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清：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伪、共的三方叙事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1]。不论国民党、中共，还是汪伪政权，都投注了大量精力来回应这一事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叙事。既往研究在讨论抗战时期宣传或者话语斗争时，往往只关注国、共的言论，甚少将沦陷区的言论纳入共时性的探讨之中[2]。而本文将以共产国际解散为中心，重点分析国、伪、共三方对这一事件的不同叙事，探讨它们如何将这一事件置于各自谋划中国政治的框架之中，并由此论及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3]。这一事件为何以及如何成为各方话语争夺的重要援引，也是本文着力考察的内容之一。只有在理清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历史现场，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中共“对谁讲、为何讲以及如何讲”的问题。

一、国民党：以“民族叙事”求“国家统一”

共产国际即将解散的消息一经公布，国民党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蒋介石在日记中兴奋地表示：不论此事真假如何，共产主义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这必将是“影响国内民心内政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中共的方针与计划应“重加研讨”[4]。在他看来，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对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一次重大打击，将是国民党发起一场舆论攻击的绝佳契机。之后，国统区几乎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开展了对此事长达半年之久的大肆宣扬。

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国际曾以一个援助者、指导者的身份参与其改组与北伐，到国共关系破裂后，双方实质上一直处于敌对关系。而在此时，共产国际的解散将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个国际共产主义共同体的解体，又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所表征的意识形态相关联？这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消息公布之初，由于尚不确认共产国际解散背后的意图，国民党方面各大媒体的解读既带有倾向性的引导，却又不失谨慎。5月24日，《中央日报》对此事有意裁剪，侧重强调共产国际在宣布解散后，“解除各国共产党对其的义务，强调各国共产党应效忠其祖国”[5]。5月26日，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大公报》发表社论，在论及共产国际解散对各国共产党的影响时，将话题重点引至各国共产党与本国国家的关系上，称共产国际解散“乃告诉各国共产党：应该拥护祖国抗战，集中力量以打倒自己国家民族的敌人”。文章还呼吁：各国共产党应当“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不分彼此，不分阶级”，切实遵奉“国家至上”“胜利第一”的口号。[6]此时，国统区舆论还未明确将矛头指向中共。

之后几天，国民党的论调越发强硬。5月底《中央周刊》发表《读报杂记：第三国际的解散》一文。该文与此前《大公报》社论的言词极为相似，不同之处是在最后将矛盾直指中共，提出“第三国际今日明智的行动，似乎正是今后中共应采的行动之指针”。[7]这一态度转变的背后，实际是基于蒋介石、王世杰等国民党高层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国际解散是苏联谋求与英、美积极合作的重大举动，而苏联和英、美的靠近，将促使日俄关系的破裂，则日本有进攻苏联的可能[8]。届时，日本在华兵力将被牵制；而苏联腹背受敌之时，也将更加依赖中国抗战，或将放松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以上两点无疑都将对重庆大有裨益。这时，蒋介石更是将共产国际的解散视作“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吾一生之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这“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事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有最大之胜利也”[9]。

总之，随着有关战后四大国组织框架的设想在国民党内日益膨胀[10]；加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国民党在国内积累的政治资本使其确信：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下发《宣传指导》，对此后的宣传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1.不批评第三国际即苏联此举之动机。

2.可略赞扬苏联此举之明智。

3.说明共产国际过去欲发动世界革命为不合时代要求，今已由其本身之解体而益足证明。

4.从世界局势言，中共已因共产国际之消灭而失其领导机构。从中国环境言，中共实无存在之必要。

5.说明中共过去之错误，并劝共党份子改过自新，暗示中央以宽大为怀，中共苟能改过自新，自可不咎既往。

6.在感情上勿太刺激共党份子，使其老(引者注：原文如此）羞成怒趋于极端。

7.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识。

8.强调三民主义及国家政府之政策政纲为救国之惟_途径。

9.强调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完成国家统一，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必要的前提。[11]

不难看出，这份宣传指导所规定的舆论的大致逻辑是：从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这一口号入手，指出其解散愈加证实正处生死存亡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应该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原则；既然共产主义破产，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也应随之解散；因而，中国更应实行政令、军令统一。显然，这种观点顺应了蒋介石在当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书的逻辑，即从“民族主义”出发，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点。在叙事策略上，国民党一方面将“共产国际”与“苏联”作区分，以减小苏联可能的不满；另一方面，选择通过将“国际”与“民族”对立“阶级”与“民族”对立，推之以“抗战第一——民族至上——国家统一”的逻辑，发动一场与《中国之命运》的再版相配合并剑指中共的宣传运动。

在此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地方党部纷纷组织以青年团体、文化团体、民众团体为名义的集会，通过阐释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展开舆论攻势[12]。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的叙事框架已经确定，而如何在舆论实践中具体丰富这一叙事成为接下来的主要工作。

据笔者统计，这一时期，国民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杂志和出版社，共出版了22本有关“共产国际解散”的专题书籍，刊发了70余篇文章[13]。这些著述的主要思路是：

首先，解释什么是共产国际。有关言论刻意忽略共产国际在反法西斯主义战线中的工作，反复宣称其是以“煽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发动世界革命为目的”的组织[14]。

其次，解释共产国际何以主动解散。郑学稼、冯放民等人的观点最能代表国民党高层的立场。冯放民指出：共产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是时代的需要，即当今时代是民族国家“争生存求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无祖国”的口号不适应当前时代潮流[15]。郑学稼则通过回溯三个国际的历史，指出每个国际的废除都是因为遇到了民族主义，这足以证明共产主义由于内部的矛盾不能胜任民族战争，不能与民族战争并存亡[16]。因此，在国家民族的时代，即使再有第四国际产生，如果和以往的共产国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终将重蹈覆辙[17]。这种观点强调：共产国际解散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此事为一种“历史的否定”是共产主义“政治的破产”是历史的必然，恰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运动，经不起民族战争的试验”[18]。

自然，有关这一事件的叙事本意不在于论述共产国际解散的来龙去脉。想要达成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还需要着力强调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此，国统区舆论指出，中共在中国的创立，并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定律”而是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判断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创立的一个“历史的误会”[19]；而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此时的中共“还是一个不能断乳的孩子”既然共产国际因其理论上的矛盾而解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0]，因此中共也逃不出“消灭”的“历史定律”[21]。

那么，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再一次论证“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是颠扑不破的唯一真理[22]。既然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而在民族国家的时代，自由主义为追求本国经济的发展，又必然会产生国家主义，导致国家之间的纷争，因此“只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

综上所述，国民党通过对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的解释，以《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思想为指导，借用“民族至上”这张王牌，企图借势解决中共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在这一舆论的铺垫下，1943年6月底，蒋介石授意驻军西北的胡宗南将部队调至延安外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国民党以“民族”为中心的叙事，剑指中共，意在加强“统一”。然而，其附带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国民党调动抗战部队包围延安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中共也组织力量将这一消息分发至重庆各报馆、各外国使馆。7月7日，在重庆召开的记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就此事质询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强调：如果中国爆发内战，他必将在华美国飞机带走。[23]在全世界联合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主张明确否定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过度突出民族主义，也招致英、美、苏等援助国的不满[24]。蒋介石也不由得在日记中感慨：“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25]此后，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而一举解决中共问题的企图未能如愿，相关叙事也逐渐消沉。

二、汪伪政权：以“亚洲叙事”巩固“大东亚共荣圈”

对于高举“反共”“和平”“建国”大旗的汪伪政权而言，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其解散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其意识形态。同时，汪伪政权作为日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后者对共产国际解散的反应必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汪伪对此事的态度。1936年11月，日本曾与德国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公约》，由此以“反赤化”为其侵略正名。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发动大战的“合理性”。故而，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日本驻哈尔滨军事使团的领导人表示：“不愿谈论这个问题”。在接到东京的有关指示后，尽管又表示“这个事件不可能改变轴心国的政策”，但同时称“轴心国需要有同苏联作斗争的某种新的口号”。[26]此事之发生对日本造成的被动可见一斑。

这样，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汪伪政权的态度相较于国民党，自然要消极不少。正如某杂志的《编后记》所说：“不可忽视又不必骇异的第三国际之解散宣告，普遍的给杂志和新闻纸一个繁华，我们没有必要分润这繁华，却也须面对我们的读者讲一讲斯拉夫人的闲话。”[27]其复杂的情绪溢于言表。具体而言，舆论一方面极力降低此事的影响，另一方面又碍于此事所受的关注度，不得不以“镇静”的姿态对此事加以重新编排，使其“反共”的口号不至于失去对象，有悖其战略意图的接受与传达。因此，同样是回应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他们给出的解释却与国统区大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沦陷区内部的政权情况甚为复杂。大体上，可以说存在着“本土派”与“占领方”两个权力中心，且“本土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汪伪政权内部成分复杂，各派争权不断[28]。1940年，汪伪政权在名义上接管了原“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权的辖地，获得若干名义上的自主性，但在实质上仍不能掌握管辖权[29]。其政治特点表现在舆论场上，则呈现出基于一个大致立场上的具体叙事的歧见与多元。

首先，在共产国际是何种组织的问题上，沦陷区舆论由于无所忌惮，便在言语上着重丑化这一组织，并极力凸显其与苏联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共产国际完全是苏联共产党所御用来赤化全世界——扩张斯拉夫民族政治及领土野心的一个工具”[30]，是“赤化世界的大本营”，是被各国视为“洪水猛兽”的国际组织[31]。

其次，在解释这一组织为何解散的问题上，沦陷区的舆论并未统一论调。部分观点指出，共产国际是在轴心国强大武力的逼迫下解散的：一方面，共产国际的解散实为斯大林的一出“苦肉计”此时已被德国“打得透不过气来”的苏联，想借此“博得英美的欢心”挽救“垂死的国运”[32]；另一方面，因轴心国军力强盛，苏联与英美之间“相依为命”的成分逐渐加重，而英美等国又十分看重苏联抗战，但这种和解只能是“饮鸩止渴”[33]。如此解释，既掩盖了对轴心国在欧洲战场失利的忧虑，又刻画出英、美等国的狼狈形象，进而凸显了日本在战争中的所谓优势地位，以便鼓舞士气。

部分观点则从另一角度分析，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因为其已经完成革命的任务，恰恰展现出其力量的壮大。持该类观点者指出：共产国际通过调整政策，从前期主张以发动“世界革命”为中心转至以“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中心，从而完成由“革命”到“战争”的转变，以达成“世界革命”的目的；再加上各国共产党“羽毛已丰”共产国际更是无须再存在[34]。

还有一些观点从理论上对共产国际的解散进行了解释。此种观点与国统区舆论有些相似，认为共产主义理论由于诸如“人性论”和“阶级斗争论”的错误，已经无法维持原有的主张，所以共产国际的解散“并非政策而系必然之事实”。但与国统区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并不会就此罢休，相反，还必会有“一番挣扎”。[35]言下之意，反共的任务还需继续。

尽管以上言论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各不相同，但都企图从各个角度来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只是一个组织的解散，而非共产主义力量的消亡。沦陷区舆论着力将共产国际的解散描绘成阴谋和骗局，甚至认为不必花时间讨论其解散的原因，以达到弱化此事意义的目的。[36]可以说，此点与国统区舆论大相径庭。他们认为：表面上，共产国际解散“对于各国的共产活动，是一个打击”；实质上，苏联将从英、美等国获得大量援助，从而迅速恢复活力，即斯大林在解散第三国际的同时“已建立第四国际”[37]。因此，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国际共产运动的结束，而是国际共产运动的扩大”[38]，将世界战争推向更严重的阶段。可见，在叙述时，日本及沦陷区舆论既要着力描绘敌方现时的“败象”，以表我方必胜的信心；又需刻意强化敌方将来的面孔，以渲染其未来仍将存在，从而继续推行战争动员。

在这种言论之下，汪伪政权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对现时作战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但此事对国共关系的作用却又显而易见。至于作用于国共关系具体如何，沦陷区舆论又不尽相同。部分观点强调共产国际解散一事将进一步促进中共的发展，认为其并非以“国家民族为重”，而是持“世界革命”的立场，以“苏联利益”为中心，[39]因而“共产国际解散”等同于“民国二十六年中国共产党的宣布放弃苏维埃运动和阶级斗争”[40]，是一种“阴谋”。因此，共产国际解散后，其将更加“锐意力谋扩大与强化”[41]。就此推断，国共矛盾必将逐渐尖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将分裂。他们还提醒美、英两国：不要重走“吾家介石将军”[42]的覆辙。

另外，还有部分观点与国统区的舆论相似，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将进一步摧毁中共的力量。其原因在于：此时中共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但仍处于“发育未完全”的阶段，一切都还“幼稚”[43]，共产国际的解散无异于其“后台”老板的倒台；而苏联为了维护与蒋政权的关系，不会为了中共而插手影响整个战局，故此时蒋政府“已能自由制共”[44]。与国统区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中共为了生存只能更亲密地依赖蒋政权，而蒋政府因“不明情况”，将继续与中共合作“狼狈为奸”。他们为此呼吁：为拯救中华民族，民众只能联合起来，增强东亚民族内部的团结。[45]

可见，有关此事将如何引导国共关系的走向，沦陷区舆论在具体论述中存在差异。相较国统区，沦陷区舆论未能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其内部权力分化以及汪伪政权的弱势。尽管存在分歧，沦陷区舆论的核心立场还是一致的，即：着力挑拨国共关系，强调无论对重庆还是汪伪政权而言“剿共”仍为现今中国之“当务之急”[46]。

即使“剿共”为汪伪政权所乐见，但是一旦国共关系恶化，沦陷区舆论却又在原有观点上出现后退。1943年7月，蒋介石派军队威胁延安，内战一触即发。沦陷区舆论便迅速跳脱原有视角，转而提醒那些对重庆实施“剿共”行动表示乐观的人士：重庆政府的战斗力太弱，且中共正在积极活动，因此不与日方合作，国民政府无法消除中共势力；重庆方面“反共”与中共所主张的“抗战”一样，是一种为“维持政权”“虚伪”的口号[47]。总之，重庆方面的“反共”如不与日本合作，“决无成功可言”[48]。

显而易见，这些舆论既怀揣“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心态，强调“剿共”的必要性，暗示重庆方面“剿共”的利好条件；又担心国共相争之时，汪伪政权将丧失对“反共”口号的主导权而被边缘化。汪伪政权把坚决“反共”作为自身区别于重庆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一旦国共关系不和，汪伪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出现动摇。“联共”不对，“剿共”也不妥。可见，反还是不反，不是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由日本人来主导。这一矛盾的立场正好映射出沦陷区舆论的话语空间备受挤压，也侧面说明汪伪政权的尴尬境地。

围绕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展开的叙事，原本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任何一方的舆论对此事的阐释，正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对汪伪政权而言，共产国际的解散或许可以因为其所标榜的“反共”目标并未消失而减小其意义；但其预示的美、英、苏关系的靠拢，却对其是最隐隐不安的存在。故而，沦陷区舆论不能单在此事上作太多的停留，而只能力图将这根芒刺纳入“大亚洲主义”战争的叙事框架内，以修补汪伪政权意识形态上诸多的漏洞与缝隙。

1943年6月9日，汪伪政权召开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并公布《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纲要》强调：要以阐释“大亚洲主义”为核心，以“国家集团主义为东亚秩序建设之准则”，以“国父遗教、三民主义及其重点大亚洲主义”为最高指导[49]。在这一《纲要》的指导下，沦陷区舆论开始强化对世界现状与战争意义的阐释。

为弥补共产国际解散后国际关系变动对其带来的不利，沦陷区舆论越发着力地将世界现状描画成西方与东方、“欧美民族”与“亚洲民族”的对立，以求加强内部认同。例如，有文章称：“欧美民族”不以“亚洲民族”为对等之人类；现在“亚洲民族”的落后，完全源于“欧美民族”的压迫与欺凌。沦陷区舆论还相继报道了美国压迫其国内少数民族的问题，讨论英、美等国对异民族之种族歧视的观念，进一步凸显英、美等西方国家压迫落后民族的形象。[50]由此，沦陷区舆论再次强化了“亚洲民族”与“欧美民族”势必不能并存于天壤这—观点[51]。

此外，对于“与东西方格格不入”的苏联，他们描绘道：苏联主张社会主义，原本不属于一个系统，自觉是一个“异类”。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自保，它只能挑拨离间“希望以战争来推行世界革命”。这次战争，就苏联来说，是一个进入世界革命的大好机会。尽管苏联与英、美签订了军事协定，但是双方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关系不久便会破裂。重庆近期“肆力反共”，就是“英美与苏联间暗流”的明证。[52]

通过对世界现状的刻画，日本发动战争的意义便呼之欲出：既然世界的现状是东、西方的对立，苏联又在其中企图浑水摸鱼；为将东亚民族从英、美等帝国主义殖民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只有通过“以共存共荣主义代替英美殖民主义”来“解放东亚民族”，并“建设东亚新秩序”[53]。因此，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越发成为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民族解放战争”。

叙事既是创造意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人们认同的重要形式。对沦陷区舆论而言，战争如果是为了东亚民族共同的生存而爆发，那么，加强东亚民族内部的认同便成为必然要求。他们反复强调：历史上的东亚民族原本便为一个整体。今天东亚的衰落，原因在于欧洲帝国主义的侵略。东亚诸民族共同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弱小受害者，因此，东亚所有民族要结成“铁的阵线”，共同都应肩负繁荣东亚的使命。[54]

战争的目的既然是为了实现“东亚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那么汪伪政权言说中的“中华民族”就不是叙事的主体，而是作为东亚诸民族的一部分，被置于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内才有意义。这一说法便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如何完成民族解放这一使命的主体又不是中华民族”这一问题。对此，沦陷区舆论解释道：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日本受其最轻，中国稍弱，而印度最深；要脱离英美势力的支配“非先与日本成立和平，彼此协力不可”，因此“中日和平”可说是亚洲民族解放的关键；进而，要使这场战争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就要以“对日抗战的力量用之于对日和平”。[55]

实际上，汪伪政权存在两层焦虑：一方面，作为日本的附庸，为维护自身成立的基础，必须同日方一道强调这场战争的合理性，故而沦陷区舆论绝不会如国统区舆论一般，仅以“民族”为中心；另一方面，出于本能，汪伪政权又必须着力塑造其代表民族利益的主体形象，与重庆国民政府争夺政治上的合法性。1940年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之时，即决定以“收揽人心”为先决条件，坚持不变更政体与法统。[56]这一意识形态上的表白，正说明汪伪政权也并不甘心放弃其主体性。所以，沦陷区舆论也很难逃逸于“民族”话语之外。

汪伪政权的复杂身份，导致沦陷区舆论旨趣的殊异与矛盾。为了和解这两种立场的冲突，汪伪政权尝试以“超越”民族的形式，达成“强化”民族的目的。在处理以“全体共存”为核心的“大东亚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关系时，沦陷区舆论强调：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不在民族主义，也不在民生主义，而在于“合”，即“主义集团”结合[57]。他们批评“民族自决主义”，认为这是欧美等国用以分裂各国，引发争端，从而支配世界弱小民族的“把戏”；他们推崇“大亚洲主义”，主张要以“民族集团主义”代替“民族自决主义”[58]，从而以此解决亚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显而易见，这一解释即是日本治下的殖民地意识形态的变种。民族主义原是主张本民族的利益至上，如何又能与“大亚洲主义”合于一体？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包装，还是无法掩盖其本质上的日本民族种族优越论。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之间的对冲，看似没有东方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剧烈；但当“大亚洲主义”以侵略的形式进入中国，因其本质上带有对民族主义的压制与溶解，便很难再融入中国人的内心。

综上而论，沦陷区舆论的叙事通过重新阐述“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刻意贬低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场的优势，否认美、英、苏等国之间的合作，而将世界现状与战争意义加以涂抹，以图塑造亚洲民族与英、美、苏等国间的对立，继而加强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民族内部的认同。分析沦陷区舆论的叙事，可以看出：尽管汪伪政权的相关言论维持着大致相同的立场，但是在具体叙述上却又各自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其在反共问题上左右为难，又无法解决“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间的客观冲突，这一叙事远没有国统区叙事熨帖，正恰恰反映出沦陷区舆论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困境正是汪伪政权的危机之一。到1945年，汪伪政权所强调的这一“亚洲”叙事，随着日本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

三、中共：以“国际叙事”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3年5月20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针对国内可能出现的反共声浪，中共亟须就这一事件给出强有力的回应。回顾中共成立以来的历史，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一直就在国内备受关注。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对中共民族性的质疑之声也不时尘嚣。共产国际长久以来所扮演的“父亲”角色，也确使中共难以摆脱这一“权威和复杂的亲缘隶属关系”[59]，彻底完成政党自身民族身份的转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国际的存在也保护了弱小的中共。因为忌惮共产国际以及其背后的苏联，国民党在处理中共问题时也不得不小心几分。因此，此次因共产国际的解散所引发的国内舆论，并非一个新问题，也并非一件坏事。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中共对未来中国的理论构想业已逐渐清晰。如何尽最大可能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固，坚持完成抗战，并且积极争取和准备战后局势的好转，便成为这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然而，如何妥善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牵扯到中共对过去历史叙事与未来前景的刻画。如何维护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同时又确保自身的独立？如何客观地回顾自身的历史，同时又不带包衹地继往开来？怎样应对国民党对中共民族身份的质疑，揭露汪伪政权“民族”牌的实质，同时又坚守自身政党的特性？如何有力地批判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掀起反共高潮的行为，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共同基础？如何坚定地维护民族独立，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援助与支持？这些问题都尖锐地摆在中共面前。此外，中共舆论的对象虽然是国伪两方，但二者性质毕竟不同。如何有力地驳斥国民党的观点，又不至于游离反日这一首要目标，使这场论战避免沦为国共内斗？这都需要对话语的尺度与切入口进行仔细的考量。

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表示：共产国际这一组织确已过时，但坚持马克思主义仍是必要的。他还强调：“必须为中共的民族性而奋斗”。[60]为谨慎起见，中共中央并未立即就此公开发表言论。直至5月2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收到情报，称国民党对边区有扩大挑衅的可能，随即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立即表态[61]。当日，延安也收到《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全文，于是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当晚召开延安干部大会，由毛泽东详细讲解中央书记处的决议。次日，《解放日报》随即刊发共产国际的《提议》与中共的《决定》全文。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的社论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62]。这几份文件围绕共产国际的性质、历史、主动解散的原因及影响等几个问题作出论述。

针对国民党、汪伪政权对共产国际这一组织性质的诘难，中共作出回应。在回顾了共产国际的历史后，《决定》指出：在共产国际存在的时期里，它与机会主义者斗争、维护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帮助成立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更重要的是，它坚定地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且尽一切可能“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在论及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关系时《决定》回顾了中国近代史，着重突出了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这些重大时刻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认为其在历史上是尽了—切可能的力量来援助中国。

在论及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时，《决定》强调：中共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共也必将应运而生。在革命斗争中，中共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共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在解释共产国际主动解散的原因时，针对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破产论”及“苏联阴谋论”的论调《决定》援引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组织形式的学说，指出：共产国际解散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适应革命需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因而其解散非但不是共产主义的破产，而且将进一步促进和推动革命的发展[63]。

在谈及共产国际解散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决定》指出：“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同时，中共在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64]另外，《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即“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一过去现代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65]。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议题的提出，既是出于中共自身理论发展的自觉，也与应对实际斗争的需要密不可分。

然而，围绕这一事件，国民党以“民族”要“统一”，汪伪政权假以“民族”要“战争”，中共自然不能单停留于此事展开论述，必须就“什么是民族”给予正面回应。1943年5月，中共明确指出：“一切法西斯欺骗宣传的核心，就是假装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政权，都向他们国内的人民宣传“所谓民族主义”，这与“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毫无相同之点。[66]同时，针对国内各种势力对“民族”的各色建构与解读，中共通过批判6月再版的《中国之命运》，阐释了自己“革命的民族观”。

首先，中共认为：从来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民族”；任何有关民族本质的讨论，首先要回答“谁是民族主体”这一问题。中共指出：中华民族是由“绝对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组成”，劳苦大众才是民族的主体，因此“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67]。因此“民族至上”实际上应该是“人民至上”。

其次，针对国民党与汪伪政权都以“民族”立论，但一个以“民族”行“专制”之实，一个以“民族”行“侵略”之事，却以此为旗帜抨击中共的“国际”背景，中共指出：“世界上决不可能真正有一个什么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牺牲其他民族或全人类的利益为条件，也决不可能有一种什么全人类的国际利益，要以牺牲某一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利益为条件”[68]；因此“拥护民众”还是“反对民众”才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革命路线与反革命路线的基本问题”，是“民族与反民族的基本问题”[69]。

针对国民党与汪伪政权就中共“民族性”提出的质疑，中共回应说：审查一个政党是否民族化“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与这个民族的广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本心的拥护；应该看这个政党的主张是否适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达到自由幸福的目的；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确实一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奋斗；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相信和能否发动本民族的人民的创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赖或等待外援；应该看这个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坏的，早已过时而应该抛弃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70]。中共指出：国民党在全民抗战期间，动用抗战的武装来实行反共，实际上已经宣告自己民族主义的“死刑”[71]。

那么，中共此时着力强调“民族化”，是否其着眼点便是本民族、本国呢？如此，则何以区别于国民党？需要理清的是：尽管中共在论述中强调民族性，侧重与本土的关系，但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视角的叙事。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天生就是国际派；一方面“民族”本身的形成便是一个变动的、历史的过程“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但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另一方面“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民族之间的斗争只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72]。

由此，在共产党看来“民族”并非我们时代的根本特征，更非世界现状的本质；大战即非如国民党所言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竞争，也非如日方所说是“东亚民族”起而反抗“西方民族”的战争；此次大战的兴起本质上也并非源自民族之间的对抗。借“联合国日”纪念之际，中共强调：此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主义政治原则”与“民主政治原则”的对立；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在民主的旗帜之下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73]。

在理清战争的性质后，如何在一个更深层次上分清敌友、坚守抗战便成为题中之意。首先，要彻底完成反法西斯主义的任务，便不能忽略国内的“敌”。既然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反对法西斯主义，那么仅仅反对日本侵略者还不能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剿灭法西斯主义，不确立民主主义于全世界上，即使这次战争胜利，还不能奠定人类永久和平。现在与将来不能分离，抗战与民主亦不能分离。”因此，还需要反对那些“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实现民主政治[74]。到1943年9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后，中共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运动”，其目标不仅仅是抵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还要反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在这一背景下被扩展，沦陷区的侵略者与国民党的专制者被捆绑在一起，作为同一类敌人遭到批判和抵制。但与此同时，又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战意义重大，中共又提出：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我们民族的盛衰”，系于国共两党政策正确与否，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团结与否。[75]因此，中共主张：只有两党实行正确的政策，维护团结，才能进一步促进民族强盛。可见，中共论战与反击的目的不只在斗争，更是为了维护与坚守。

其次，要尽可能争取最广大的统一战线的支持，还应关注国际上的“友”。中共强调：我们抗战的队友是所有同情与帮助中国人民，是所有主张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切国家与个人。在此基础上，中共主张调动一切力量，建立与维护最广大的民族统一战线，参与到抗战中来。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不仅应该有国内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做好国际的统一战线一反法西斯同盟。可见，在中共的叙事里，“国际”即指作为阶级斗争代表的共产国际，还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

总之，中共以“国际”入手，不局限于“民族”的狭隘，不沉迷于“民族”的虚伪，强有力地反驳了国统区与沦陷区的不利言论，指明“反共”便是“虚假的民族主义”，便是“法西斯主义”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完成了自身政治理论的呈现。

四、结束语：三种“民族”叙事与合法性争夺

由共产国际解散而引发的不同叙事，展现了在抗战复杂的局势下，一个国际事件如何被三方政治势力关注并形成各异的诠释。由于各自政治立场的差异，这三种版本的叙事对共产国际、苏联、中共、英美、日本等关系作了不同的编排。可以说，这一特定的事件被塑造成不同叙事，镶嵌入各方构建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想象的图景之中，向公众推出，借此或强化、或修补自身的战略构想，用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值得强调的是，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中共各自使用的“民族”“亚洲”“国际”等核心词，都并非普通意义上的群体概念，而是带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敌我划分。三个词带着各自保有的价值元素，都在着力以一种“普适价值”的姿态呈现，其背后却是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硝烟弥漫的争夺。当然，它们所说的“亚洲”并非我们今天说的亚洲，“国际”也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世界”。在叙事策略上，三方都在讨论和使用“民族”，但对“民族”的理解也全然不同。国民党的“民族”并非一个中性词，而是指向在中央政府之下的“统一”与“集中”。汪伪政权所提的“民族”，是作为“大东亚共同体”中一部分而存在，并不具备独立的主体意识，其本质是以日本民族为主体的扩张性的民族叙事。[76]中共话语中的“民族”，却是在国际主义的框架之内；尽管深深扎根于中国实践，其本质却是有阶级性的。它冲破了民族的界限,打破旧有的人群分类，在更深层次挖掘民族背后的真实本质，因而具备更强的历史解释力。

共产国际解散这一历史事件，或许因为其背后的政治实体并未消失，国际政治局势未发生实质变动，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视。但对中共而言，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尽管在此前，经历过革命锤炼的中共已渐“成熟”，与共产国际的来往已经不多了[77]；但这一组织的解散，解除了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身份，其独立自主的地位得以愈加强化。由此可见，中共作为政党的合法性和领导人的权威毋庸置疑根源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实践。这点体现在理论上，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得到完整的表述。

对“民族”观念进一步理清，实际上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实现理论“中国化”的一个缩影。—方面，对“民族”重视与阐发，根源于中国的实际、人民的诉求。相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更加依靠自己的独立思考，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另一方面，相较来自国内敌对政治势力的指责与强压，中共坚守无产阶级特性，坚守共产党人的“国际”视野，深挖“民族”本质，并且批判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独立自主的态度，使得中共不断贴近中国现实，因此才能坚持抗战并取得革命胜利。这也正是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珍贵品质。

按，作者夏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渊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原文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第4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