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鉴赏、研究、策展三绝：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前中国书画主任张子宁
张子宁
张子宁，祖籍浙江宁波，生长于台北，少年时期喜爱书画、篆刻，曾研习近十年。原想成为艺术家的他“误入”艺术史专业，在美国堪萨斯大学从硕士读至博士，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如《八大山人山水画初探》《髡残的黄山之旅》《北宋黄宗道〈射鹿图〉》《龚贤与髡残》《石涛〈古木垂阴图〉轴——兼略析其画论演进之所以》《董其昌的艺术世界》等，对艺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均有重要价值。
自1987年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助理，到2014年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退休，张子宁在长达28年的博物馆职业生涯中，不仅掌握了书画的图像和文献资料，还参与策划了许多深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展览，同时以其学术修养和人格魅力与藏家成为朋友，得以为他所在的博物馆征集书画精品。
本刊非常荣幸能够采访张子宁先生，听他讲述丰富的博物馆职业生涯、艺术史研究方法，以及他与学者、藏家的故事，在此过程中深刻感受到了他对学术研究的执着追求。
我从高中起学习书画篆刻，大学就读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我原想报考台湾的大学艺术研究所，心里想着的是以后可以画画。当时一位从加拿大回台的高中同学劝我去美国读硕士，此后我听了一位刚从美国返台的艺术史学者演讲，听完后我请教她：“我想要学艺术，但我不知道该申请什么学校。”她讲了三个学校，我都申请了，只有堪萨斯大学接受了我，1979年春我入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研究所，才知道在这里学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史。我之前从没读过艺术史，在美国读了三年，拿到艺术史硕士之后，又读了博士。我就是这样“一错再错”地走进了艺术史。
从博物馆研究助理做起
董其昌，《江山秋霁图》卷，明，纸本水墨，37.9×137厘米，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在美国读艺术史基本上有两条出路，一个是到学校教书，一个是到博物馆工作。1986年夏我还在读博士时，获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实习奖学金”一年。一年期满之后，方闻先生想要从大陆做一“宋元明清100件精品展”，我便留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助理，协助方先生编著馆藏宋元等书画图录，后因宋元书画基本不能出境，展览并没有做成。后来纳尔逊博物馆的何惠鉴先生邀请我协助他做“董其昌的世纪展”，于是1988年夏我回到堪萨斯城，出任纳尔逊博物馆东方艺术部研究助理，直至1992年展览开幕。在参与董其昌展览的举办中，我做的是一些基本工作，如将与董其昌有关的资料收集、影印，按书法、绘画分类，再依年份排序。这些资料也用于编写“董其昌的世纪展”展览图录所附年表。
“中华瑰宝展”展览图录
“董其昌的世纪展”做完之后，方闻先生想要和台北故宫合作，举办“中华瑰宝展”，我1992年底回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协助他做这个展览，从1993年工作到1996年展览开幕。“中华瑰宝展”作为巡展，在纽约展期满后，又至芝加哥，最后到华盛顿，彼时我在华盛顿工作，这个展对我来说“有始有终”。“董其昌的世纪展”和“中华瑰宝展”都为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我认为个人受益最大的是资料的收集。我影印这些资料给方闻先生和何惠鉴先生看，自己也复印一本，并对其梳理，为日后做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这一过程培养了我收集资料的习惯，当读到的材料里面有我不知道的讯息，我就把它影印下来放进档案。这些积年累月的资料，虽然收集时是无特定的目的，但当需要的时候便可以为我所用。博物馆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是可以接触实物，可能是因为以前学习书画、篆刻的关系，我比较喜欢接触实物，在博物馆有机会去库房看作品，所以我一开始就选择了博物馆。
与藏家的故事
王方宇、王少方父子
我跟藏家交朋友不是以博物馆中国书画主任的身份，想要他们捐钱、捐画，更多的是在我学生时代或者在博物馆做助理研究员时期，从艺术和研究开始的。跟藏家交往的一个好处是他们有时会问我一些问题，买作品也会征求我的意见，一来一往之后就成了朋友，我跟安思远先生、王方宇先生、冯英祥先生都是朋友，当我要为博物馆争取藏品的时候也就变得很自然。
我与王方宇先生结交是从写《八大山人山水画初探》开始的，当时是为了参加在南昌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这篇文章，写好之后寄给王先生看，他说写得不错，自此我们开始交往。后来王方宇先生是在心脏手术不成功的情况下，留下遗嘱将其精选的20幅八大书画及15幅齐白石作品，由他儿子王少方选一合适的博物馆捐出，最后我为弗利尔美术馆争取到了这批藏品。在这之后我和王少方也慢慢熟识了，他告诉我将藏品给弗利尔美术馆的部分原因。一个是他父亲开刀那天，他陪父亲从公寓走到医院短短15至20分钟的时间里，王方宇先生提到了我三次，他就记得了我的名字，认为是父亲有意无意地暗示要将藏品交给我。第二个是王少方访问了八个博物馆，问每一个博物馆同一个问题“如果我决定不捐给你们博物馆，你会推荐哪个或哪几个博物馆”，其他博物馆相关负责人都顾左右而言他，只有我给了他一个明确的回答。我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因为他住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大馆，收藏又好，捐给该馆理所当然；捐给波士顿美术馆是由于该馆有研究八大、石涛的专家吴同，有研究这批作品的人才才能保管好这一批捐赠，并能利用它们做展览。这一回答得到了王少方的认可。
正式供职于博物馆，不再能只做研究
八大山人，《荷花双凫图》轴，约1696年，纸本水墨，185×95.8厘米，王方宇捐赠，弗利尔美术馆藏
我正式的博物馆工作是1996年底应聘出任弗利尔美术馆暨沙可乐美术馆中国书画主任，工作至2010年，共计14年，占我博物馆生涯的一半。作为中国书画主任，我不再只为一项研究、一个展览而工作，还有一些行政事务，例如筹办研讨会、为藏家和读者提供咨询服务等。这一时期远没有当助理时收集的资料多，也没有太多时间消化资料；期间参加很多研讨会，有时为了研讨会写文章而临时找资料。我在弗利尔美术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策展，该馆中国书画馆藏丰富，13号展厅专门展书画（现在这一展厅已经被废除），展览均为主题展，每个展览都要有特定主题，一年要做一至两个展览，换展时间是六至九个月。整个过程从选件开始，然后请修复部门检查，确认哪些作品可以用，哪些作品来不及修复不能用，由于时间有限，一般都没有展览图录。除了这个展厅的主题展之外也会做一些特展，如弗利尔美术馆获王方宇先生遗赠八大山人作品后，我策划了“追寻天倪”的八大山人书画特展，并印制遗赠图录。
2010年10月我应聘至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出任资深研究员。因为头衔是资深研究员，我原以为可以专心做研究，但未能如愿。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书画收藏不是特别强，从来没有专人负责书画，但有一个小的书画展厅，我就负责书画展厅的策展工作。接着又协办2012年杨致远先生收藏展“灋迹：观远山庄珍藏法书选”。2014年夏，我决定退休，现仍居旧金山湾区。
“中国式山水画展”
第一个借展
“中国式山水画展”展览现场
我的第一个借展是1997年在波士顿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式山水画展”（Landscapes in the Chinese Style），展览内容是美国当代艺术家Roy Lichtenstein 的作品。做这个展览时Roy Lichtenstein已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做了“中国式山水画”系列。当时弗利尔美术馆的副馆长要我来做这个展，因展览主题是中国山水，我觉得很有趣，便接受了。我想做得不一样，去参观Roy Lichtenstein工作室时打开了我的策展思路。我翻看工作室书架上的中国艺术类书籍，通过艺术家留在书页中的书签，便知道了他的作品取材于哪些中国画，就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博物馆等借这些中国画，再加上沙可乐美术馆的馆藏，做了一个类似于对比的展览，即将艺术家的作品与他所受影响的中国画并列展览。此外还有平面与立体的对比，如Roy Lichtenstein的一件尺幅很大的作品《山水与石》，为一河两岸的构图，画有一座太湖石。他还有一件用木板做的太湖石雕塑作品，我将这件雕塑作品和绘有太湖石的画放在同一个地方，故意将灯光打 得很暗，并摆了一排椅子，希望观众能坐下来，静静地观赏。这个效果达到了，《华盛顿邮报》的艺评家称“这间展厅是全华盛顿最安静的角落”。这次策展是一次比较特殊的经历，Roy Lichtenstein家人写信给我，对这个展览表示肯定。
“黄山：中国晨夕万状的山水展”
个人兴趣展
雪庄，《黄海云舫图》轴，1718年，纸本水墨设色，100×57厘米，纳尔逊博物馆藏
2008年，沙可乐美术馆有个展厅突然在两个展览之间有六个月的空档，换展展厅也不能关这么久，我临危受命做了“黄山：中国晨夕万状的山水展”（展期为 2008年5月31日至8月24日）。明末清初四僧中的渐江、髡残、石涛都到过黄山，并留下画作，文人画家中的戴本孝、梅清等也描绘过黄山。但这些画家没有人像雪庄一样在黄山居住了30年，他吟咏图绘，为黄山的忠实记录者，创作大量《黄山图》，汪世鈜辑刊《黄山志续集》将雪庄的《黄山图》作为附刻本，共计44页。这套版画描绘有详细的进山路线，并用文字一一注明途中所经过的景点，对于某些重要景点则用单独一开描绘，或许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早的黄山导游图。 雪庄有如此成就，然而在300余年之后却隐没无闻，黄山展便以“雪庄”为中心进行策展。
石涛，《黄山图》卷，1699年，纸本设色，28.7×182.1厘米，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第一个展厅只有一幅画，即程功的《黄山图》卷，这件作品很写实，描绘了雪庄居住处云舫，与雪庄自绘的《黄海云舫图》一样。作品全卷展开，但是一个展厅只有一个平放的手卷不足以吸引观众，我便联系一位专门拍黄山的摄影师汪芜生，选用20几张他拍摄的黄山黑白照片，放在手卷上面的墙上，并用灯光轮换地打到墙上，观众在没有看清展览题目的情况下也能被吸引进展厅。欣赏完《黄山图》卷后 便进入第二、三展厅，展出弘仁、髡残、石涛、戴本孝的作品，他们是大家熟悉的黄山画派画家。之后重点为雪庄，展出弗利尔美术馆藏雪庄有纪年的最早作品《山水》册、纳尔逊博物馆藏雪庄有纪年的最晚作品《黄海云舫图》，美国私人藏家所藏五六幅雪庄中期作品。作品按照雪庄住处排列，如作品中描绘的景色位于雪庄住处的左侧，作品也放在《黄海云舫图》的左侧。最后以雪庄的弟子一智的作品《天都峰》结束。这个小而精的展览，使大家在认识黄山画派的同时，也重新认识了雪庄。
在策划这次展览之前，我便帮博物馆、藏家收藏过雪庄的作品，如程功的《黄山图》卷在香港出现时，我陪一位纽约藏家去香港把它买了下来；《黄海云舫图》是我将其告诉何惠鉴先生，由纳尔逊博物馆买去，等等。我对黄山画派画家以及《黄山图》做过研究，曾发表了《髡残的黄山之旅》《石涛的〈白描十六尊者〉卷与〈黄山图〉册》等相关文章。这个展览是我的兴趣所在。
建立线上宋元书画研究档案
2010年2月我主持启动“宋元书画网络资讯”，
https:// www.freersackler.si.edu/publications/songyuan/
这是我在弗利尔美术馆做了很多年的重要项目，也是我在该馆的最后一个项目。这一项目是在整理宋元书画资料的基础上做成的，最初想要将资料出版成书，一本图片，一本文字，后来因馆长要求细分书画门类且出书易滞销等原因没有出版，改为在弗利尔美术馆官网公开这批宋元书画资料。宋元书画板块将85件作品分世俗人物画、山水画、宗教人物画、自然题材、书法与拓本五个主题。每个主题又再分组，并按约略年代顺序排，每件作品的图像和相关文字都有著录，标签、引首、款识、印章均有释文，与艺术史有关的文字均被译成英文，并予以注释，为学者研究宋元书画提供了很大便利。
美国的中国画修复
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弗利尔美术馆书画修复方面做得比较好。相比于中国，美国的书画修复人员很少，修复所需时间更长，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两位修复师。其实有一位修复师已经很不容易，虽然会有助手以及一些短期进修者，但仍不能完成繁重的修复任务。目前，美国的大部分修复师都是从国内过去的，在北京故宫和上博有几十年的修复经验。他们在美国跟日本裱画师相处久了，相互学习彼此的优势，这是一种合作；原先门派观念很重的日本裱画师在日本几乎不交流，在美国却能相互交流，这是美国的优势之一。另一个优势是美国的博物馆配有实验室，在科技的帮助下，材料和观念都会有创新，裱画师的技术也会越来越先进。
艺术史研究：注重实物、喜爱定论
我1979年入堪萨斯大学艺术史系研究所时师从李铸晋教授，20世纪80年代学者比较注重风格分析，李教授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之一。后来又流行女性主义、社会学、物质文化等研究方法，书画的好坏真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原来书画是主角，现在变为配角，成为学者用来说明女性主义、社会学、物质文化的一个现象。我做研究不太想要用特定方法，完全看材料而定，在梳理材料的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真正的方法就应像石涛说的“无法”。
我曾发表了有关赵孟頫、王蒙、倪瓒、董其昌、龚贤、髡残、八大山人、石涛等的文章，有些是为了研讨会，但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奇怪地发现我非常喜欢僧人画家，如八大、髡残、雪庄都是和尚，龚贤虽不是和尚，但也和他们同门。这些文章大部分是我在学生时代或者在博物馆做助理研究员时期写的，我认为我有深度的文章写于这一时期，比如《龚贤与髡残》。在一次参加澳门研讨会时，一位听众得知我是《龚贤与髡残》的作者，对我讲“这篇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今后研究龚贤和髡残不可或缺的资料”，我觉得能得到这种认可是难得的。一个人可能出许多本书，但到最后可能没有多少人看。真正的学术著作无论是书还是文章，之所以能够流传，要看以后能不能在别人的文章注释中出现，如果能够被引用，说明这本书或文章是有用的。我认为注释非常重要，我在看一篇新发表的书或文章时，会先看序言，再看后记，之后就是看注释，假如注释的材料我都知道，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什么新意，如果有我所不知道的材料，我就会要读这篇文章。
艺术史研究要讲史实，我注重实物，加之幼习书画、篆刻，可以读行草书、看印章，所以较重视画上的资料。不管做展览还是写文章，都以图像为主，再结合文字信息，文字信息直接来自书画或者相关书籍，以图画上的信息为主，图文结合使我感到非常踏实。我不太喜欢没有办法证明的理论，无法说服自己的言论也说服不了别人，这也是我不太研究宋画的原因，宋画的图像和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做出来的 研究自己也不一定能确信，别人也不一定相信。元代的资料已经比较多，明清就更多了，尤其元末明初、明末清初都是很热闹的时代，材料丰富，做这些研究能有明确的结论，我更有满足感，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研究习惯。艺术史研究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它就像一个拼图游戏，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全图拼出来，需要大家一起拼，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一份贡献，这样艺术史的面貌就会越来越明确。
文 | 王芷岩
图 | 张子宁、本刊资料室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