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峰：国民党军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群体剖析

解燊阳先生藏品·黄国梁中将任官状

1904年，清政府决定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实行军衔制。从1904年到1911年，清政府逐步形成并日益完善了以日本军衔为蓝本的三等九级军官军衔，军士和兵各分三级，加额外军官，共计六等十六级的中国第一个军衔制度体系。尽管清朝灭亡以后，衔级具体名称有所变化，但其等级设置被以后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以及1935年以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

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的官制基本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三等九级制。1931年4月13日，国民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了北洋政府官阶体制，军官、军士、兵的军衔设置完全相同，仅仅是军佐军衔略有改动。《陆海空军官职表》（1934年7月24日公布）规定：陆海空军军官分为上、中、初三等，每等分为上、中、少三级，三军均以上将为最高军阶。

1935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4月1日，国民政府授予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特级上将军衔。作为最高军衔的特级上将自始至终为蒋介石独占。

1935年3月30日公布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将过去单一规格的陆海空军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并增设特级上将。规定，本条例除特级上将另有规定外，所有陆军、海军、空军上将之任官，悉依此办理。主要接受德国顾问的建议，结合多年施行军衔制的经验得失，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了国军上将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改变了自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将官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级的传统。

在1935年总共授任1名特级上将、8名陆军一级上将、1名海军一级上将、21名陆军二级上将。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官员估计而撰写的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的统计报告中披露，上将124人、中将418人、少将1240人、上校3233人、中校4707人、少校13178人、上尉39736人、中尉37554人、少尉36284人∞。1936年1月11日和12月31日，分别授任程潜、李烈钧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由于1935年所确定的上将员额偏少，93名原先已经获得上将军衔的陆军高级将领必须改任中将，必然引起一些矛盾。1936年初，为解决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具备晋任上将的规定，但受上将员额所限而不能晋任的问题，在陆军中已有的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军衔之外，又增设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由于自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的海军始终非常弱小，各派系的中央政府对海军建设都不够重视，因而海军的将军尤其是上将人数非常少。空军由于成军时间晚、规模小，也不存在将军人数过多的问题。所以，中将加上将衔的制度只适用于陆军中将。1936年2月29日由国民政府公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

第一条陆军中将依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得先加上将衔；

第二条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

第三条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

第四条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第二级上将同，俸薪仍照最高额支给；

第五条本条例自公布即日施行。

此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简称“陆军上将衔”。实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制度继承了北洋政府以来的加衔传统。但是，北洋政府时期加衔适用于各个军衔等级，而国民党军的加衔仅适用于陆军中将衔级。30年代称作“陆军E将衔陆军中将”，40年代后改称“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均简称“陆军上将衔”。

这样，到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确立起以特级上将封顶的军衔体系，陆海军士兵军阶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基本相同。经重新评定的军官自少尉至特级上将均须报请国民政府授任。

当时，国民党军的将军军衔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中将、少将五个衔级，比较接近于德国的军衔等级设置。增设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的基本原因在于1935年以前，上将军衔泛滥成灾。为了提高上将军衔的含金量，适应军以上建制部队和军事机构的设置，形成合理的军衔等级体系，尤其是解决许多军长以上高级军官的军衔设置问题。

按有关规定，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共叙任了28人为中将加上将衔，虽有出缺和增补，国民党军队中现役上将，包括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将官总数限制在60人左右。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公布的人数统计，当时，特级上将1人，由于朱培德于1937年病逝，一级上将降为8人，二级上将23人，中将加上将衔28人，总计60人。1938年10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增设陆军上将员额五名。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七名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从实际执行的情况看，到1949年国民党败逃至台湾，上将的员额掌握比较严格而没有出现上将过滥的现象。陆军一级上将朱培德（1937年逝世）、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1938年被枪决）、刘湘（1938年逝世）、宋哲元（1940年逝世）、陈调元（1944年逝世）、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廖磊（1939年逝世）、张自忠（1940年牺牲）、庞炳勋（1943年投降日伪而被褫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成为抗战期间投降日伪的军衔最高的将领）等留下空缺，所以，全国的现役上将总数仍然为60人。例如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军委会铨叙厅1944年11月付印的《将官资绩簿》上将名单，明确记载该年上将员额为60人。

黄埔七期毕业的史说回忆： “到抗战前夕，又定中将加上将衔二十八人，这些人大部是预备做集团军总司令的。如张发奎、张治中、陈诚、薛岳、熊式辉、杨杰等都是那时由中将加上将衔的。自此以后直到抗战末，没有加任上将或上将衔的，高级将领职级也降低了，胡宗南、汤恩伯升到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升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其官阶还是中将，官阶晋升都迟于职级。”②能够被授任、晋任、追晋、追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军衔的将领也都是位高权重、名高望崇之辈。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按授衔或晋衔的情况区分为六类：(1)“加陆军上将衔”（即已经授予陆军中将，而后加陆军上将衔，简称“晋加”），黄琪翔、张治中等多数人都属于此类情况；(2)“任陆军中将并加陆军上将衔”（即授陆军中将和加上将衔同时进行，简称“授加”），黄绍弦等人都属于此类情况；(3)“特授予陆军上将衔”（即未经叙任陆军中将而直接授陆军上将衔，简称“特授”），张发奎属于此类；(4)“追晋陆军上将衔”（即现役将领亡故后追加陆军上将衔，简称“追加”），严明、刘戡、周浑元属于此类。需要指出的是，“追赠陆军上将衔”和“追赠陆军上将”区分并不严格。周浑元应属于追晋却被公告为“追赠陆军上将衔”，蒋介石题写的碑文是“陆军上将周公浑元之墓”。(5)“追赠陆军上将衔”（即非现役者亡故后追赠陆军上将衔，简称“赠加”），北洋将领贾德耀、井勿幕追赠。当时，在政府公报的行文中对追晋与追赠的区别并不严格。例如，现役将领鲁英鏖追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属于此类。(6)“赠加陆军上将衔”（即赠送友邦人士陆军上将衔），1935年到1949年间，只有尼泊尔首相伯达马塞尔获赠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1936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1948年5月20日以后为总统府）发布公告授任、晋任、赠加、追加等各种类型的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追赠陆军上将衔总计53人，按照时间先后如下：

(1)张发奎：广东始兴人。1936年9月1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

(2)余汉谋：广东高要人。1936年9月1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

(3)张治中：安徽巢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京沪警备司令、京沪杭国防区长官。

(4)张之江：直隶盐山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中国国术（武术）的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

(5)钱大钧：江苏吴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6)鹿钟麟：直隶定县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7)陈诚：浙江青田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定桂军第三路司令、中央军政学校广州分校主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

(8)卫立煌：安徽合肥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定桂军第二路司令兼陆军第十四军军长。

(9)马鸿逵：甘肃河州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一卜将衔，时任陆军第十一军军长。

(10)薛岳：广东乐昌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二路军总指挥。

(Il)刘建绪：湖南醴陵人。1936年9月2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保安司令。

(12)庞炳勋：河北雄县人。1936年12月1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陆军第四十军军长。

(13)孙连仲：直隶新河人。1936年12月16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讨逆军”预备军司令。

(14)盛世才：辽宁开原人。1936年12月16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新疆边防督办。

(15)吕超：四川宜宾人。1937年1月8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民政府参军长。

(16)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937年3月1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路军参谋长、广西第二路指挥。

(17)邓锡侯：四川营山人。1937年3月31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路军骇

(18)朱绶光：湖北襄阳人。1937年4月10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

(19)廖磊：广西陆川人。1937年5月1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陆军第七军军长。

(20)夏威：广西容县人。1937年5月1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桂军第三路指挥。

(21)王树常：辽宁辽中人。1937年6月7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22)黄绍弦：广西容县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长。

(23)黄旭初：广西容县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西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

(24)陈仪：浙江绍兴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上将衔，时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

(25)熊式辉：江西安义人。1937年9月2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抗日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南昌行辕办公厅主任兼江西省军管区司令。时

(26)刘文辉：四川大邑人。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军团军团长兼陆军第二十四军军长。

(27)杨森：四川广安人。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军团军团长兼陆军第二十军军长。

(28)杨杰：云南大理人。1937年10月1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苏俄实业考察团长。

(29)刘兴：湖南祁阳人。1937年10月2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江防总司令。

(30)贺耀祖：湖南宁乡人。1938年2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甘肃省主席兼保安司令。

(31)周浑元：江西金溪人。1938年2月18日追赠陆军上将衔。1938年1月18日病逝，时任陆军第三卜六军军长、陆军中将。

(32)唐式遵：四川仁寿人。1938年10月24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33)张自忠：山东临清人。1939年5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34)孙震：四川成都人。1939年5月2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35)卢汉：云南昭通人。1939年5月13日任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6)潘文华：四川仁寿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兼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37)王缵绪：四川西充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38)王陵基：四川乐山人。1940年5月2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39)贾德耀：安徽合肥人。1940年病逝，原北洋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务总理、陆军总长。1941年3月19日追赠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40)胡宗南：浙江镇海人。1945年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1)井勿幕：陕西蒲城人。1945年11月19日追赠陆军上将衔。1918年12月23日被靖国军叛徒杀害，时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42)方策：浙江黄岩人。1946年1月12日追赠陆军中将特加上将衔。1945年10月病逝于西安，时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职务军衔，未实授陆军中将），1945年任军风纪巡视团主任委员。

(43)汤恩伯：浙江武义人。1946年2月15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一绥靖区司令官、第一兵团司令官。

(44)黄琪翔：广东梅县人。1946年6月13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45)罗卓英：广东大埔人。1946年6月13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

(46)伯达马塞尔：尼泊尔人，1946年11月14日特授予陆军上将衔，时任尼泊尔国务总理。

(47)林蔚：浙江黄岩人。1947年8月9日晋加陆军上将衔，时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

(48)鲁英鏖：山西桓曲人。1948年3月26日追赠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8年1月13日在涞水县高牌店自杀，时任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叙官陆军少将。

(49)刘戡：湖南名源人。1948年5月17日追晋为陆军上将衔。1948年3月1日，遭西北野战军包围伏击，自炸毙命，时任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陆军中将。蒋介石曾经慨叹：“国失良将，情何以堪？”

(50)严明：湖南祁阳人。1948年5月17日越级追晋为陆军上将衔。1948年3月1日被解放军击毙，时任整编第九十师中将师长、叙官陆军少将。

(51)李汉魂：广东吴川人。1949年2月21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总统府”参军长。

(52)刘士毅：江西都昌人。1949年5月24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总统府参军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53)马步芳：甘肃河州人。1949年8月17日加陆军上将衔，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作为属于陆军中将的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实际相当于准二级上将、候补二级上将，具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在53名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中的9人后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其中，陈诚还晋任为陆军一级上将。从1935年到1949年间，授任的23名、晋任的11名总计34名二级上将全部是陆军二级上将，没有海空军二级上将。除邹作华、孔庚作为非现役将领获得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时即退役或者除役外，其余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9人均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卫立煌、陈诚于1939年5月2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增补韩复榘枪决后而出的缺。1935年4月4日授中将，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1942年，因作战不利被褫夺二级上将军衔，降为中将军衔，1943年恢复为二级上将。

陈诚1935年4月4日授中将，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长，1936年9月26日由中将晋加上将衔。1939年5月2日晋任二级上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增补刘湘病逝而出的缺。冯玉祥1946年7月27日退役。1947年2月21日陈诚晋任陆军一级上将，时任参谋总长(1945. 12 - 1948.5)兼海军总司令(1946.5 -1948.8)，递补冯玉祥退役的一级上将缺。

薛岳于1944年2月9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1935年4月5日授予中将，时任贵州绥靖主任、进剿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增补宋哲元病逝而出的缺，1950年晋升一级上将。时任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

张发奎、张治中于1945年10月3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张发奎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任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增补陈调元病逝而出的缺。1936年9月12日授予中将加上将衔，时任闽浙赣皖边区清剿总指挥。

张治中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增补杨虎城退役而出的缺。1935年4月4日授中将，时任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36年9月26日加上将衔，时任京沪区警备司令长官。

余汉谋于1946年6月13日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余汉谋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增补白崇禧晋升而出的缺。1965年9月晋升一级上将。

1947年2月21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熊式辉、陈仪、邓锡侯等三员着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③邓锡侯时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增补何成溶退役的出缺。

熊式辉时任东北行辕主任，增补万福麟退役而出的缺。

陈仪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增补徐源泉退役而出的缺。

至于许多人认为胡宗南在1947年3月占领延安以后，晋升为陆军上将军衔。笔者经过考证后认为，属于以讹传讹。胡宗南去台湾后，1955年9月以后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39年1 1月和1940年7月分别追晋廖磊、张自忠为陆军上将；1946年7月和12月王树常、吕超分别晋任不分级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孙连仲于1942年2月晋“任陆军上将”，任官状上并未注明“叙第二级”，他是唯一一个在世而又担任军职却并未分级的“陆军上将”，实质应该等同于陆军二级上将。但是，在《国民政府公报》中并未刊载这一任命。1943年1月23日，孙连仲被正式任命为第六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2月23日代理，6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电告时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吴思豫“免二级上将杨虎城官位由孙连仲递补”。另一说法是1943年4月24日，“孙连仲任为陆军上将”，在《国民政府公报》中也未见记载。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辑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附录部分在有关孙连仲肖像的职务说明中，明确注明“中国战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二级上将孙连仲肖像”。④至少说明，国民党军内部也认为孙连仲是陆军二级上将。

这53人中，均为陆军将领，并无加海军上将衔、加空军上将衔者。亡故追赠、追加上将衔7人中，生前为陆军中将者2人（刘戡、周浑元），生前为实授陆军少将官阶而任中将职务者2人（严明、鲁英鏖），生前无实授军衔者3人（井勿幕、方策直接追赠陆军上将衔，贾德耀追赠为陆军中将并特加陆军上将衔）。

在大陆期间，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但未晋任现役二级上将者有32人：张之江、钱大钧、鹿钟麟、马鸿逵、刘建绪、庞炳勋、盛世才、李品仙、朱绶光、夏威、黄绍兹、黄旭初、刘文辉、杨森、杨杰、刘兴、贺耀祖、唐式遵、孙震、卢汉、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胡宗南、汤恩伯、黄琪翔、罗卓英、伯达马塞尔、林蔚、李汉魂、刘士毅、马步芳。

分析53名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军衔将领的构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各大派系有军事实力的人物或者较小的派系的领军实力派人物。如蒋介石为抽调川军出川抗日，接连授予 41 49242 41 20648 0 0 3431 0 0:00:14 0:00:06 0:00:08 4320 41 49242 41 20648 0 0 2941 0 0:00:16 0:00:07 0:00:09 4322 41 49242 41 20648 0 0 2574 0 0:00:19 0:00:08 0:00:11 4322刘文辉、杨森、唐式遵、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川军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9年11月13日，王陵基任陆军中将，时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25日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粤军系统的张发奎，桂系的黄绍兹等。

(2)握有实权的军事机构或者名义地位很高的军事机构长官，如抗战时期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张治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林蔚等。参军长吕超、李汉魂、刘士毅等。

(3)握有军事实力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如抗战前驻各地的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抗战期间的战区司令长官，如卫立煌、孙连仲、薛岳、余汉谋、陈仪、鹿钟麟、马鸿逵、朱绶光、王树常、刘兴、黄旭初、盛世才、胡宗南、罗卓英、马步芳等，多数是独霸一方的军政大员。

(4)直接指挥作战的重要将领，如军委会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刘建绪、庞炳勋、李品仙、夏威、张自忠、廖磊、汤恩伯等将领。

(5)出使国外的重要军事代表团团长以及名望高、资格老的将领，如出使苏联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贺耀祖，抗战胜利后作为战胜国代表派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军事参议院参议张之江、鹿钟麟等。

(6)追赠、追加上将衔的亡故将领。主要是作战牺牲、民国初年牺牲以及积劳成疾的将领。如刘戡、井勿幕、周浑元等人。

(7)赠予外国领导人的荣誉上将衔。在1935年到1949年间，仅见赠予尼泊尔首相伯达马塞尔一例。

在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总人数控制在60人的情况下，蒋介石反复强调要严格控制高级军衔的数量，甚至提出“我们个人的阶级愈低，国家的地位就愈高”的口号，严格执行军官的考绩和停年规定，要想晋任、授任、叙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在1946年7月开始正式执行退役制度以后，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也殊非易事，改变了北洋时代陆军上将军衔泛滥贬值的局面。

北洋政府在1912年到1927年间，共授予陆军上将衔155名，海军上将衔4名，追赠陆军上将衔1名。其中，担任军长及军以上作战部队的军事主官获得加上将衔的有12人，担任师长、旅长的军事主官获得加上将衔的有38人（含旅长1人）。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0月9日以后，各省都督因督理军务需要，不论是否为现役军人均加上将衔，本身已有相应军衔者除外。

与之相比，1936年到1949年间，国民政府总计晋加、授加、特授、追加、赠加、赠予加陆军上将衔53名，仅相当于北洋时期加上将衔人数的三分之一。能够获得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成为一种含金量非常高的荣誉，较好地发挥了平衡各方利益，有效控制二级上将数量的作用。（待续）

注：

①转引自张瑞德：《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第155页。原文为表格。

②史说：国民党陆军制度述略（续），《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③国民政府公报第2755号（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附录部分。

三、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若干问题剖析

现在，不同的著作对在大陆期间的国民党军的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人数和具体人员往往说法不一，互联网的有关帖子更是众说纷纭。

1、邹作华、孙蔚如、马占山是否获得过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邹作华，吉林永吉人，东北军将领，1935年4月16日授少将，1936年4月21日晋升中将，曾任军事委员会炮兵总指挥。1947年11月18日晋任邹作华陆军二级上将。根据查阅《国民政府公报》，邹作华没有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经历，而是直接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孙蔚如于1945年升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马占山于抗战胜利后晋任陆军上将衔。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大陆期间，先后有55人获得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这一说法虽然在互联网上影响比较大，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笔者统计应当是53人。同时，笔者核对有关《国民政府公报》，始终没有发现晋任孙蔚如、马占山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记载，只查到1936年分别晋任二人为陆军中将的公报。

孙蔚如，陕西长安县人，西北军将领。1936年1月23日，国民政府令，孙蔚如为陆军中将。1937年5月，杨虎城第十七路军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后，孙蔚如任军长。1938年6月21日，所部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任军团长。1939年2月7日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后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一期受训。1944年9月20日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6月26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中将晋加上将衔的观点是错误的。至于“1945年7月，孙蔚如将军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暨武汉地区受降主官，授上将衔”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笔者分析，这很可能是将上将职务军衔误以为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笔者核对了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编辑的《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上卷）》，附录部分在有关孙蔚如肖像的职务说明中，明确注明“中国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中将孙蔚如肖像”至少说明，国民党军内部也认为孙蔚如是陆军中将，而非上将。

实际上，国民党军队从1935年实行新的军衔制以后，在大陆期间，始终实行职务军衔与正式军衔即实授军衔并存的做法。正式军衔是由国民政府主席（后来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签发任官状（令）正式叙任之军衔，也称为任官。正式军衔是由铨叙厅正式叙任，并由国民政府颁发任官状的军衔。此种军衔除了褫夺和晋任外，不随职务调动而变动。

职务军衔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发任职令临时任命之军衔，后来，1946年5月31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被国防部取代，则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任职令。职务军衔是一种临时性的军衔，而且职务和军衔是一体的，并且随职务变更而随时变更。如少将旅长、中将师长等，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发布的任职令，在任职同时授予的军衔。职务军衔是伴随任职而经过批准或者自行佩戴的军衔，一旦职务变化，军衔也相应发生变化，即使没有职务也可以佩戴实授军衔，即实授军衔属于终生性的荣誉，职务军衔是与职务相对应的临时性军衔。自1935年整理军衔后，由铨叙部门根据军人资历、功绩、停年（升任上一级军阶之必须时间即任职的职龄），统一办理军阶授任，虽一少尉任命，也有国民政府公报公布，发给任官状。但是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充、军人晋升迅速，依法进行的铨叙跟不上。而军衔与职务相差太多，也不利部队指挥、人事管理和调动军官积极性。于是，各部门在委任职务的同时，往往也会带上相应的军衔级别，比如中将军长、少将军长、中将师长，并允许佩戴相应的军衔标志，而不受正式叙任军阶限制。

孙蔚如担任的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战区司令长官职务根据当时的编制或者习惯都属于上将级别的职务。上将职务军衔是不分级的，而且，抗战胜利前，国民党军在实行美式军衔标志以前的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上将、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军衔标志在军常服上没有区别，都是在全金板领章上配三颗立体三棱体金制三角星。在大礼服的袖章上方横镶嵌三圈金辫，都绣三朵梅花；肩章为圆盘沿穗肩章，圆盘上均绣梅花一朵，肩穗分别为金线编制，盘柄分别缀立体三角星三颗。但在重大场合或文件中才分上将等级，服饰区别在大礼服的袖章上，特级上将于梅花之上加缀圆环三个成品形，一级上将加缀圆环两个平列，无圆环为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且俸饷分别为600元、480元、400元。在非重大的正式场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军衔可以统称为陆军上将。只有在重大场合才区分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在抗战胜利后，采用美式军服后，军衔标志改肩章，特级上将的肩章上缀五颗星星环形排列，一级上将四颗星星菱形排列，二级上将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三颗星星呈三角形排列。但所有上将俸饷却改为同等待遇。由此形成了习惯所说的国军五星上将、四星上将、三星上将。上将职务军衔则没有如此区分，但是，佩戴上将职务军衔者可以享受上将的薪俸，服制也与二级上将相同。例如，1931年的时候，上将800元；中将500元；少将320元；上校240元；中校170元；少校135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32元。薪饷以银元为单位，1935年实行币制改革后改为法币。“九一八”事变后，军政部规定发“国难薪”，上将至上校减半；少校六折；尉官打七折。士兵待遇也略有减少。由于法币不断贬值，名义薪饷不断提高。到1947年3月4日调整陆海空军官兵薪饷的标准为，陆军上将月支50万元；中将45万元；少将40万元；上校35万元；中校30万元；少校26万元；上尉21万元；中尉18.5万元；少尉16万元；准尉13.5万元。士兵5.2万元至1.5万元。海空军薪饷一般高于陆军一个等级。1948年8月实行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以后，国防部于1948年11月起按照金圆券调整薪饷，陆军上将月支948元；中将864元；少将804元；上校744元；中校678元；少校564元；上尉492元；中尉426元；少尉387.6元；准尉362.4元。上士84元，中士60元，下士48元，上等兵36元，一等兵27元，二等兵24元。在长江以北的陆军作战士兵每人每月加给6元，驻新疆部队官兵比内地同级官兵薪饷赠加20％。由于物价飞涨，官兵的实际薪饷不断降低。据《申报》报道，1949年2月，国民党军官兵每人每月所得的薪饷大致如下：下等兵300元，中等兵338元，上等兵450元，下士600元，中士750元，上士1050元，准尉4560元，少尉5190元，中尉6150元，上尉7800元，少校9600元，中校12450元，上校14100元，少将15600元，中将17100元，上将19000元。

按当时的物价指数，下等兵每月300元薪饷，只购买15个烧饼。上将19000元，也只够买一担多米。副食费（菜金）官兵每人每月一律1200元，每人每天只合40元。

另据国防部下发的《陆海空军日给养定量》，陆军士兵日给定量大米1.5斤，蔬菜豆类0.75斤，肉则1两都不到。

类似的情况，当时并不罕见。例如，国民政府曾经批准董其武、孙兰峰任上将（职务军衔）。在《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军官佐属现职录》、《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登记官籍簿》的史料中都记载董其武职衔为上将。但是，董、孙在填写履历时也始终填写自己为国军陆军中将军衔。1955年，获悉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后，董其武提出降衔的理由之一就是自己是原国军陆军中将，授自己解放军上将军衔偏高。

抗战期间，八路军旅长以上的干部一般都具有国军少将、中将军衔，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是上将，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中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也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是上将，这些都是未经正式铨叙的职务军衔，在《国民政府公报》中并未记载，而且不占用国军将官名额，也没有数额限制。我们并不能够认为朱德、上官云相、董其武、孙兰峰等人的上将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或者是二级上将，他们本人以及其他熟悉国民党军军衔制度的人也不会这样认为。

当然，加上未经批准而私下授任以及其他系统的各级军衔的数量还远多于此。例如，阎锡山麾下的王靖国、孙楚、杨澄源的陆军上将军衔就是阎锡山私下授任的产物。1939年中共着手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实行军衔制。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八路军总部又颁布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分为6等16级即将、校、尉、准尉、士、兵等；16级即将分为上将、中将、少将3级，校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新兵3级。但由于条件限制，只有部分官兵被评定军衔，这次军衔未能评定完成而终止。194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例如，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制定的“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规定：新四军的军长、政委为上将军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军衔；参谋长为中将军衔；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可授中将军衔。由于国共内战爆发，这次军衔评定也半途而废。中共方面评定陈毅作为新四军军长的上将军衔也是不区分等级的职务军衔上将。假设国共和谈成功，陈毅的上将军衔获得政府认可而正式加委，则可能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或者是二级上将。因为当时的新四军已经拥有31万多兵力，相当于国民党方面战区兵力规模。但若要获得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则资历不足。

马占山的情况也比较类似。马占山1927年升任骑兵第二军军长，被张作霖授予奉军中将军衔。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改军为旅。马占山成为黑龙江省步三旅旅长，军衔仍然是中将。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期间，被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7日发布决议：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但由于条件限制，没有举行正式授衔仪式。而且，因战场形势变化，马占山对日伪方面搞了一个假投降战略，被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伪满洲国授予马占山上将军衔。可是，马占山很快二次抗日，伪满洲国宣布“褫夺”马占山的上将军衔。

笔者查找到黑龙江省档案局保存的马占山佩带上将军衔的照片，但是，这一照片并不是正式实授军衔照片，而是佩戴职务军衔的照片。估计是1936年以前，马占山享受陆军上将待遇佩戴的军衔标志。

1935年3月30日以后，国民政府陆续公布了《特级上将授任条例》、《上将任官施行条例》等军衔法规，一批原上将衔改任中将。上将改中将名单中没有马占山，并且1931年的决议宣布马占山以陆军上将待遇而非正式上将军衔。

马占山1936年1月22日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官职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抗战期间，马占山担任第八战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实际没有多少兵力，也不可能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或者陆军二级上将。1940年5月3日被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45年6月26日兼任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9月4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9月23日，马占山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1948年8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由于受蒋介石歧视，称病隐居北平，也不可能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另一方面，熊式辉于1945年9月1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1946年7月31日以后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主任，1947年2月21日晋任时任东北行辕主任、国民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熊式辉陆军二级上将（1937年9月22日授中将加上将衔）。此前，两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关麟征、杜聿明都是中将，作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马占山也不可能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或者陆军二级上将。其实，类似于马占山职务的实授军衔为中将的人也大有人在。

2、唯一的外籍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1946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令：伯达马宁尔特授予陆军上将衔。此令。”在《国民政府公报》中仅有一次提及伯达马宁尔。伯达马宁尔究竟是何许人困扰了许多人，笔者也曾经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终于搞清楚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民政府公报》打印错误，伯达马宁尔实际是伯达马塞尔。这一字之差也曾经令笔者一头雾水。

中国政府宣布对尼泊尔总理伯达马塞尔“特授予陆军上将衔”，这属于赠与的荣誉军衔，近似于现在一些大学授予某些人士名誉博士学位的做法。

1947年9月18日，蒋介石将陆军上将礼服及礼刀派人送交尼泊尔总理柏德玛（伯达马塞尔），致函称：“前以赠阁下【陆军上将荣誉衔】，今将礼服赠于阁下……聊表本人敬意，并以纪念中尼弥益亲切之友谊。”

查阅当时的报纸就会发现这一做法的具体情况。

新闻标题：“尼泊尔总理就职周年纪念　我赠以勋章陆军上将衔

【中央社南京廿七日电】外交界息：十一月廿九日为尼泊尔国务总理伯达马塞尔就职周年纪念，我国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长沈宗旋为庆祝专使，并授该国务总理特重大绶宝鼎勋章，及陆军上将衔，沈专使偕驻印武官乐遥翔，及驻加尔各答领事陈以源，业于廿六日低尼京加德满都，并定廿七日举行授勋典礼，廿九日参加该国务总理就职周年典礼。

按尼泊尔与我国过去有密切关系，依照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年）之规定，尼泊尔每五年纳贡一次，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之纳贡为逊清最后一次，民国初年，亦曾来贡，嗣因故中缀。

至我国方面，清政府于光绪卅一年遣使赴尼泊尔册封其国务总理（国王为名义上元首，由国务总理总览国政）为「统领兵马果敢王」。

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曾于廿一年（一九三二年）派赴加尔各答总领事张铭，代表政府赠其国务总理宾森塞以一等宝鼎勋章及陆军上将衔，廿一年国务总理由爵达塞尔继任，我国政府又于廿三年派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梁长培往尼京赠以一等宝鼎勋章及陆军上将衔，爵达塞尔于去年十一月廿九日退位，其侄伯达马塞尔继任国务总理，迄十一月廿九日恰为其就职一周年纪念。

按现任国务总理伯达马塞尔生于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日，在尼京加德满都高等学校毕业后即服务军界，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曾一度从事水电建设事业，现尼境内之重要水电及交通建设，多由彼当时所经营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内，彼率领尼军卫戍西北边境，历建功勋，一九二九年任尼军统帅之职，一九三二年晋级为高级统率，一九四五年继其叔爵达塞尔为尼泊尔总理。”

国民政府也多次以陆军上将衔配合勋章赠与友邦尼泊尔政要，以示中国与尼泊尔友好而特殊的关系。根据笔者分析统计，对外赠予陆军上将衔不占据国军上将军衔数量指标。

3、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是否在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后就没有实行过？

1936年起，囿于上将员额有限，合于晋升二级上将规定的陆军中将，可以加上将衔，其服制同二级上将、领中将最高额薪俸，且二级上将职位出缺时可以优先晋任，当然，台湾学者所认为的“唯1949年迁台之后没有中将加上将衔”的看法并不准确。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称：“陆军中将加衔过去在大陆是实施过的，但自到台湾之后，这个条例在台湾事实上没有施行过。”查阅有关资料，可以发现至少在1950年代，徐培根、彭孟缉、胡琏在台湾分别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为元在有关论文中，明确提出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后，徐培根以参谋本部作战参谋次长身份（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协助进行国民党军的裁撤整编。“陆军整编的艰巨任务主要落在孙立人身上。从1947年7月15日到1954年6月30日，孙立人从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历台湾防卫司令，到陆军总司令（1950.4.16－1954.6.30），主导军师整编达七年之久。来台部队均需经过孙司令的整理及补充，包括美援武器的分配。整编计划需上级国防部长官，参谋总长周至柔上将核准，参谋次长留德的徐培根中将（加上将衔）则扮演缓冲的角色，防止整编计划过火，影响军心。”笔者曾经查阅有关资料，认为徐培根于1951年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

徐培根，字石城，浙江象山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陆军大学第六期、德国参谋大学毕业。1922年任浙江第一师少校参谋，1925年任骑兵第一营营长、步兵第四团团长。1927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南昌行营参谋处长，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主任，1932年任第八十七师参谋长，后调任中央军官学校教育总队总队长、高等教育班主任，1933年7月任航空署署长。1934年兼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厅空军事务处中将处长，1935年任兵工署机械司司长，1943年8月任陆军大学教育长。1945年6月28日，任陆军中将，时任陆军大学教育长。1951年任参谋次长，加陆军上将衔。1954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56年任国防大学校长，后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总统府战略顾问，1962年任国防部研究院教育长。1991年2月8日在台北病逝。

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毕业，1937年升任第六十七师步兵第一一九旅旅长。1939年升任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方靖）副师长。1941年调任福建预备第九师师长。1942年调回第十一师任师长。1943年率部坚守石牌要塞，为赢得鄂西大捷奠定基础，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于7月13日任十八军副军长。同年带职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参。1944年8月13日任第十八军军长，1945年6月28日正式晋升少将军衔。1946年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1947年任整编第十八军军长。在解放战争期间，胡琏被誉为“狡如狐、猛如虎”，成为我军中野和华野的最主要、最险恶的对手，多次令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保持着对我军作战非胜即平的战绩。1948年9月22日晋升陆军中将。1948年9月任第十兵团副司令官，黄维任兵团司令官。胡琏只身空降淮海战场，但终究无回天之力，侥幸从包围圈中逃脱。1949年4月至10月任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后改编为第十二兵团司令。1949年9月，胡琏率部增援金门岛，与驻守金门岛的第二十二兵团联手造成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进攻金门的三个团全军覆没，取得所谓“古宁头大捷”。1950年初，第十二兵团改为金门防卫军，胡琏任司令兼任“福建省”主席及福建“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胡琏于“1952年10月，所部突击南日岛，因功加陆军上将衔。”1954年调任第一军团司令。1957年7月晋任陆军二级上将，9月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胡琏被誉为“金门王”。1964年，胡琏出使“驻南越大使馆大使”，在职八年，具体负责对南越提供军事援助。1972年胡琏被免职回台北，1972年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晋任陆军一级上将。

　彭孟缉在台湾也曾经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军衔。彭孟缉，原名明熙，字真如，号念先。湖北省江夏城（今武汉市）人。1908年9月12日生。1926年3月，彭孟缉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11月正式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1927年8月彭孟缉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三师炮兵营排长、连长、南京公安局政治训练处股长等职。1928年4月被派到日本野战炮兵学校学习。1931年7月回国后任中央炮兵学校主任教官。1932年3月出任陆军炮兵训练委员会及陆军福斯山炮研究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炮兵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陆军官校政治干部训练班教官，参加了延平、古田“剿共”战役。1934年6月兼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班教官；12月调任陆军炮兵学校教官。1936年4月彭孟缉调任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团陆军炮兵学校重炮兵团团长，彭孟缉与邹作华、黄国书（台籍）并称炮兵三杰，为机械化重炮兵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1937年2月任陆军独立炮兵第十团（机械化重炮团）团长；8月彭孟缉率炮兵第十团参加了淞沪抗战。1938年4月27日彭孟缉晋任陆军少将，任陆军炮兵第七旅第十团团长，后任炮兵第七旅副旅长。1940年6月任重炮第一旅副旅长。1941年6月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炮兵第一补充兵训练处处长。1943年1月任炮兵第一旅旅长。1944年兼第四战区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4年12月任黔桂湘边区总部炮兵指挥部指挥官。1945年5月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炮兵指挥部中将指挥官；8月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彭孟缉主持了日本炮兵部队受降仪式；12月军政部派彭孟缉为第二要塞调查组主任，负责台湾高雄港之要塞调查。

1946年7月，彭孟缉任高雄要塞司令部中将司令官。1947年2月28日，台湾各地相继举行起义，称“二二八事变”。3月6日，彭孟缉的军队在十五位军人被枪杀后开始反击，对高雄人大开杀戒，被屠杀者竟达数千人。彭孟缉因此被人称作“高雄屠夫”。

1947年5月5日，“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部”成立，彭孟缉任第一任司令。1948年9月22日晋任陆军中将。1949年1月18日，“台湾警备司令部”成立，陈诚兼任总司令，彭孟缉任副总司令。9月1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改编为“台湾保安司令部”，彭孟缉改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

1950年3月，蒋介石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主持全台最高的情治机构，并兼任圆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6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保安司令部”官兵大会上宣布由吴国桢任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任副司令，后兼任台湾省保安处处长、“革命实践研究院”附设干部训练团主任等。1952年7月16日，“台北市卫戍司令部”成立，彭孟缉兼任司令，并兼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军学研究会主任、动员干部训练班主任、军事动员设计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28日加陆军上将衔。“1954年6月，蒋介石下令免去孙立人陆军总司令职务，调为总统府参军长；同时免去周至柔参谋总长职务，另有任用；又免去桂永清海军总司令职务，调为参谋总长。这一人事调整，当时颇招人们物议，因为很多人认为孙立人是更适合的参谋总长人选，而却被摆在无实权的参军长的冷板凳上。……8月12日，刚就任两个月的参谋总长桂永清突患急病去世，……此时于情于理，参谋总长人选已非孙莫属。但蒋介石却下令‘陆军中将彭孟缉加上将衔，任代参谋总长’，这不但使孙立人大失所望，而且很多蒋的亲信也感到意外。因为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时，彭孟缉只不过是个省保安副司令，而且彭是以中将军衔就任参谋总长，这在国民党军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954年7月，彭孟缉以陆军中将军阶加上将衔，代理“参谋本部”参谋总长。1955年5月25日，台湾爆发少校郭廷亮发动“兵谏”案，彭孟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以郭廷亮为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部属为由，对其实行看管侦讯，孙立人被监禁到1985年才恢复人身自由。1955年6月20日彭孟缉正式就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同时晋任陆军二级上将。有的研究人员提出的彭孟缉于1952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的说法是错误的。1957年5月24日，台湾发生“刘自然事件”，蒋介石为向美国交代，撤换包括“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黄杰等在内的高级将领，6月25日彭孟缉调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部”总司令。1959年6月29日，彭孟缉再次担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并晋任陆军一级上将。1965年6月27日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并奉颁青天白日勋章。1966年10月，彭孟缉退役任“中华民国”驻泰国“大使”。1969年2月改任“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1972年9月，彭孟缉调回台湾，11月回役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997年12月，彭孟缉因病逝世，终年九十岁。“总统”李登辉特颁“旌忠状”与“勋猷懋着”挽额，以“表彰其对国家的贡献”，“行政院”院长萧万长亲临致奠，葬于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第八号墓穴。

以上事例至少可以说明，国民党军撤退到台湾后，并没有立即停止施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制度。当然，由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以后的数量下降到四十余万人，原先的上将去台湾的人数只有半数左右。与在大陆期间最多达600多万人的军队、60名实授上将以及众多的职务军衔上将的庞大阵容相比，在台湾期间，实行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的必要性已大为降低。

国民政府自1935年后，将上将分为特级、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特级上将一衔，从设立此衔到2000年废除，仅授予1935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一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在去台湾后不久不再实行。有人认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台湾时期叙任3员，1970年此军衔废止。

在台湾期间，台湾军队只有下列几种职位的将领晋任一级上将，为数最多的是掌握军令大权的参谋总长；其次是位崇但无权责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其他有总统府参军长、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2002年，“国防二法”施行后，“国防部长”成为军队系统的一号实权人物。但仿效美国，国防部长必须由文人担任，现役军人必须先办理退役手续才能够担任该职务。1995年以后，一级上将成为参谋总长的专用军衔。

4.陆军中将照上将待遇

在大陆期间，由于军队员额庞大，派系庞杂，必须严格控制高级将领数量，全国范围内的上将总计不得突破60人的限额。因此，对于一些高级将领也只得委屈于中将衔级。在1948年1月，出现了陆军中将照上将待遇的非正式军衔等级，俞济时、秦德纯获此殊荣，可谓后无来者。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浙江奉化人，俞飞鹏之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30年6月任警卫旅旅长兼中央宪兵代司令，9月升任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第一旅旅长。1931年任教导第一师副师长，5月任警卫军第二师（第八十八师）师长。1936年1月28日，时任第五十八师师长的俞济时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第五十八师师长。抗战爆发之初，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七十四军很快就在炮火硝烟中声誉鹊起。俞济时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首的七十四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1938年任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1940年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俞济时在集团军副司令任内指挥失误被调任军长，度过一段低谷后，于1942年11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1944年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根据1945年11月修正施行的《国民政府参军处组织法》规定，参军处设上将参军长一人，下设军务局、典礼局、总务局共三局，军务局设中将局长一人。1945年12月1日，“任命俞济时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局长，赵桂森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副局长。此令。”根据《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本府参军处组织法令》（1946年7月9日）：“国民政府设置上将参军长一人，……参军十至十五人，就现役陆海空军将官中任命之，受参军长之命，承办特交事项。”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军务局局长的编制军衔是中将，但是，俞济时于1948年1月照陆军上将待遇（晋占上将缺），成为黄埔毕业生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将官，时任总统府军务局局长兼侍卫长。在大陆期间，黄埔毕业生仅有胡宗南（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俞济时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陆军上将薪俸。1949年2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1952年10月22日，俞济时与秦德纯同时假退役。俞济时于1951年卸侍卫长职，次年辞第二局局长职。1956年以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1月25日在台北病逝。

秦德纯1948年1月照陆军上将待遇（晋占上将缺），成为除俞济时外唯一获此殊荣的将官。秦德纯（1893－1963）字绍文，山东沂水人。1935年4月8日授任陆军中将，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1948年1月，陆军中将照陆军上将待遇，时任国防部次长，1963年9月7日于台湾台北病逝。1969年9月14日，以前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名义追赠陆军上将。

俞济时、秦德纯即使在台湾，直到退役也没有晋任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和陆军二级上将。

从陆军二级上将的授任、晋任、退役、除役、褫夺等方面情况看。韩复榘1938年1月被处决，1939年5月卫立煌第一补缺。刘湘1938年2月追晋一级上将，1939年5月陈诚第二补缺。程潜1936年1月增授，1939年5月晋升，1942年孙连仲第三补缺。宋哲元1940年5月追晋，1944年2月薛岳第四补缺。陈调元1944年2月追晋，1945年10月张发奎第五补缺。杨虎城疑同张学良1945年2月退役，1945年10月张治中第六补缺。白崇禧1945年10月晋升，1946年余汉谋第七补缺。刘镇华1945年11月5日因病退役，1947年2月熊式辉第八补缺。李烈钧1936年12月增授，1946年2月病逝，1947年2月陈仪第九补缺。何成濬1946年7月退役，1947年2月邓锡侯第十补缺。万福麟1946年7月退役，1947年11月孔庚第十一补缺，但同时除役。徐源泉1946年7月退役，1947年11月邹作华第十二补缺，但同时退役。1949年，陆军二级上将傅作义被褫夺军衔，无人补缺。从1935年到1936年间，总共授任陆军二级上将23名，以后相继陆续晋任11名。但是，孔庚、邹作华在获得二级上将的同时即除役或退为备役。所以，至少有两个陆军二级上将指标空缺。1946年7月31日宣布陆军二级上将陈仪、陆军上将衔唐式遵留退延役一年，理论上讲，1947年7月以后，应当至少有三个陆军二级上将指标空缺。当然，上述补缺顺序系笔者推断而来。

1947年11月以后，在大陆期间，没有晋任陆军二级上将、一级上将。两任“总统府”参军长李汉魂、刘士毅、西北军政公署长官马步芳分别于1949年晋加陆军上将衔。全国范围内的上将数量大体上仍然控制在60人以内。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多名一级上将、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起义、投诚，甚至被国民党方面暗杀，国民党方面已经来不及从现役将领中及时递补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二级上将、一级上将。不含杨澄源之类的职务上将被俘情况，被我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将领是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王陵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