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官场乱象与太平天国战局
咸丰帝即位之初便坐在火山口上，广西境内狼烟四起，局面完全失控。清军源源不断增援广西，在兵力、武器、给养上占绝对优势；而参加金田起义的民众仅2万人左右，以老弱妇孺居多，身陷重围，缺兵缺粮缺盐。但原本力量悬殊的军事对决却充满悬念，其结局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拖家带口的太平军在清军围追堵截下左冲右突，逐渐掌握战场主动权，乃至沿长江东下，攻占武昌后更是势如破竹。在此过程中，清政府疲态尽显，各种弊病在战争中暴露无遗，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循玩忽之风盛行，空话大话假话充斥
各地响应起义的上帝会众赶赴桂平县金田村集结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天地会暴动以及土客械斗分散了官府注意力，但成百上千的人随带军械屯集，目标和动静太大，势必会招人耳目。因情况紧急，各地大多未及招齐人马便开赴金田，途中遭兵勇堵击，且拒且走。然而，各州县风声鹤唳只求自保，对过境的团营队伍并未穷追猛打，更谈不上协同镇压，而是驱逐出境了事。这使得金田团营没有夭折。及至洪秀全公开称王建号并大败清军，官府方才意识到在金田集结的人马“实为群盗之尤”（《李星沅等奏报桂平金田大股会众抗拒官兵亟筹攻剿并请简提镇大员折》）。州县官员耳目之闭塞、对基层控制力之孱弱，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因循玩忽之风嗣后毫无改观。譬如，钦差大臣赛尚阿对“太平王”究是何人一头雾水，据探报轻率上奏，先说是韦正，随后说是胡以晃、又名胡二妹，直至金田起义爆发一年多，才含糊地说“至称为太平王，多有指为洪秀全者”（《赛尚阿等奏复遵查广西未有李丹朱九涛等人并报洪秀全等及剿办东西两省各股情形折》）。
咸丰帝每日巴望前线报捷，而奏折净是空话大话假话，很难从中了解到战局真相。咸丰帝要保江山社稷，官员要保自己乌纱帽，君臣没有想到一块。接济断绝的太平军自桂平新圩突围，清军追至官村遭惨败。赛尚阿竟称官兵追剿屡有擒获，“各路擒斩颇多”。永安陷落后，奏称“逆匪被迫分窜，突入永安州城，追兵继至，现已击败围困”（《赛尚阿等奏报会众突入永安追兵继至已击败围困等情折》），依旧讳败为胜。与清军对峙半年多后，太平军撕开缺口突围，并重创追兵，直逼省会桂林。赛尚阿以“收复”永安、追击功败垂成上奏；为掩饰败绩，还谎称在阵前生擒与洪秀全同称“万岁”的天德王洪大全，并编造洪大全供词作为佐证，以致物议沸腾。
两广总督徐广缙接任钦差大臣后，为避免担当责任一再请辞。武昌失陷次日，徐广缙尚未进入湖北境，奏称“武昌追剿贼匪，迭次进攻大获胜仗”，断言武昌“自可解围”。四日后，才奏报武昌失陷，并以“遏该逆回窜”为辞滞留不前。咸丰帝大怒，斥其“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表示 “自愧自恨用人失当”（《谕内阁武昌失守徐广缙著革去两广总督拔去双眼花翎向荣著革职仍帮办军务》）。舆情更是一片哗然，指斥徐氏“拥兵观望，尾贼徐行”，“畏死倖生，巧于推避”，认为其情罪“较之赛尚阿尤相倍蓰”。
二、文武百官缺乏血性与自信，仓皇失措畏缩不前
士气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左右了战局走势。太平军自金田村逼近武宣，署广西巡抚、前漕运总督周天爵赶来阻截，孰料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勇一百名，又如石壕驿，未走先哭。县城居民已逃避一空。当被问及有何准备，县令刘作肃答云“只有一绳”，即准备自缢，言罢大哭。战事转移到象州境内时，清军实施三路围攻。独鳌山西侧炮兵阵地遭七名太平军猛扑，一千名守军竟弃营溃逃，导致发起攻击的人马遭太平军调转炮口轰击，伤亡惨重。督战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不禁喟叹：“以一千官兵不敌七贼，实出情理之外。”（《乌兰泰奏报督黔兵于独鳌山接仗获胜并误败损将伤兵自请治罪折》）
文恬武嬉、武备废弛，必然导致士气低落。不少高官只顾自保，毫无与太平军血战之念。赛尚阿奉旨主持广西战事，但永安失陷近三个月，才在上谕严斥下自省城来到城北督战，拥重兵攻孤城不下。太平军突围后，转攻桂林月余。赛尚阿借口“杜贼回窜之路，且壮官军后路声威”（《赛尚阿奏报省城连日战守及督催各路援省并兼筹堵截各情折》），索性躲在阳朔观望。
其他大员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战火刚烧进湖南，湖广总督程矞采以移护省垣之名，微服坐渔船弃衡州（今衡阳）奔长沙，以致沿途居民惊骇不已，纷纷迁徙。湖北巡抚龚裕为规避风险，以不谙军旅、现复患病为由请准开缺。太平军猛攻长沙未下，移兵岳州（今岳阳）。岳州知府廉昌借口择险防堵，先行出城逃避；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随后也弃城而逃。湖北遂门户洞开。徐广缙奉旨星速带兵赴湘，却一路磨磨蹭蹭，从广西梧州到湖南湘潭，全程耗时55天，而此时长沙会战已持续70余日。武昌被围时，徐广缙尚在710里外的湘阴，以清剿巴陵“土匪”、保护粮饷要道为由迁延不前；武昌陷落后，又滞留岳州作壁上观。
以攻占武汉为标志，太平军完全占据战场主动。咸丰帝只好又临阵易帅，改授两江总督陆建瀛、署河南巡抚琦善、广西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饬令三路并进，重点在江西九江一带堵截，以保全江皖财赋之区。但高官临阵脱逃事件仍一再发生。太平军自武汉夹江东下，陆建瀛借口驰回江宁（今南京）以重根本，自九江前线星夜只船逃遁。江西巡抚张芾也弃九江于不顾，自瑞昌躲到省垣南昌。这极大瓦解了军心，同时加剧了民间恐慌心理，导致迁徙纷纷。九江陷落仅六天，安徽省城安庆又告失守。安庆陷落两天后，琦善才从河南信阳启程援皖，以难以凑齐六千头骡子驮载辎重为辞，节节耽延。向荣则以船只难觅、粮饷不继为由，滞留九江不前。江宁遂孤立无援。江苏巡抚杨文定早在江宁被围前，就以保卫苏州门户为辞移驻镇江。江宁陷落八天后，向荣才领兵抵城郊。又过三日，琦善先头部队方推进到安徽全椒。而太平军又相继占领镇江、扬州，与江宁构成犄角之势，完全打乱清军部署。朝内有人惊呼，“现在南北中梗，危急之情有如积薪厝火”（《宋晋奏陈统兵将帅应调配得宜等管见片》）。另有人认为，武昌、安庆、江宁三座省城在三个月内先后失陷，“此我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变也”（《何桂珍奏陈事势危迫当破除积习以济时艰折》）。
文武百官如此颓靡懦弱，清军一败涂地实在情理之中。咸丰帝唯恐战火蔓延、劳师糜饷，希望前线将帅与地方大吏能尽心竭力为他分忧，但终不免一再失望。
三、内部摩擦不断，难以形成合力
这是导致战火一再蔓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围绕如何镇压太平军，清军将帅起始就意见不一。钦差大臣、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坐镇广西柳州，调集兵勇万余人围剿，欲速战速决。署广西巡抚周天爵不以为然，认为李星沅“全不知兵”，“视事太轻，调兵太少”（《赛尚阿奏报途次接阅周天爵信函并请调湖北官兵二千名折》附件）。提督向荣也认为不可大题小做，应厚集兵力。武宣三里圩之战后，李星沅将战败归咎于周天爵、向荣督剿不力，并萌生退意，奏请另派大员督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听信向荣之言，脚踹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斥其拥兵不前。陆续入桂的援军共来自八个省份。向荣所部为湖南兵，与滇、黔兵存畛域之见，请功时多保本营之将，战败则诿过他人。将既不和，兵愈解体。
赛尚阿主持军务后，内部摩擦仍在延续。向荣因官村之战受挫，抱怨副都统乌兰泰策应不力，一度称病怠战。攻打永安时，向荣主张“纵而掩之”，乌兰泰执意“围而击之”，彼此各不相下。咸丰帝下诏怒斥道：“以后如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或城已攻破，诸将不和、争功忌能，致逆焰复张，朕惟乌兰泰、向荣是问。”（《寄谕赛尚阿即饬乌兰泰向荣等合力围攻永安若徒延时日争功忌能惟赛尚阿等是问》）但这并没有收到效果。省城桂林告危，赛尚阿滞留阳朔不前。巡抚邹鸣鹤奏陈军情紧急宜相机行事，获准与向荣就近决断战守诸事，使赛尚阿成为名副其实的看客。太平军撤离桂林后，邹鸣鹤也借口防其回窜，留向荣统重兵守城。赛尚阿趁机发难，参劾邹氏“不能筹顾大局，专以目前自卫”，指责向荣托病拒绝领兵追击（《赛尚阿奏报邹鸣鹤向荣掣肘难驭并添兵追剿自桂林北窜之敌折》）。徐广缙顶替赛尚阿后，也一再诉苦，说诸将毫无凛畏，自己运棹不灵，束手无策。武昌失陷后，咸丰帝连封三位钦差大臣，当时便有人进言，认为“一国三公，事权不一”（《毛鸿宾奏请严申国典赐徐广缙自裁置经略事权统一以振军威折》）。
相比之下，此时太平天国核心层能够做到和衷共济。就连清方也不得不承认：“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
四、人才匮乏，官员队伍严重老化
咸丰帝即位后，有心整饬吏治，但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面对民变蜂起之危局，他只能以道光朝旧班底为主干来应对危机，选人用人的余地有限，无法改变人才匮乏、官员队伍严重老化的现状。
郑祖琛道光末年出任广西巡抚时已年近七旬，且患有咯血症。以如此老弱之身应对如火如荼之民变，必然力不从心。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更加重了郑氏负担。
在两年多时间里，咸丰帝为镇压广西天地会暴动特别是随后兴起的太平军，先后任命九位钦差大臣，依次为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琦善、向荣、祥厚。其中，林则徐死在赴任途中；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仅六天；江宁将军祥厚因江宁被围未接到谕旨，城破后殒命。从资历、能力上讲，这九人堪称一时之选，且大多有主持平“乱”的经历，但总体上年老体衰。祥厚生年不详，其余八人平均年龄接近63岁：周天爵79岁，林则徐、徐广缙均为65岁，最小的李星沅也已54岁。虽有一些年富力强的官员随营候遣，如姚莹、严正基、江忠源，但毕竟资历浅，不能独当一面。在先后主持广西军务的四位钦差大臣中，林则徐、李星沅均以在籍养病之身被起用，前者死在赴桂途中，后者到任数月在军营病逝；周天爵敢于任事，后因将帅失和被解职；赛尚阿到任后一再玩误。广西战局遂越发恶化。
军中将领也存在老化问题。向荣赴广西参战时已60岁；副都统达洪阿年过六旬，因受暑感冒和疝气发作，入桂仅两月便调回休养；驻防岳州的湖北提督博勒恭武76岁。
官员老龄化，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是体力不济，难以适应戎马倥偬的环境，况且广西山地多、湿气重。二是锐气不足，迟暮之年被推到风口浪尖，大多只求自保。三是官气重，倚老卖老，容易偾事。
太平军方面，金田起义时，洪秀全37岁，杨秀清28岁，萧朝贵约29岁，冯云山36岁，韦昌辉25岁，石达开20岁，平均年龄约为29岁。冯云山在桂湘边境蓑衣渡阵亡；萧朝贵被太平天国官书誉为“冲锋第一”，在指挥攻打长沙时阵亡。两相比较，一边是老人，一边是青壮年，精气神迥然不同，在求胜欲望和意志力上更有霄壤之别。
为镇压太平军，清政府在两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地调换钦差大臣，调动十余省军队，耗费饷银二千余万两，但由于吏治腐败，统治机器失灵，战局却愈益恶化。而太平军人心齐、士气高、纪律严明。其旌旗所向，民众纷起响应。这在两湖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百姓纷纷迎贼入城”（《向荣奏复十八日进兵获胜及现筹堵剿情形折》）。这使得太平军得以由弱变强。从金田村到江宁城，太平军先后转战六省，跋涉转进数千里，攻占大小城池近40座，兵力从起初的三千人扩充至十万人左右。受太平天国定都影响，各地反清暴动呈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之势，纷纷攻城戕官称王建号。清政府统治一时风雨飘摇，危如累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