句“振喉绝襁褓之儿”，则多被认为可能是指武则天残酷扼杀安定公主一事。但梁恒堂先生通过仔细分析后认为：

根据这一评论可以认为，在夺嫡斗争中杀害过襁褓婴儿，但不一定是武则天的，也没有必要她亲自扼杀。在这场斗争中，仅贬黜王、萧两家，就是两个庞大的家族，其中大人遭难，或流放或处死，婴儿的被害都是平常事。这种杀害可能是兵丁杀害，也可能是大人绝望先杀婴儿，无论如何婴儿总是作了夺嫡之谋的牺牲品。只是因为杀害婴儿，古往今来都被认为是残忍事，所以史家以此加罪于武则天。如果根据评论就认定武则天亲手扼杀亲生女儿，那么，下半句有菹醢碎椒涂之骨，难道她还对另一个儿女千刀万剐，捣成肉泥吗?[2]

《旧唐书》的编写先后用了四年时间。其作者刘昫所处时代去唐未远，是最有可能接触到关于此事第一手资料的史官，但他在撰写过程中也并未将武则天残忍杀害小公主一事写入《旧唐书·则天本纪》的正文中，而只是用“史臣曰”的方式表达出来，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时候民间已有武后扼杀亲生公主的流言，但史官因找不到确凿证据让其坐实，所以只好用这种更具个人意见的方式来进行阐述。

北宋建隆年间，司空平章监修国史王溥在编撰《唐会要》时，对此事的记载也仅依前人故事做了如下描述：“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后之意。”[3]而未敢枉加评论。《唐会要》一书，虽成书于北宋，但因其吸纳了唐德宗时期苏冕40卷的《唐会要》和唐宣宗时期崔铉的《续会要》，所以保存唐代国史资料比较丰富，向来为学者所重。这里的记录，也相对朴实稳重，只讲事实不言其他，因此可信度相对较高。

而到《新唐书》问世，欧阳修、宋祁两人对此事的记载则一改往日之含混不清，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细细读来仿佛身临其境。据《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高宗皇后武氏条载：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4]

从这段史料记载来看，安定公主的确是在王皇后探望小公主离开后，武则天将其杀害，又进谗言误使盛怒之下的高宗信以为真，认定王皇后即是杀死小公主的凶手；又结合王皇后“往与妃相谗媢”事件才起了废后之心。

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关于此事的记载则越发详细，其文如下：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5]

司马光撰史向来以细节考究著称，但在记叙这件事情的时候，却未能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定位，而只把它放在永徽五年底来进行叙述，这与《资治通鉴》以往的写作风格颇为不符。作为编年体史书，《通鉴》是这类史书的典范，对于历史事件时间定位的重视，也称得上是慎之又慎。可在安定公主死亡一事上，作者却把大量笔墨用来修改《新唐书》那看上去并不尽合理的文字上，而没能在更重要的时间定位上给出一个详细具体的坐标。当然，造成公主死亡时间不明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对此事信息的掌握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以致于重要的时间定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只能在《新唐书》的基础上对细节进行“合理化”的修改。

二 中外学者关于安定公主突然死亡一事的看法

翻阅历代史书，传统史家大多认为武则天是为了与王皇后争夺后位，所以才不惜亲手杀死自己的长女安定公主，再嫁祸于王皇后，以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也由此得出“她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不惜牺牲一切”的结论。如前所引之种种记载均有这种倾向。

胡戟先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仅说到一个母亲如何下得这般毒手，可以像常人一样论理，那么武则天也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迈进一步的。……现在既已和王皇后、萧淑妃彻底闹僵，怎能再久久屈居她二人之下。以武则天的聪明，她不会不明白，立李忠为太子的事件表明内外廷都是容不得她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6]

勾利军先生更是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淑妃二女的迫害程度分析得出：

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薄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到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身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7]

日本学者原百代根据此事的风险性及武氏一向处事小心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8]。网络作家萧让在竭力反驳原百代观点时指出：

诚然当时婴儿的死亡率很高，那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身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一氧化碳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我个人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9]

萧让虽非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却是网络世界冲出的众多史学爱好者中的佼佼者。孟宪实先生在为其书作序时写道：

萧让的《女皇之路》是十分专业的。所谓专业，这里是指在讨论问题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衡量一部史学著作，史料掌握是基础，研究信息的掌握是前提，否则根本谈不上研究。……萧让的《女皇之路》让我最感意外的是她对前人研究的熟悉和尊重。她的著作是有专业注释的，而从她的讨论到她的注释，都表明她对于武则天的研究，已经站在了专业研究的前列。[10]

尽管如此，但笔者依然认为，原百代对于安定公主死亡环境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安定公主从永徽四年底出生到永徽五年初死亡也不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这冬春交替之际，因为天气寒冷而采用木炭取暖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三 安定谁杀

虽然上述史家，均已认定就是武则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再嫁祸给王皇后以达到她夺取后位的政治目的。不过依笔者之愚见，安定公主如若真的存在过，那她的死亡原因虽不至像原百代推断得那样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或王皇后无意掖被窒息所为之蹊跷，但也绝非王皇后或武则天亲手杀害；排除他杀而死于夭亡(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知，无论是文献史料还是出土器物中，均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安定公主的死的确是武则天或王皇后所为。此时的武则天虽无称后之实，但已独获专宠，可谓地位稳固，又从王、萧二人双双失宠及在三人后宫争宠互进谗言的宫闱争斗中，高宗对武氏的种种偏向来看，她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是无可替代、重要至极的了，所以她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在王皇后没有嫡出皇子的情况下，太子弘已经出生，且甚得高宗喜爱，依据中国古代母以子贵的常理推断，她此时的身份也是十分显贵和特殊的，她有必要非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来挺而走险吗?如果她真是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凶手，那当时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不会发现或者说是怀疑过这件事情。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于志宁等为首的反武守旧势力，是绝不会放过这一足以致武则天于死地的绝好机会来彻底将她清理出宫的。要知道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谋杀皇子都是死罪，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可言的。虎毒尚且不食子，更何况是一个女人，一个他们坚决反对立为皇后、且出身卑微的女人。如果她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女儿，那么即使当时她可以欺瞒过所有的人，可她瞒得过高宗吗?高宗虽然仁弱，但并不愚笨，他是那样的宠爱自己的女儿，他可以容忍武则天的这种为所欲为与肆无忌惮吗?如果武则天为了争夺后位就可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难道高宗就不怕将来有一天她会为了争夺皇权，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自己吗?一个有着蛇蝎心肠的女人整日守在自己身边，他不害怕吗?

唐朝人刘肃在著《大唐新语》时，曾收入了不少贬责武则天的记录，其中《酷忍》一章中就记载了武则天与王皇后、萧淑妃斗争的全过程及武则天如何残忍杀害王、萧两人，杀害长孙无忌及酷吏杀害等11条罪状，但书中并没有关于她扼杀亲女、嫁祸于王皇后的任何记载。可见武则天杀女嫁祸之说，在唐朝是不存在的，如果确有其事，依刘肃的性格是不会对她笔下留情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关于武则天生女与杀女的记载，是宋朝史家的附会之说，不像是历史事实”[11]。

当然，在排除武则天亲手杀女的同时，笔者也绝不会怀疑这会是王皇后所为。因为王皇后虽然不被唐高宗所喜爱，但她也是出身名门，懂得规矩的名门贵胄，因此才被唐太宗亲切地称为“佳媳”[12]。她虽不聪明，但也绝不至于笨到自己亲自跑到武氏宫中去杀害人家的女儿，来静等宫女太监们指认。她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博得高宗欢心，自己稳坐皇后之位，续享荣华富贵。她明知道高宗很喜欢小公主，即使真有心加害，那也是完全可以让手下人去办的，没有必要亲历亲为，况且害死小公主对她本人来说也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依她与武则天的关系，武氏又怎么可能不对其严密监视、有所防范呢?当然，你可以怀疑以她的皇后之尊，完全有可能将小公主身边的所有侍女丫鬟都支开，然后旁若无人的作案，可是她有这个必要吗?要知道对她皇后之位真正构成威胁的，是高宗长期以来(对她)的冷淡与那一个接一个出生的皇子们，而不是这个出生不到几天的小公主，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想到引荐武则天再度入宫“以间淑妃之宠”；她的舅父柳奭也才会在永徽三年(652)七月，酝酿确立太子之事。《新唐书·李忠本传》载：“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13]显然，皇帝开始并没有同意皇后的请求，但碍于长孙无忌等朝中重臣纷纷出动，皇帝也只好妥协同意。王皇后迫切要求立李忠为太子，目的就是为了稳固自己的皇后地位，而元老重臣们的纷纷出动，也是出于进一步巩固士族门阀利益的考虑。在此之时，武则天与唐高宗的第一个儿子尚未出生，更不要说公主之死了。公主即使再讨人喜欢，终究也是要嫁人的，而皇子们则是日后天子储君的备用人选。安定公主死时，武则天的长子李弘不过才两三岁，如果她真有心加害，完全有可能将那个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皇子弘毙命，这样也就可以暂时缓解一下她的后位危机了，为何要自寻烦恼的去惹那无足轻重的公主呢?况且即使假设成立，所有文武重臣包括高宗等所有人在内，都认定安定公主真是王皇后所杀，那在废后诏书中为什么对此事又只字不提?高宗坚持废王立武的理由只有一个“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14]，所以才会在废后的过程中遭遇重重阻拦，几经波折。假如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无论是她们两人谁杀害了小公主，大概问题也就简单多了。所以说小公主的死本身与她们两人并无直接关联。

在当时医疗条件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即使皇宫之内新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以唐宋为例，唐太宗李世民的14个儿子中就夭折了3个(楚王宽、江王嚣、代王简)，21个女儿中也夭折了3个(汝南公主、金山公主、常山公主)；唐玄宗李隆基的30个儿子中夭折了9个，夭折率达30%，30个女儿也夭折了6个；宋朝也是一样，仁宗3个儿子全部夭折，夭折率高达100%，13个女儿夭折了10个，夭折率差不多80%，宋神宗14个儿子夭折了8个，10个女儿夭折了7个。婴儿的离去固然让人感到惋惜，但并不能以此来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人。唐高宗的12个孩子当中只夭折了1个，应该说是比较正常的。

四 政治权威的认可促成废王立武成为现实

因为安定公主死后不久废王立武便成为历史事实，所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一定是武则天的从中作梗所致。

但在那个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的时代，在戒备森严的深宫大院之内，小公主自然死亡的可能性远大于谋杀。高宗之所以坚持废王立武的真正原因，在于王皇后一党的傲慢无礼、专横跋扈与武则天“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15]形成的鲜明对比，所以“帝谓能奉己，古扳公议立之”[16]。也就是说，唐高宗坚持废王立武的真正原因在于：以王皇后为代表的士族门阀地主阶级仍欲左右朝政与唐高宗本人迫切希望能够独立执政实现皇权一统的心愿南辕北辙，而武则天虽然势单力薄，在朝中无依无靠，但她却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时随地都以一种十分坚定的态度来支持高宗的任何决定。这种在政治立场上与高宗完全保持一致的做法，使得羽翼未丰的他甚为满意，高宗此时最需要的就是执政能力的认同与政治权威的认可。因为自高宗即位以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托孤重臣们动辄倚老卖老，对其执政多有掣肘，这对于任何一位君王来说都是不能够容忍的，更何况是一位年少气盛、精力充沛勤于政事的天子?但此前碍于自己势单力薄的缘故，高宗也只能对其听之任之，而在暗地里积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能皇权一统。透过这次废王立武事件，高宗清醒的意识到要让永徽宰相班底主动让权，对自己俯首称臣那是不可能的，哪怕只是废立皇后这样的小事，他只有借助以武则天为代表的庶族地主迫切要求登上政治舞台的愿望，来给以王皇后、长孙无忌等为代表的士族地主以政治警告——谁才是真正的天子，宰相专权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

永徽五年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杀戮事件，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永徽五年六月，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罢为吏部尚书，高宗趁势，于永徽六年七月，将其贬为遂州刺史，由此排除了王皇后在朝廷宰相中的支柱。“在立武后的斗争中，长孙无忌为首的永徽宰相班子，以建策、受顾托之功自居，竟然敢于违抗皇帝圣谕，为年轻的亲政皇帝所不能忍，莫大之罪。”[17]随着柳奭的罢免，韩瑗、来济、于志宁、长孙无忌等永徽宰相班底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武则天生前身后之所以会遭遇种种猜疑与诽谤，大概是源于“武则天立后，是与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相背的，儒家士大夫认为武则天既是太宗才人，又为高宗皇后，是越礼、背义、乱伦之举，从道义上加以否定，又以武氏非世族后门而不予肯定。”[18]但再多的诽谤与攻击也掩盖不住她逼人的锋芒，她以自己的文才武略，最终突破了儒家传统观念，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注释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3页。

[2][11]梁恒唐：《武则天杀女辨误》，《武则天探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第27页。

[3](宋)王溥：《唐会要》卷3《天后武氏》，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4页。

[4][15][1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3475页。

[5][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唐纪15永徽五年条，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94—6595页、第6598页。

[6]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7]勾利军：《武则天杀女应属事实》，《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参见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8]参见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9][10]萧让：《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第43页。

[12]《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六年条载：“上一日退朝，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上顾谓无忌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第6597—6598页。

[13]《新唐书》卷81《燕王忠》，第3586页。

[17][18]刘曼春、梁恒唐：《大周女皇武则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