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静波：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

“林则徐”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最显见的事例便是1994年有学者对西北农村4所中学220名初三学生所做的一次历史知识测试。测试内容是让学生写出自己熟悉的10位中国著名历史人物，结果有198人提到了“林则徐”，其出现频率高居第一位。[1](P332)学界对于林则徐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2]对其评价也大体一致，[3]仅在细微问题上有所探讨。[4](P342)在大众印象里，林则徐一直是近代史上的英雄人物，其禁烟与抗英事迹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过程中为数不多的亮点。茅海建曾指出:“处在失败 (鸦片战争) 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5](P143)茅所质疑的正是林则徐形象或者说“林则徐神话”是后人有意塑造出来的。

学界对于林则徐个人形象的变迁已有所研究。[6]卢元伟从社会记忆建构的角度选取了民国时期陈恭禄、蒋廷黻、郭廷以以及新中国建立后范文澜、林增平等知名学者的著作，论述了在不同的语境与立场下，林则徐个人形象书写的变化。肖代龙通过对晚清舆论、诗文、传说、传记4种所谓记忆载体的检讨与分析，认为林则徐的形象在晚清经历了一个由循吏到英雄的建构过程。杜恩义提及了民国禁烟运动时期国府缅怀林则徐的情况。上述学者的研究虽有开山之功，但略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或限于某一时段，或叙述不详，均未对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做整体考察，特别是民国禁烟运动对林个人形象塑造的影响。实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人多出于同情而描述了林则徐在战争中的积极作为。但至民初，林则徐的形象并未如今天这般“高大伟岸”，反倒是存有杂音，即一部分人指责其在战争中有鲁莽或不谙外情的表现。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禁烟运动后，林则徐在一系列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中被塑造为“英雄人物”，其形象也自那时起延传至今。本文旨在呈现出近代林则徐形象变迁的过程，丰富对于林则徐形象的认识，并藉此探讨影响其形象转折背后的时代因素。

一、鸦片战争后至民国初年的林则徐形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魏源、梁廷枏就在各自著作中记述了相关史实并对林则徐做出了评价。

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里认为战争失败不应“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指出战争起因于“闭市”，但“闭市”之责任不在林，在英人“不肯具结”与“不缴洋犯”。[7](P185-186)而战争中，奕山“浪战”，颜伯焘、裕谦、牛鉴等人“浪守”，独林则徐、邓廷桢“择地力，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8](P206)魏源认为林则徐已经尽力，但无奈清廷掣肘，凭其一己之力难以扭转整个局势。梁廷枏在《夷氛闻记》中基本持同一意见，认为林则徐“终其任，未尝有所挫失。论者遂谓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9](P170)魏、梁搭建起了一个林则徐故事的原始文本。虽然二人都肯定其作为，但魏源也指出林在处理英商问题时“求之过详”的态度不妥。可见，战争结束后不久，对于林则徐的评价是“功”“过”两存。“功”在禁烟与军事，“过”在处理问题的手段。

林身后，史家对于林则徐事迹的撰述开始出现变化。带有剥离现实、联结书写者个人情感因素的故事文本开始呈现。如李元度在其成书于同治五年 (1866) 的《国朝先正事略》中将林则徐传列于“名臣”目下，认为林则徐“缮守备”，致使“英人屡撼之，不动”，假使“向令公始终其事，决裂不至此”。[10](P793-794)值得注意的是，李元度进一步指出林被贬斥完全是由于“在事者莫能折冲御侮，争归咎公，因中伤之”，琦善 (代者) 至广东后，“悉反公所为”，致“英人遂径犯粤城”。文中特别提到军机大臣王鼎、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为林则徐鸣冤的情节。[11]可见咸同年间的史书更加强调林则徐被人构陷的一面。至民初，《清史稿·林则徐传》中评价林则徐“才略冠时”“遭谗屏斥”，却也同时责备他“操之过急”。[12](P11498)

此外，自清末民初起，关于林则徐是否“了解外情”的元素也被加入故事情节之中。宣统元年 (1909) ，汪荣宝、许国英在《中国历史教科书》 (《本朝史讲义》) 中开始提及林则徐赴广东后“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及新闻纸读之”的细节。[13](P48)成书于1921年的《旧闻随笔》也记载林“在粤乃购诸国新闻纸，并其记载，译为《四洲志》”。[14](P101-102)但上述描写都没有逆转此前对于林的部分指责。至禁烟运动开始前的1928年，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仍指出林则徐轻信英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称林“愚陋”。[15](P127-128)

检视清末民初的林则徐形象，可以看出其特点有三。第一，时人认可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的努力表现，但也存在指摘其处理禁烟问题时“操之过急”的杂音。第二，从魏源、梁廷枏开始，都在行文过程中撇清林则徐与战争爆发间的责任，并力图说明林被罢黜是被“忌者中伤”。认为清廷如果一直重用林则徐，战局或有转圜余地。第三，清末民初，史家开始突出林在战争期间翻译书报、刺探外情的史实，并逐步将其作为后来晚清新思潮萌发的起点。总之，这时的林则徐并非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正面形象。在史家的书写过程中，几个关键因素如其“是否应对战争爆发负责”“是否熟稔外情”等成了其时与后来人评价林则徐时极力论争之处。故这一时期的林则徐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英雄人物”。

二、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运动时期的林则徐形象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设立全国禁烟委员会，开展了具有全国性质的禁烟运动。国府宣称这场运动为“打倒破坏烟禁之军阀，本总理拒毒之遗教，外以雪八十年来之奇耻，内以为民生主义之造端，毅然痛革‘寓禁于征’之秕政”。[16](P1)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兼具“巩固政权合法性”与“反帝”的双重意向。[17]鉴于林则徐禁烟与抗英事迹的特殊性，在外交官王景岐的建议下，国府开始在社会上大力推崇林则徐的名字及其事迹，以此号召起民众的禁烟与反帝热情。

禁烟运动前，上海已有名为“中华路少年宣讲团”的民间团体在宣传禁烟的过程中排演了“林则徐鸦片之役”的剧目。[18]在1926年该团的一次演出中，500多名观众“聚精会神”地观看了表演，该剧也得到了观众的一致称赞。[19]虽然处在国民革命时期反帝斗争的高潮阶段，但从《申报》的报道来看，这种民间团体的演出所能引起的反响十分有限。

1929年，有人指出林则徐的事迹因年代久远，已经不能尽人皆知了。[20]当年1月，时任驻比利时公使的王景岐向国府提出修铸林则徐铜像的建议，理由是:“铸像立碑，以志不朽，国中亦可乘此崇德报功之举，集合民心，景仰哲人，同除外害，道德循执，精神革新，万国闻声，必生敬警。”[21]随后，王又请示要“褒扬林则徐”。[22]王景岐曾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德和约谈判中有突出表现，他此时的这项建议立即得到了国府响应。当月，禁烟会开始筹划林则徐禁烟90周年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了“刊发林则徐专号、调查林公家族、发刊林则徐演讲短章、发刊中英鸦片战争演讲短章、征求林公事迹、搜集林公遗著、征求专刊题词发起组织建造铜像委会”等事宜。[23]由此，林则徐的形象开始被重新塑造。

至1929年3月，国府在广东虎门海滨修建了林则徐纪念碑，用以表彰和宣传林则徐的焚烟功绩。[24]铸造了“林则徐纪念章”，其形制为“银质金色盾形”，上方绘有“党旗国旗”，中间镶嵌“林先生遗像”。纪念章正面写有“禁烟先哲林先生则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赠”;背面为“林先生则徐焚毁鸦片九十周年纪念”的字样。纪念章绶带采用国旗颜色的“青白红三色”，并赠予“中外人士对于禁烟著有劳绩者”。[25]在4月上海举办的全国巡回拒毒展大会上，会场正中摆放了美术家张聿光制作的“林文忠公金色塑像”。[26]这座塑像后来还在9月的西湖博览会上展出。[27]

1929年5月，禁烟委员会规定每年的6月3日即“林则徐虎门销烟日”为全国性的禁烟纪念日。[28]从这一刻起，“林则徐”开始成为红极一时的“禁烟英雄”与“反帝英雄”。当年的6月3日，南京、上海、北平、哈尔滨、济南、青岛、杭州、无锡、福州等地相继举行了林则徐禁烟纪念大会。[29]在首都南京举行的纪念日典礼上，所有人要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林先生遗像，行最敬礼”。林则徐的曾孙、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林翔还被专门邀请来向观众讲述林则徐的禁烟事迹。下午在公共体育场仿效虎门销烟的场景，销毁了江宁法院收缴上来的两千多件毒品。[30]在浙江省政府举行的纪念会仪式上甚至还设立了“林先生神位”。[31]此外，禁烟会规定历史教科书中有关鸦片战争的章节要加入“林则徐之奋斗情形”的内容。[32]林则徐的拒毒遗训，即“鸦片之毒，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断无有以鸦片为不必禁……此祸不除，十年后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鸦片流毒内地，如痈疽流毒人身，痈疽生则渐以成脓，鸦片来则渐以致寇……必须将鸦片烟销除净尽，乃为杜绝病根”也陆续在各地报刊中登载。[33]《林则徐年谱》开始编修。[34]对于林的称谓，更有“拒毒先觉”[35]“ 45 41581 45 18764 0 0 6823 0 0:00:06 0:00:02 0:00:04 6823毒运动的急先锋”[36]等。

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所推动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林则徐的名字与禁烟事迹开始风靡全国。至20世纪30年代，这股热潮仍未减退。在1930年6月3日的禁烟日纪念活动中，胡汉民、王宠惠等国府要人相继撰文缅怀林则徐。[37]《申报》刊登了征集“林则徐留与吾人之教训”的《六三征文比赛条例》。[38]一位名叫王维藩的作者撰文指出“孔子诞辰”与“林则徐禁烟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两天。[39]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则是筹划建立林则徐纪念堂。禁烟会组建了包括“王景岐、张群、李登辉、林翔、马相伯、郑毓秀、张之江”等15位政学界名人在内的“筹建上海林则徐纪念堂筹备委员会”，计划选址于上海并且三年完工。[40]纪念堂内计划设有专门展示古今中外与禁毒有关书籍的图书馆，周围设有“拒毒艺术馆”“麻醉毒品治疗研究所”以及“模范戒烟医院”等。[41]虽然上海市这座纪念堂的修建计划最后不知所终，但至抗战前，陕西凤翔还是落成了一座林则徐纪念堂。[42]

从外媒报道来看，《字林西报》相继报道了1929-1933年的林则徐纪念新闻。[43]1929年6月4日的《字林西报》还称纪念林则徐焚烟90周年体现了中国人急于禁止鸦片的迫切心情。[44]

综上可见，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让禁烟运动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更大影响，故而对林则徐的事迹进行了有力宣传。在禁烟委员会成立的1928年，各种大会仪式上并未有纪念林则徐的相关活动安排。王景岐的建议提出后，林则徐的名字与事迹正好迎合了当局“禁烟”与“反帝”的双重需求。于是，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展开，“林则徐”变成了一位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公众历史人物。

三、20世纪30年代有关林则徐故事的书写纠葛

20世纪30年代，受禁烟运动影响，各类著作都开始突出林则徐的禁烟与反帝事迹，希望以此提振民众的自信心。“林则徐故事”也由此开始了一个重新书写与诠释的过程，一个浓缩了历史与现实意味的“林则徐故事”由此诞生，并成为后人书写时参考的范本。

1931年，署名“王去病”的作者写了一篇名为《记林则徐禁烟事》的文章。文中除了为林则徐“昧于世界潮流”开脱外，称赞林“对于满清竭尽愚忠，这是时代的关系，不能苛责”，而“道光皇帝怕穆彰阿以及其他一班宵小。穆彰阿以及其他一切宵小，又怕英国人。英国人主张中国无须禁烟，中国人遂不禁烟，而则徐遂被遣戍”。[45]这篇富有代表性的文章表达了四点意思:其一，沿用先前的书写模式，继续抬高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中的声誉，如称林为“禁烟健将”“救国的仁人志士”，他的名字将“洋大人的胆，已是够吓破的了”，等等;其二，淡化了林则徐禁烟与战争爆发间的关系，即《南京条约》的签订与林则徐禁烟没有必然联系;其三，先前称林则徐禁烟运动的失败及被罢黜只是被穆彰阿等“忌者中伤”，而此时“王去病”已将失败的主要责任直接归咎于道光帝;其四，该文称林则徐“生平是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可见林的禁烟事迹开始与现实情形紧密相连。

此外，一部中学话剧演绎了林则徐遭构陷后，其亲兵劝其谋反却遭拒绝与斥责的剧情。亲兵怨道光“不明事理”，劝林则徐举兵，但林坚持皇帝是遭“小人进谗”，并呵斥其“乱说”。当得知被发配新疆后，亲兵大哭替林喊冤，要林“赶紧调集大兵，杀到京师”;另一亲兵劝林逃走，并愿“誓死跟随，一路保护”。林则徐感叹:“食君之禄，听君之名，君命不可违”。[46]另一篇名为《林则徐的名字》的文章，记述了林则徐幼年因姓氏“林”和“徐”引发纷争，道光帝亲自出面定名字为“林则徐”，“则”为就是，即“‘林就是徐’，两字平等，不分高下”。[47]上述两例所涉情节为虚构无疑，但不难看出，为了达到最佳叙事效果，“林则徐故事”的内容更加丰富，时代感也更鲜明。“王去病”的文章、中学话剧以及《林则徐的名字》等作品绝非偶然，随着禁烟运动的持续展开，时人开始更多地将个人愿景加入故事当中。每个人都以历史素材为基础，刻画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林则徐形象。遍览禁烟运动兴起后的报刊文章，林则徐的英雄形象无不跃然纸上。

在解释“林则徐与战争爆发”的关系时，有人指责:“独怪清廷君臣，乃以万人之事，以责一人。”[48]还有人写道:“倘当时清代皇室，能明世界大势，以全力抵抗之，或不致有屈辱之事。”[49]在关于“林则徐是否熟稔外情”方面，有人认为林则徐的视野格局“与庚子时代之顽固大臣，迥不相同”;[50]更有人褒扬:“那时满清政府，像林则徐那样胆大心细的人是少得很。”[51]在突出林则徐形象的同时，其为人与性格也一并得到了赞誉:对于秉性，有人称其“遇事明察，待人以诚”，算得上“民族英雄，个人模范”;[52]对于学识，有人赞赏其“于历朝掌故，用人行政的得失，也了然胸中，非常熟悉”;[53]至于为官作风，有人表扬他的廉洁，称其在虎门销烟时，“主持销毁价值数百万元的毒物，是一个人的操守的试金石，林氏办得光明磊落，正由于他以耿介自矢不于额外妄取一文钱。这便是林则徐过人的地方”。[54]此外，更有人总结出林则徐“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种考察“人”“物”“事”“理”的方法，称赞《中庸》里提到的这些优点“二千余年来有多少人能像林氏五者具备”?[55]该文作者在另一篇文章里列举出沈葆桢、张亮基、胡林翼皆为林则徐拔擢重用，说明其善于发现人才的特质“较历代任何大政治家没有逊色”。[56]此外，许多人还借“林则徐”来抒发各自的“现实关怀”。有人借褒扬林则徐来鼓舞民众的反帝士气，如“对林公之褒扬正所以鼓起国民的勇气”，[57]以及“对日排货要有林则徐烧鸦片的决心”。[58]有人则讽今:“可知林则徐因禁烟而不顾宣战的利害，今日的当道深知宣战的利害，眼见偏 (遍) 地烟毒而不敢言拒禁。林固愚，吾辈未免太聪明了!”[59]更有人激励当局执政者:“ (蒋委员长) 拿了最大的决心，继续林则徐先生禁烟的精神实行禁烟的政令，我想光明的中华民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在我们的眼前实现的。”[60]

可见，包含了新旧元素的“林则徐故事”在禁烟运动中开始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和流传。“林则徐”不仅成为具有完全正面形象的时代英雄，更仿佛成为那个年代的“正义化身”。

值得一提的是，蒋廷黻、陈恭禄等学者仍坚称林则徐性格急躁，不谙外情，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1931年，蒋廷黻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显现出替琦善“翻案”意味。蒋称琦善为“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与琦善相比，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同时，蒋还认为林则徐“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且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61]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蒋尖锐地指出林则徐实则分为“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和“真正的林则徐”。真正的林则徐“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而最后病死在赴任途中使得其“名誉借此保存了”。[62](P19、21、30)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也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林则徐“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鸦片”。[63](P54)

可见，蒋、陈坚持清末民初对于林则徐“功过两分”的评价体系，既称颂林则徐禁烟态度的坚决，也指责林则徐不谙外情致使鸦片战争扩大。[64]李怀印认为蒋、陈对于林的贬谪是出于二人的“现代化情结”;[65](P55)蔡乐苏则指出蒋廷黻当时不得不面对日本入侵的紧张感，而“琦善”实则指代“愿意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得国家民族的利益”的汪精卫。[66]蒋廷黻也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满清，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67](P173)可见蒋或许是出于所谓还原史实的考量，才决定重新评价琦善。而他也坦承，在反帝情绪高涨的年代，这种研究取向一方面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如后世所见，为他自己招来了批评之声。

禁烟运动前，指摘林则徐的学者并未受到过攻讦。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蒋、陈的观点却遭到了其时学界同仁的尖锐声讨。1935年，曾多次撰文褒扬林则徐的陶元珍向蒋廷黻发难，发表《读“琦善与鸦片战争”》。陶在文中首先用大段内容逐条驳斥蒋廷黻关于论述琦善是近代“第一外交总长”的结论，并称琦善根本不能与林则徐相提并论。史学专业出身的陶元珍在同年曾发表多篇赞赏林则徐的文章，其情感未免有偏颇之嫌。但其敢于质疑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 (该年冬蒋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 的观点，可见其时“林则徐英雄形象”不容置喙的态势。陶在文中更称林是清代“自强运动的鼻祖”，左宗棠、沈葆桢在洋务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皆是继承了林的“衣钵”。[68]

此外，1939年一篇批驳陈恭禄观点的文章《林则徐禁烟百周年》发表。文中写道:“到现在还有些大学教授们 (例如陈恭禄) 在那里公然指斥林则徐不谙夷情，轻肇事端 (例如陈氏所著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说。陈著名为大学丛书，然内容浅陋，见解谬误，取材尤不谨严，早已有人批评过了) ……把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推诿于林则徐的孟浪操切，轻肇事端，这是看不清历史背景者的昏妄之谈。”[69]该篇文章确认林则徐的言行已经与战争的爆发没有关系，如果再有人置疑林则徐，只能证明是其学术水准失衡。

从这次有关林则徐形象的书写纠葛中不难看出，蒋廷黻等人指摘林则徐之处与前人并无二致，但回击他们的观点已经更系统严密，甚至超出了所谓“史实”对话的平台。社会舆论对于林则徐形象的认可程度已经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后来有关“林则徐故事”的许多撰述模式基本都受到了禁烟运动风潮的影响，构成林则徐英雄形象的许多新旧元素也开始不断地与时代背景纠缠在一起。沈松侨讨论晚清“民族英雄系谱”的历史书写时力图说明，“透过‘神话’的营造，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扯出具体的时空脉络，转化为近代中国国族认同赖以存立的文化符号”。[70]同理，这一时期的“林则徐故事”也掺入了书写者更多的现实关怀。抑或说，史实中的林则徐已经成为故事底本或基本素材，其形象能否抒发书写者个人情怀、服务于现实和满足众人期待与憧憬，则成了书写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四、抗战至新中国成立前林则徐形象的政治影响力

抗战爆发后，林则徐的名字与事迹开始发挥出进一步的影响力。如果说自禁烟运动开始的1929年至1937年这段时期，是政治运动构筑起了“林则徐神话”;那么此时，“林则徐神话”开始在特定的政治场合发挥功效。

1938年，《申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历代御侮人物志》的文章，林则徐的抗英事迹被放置在包含了李纲、宗泽、岳飞、虞允文、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明太祖、戚继光、袁崇焕、熊廷弼、史可法等众多民族英雄的故事当中，并且是清代仅有的一位历史人物。[71]可见林则徐的事迹在抗战时期已经获得了民间认可，与众多历史英雄人物一道被用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上海沦陷后，一位名为“吴人”的作者更在其文章中赞扬林则徐“为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斥责了那些“觍颜求荣的官吏”，林则徐故事也成了敌占区民众抒发反抗精神的重要文学素材。[72]有趣的是，汪精卫与伪满政府也曾抬出“林则徐”作为其宣传反抗英美的工具。如上海在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电影“林则徐”，请来当时的著名演员顾也鲁、高占非双双饰演林则徐，后来该片改名为《鸦片之战》。[73]当局宣传该片“有着十二分暴露英帝国的野兽举动”，更能“唤起全中国的人们来反英美”。[74]伪满当局的最大剧团“大同剧团”还在北京演出所谓“反英剧林则徐”。[75]抗战胜利后，曾任伪扬州禁烟局长的林金墉更是在受审时声称自己是“林则徐后裔”，希望以此保命。[76]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府方面推动的禁烟运动已经收效甚微。在1948年的六三纪念节中，国府继续宣称禁烟节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纪念清代政治家林则徐先生”。[77]但此时中共方面在运用“林则徐故事”上更胜一筹。伴随着近代史分期观的形成，中共更加突出林则徐事迹中的“反帝”情节，并加入了“依靠人民”的新剧情。在范文澜、胡绳等史学家笔下，沿传至今的林则徐英雄形象及故事版本最终定型。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 (上编) 称赞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满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最终，“林则徐在军事上不败于英军，而在政治上败于道光帝的缪乱指导和投降派的阴谋破坏”。[78](P17、33)有学者认为，在范文澜的近代史叙述模式中可以强烈看出此前蒋廷黻叙事模式的“倒影”。[79]显然，在范文澜的谋篇布局中，林则徐已经成为中国通史叙事框架中一个在中华民族不断遭遇外患并且通往光明胜利前途中的关键性人物。[80]1948年，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将鸦片战争的爆发归因于英国“以武力来推展经济的支配势力以奴役中国人民”。[81](P7)该书进一步明确了一个关于林则徐禁烟与鸦片战争爆发的关键逻辑，即无论清廷任用谁禁烟，无论林则徐如何禁烟，战争终归要爆发;既然战争无法避免，林则徐便不再背负诱发战争的责任。而其在广东禁烟与组织民众抵抗侵略，更凸显其“民族英雄”的气概。

此外，在一些民间读物中，更多的赞美语句被用来形容林则徐的事迹，如称他动身前往广东时，“天下着大雪，大地被沾染上了一层白色，照耀得大地一片光亮，即使是黑暗里，也可以分辨出景物来”。[82](P131)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的形象没再改变。1950年的《中国历史概要》 (初稿) 中认为“林则徐依靠当地人民的力量，对外国烟贩以及当地不法官绅商人作剧烈坚决的斗争”。[83](P84)1964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赞赏林则徐不仅禁烟有功，还是一位向西方学习的“开风气之先的人”。[84](P15)1982年，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认为林在严厉的禁烟政策中“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作风”。[85](P41)而上述著作均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清廷腐败与道光昏庸。此外，港台的部分近代史著作也一直沿用这种论述与评价模式。如1954年郭廷以的《中英鸦片问题与林则徐的措置》写道:“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为官以来，政声卓著。由于时代的限制，他的国际知识，并不充分，了解有欠正确，他的对外观念仍为传统的东方式的。但他并不顽固保守，他愿意知道‘夷情’，在未到广州之前，已着手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到粤之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并征询当地人士的见闻。而他的认真精神，崇高人格，及为国家民族除害的决心，尤值得后人的钦敬。”[86](P159-160)1970年，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也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林则徐遭到了撤换。[87](P189)

不一而足，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过程中，受到了时代精神与文化氛围的影响。柯文在论述被“神话”了的义和团时说:“必须把谈论的矛盾问题与当时人们心中最富争议的问题结合起来。”[88](P218)从禁烟运动时期蒋廷黻、陶元珍等人对于“林则徐形象”书写的纠葛中，更可以看出，史家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也在“记录着自己的故事”。[89]

杨国桢在评价林则徐时曾说道:“他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对投降派的卖国误国，并为此探求人们陌生的西方历史地理等知识，迈出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步。”[90](P464)来新夏也称:“林则徐是中国近代进步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91](前言)诚然，林则徐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时他在新中国的史学脉络中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其言行与事迹依旧在鼓舞与感召着后人。林则徐形象的变迁如王汎森所说，像一块所谓集体记忆的黑板，可以不断“涂写”，此间历史记忆不断“再生”。[92]在反复的“涂写”与“再生”过程中，一个寄托了不同时代人物愿景的林则徐形象慢慢成形。探讨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并无意质疑林则徐的言行，而是要厘清林则徐形象塑造与时代背景二者间的关系;同时从各个时代有关林则徐史料的成书背景入手，探讨历史书写如何被时代影响。[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