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晓轩：铁蹄下的东北记忆
美丽、丰腴的东北大地，自远古时代开始，即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然而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却成了铁蹄下灭绝人类的屠宰场，到处充满着血腥、布满着尸骨、充斥着死亡。东邻日本，不仅炮制了企图欺骗全世界的傀儡政权，建立了惨无人道的731、100细菌部队，还凿掘了令人发指的“万人坑”；不但血洗村落，还进行杀人比赛，烧、杀、奸、抢，几乎成了日本侵略者无道的信仰。膏药旗飘飞的伪满洲国时代，在中华民族沧桑绵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有十四个年头，但在这个恰好和一条豺狼的寿命相等的时间里，在古长城框不住的塞外平原上，在淳朴善良的东北人民心中，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血痕，刻下了无尽的耻辱和不堪回首的记忆。
有这样一批和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文物，如今静静地陈列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内，无声地向世人揭示着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血腥，倾诉着一段段令人发指的东北血泪史。
《即位诏书》上的傀儡政权
《即位诏书》，长53厘米，宽37.5厘米，纸本石印，黄金色。上部正中间为伪满洲国国徽，图案取自溥仪的专用帝室徽章——“兰花御纹章”；国徽两侧各有一面伪满洲国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五个颜色象征着“五族协和”；左右及下部边缘用东北特产“高粱”加以装饰，右起横读为正文，宋体字印刷，下方钤有朱红小篆体“康德御印”一方。整个诏书共有269个字，原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国肇基，国号满洲。于兹二年，原夫天意之爱民，赖友邦之仗义，其始凶残肆虐，安忍阻兵，无辜吁天，莫能自振。而日本帝国，冒群疑而不避，犯众咎而弗辞，事等解悬，功同援溺。朕以藐躬，乃承，天眷，假我尺柄，授我丘民，流亡渐集，兴其讴歌，兵气潜销，化为日月。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而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吁请正位，询谋佥同，敢不敬承，天命其以大同三年三月一日，即皇帝位，改为康德元年，仍用满洲国号。世难未艾，何敢苟安，所有守国之远图，经邦之长策，当兴日本帝国，协力同心，以期永固。凡统治纲要，成立约章，一如其旧，国中人民，种族各异，从此推心置腹，利害与共，无渝此言，有如皦日，无替朕命，咸使闻知。御名御玺，国务总理大臣各部大臣，康德元年三月一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堂而皇之地给东北罩上了“独立国家”的光环，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完全分裂出去，使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长春炮制出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清废帝溥仪充任“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称“皇帝”，年号康德。这份《即位诏书》就是由伪满国务院总理郑孝胥起草，溥仪第三次登极时颁布的。
诏书是皇帝布告天下臣民的文书，自秦朝开始，封建帝王在即位时，以颁发诏书的方式诏告天下。溥仪的这份“诏书”是在外来入侵者的完全操纵之下颁布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此时的溥仪早已被赶下了皇帝的宝座，但为了实现复辟大清的美梦，不惜出卖祖国和人民，换来虚幻的傀儡之位，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让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披上“合法”的外衣，便同溥仪一拍即合，上演了这出企图蒙蔽世人耳目的丑剧。诏书中，卖国求荣、卑躬屈膝的辞令不绝于耳，溥仪称自己的登极是顺应天意，称日本的入侵是友邦提携，称反满抗日斗争是凶残肆虐，由此可见卖国者和侵略者虚伪、卑劣、丑恶的嘴脸。
“公债社债”上的经济掠夺
日本侵占东北后，极力推行殖民地的经济统治政策，为了垄断东北金融，控制经济命脉，日军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便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采取强制储蓄、摊派公债等手段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
公债，亦称政府公债或国债，是以国家名义，在证券市场上举借并承担偿还责任的各项债务凭证的统称。伪满洲国公债是日本为了维护自身的傀儡统治，为了清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为了这个新兴“国家”更好地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而发行的。伪满十四年间，共发行公债87种，发行金额40.55亿元。
1935年7月，伪满政权为了笼络日伪官吏，收买汉奸及其走狗，发行了“御下赐建国功劳金公债”815万元，以奖赏的形式按级赐予总理大臣、参议部大臣、特任省长和日系官吏等“建国”有功之人。1939年1月，为了拉拢蒙奸及蒙古上层贵族，伪满发行了“旧蒙古王公裕生公债”共计849万元，以维持旧蒙古王公之生计与体面。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由于战线拉长，战势激化，开支浩大，致使伪满洲国的财力极度紧张，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伪满政权除了不断加重东北民众的税收、储蓄外，便大量发行公债。1937年至1941年，总计发行公债37.98亿元，伪满垮台前的两个月，突击发行公债3.8亿元。这些沉重的经济枷锁，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苦不堪言。由于伪满公债的偿还期限长，一般为10一50年，所以到日本投降时，还本金仅为1.43亿元，占发行公债总额的3.5%。
“教科书”上的奴化教育
“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让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奴化教育的险恶用心。伪满洲国成立的当天，关东军就下令：“在满洲国境内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不得使用中国教材”；“东北民众只许称‘满洲人’，不许称‘中国人’，如有违背者按‘反满抗日’论处”。1932年，伪满文教部成立，严令废止三民主义及其他违背新“国家”精神的教科书，只要有一丝民族意识或民主意识的教材，都会遭到查禁或焚毁。而在日伪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却极尽编造之能事，任意支解中国版图，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一心一德”、“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
1937年，伪满洲国实行“新学制”，把日语定为“国语”，自低幼年级学生抓起，并普及到社会各个角落。由于日语受到高度重视，以致出现了畸形的语言现象——协和语，人们说话常常是汉语中夹杂着日语，甚至在满文课堂上，也用日语教授汉文。学校采取各种手段强迫学生们学习日语，日语教学几乎占全部课时的二分之一，日语成绩不好就无法升学和就业。
将日语列为国语，其目的无非是想从语言着手，淡化中国人的民族语言，让东北人从小就忘记自己的祖国、地域和五千年的历史，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十四年的时间里，东北的很多孩子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此说，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相比，教育侵略更狡猾、更毒辣、更具欺骗性、危害也更为严重。
“战争画报”上的欺骗宣传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岁月里，大量的随军记者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了日寇所谓的“大和魂”，刊登于日本国内各种刊物之上，极力煽动日本民众的战争狂热，号召更多的青年为天皇效忠，参与实现世界“和平”的“大东亚圣战”。当日军在中国境内攻城掠地之时，日本的随军记者、摄影师与作家们，便遵照日本当局的指使，抢先报道日军的进攻与捷报，充当恶魔的吹鼓手；而当日军对东北民众实施血腥统治时，他们又连篇累牍地捏造伪满洲国的“祥和”景象，充当罪孽的粉饰工。这些虚假的报道在日本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其中以专门刊登新闻照片的画报最受青睐，如《世界画报》、《朝日画报》、《大东亚战争画报》等，精心制造并发布了大量的新闻照片，极力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在镜头的欺骗下，历史被歪曲，侵略被美化，中国东北演变成为一块蛮荒之地，日本为了把东北人民从军阀和西方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国家”，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在国家宣传机器的狂轰乱炸之下，日寇的“骄人”战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比文字更具体、更形象、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新闻，充斥着日本国民的神经，使军国主义深入民心，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狂热地、坚决地拥护这场史无前例、罪孽深重的侵略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军部命令各新闻单位：“可当作战争见证的资料，必须全部销毁。”各媒体日以继夜地焚毁罪证，然而镜头下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这些战争画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辗转，又从日本回流到中国东北，成为日军暴行最有力的铁证。
“实验器具”上的血腥杀戮
1932年，日军为了实现继续向外侵略扩张的目的，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东北各地成立了多个细菌部队，使用细菌武器残害、杀戮中国人民。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将魔爪伸到了哈尔滨。据统计，该部队一个月内就能繁殖细菌近千公斤，为了使细菌更适用于人体，日军在无辜的百姓身上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实验种类有“冻伤”、“解剖”、“毒气”等几十种，被害人数达到千余人。队长石井四郎还研制出了石井式陶瓷细菌炸弹，这种炸弹爆炸力小，细菌成活率高，可以释放出多种致人于死地的细菌。日军常把实验者押送到野外进行实战演习，将其捆绑在木桩上，之后用飞机投下细菌炸弹，被实验者发出撕人心肺的惨叫，如有生还者马上被拖回进行解剖、检毒。
“白山黑水”间的英勇反抗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侵略的斗争。自日军一踏上东北领土，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就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国民党的爱国官兵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最艰苦、最险恶的条件下，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前赴后继，英勇抗敌。
1931年11月4日，四千名日军在大炮、飞机配合下，向黑龙江的通道——嫩江桥进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坚决违背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发表了“此身存在誓不屈服”的抗日通电，率领东北军奋起抵抗，打响了东北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死也要死在祖国，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这是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将军不屈的誓言。他指挥的抗日联军与日寇周旋在林海雪原，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创造了东北战争史上的奇迹，被东北的父老乡亲称为“北国雄狮”。但由于叛徒的出卖，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年仅34岁。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将尸体扔到了松花江中。东北人民为了缅怀这位英雄，将他牺牲的珠河县改为尚志县。如今，赵尚志将军的配枪陈列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内，熠熠生辉，彪炳史册。
“巾帼不让须眉”，在民族的危亡时刻，党的好女儿赵一曼谱写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华美乐章。她来自巴山蜀水，却情系东北大地，“九一八”事变后，她奋战在东北抗日的最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她不幸负伤被捕，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当敌人知道，不可能在这位共产党员身上得到半点机密了，便将她押送上了通往刑场的火车，此时的赵一曼已经预感到这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是要来了纸和笔，为儿子留下了一份遗书。
这份感人至深的遗书手稿现陈列在赵一曼纪念馆内，向世人彰显着一位伟大女性对孩子崇高的母爱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
今天，我们通过一件件战争文物回顾过去，不是为了点燃复仇的火焰，也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旧账，更不是为了博得怜悯与同情，而是为了在历史中汲取教训，在发展中谋取和平。在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中，八十年的血与火，只是短暂的一瞬，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再战，这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