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俊川：从欧洲回流的插增本《水浒传》残叶

《水浒传》文本分繁简两大系统，现存简本又以插增本——以插增田虎王庆故事相标榜的版本为最早。欧洲数家图书馆藏有若干插增本残本，经马幼垣先生研究，分别属于两个版本的两套书，被定名为“插增甲本”和“插增乙本”。目前能看到的插增本，均藏于欧洲[①]。  

2007年12月，我通过购物网站ebay，在一家英国店铺买到23张《水浒传》残叶，鉴定后发现它们是一部明刻插增甲本的书叶，而且与欧洲所藏插增甲本残本内容互补，极有可能是那部书中散失出来的一部分。这无疑属于《水浒传》早期文本的新发现。2008年12月，国家图书馆举办纪念郑振铎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我以《插增本<<水浒传>的搜寻研究与郑振铎先生的筚路之功》为题 提交了一篇文章，顺便介绍了我买到的插增甲本残叶的基本情况。此文后被收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辑的内刊《文津流觞》第25期“郑振铎纪念专号”，并以电子文本形式在网上流传，但残叶的文字一直没有发表。

近年来，不时有学者联系我，希望能得到残叶文字作进一步研究，我也尽力提供帮助。这说明残叶对《水浒传》研究仍有价值，最好的办法是公之于众，使更多学者可以利用。而且这些《水浒传》书叶从中国到欧洲，再从欧洲到中国的传奇经历，凝聚了400年来中欧文化学术交流的盛缘。

一、  插增本与插增甲本

插增本《水浒传》最早是由郑振铎先生发现的。1927年夏，郑振铎游历欧洲，在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看到十部《水浒传》，除去文字相同的，共有五种不同的本子，其中最让他惊喜的，是《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这也是中外研究者第一次发现“插增本”。

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中[②] ，郑振铎说：

《新刻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全书不知若干卷，若干回，仅残存第二十卷全卷及二十一卷半卷[③] 。所叙为王庆的始末，仅至宋江起兵征伐王庆，连克坚城为止，未及王庆的灭亡。但这一本书，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全书一页分为上下两截，上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一，是插图，下截占全页面积三分之二，是文字。像这样形式的刻本，是很古远的，大约是南宋末叶很流行的式样；阮氏翻刻的宋本《列女传》是如此，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几部古代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也是如此，惟不能断定究为元和明的刻本。

当时，人们看到的《水浒传》多为清代版本，几部明末刻本还未被发现，嘉靖残本更是不为世人所知，说这部残本“可信为现存的《水浒传》中最古的一个刻本”，并无不妥。惟认为该本或早至元代，从文本、字体、版式等方面看不大可能。郑振铎自己后来也修正了对此书版本的看法，在 1929年的《水浒传的演化》中，郑振铎说：

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其版式与余氏双峰堂所刊的《三国志传》完全相同，上格为图，下格为文字，纸张也是相同的，可证其为同一的刊本。……余氏刻书的时代是万历之间，这部《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想亦出于这个时候。

郑振铎还认为，此书以“插增田虎王庆”为号召，“水浒故事”的演变至此始宣告完成，乃是后来各简本的“祖本”。不过后来他主持《水浒全传》校勘工作时，认为插增本等简本都是繁本的删余之物，错讹不堪，不再把它们列入参校本。

继郑振铎发现巴黎藏本，欧洲学者又在英国牛津大学发现了一张残叶。此叶先由荷兰汉学家兑闻达（J.J.L.Duyvendak，1889-1954）于1949年公布，复由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于1956年在《通报》（T’oung Pao）作了介绍。这使人们知道的插增本又增加一叶[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插增本的搜寻研究获得突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马幼垣先生，穷数年之力，在各国学者的帮助下，遍询世界上几百家图书馆，在欧洲又发现了几册插增本的残本。其中有二册与巴黎藏本板式相同，即每叶有两张插图，每个半叶都有一张图。这两册一藏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内容存招安、征辽和征田虎一段，与巴黎本相邻而不重复；一藏西德斯图加特州立瓦登堡图书馆，内容在前半部分，存自林冲刺配至清风寨花荣捉秦明一段，中有缺叶。

同时发现的还有另一个版本的简本《水浒传》，其中一卷书名为《新刻全本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志传》，同样以插增田王故事为号召，但每叶只得一个插图，即前半叶无图，后半叶有图，也有两册，一藏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一藏东德德累斯顿的邦立萨克森图书馆。它们是一部书分拆开的二册，合起来正好存相对完整的三十九回，包括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直至全书终结。为研究方便，马幼垣按发现时间的先后，将每叶二图的本子称为插增甲本，将每叶一图的本子称为插增乙本。

马幼垣对《水浒传》进行了历时20年的研究，陆续发表许多重要成果，最终收入《水浒论衡》与《水浒二论》两集，并将同属插增本系统的插增甲本、插增乙本和余氏双峰堂刻《水浒志传评林》本的文字进行对勘，于2004年出版《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⑤]。 他的资料详实周全，研究深入细密，解决了与插增本、简本有关的大量疑难问题，也给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方便。

二、插增甲本在欧洲

从郑振铎到马幼垣，学者们在欧洲找到的插增甲本《水浒传》，总计三册加一叶，分藏在法国巴黎、丹麦哥本哈根、德国斯图加特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这几本书内容互不重复，哥本哈根本还和巴黎本首尾相接（哥本书尾残缺），马幼垣认为，这说明它们原是一整套书，后被拆分为零册，流散到欧洲各地。

马幼垣和欧洲学者的研究结果，让这部插增甲本《水浒传》在欧洲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我们不妨多引用一些。

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的残叶，馆方有明确记录，是由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墨路腊（Paullus Merula，1558-1607）送给英国人某氏的，后来转赠后给牛津大学。墨路腊卒于1607（万历三十五年）7月19日，赠书一事必在此前，而当时恰有一批中国书被运到荷兰出售，这也是有史可稽的第一批来到欧洲的中国图书。

据荷兰学者邵博（Bert van Selm）研究，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Jacob de Heemskersk，1567-1607）带领舰队，在亚洲海上劫夺了从澳门出发的两条葡萄牙大型商船，并将船和货物运回荷兰。第二艘船中的货物于1605年3月运到阿姆斯特丹，于9月21日拍卖。邵博相信第二批货物中包括为数不少的中文书籍。因为当时在欧洲颇负盛名的大书商卡斯（Cornelis Claesz, 或作黎高来，Cornelius Nicolai,ca.1546-1609），这段时间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一批中文书籍，并印了目录。据后世书目（1653）转引，卡斯的售书目录说：“一批品类繁复的中文书籍，即首次自中国或中国人领域进口的书籍，纸墨皆珍异。1605年，阿姆斯特丹，黎高来刊。”时间、地点刚好和墨路腊向英国人赠送《水浒》书叶的情形相吻合。  

巴黎藏插增甲本的封面上，写着“万历□□□年照验”几个字。据戴密微辨识，中间残缺的三个字是繁体的“贰十贰”，马幼垣认同这一说法。万历二十二年为1594年，时间正在1603年荷兰舰队劫船和1605年卖书之前。因此研究者相信这部插增甲本就是卡斯拍卖的中国书中的一种。当时欧洲人没有谁懂得中国字，买中文书无非为了猎奇，因此书商就把一大套书拆分零卖以求厚利，造成是书分藏各国的现状。

无论如何，牛津残叶至迟在1607年已来到欧洲，插增甲本《水浒传》是最早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书中唯一知道书名 的一部，这是可以确定的。

三、来自英国的23张残叶

现在要说到新发现的残叶了。

2007年12月，我在ebay看到英国卖家Now05then08的店铺有几册带图画的中文书，卖家不谙中文，将它们都标识为日本出版物。实际上，其中三册是上世纪末荣宝斋或朵云轩刊刻的木板画册。另一册纸色古旧、上图下文的书，是用中文旧书的书叶剪贴而成的硬皮本子，卖家说它是“Antique Hagakure book，guide for the Samurai warrior”，当成了古时《叶隐》一类的日本武士道修行指南。他提供的图片很小，但可勉强看到朱贵、林冲等人名，我意识到这是一部旧刊《水浒传》的残叶，就参与竞拍，花费26英镑买了回来。

拿到书后，我首先判断这些残叶并非日本刻本，而是来自一部明版书，从字体看，应在万历前期。幸运的是，其中一页带有书名“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检索书目，发现它可能是《水浒传》的插增甲本。恰好当时马幼垣的两部水浒论著刚由三联书店出版，研读之后，可以肯定它们是插增甲本。

残叶共有23张，原来的书主人沿着板框将每半叶图文剪下来，并裱贴在硬纸上装订成册，因此是23个半叶。版心文字信息一字不存。残叶内容大致集中，主要为林冲上山和杨志卖刀两段，少数为靠后的故事。将叶子排好顺序，按照图像的题目，存如下内容，其中一叶卷端有书名，另存三回回目（图一至图二十三）。

    林冲管住草料场

    陆谦放火烧草场

    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卷之三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林冲醉卧雪堆中

    林冲被捉遇柴进

    林冲逃走梁山泊

    林冲酒店题叹诗

    林冲店内见朱贵

    王伦杜迁见柴进

    王伦要讨投名状

    林冲下山投东去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入草  汴梁城杨志卖刀

    杨志大怒赶林冲

    林冲忿力战杨志

    杨志在京卖宝刀

    杨志怒恨杀牛二

    杨志拿刀去首官

    杨志投见梁中书

    周瑾与杨志比箭

    杨志射周瑾落马

    朱仝雷横去捕贼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庙  晁天王举义东溪村

    雷横庙里投（捉）刘唐

    将王婆剐死示众

    燕顺置酒待宋江

    花荣计策捉秦明

虽然书叶失去了版心，但从版式看，与马幼垣描述的版面特点及提供的书影完全一致：板框尺寸统一（图一板框高20.5cm，巴黎藏本板框高在20.1cm-20.9cm之间）；上图下文；图占版面四分之一，插图风格一致，图两旁有标题；正文半叶13行23字；与斯图加特藏本书名完全一样。据此可以确定它们就是插增甲本，至少是同一版本系统。

后来我用残叶与马幼垣《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对照阅读，又有一个惊奇的发现，那就是残叶与斯图加特藏本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

斯图加特藏本现存90叶（图二十四为其中一页，转引自《水浒论衡》），其中有残缺，有的整叶不存，有的残存一半。而新得残叶23张，与斯藏本的缺叶完全互补，凡是斯藏本有的，这本就没有；这本有的，斯藏本就没有。特别是斯藏本中有几回基本完整，只缺半叶，恰恰这册里有几个半叶，正是那本所缺的，文字衔接，若合符契。

如“林冲管住草料场”，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只是小人家”，此叶开端是“离得远了”；“朱仝雷横去捕贼”，斯藏本上叶最后是“姓雷名横，身长□□□”，此叶开端是“寸”（斯藏本缺字处，《水浒志传评林》作“身长七尺五寸”）；“花荣计策捉秦明”，斯藏本上叶最后是“秦明”，此叶开端是“引军赶时”。等等。“巧合”到这种程度，只能有一个解释：新发现的23张残叶，就是斯图加特藏本中散落出来的。如果能将残叶与斯藏本作实物拼合，当可得到确证[⑥]。

这也再次说明分散在欧洲各地的插增甲本，原来共属于一套书。

四、新得残叶的价值

郑振铎初见插增本，正是学界对《水浒传》繁简二本谁前谁后热烈讨论的时候。郑振铎当时主张简前繁后，插增本多出田虎王庆故事，是一个“全本”，增添了简本的重要性，所以他欣喜异常，说“虽为零星残缺的剩本，却有无比的高价”。后来容与堂本等含有田王故事的繁本《水浒传》明刻本陆续发现，郑振铎转而主张繁前简后，插增本被看作删馀之物，又仅存残卷，地位自然下降。但从更广角度看，插增本仍有其独特价值。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水浒传》明刻本时有发现，最早的全本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余象斗刻《水浒志传评林》，也是一部简本。传入欧洲的插增甲本，刊刻年代早于《评林》，从整体看是存世《水浒传》最早的版本之一。若分内容看，版本比插增甲本早的有嘉靖本《忠义水浒传》残本，文本早的有插增乙本，但二书仅存后半部分，前面内容仍以插增甲本为现存最早，其插图也是现存最早的水浒画。这样一部书，虽然只剩残编断简，仍然值得宝贵。就像马幼垣说的：“插增本是连一纸残叶也该慎重处理的本子，任何发现都可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欧洲所藏三册一叶插增甲本，均有影印本行世，并未因其残缺而被忽视。

欧洲这部插增甲本，还是有书名可考的最早出口到欧洲的中国书，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来看，拥有独特地位。如今部分残书能以偶然的机会回到故土，也是一件难得的事。

马幼垣曾表示，欧洲方面再有插增本（不论甲本乙本）新残册出现的可能性不高，日本的可能性更低，中国大陆的情形则尚难断言[⑦]。又说：除非确知大陆或其他地方还有未见得到的大聚义之前的插增本出现，他将不再继续追寻插增本了[⑧]。而今这些曾历欧洲、重返中国的大聚义前的插增甲本书叶，可以为马先生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了。

插增甲本是明代福建书坊为牟利而粗制滥造之书，《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对此作了全面揭示。但这不等于它一无是处。如林冲在朱贵酒店题诗，新得残叶是八句五言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名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浮萍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在山东。

容与堂本也是八句五言：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闻望，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评林》本却是四句七言：

仗义林冲最朴忠，驰名慷慨聚英雄。

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镇山东。

在诗体字数上，插增本与容与堂本相同，但有三处异文：“驰名望”与“驰闻望”、“浮萍梗”与“悲浮梗”、“在山东”与“泰山东”。评林本与插增本诗体不同，这三处文字却相同。至少就“威镇在山东”与“威镇泰山东”而言，前者优于后者，因为梁山泊分明在泰山之西，怎么会“威震泰山东”呢？山东又不是以泰山得名的。所以插增甲本虽然是坊刻，是删节本，但仍有其版本价值。至于价值大小，还有待于通过全面校勘来揭示。

五、甲、乙本的定名与其他

插增甲本、插增乙本，是马幼垣根据发现时间前后命名的。通过比勘，他得出乙本早于甲本的结论。他同时认为，甲、乙本得名已久，如果按文本先后顺序改换过来，会造成混乱。

从工作角度看，确实没有换名的必要。但是从学术角度看，这种命名方式又不尽合理，应该探讨一个更能从本质上区分二本的名称。

新得残叶被裁去了版心，但欧洲保存的三册一叶插增甲本，版心均有简化的书名，如“全像水浒”“全像水浒传”“全相水浒传”“全像水浒全传”等。所有书名突出的都是“全像”二字。这个本子每叶有两张图画，在文本同为插增田王故事的情况下，“全像”是它自我标榜的特点和优势。而插增乙本每叶只有一张图画，版心就没有“全像”字样。

余象斗《评林》本序言上栏有一则《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馀副，全像者只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讹，其板蒙旧，惟三槐堂一副，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馀卷，一言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根据里面透露出的信息，可知在当时书业，把每叶两图的书叫作“全像本”，把每叶一图的书叫作“偏像本”，把画像置于书前的叫作“前像本”。当万历二十二年，闽中书坊的《水浒传》有“偏像本”书版十馀副，“全像本”却只有一副，显然是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所以余氏双峰堂选择“全像”版式来争取优势。从这个角度看，所谓“插增甲本”，在当时应叫“全像插增本”，“插增乙本”，则应叫“偏像插增本”。

坊刻书籍的书名，往往就是书坊的广告，要把自己产品的优点，通过夸张的书名告诉读者。因此从书名也可以推断出一部书拥有何种产品形态。试看“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比起“忠义水浒传”来，至少增加了以下几个项目：全、插增田虎王庆、全像、京本。也就是说，依次减去这几个项目，就会比较接近原始文本。插增本复杂的书名，表明它已是文本演进的后期形态，不可能是《水浒传》早期祖本。

 从增加内容（插增田虎王庆）到增加插图（全像），反映出当时图书市场竞争的激烈。《水浒传》在明代后期风靡一时，自然引来坊贾竞相翻刻。按照市场法则，一件商品要在竞争中胜出，必须尽量压低成本、提高质量、丰富功能。古时出版成本有几大块：刻板的材料费、工钱和纸墨成本，这些都是硬成本，很难压缩。在竞争压力下非要减少支出，只能偷工减料，反映在书中就是大量删节文字、粗制滥造。一味删减也不是办法，读者早晚会不买帐，这就需要增加产品功能，提高附加值。现在看来，万历时期福建书坊的办法是在书的厚薄大小保持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增加故事情节和图画，在图书内容上进行竞争：你每叶插一张图，我就插二张；你增加了田虎、王庆故事，我就增加诗词评论，所有这些挤占了版面，只好再删削文字。所以，在插增本系统的三种书中，偏像本每叶一图，文字最详；全像本每叶二图，详略居中；《评林》本每叶二图之外还增加评论一栏，文字最简略。

全像插增本（甲本）比偏像插增本（乙本）多增加了图像，在产品形态上更先进一些，其文本形成时间应晚于后者。这与马幼垣通过文字比勘得出的结论正可相互印证。

[①] 中国的图书馆目前未发现藏有插增本。吴希贤编《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第3册收有数幅插增甲本和乙本书影，似为残书，内容与欧洲所藏本重合。吴希贤所见书据云乃康生强占之书，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不知所终。见马幼垣《梁山聚宝记》，《水浒二论》第21-2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②] 《小说月报》第18卷之第11期，1927年11月。

[③] 二十一卷实存四叶，不足半卷。马幼垣有说。

[④] 马幼垣《现存最早的简本<</span>水浒传>----插增本的发现及其概况》，《水浒论衡》第51-8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下述插增本搜寻、研究过程均见此文，不再出注。

[⑤]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2004年。该书印刷120套，由作者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笔者在中山大学王丁教授的帮助下得以借读，谨致谢忱。

[⑥]1982年发现斯图加特藏本后，发现者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于当年底影印50本出售流通。也可用此影本来研究斯藏本与新得残叶的关系，但笔者尚未借到此书。

[⑦] 《梁山聚宝记》，《水浒二论》第24页。

[⑧] 《两种插增本<</span>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水浒二论》第125页。

刊于《华西语文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