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萬金 艾冬景：還原墨學的本來面目

墨子影響極大，史料極少，有限史料中孕含著無限的文化信息。史家的態度，諸子的褒貶，使得枯竭史料中的墨子形象漸為豐滿。墨之源流，近本於工，遠溯於巫。古代國家大事，惟祀與戎。儒以祀為職，墨以戎為業，並為顯學。墨家“以戎為業”，正是以“工”為其顯著標識的。其言行思想表現出典型的技術思維與軍事色彩。墨子是由“技”而“道”的集大成者，是官方認可的工師，亦是墨家內部尊崇的“鉅子”。

一、《史記》的態度

《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末尾寥寥二十四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便是墨子在正史中的全部記載。太史公如此惜墨如金，在墨學沉寂的漫長年代，並不會有太多異議，待到墨學大興的時期，便會惹出不少為墨子打抱不平的人物，如孫詒讓、方授楚、易白沙、伍非百、陳柱等。其實，《史記》中“孟子傳”僅 144 字、“荀子傳” 193 字。此外，像“淳于髡傳” 244 字，“騶衍傳” 516 字。可見，傳記字數的多寡與傳主的重要程度並沒有必然的比例關係。

《史記》除本傳外，涉及墨子及墨家的記載有13 處，絕大多數都以“儒墨”並舉的模式出現。半數來自他人言論的轉引，餘者則係史遷之語。此外皆是太史公的議論之語。司馬遷尊儒宗道，對於墨家亦頗為敬重，其父《論六家要旨》墨家存129 字，儒家僅存63 字，並充分認可了墨家“雖百家弗能廢”的地位。反復稱引的儒墨對舉雖非史遷自語，卻也透露出其對墨子的“稱賢”態度。《孟荀列傳》中的“獵儒墨之遺文”不僅明白無疑地表明了太史公的承繼弘揚之志，更透露出司馬遷的謹嚴審慎的記述態度。

對於戰國諸子的言論，司馬遷雖不排斥，卻採用謹慎，《墨子》自然也在其中。子書中作為論據的故事材料顯然並不以真實可信的事實陳述為目的，問難比物，寓言傳聞，雜糅並出，本末不詳，時序錯亂，真偽難明。於此，司馬遷有著極為清晰的認識，這些思想史的材料並不能等同於歷史的真實描述，遂於 “頗採”的基本判斷下，對於諸子言論中各種行事，審慎入傳。二十四字的記載固然“枯槁”，但孟荀之傳多以其入仕遊歷而論，亦無太多細節。西漢時，墨學式微，史料湮滅、匱乏，司馬遷很是下了一番“獵遺文”的工夫，但文獻真偽雜糅，或有抵牾，詳事校核，卻無法梳理出清晰完備的生平譜系，慎而立傳，僅得寥寥，實非其疏，恰是司馬遷對於墨子的特殊敬意。

二、先秦史料中的墨子角色

因記載之主觀目的、缺乏客觀佐證等緣故，諸子的論說雖未能成為推演生平、紀事入傳的十足證據，卻也不可一筆抹煞。諸子之學，重其義而輕其事，口耳相授，自是不爭的先秦史料。於墨子（家）而論，這些年代更為接近的思想史料是墨子（家）信仰習俗、社會思潮、常識觀念等最為清晰逼真的呈現。其中不僅有學派本身的自我標榜，更有來自他人的譏刺批評，正史中的“枯槁”形象亦在毀譽寵辱中生意頓起，日漸飽滿。

《墨子》中最為飽滿的形象來自於 “止楚攻宋”精彩敘述。然而，最為重要的敘事要素時間、地點、人物卻有些缺失、混亂。值得注意的是，由連夜趕路而延伸的足部特寫，除卻踵事增華的文學意義之外，更使墨子的“非攻”形象飽滿完備。《呂氏春秋》涉及墨家的記述有 22 則，論及墨者的有 6 則，其餘 12 則中，墨子皆以思想者的形像出現，且每每與孔子共同出現。雖未明言“顯學”，但墨子之聲望地位亦可見一斑。且《呂氏春秋》議論之始常以墨子之言論為導引，亦可證明墨子之學在當時的影響力。《晏子春秋》中墨子凡兩出，皆以權威口吻對晏子表達認可，稱其 “知道”，立足點仍在“非攻”、“節用”兩端。《韓非子》將儒、墨兩家定位為 “世之顯學”，弟子眾多，聲望顯赫。與之相似，在《莊子》中，儘管未曾明確給予墨家 “顯學”的定位，但頻繁的“儒墨”並稱，已足以說明二者於晚週學術中的獨特地位。

《荀子》中，墨家成為荀子重點批判的對象。格外嚴厲的批評態度固然來自於針鋒相對的立場分歧，卻也透露出荀子對於墨家的特殊關注。還應注意的是，荀子在批判 “俗儒”之流時，特別指出俗儒“無以異於墨子”，自然意味著墨子與儒家的相似。儒墨的相似有目共睹，卻“明不能別”，於隆禮明分的荀子而言，當然要奮起排擊，明辨其非。由此可知，荀子的昌言詆墨不僅是由於主張上的分歧，更有辨異層面的特殊指向。對於墨家的影響，荀子並未有明確的認可，然而，特殊的抨擊態度已然顯現出了墨學在當時的特殊地位，更暗示出儒、墨間的特殊關係。《孟子》中關於墨家均是批判的態度。與荀子不同，孟子的論述方式是不得已的“好辯”，暢快淋漓，氣勢如虹，卻沒有細膩的闡釋、理性的分析，實際的推理極為簡單，分析並不深入，但態度之激烈，卻溢於言表。《孟子》一書，於當時學派多有批評，然推其所嚴，則唯楊、墨兩家，其中，尤以墨家為最。除去思想史意義上的學術思辨外，還須注意的是，墨、楊、儒的關係轉化中隱含著逆向發展的潛在趨勢：“逃儒必歸於墨”——墨子的學儒而廢本身即是最好的例證。孟子所以不遺餘力的抨擊墨家，根本原因也正在於此。即此而論，孟、荀雖有不同，但對於墨家的態度卻十分相似，均在對立主張下通過嚴厲批評體現出近緣關係下的辨異取向。

諸子言說中不乏關注史實、年代、地位的諸多糾紛，然而，以思想文化的視角切入，直接以言說論辯的敘述態度、內在觀念、一般思想作為關注對象，則可以避免一些論點的糾紛，在思想文化的歷史脈絡中勾勒出略微清晰的墨子形象。先秦史料中的墨子作為 “兼愛”、“非攻”、“薄禮”等主張的代言者，算不得血肉飽滿的歷史人物。起初的墨子僅僅作為思想的提出者，且與儒家有著特殊的近緣關係。隨著自身的發展以及儒家的激烈批判，墨家的地位得以提升，與儒家一道被視為顯學，墨子及其後學的言行日漸成為諸子立說時的例證論據，無論態度上肯定與否定，無論形像上是豐滿還是枯竭，墨子已然成為思想史上無法避繞的偉大人物。

三、儒與墨

儒墨之興，正值 “道術將為天下裂”之際，溯其所本，固在古之道術，道術之傳，則在官守。古學之源在《易傳》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儒墨稱先王，同是堯、舜、禹、湯；道前賢，同為稷、契、皋陶；引經傳，不外《詩》、《書》、《春秋》，究其學之所出，則同祖述於古之巫者。

作為最早的知識階層，古之巫者係文化、技能於一身，成為最古老的專家。古巫禀賦異常，身系多職，聲望至高，成為古代社會文化的核心，天下學術皆自其出。其後，隨著經驗積累，技術進步，社會發展加快，職事日繁，分工成為必須，古巫專門所承擔的所有職能逐漸離散，由更為龐大的知識階層來分擔。無法證實的巫術成為文化技能的古老源頭，諸子之學，本諸百官，所謂“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道術旁落，分散諸家，則有百家之興，儒墨爭鋒。

關於儒家之來源，說者甚眾，且不乏名家。若以粗線條的通約思路來看，有兩點大體可信：一、“儒”起源於“巫”；二、“禮”是“儒”最核心的關注。在古巫的諸多職責技能中，“儒”於“禮”尤為重視，墨子、莊子對儒家的抨擊皆發端於“禮”，而“儒”之重冠服、明典儀，所體現對“禮”直接參與，至於修教化、習六藝則是對於“禮”的間接傳播。“儒”之於“禮”正如“巫”之於“祀”，有著毋庸置疑的絕對意義。

“儒”因“祀”而為“世”所重，先秦時代，墨家能與之爭鋒，並為顯學，所據為何？於古人而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之外，關係重大者，唯有兵戎。作為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行為，其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戰爭是古代社會的重要構成，國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周禮》所涉及的國之 “大事”、“大故”多系戰事。由此而論，與“祀”並駕齊驅的“戎”足以形成與“儒”相頡頏的另一門顯學。儒家之外， “墨”為顯學，其在“戎”乎？

四、以戎為業

戰爭是古已有之的社會存在，兵學的源遠流長。兵者，雖被視為 “不祥之器”，但即便是聖人，也不得不用。按照“祀”、“戎”並為國家之重的思路來推理，墨之重視軍事應與儒之重視祭祀相類，不同於諸子的泛泛之論，詳考墨家之立言、行事，可為印證之處俯拾皆是。

以墨子其人而論。最為確鑿的二十四字史料中赫然有著 “ 善守禦” 的字樣，且放置於首先形容的位置，與攻伐相對的“守禦”是最為基本的軍事活動。太史公對此的特別標明無疑之墨子“重戎”最為有力的證據之一。如前所論，在先秦史料中，墨子最為光彩的活動便是止楚攻宋、止楚攻鄭、止齊攻魯等非攻義舉。墨子一次次出現於戰爭之中，以防御之術成為戰爭的主角，儘管沒有史證的鑿實，但傳說的墨子對於軍事的關注是遠遠勝過其他諸子的，乃至被視為守御製勝的典範，“善守禦”之贊，誠為不虛。

以墨家言論而言，《墨子》一書，涉及古之戰事者，數量頗多，對上古戰爭的記載尤為豐富、詳細。如《明鬼》篇特別的列陣狀寫、戰事描繪正表現了墨家對於兵戎的特別關注。再如《非攻》篇關於 “湯奉桀眾以克有（夏）”的征程記述，說明其於戰事的記載有著特殊的嚴謹態度。當然，最具說服力，還是《備城門》、《備高臨》、《備梯》、《備水》、《備突》、《備穴》、《備蟻附》、《迎敵祠》、《旗幟》、《號令》、《雜守》等多達 11篇的軍備專論，另有關於守城之法的 9篇佚文，按《漢志》所載的《墨子》 71篇，共計 20篇的兵守專論，所佔篇幅已極為可觀，如果將《非攻》篇這樣的兵道專論以及散佈於各篇中戰事論述也計算在內的話，《墨子》之言兵，當居諸子之首，遠遠勝過不足 6000字的《孫子兵法》。此外，關於《墨子》軍事思想的研究，是當前墨子研究中一個重要領域，論者甚眾，成果亦豐，絕非其他諸子（兵家除外）可以比擬。

以墨家組織而論，墨家 “非僅一學術團體，似革命機關，亦似後世秘密會黨，蓋組織甚密而紀律甚嚴也”。此說最為有力的證據導自《淮南子 ·泰族訓》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的描述，足以體現出墨家團體組織之嚴密、紀律之嚴格。作為補充的個案史料則來自於《呂氏春秋》對於墨家“鉅子”言行的詳盡記載。墨家於“勇”極為重視，對於“勇”的強調，本自對“戰”的關注。在墨子的“守圍城之法”中，“罰嚴足畏”乃是不可或缺的必備因素。如此的嚴刑酷法，並非法家的慘礉少恩，卻是軍事家令行禁止的果斷堅忍。不難看出，墨家的組織有著深刻的軍事背景。無論是不辭勞苦的非攻止戰，抑或是生死以之的號令服從，就墨家團體的組織性質而言，其所表現出的軍事特徵已足以說明墨家的以“戎”為業。

以墨家著述而論，歸於子部，自然無疑。然而，《漢書 ·藝文志》在兵書略中，特別標出“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篇，省《墨子》重”。《墨子》除去近三分之一的兵備專論外，涉及軍旅之事者，數量亦眾，列為兵家，本無不可，然前已收入墨家，故曰 “省重”，細微差別中，正可看出墨家特殊的兵戎色彩。

與孔子對於兵戎的刻意迴避與墨家的關注重視恰好相反，俎豆為 “祀”之象徵，軍旅則是“戎”之根本，儒家的重“祀”為墨家的重“戎”留足了空間，墨家能與儒家並為顯學，正在於其對“國之大事”的另一端“戎”的身體力行、深入思辨。中華文化重德尚義，企慕和平，雖也承認戰爭之意義，卻貼上 “不得已而為之”的標籤。如此文化生態下，以“詭道”言兵的孫吳當然不及以“非攻”論戰的墨子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墨家的“守”成為中國論“戎”的基本態度。

“以戎為業”的墨家所以能夠成為顯學，在“守”而不在“攻”；在“技巧”而不在“權謀”。早期社會中兵役制度大半為舉族皆兵，凡有作戰能力之男丁，均須當兵服役，士人尤然。墨家自不例外，但其所服兵役的主要內容卻並非執戈上陣，而是設防備守，具體的工作則集中於器械製造、機關設計等軍事防禦工程。墨子，作為墨家之代言者，當然是此中翹楚，以今日眼光視之，或可稱為一位傑出的軍事工程師。墨家的 “以戎為業”正是以“工”為其顯著標識的，無論其組織形態，還是其理論邏輯，留下極為深刻的歷史烙印。

五、工師與繩墨

“鉅子”是墨家組織形態的重要構成，後世多將“鉅子”視為墨家組織的領袖、導師。“巨”，論其本義則為規矩。巨之金文作

（巨之金文）

正像一人手持“規矩”之形。所謂規矩，便是所持之器物，正是“工”。由此而論，“鉅子”即持巨（工）之人，掌握規矩的人，由此意引申為領袖似乎更為妥帖。墨家鉅子持律甚嚴，不容違逆，後學奉為聖人，則視其為規矩。墨家以軍事製作、軍事工程為職，規矩尺度最為所重，以“巨”為代言，最是切合情理，正是墨家區別於諸子之所在。對工具如此尊崇，正是墨家之本色體現，更包含著原始墨家的文化信息。

“工”之由來久矣，可以追溯至最早的石器製作。早期的石器常常集多種用途於一身，可用於勞動生產，亦可用來攻擊自衛，自然有著武器的色彩。甲骨文中的“工”字更屬常見，可用作攻擊之“攻”、戎功之“功”、貢納之“貢”、貢典之“貢”、官吏之“官”等，說明了“工”與“國之大事”密切相關。“工”之為用，雖不限於軍事，卻以此為重，需要特別指出的則是其“國有”特徵。墨家“以戎為業”，溯其職業之本，即是這樣的“工”，有獨立的職業技能，有特殊的知識背景，有相當的社會地位，更因軍事的特殊性而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而此，正構成了墨學所以能夠成為顯學的社會基礎。

《墨子》能夠從方、圓、平、直的具體實踐中，提煉出“法”的標準思想。除去論說的理論總結外，更有深層的意義思考。對於墨子而言，技術之事其後的價值判斷更為關鍵。何為真正的“工”？技巧層面的精緻完備並不是最好的詮釋，勝義的妙處終究落足於道義之上。以墨家職守而論，本在兵戎，然墨子卻不肯以此自詡，其最為後世所津津樂道亦是與戰事背道而馳的“兼愛”、“非攻”，由“技”而“道”的昇華正是墨學顯揚於世的根本所在，墨子便是完成這一轉換昇華的集大成者。

關於墨子的出身，《史記》、鄭樵、顧頡剛、童書業等均從姓氏源流肯定墨子的貴族血統。然而，現代研究者多半按照職業習慣將迥異於 “農”的墨子看作為手工業匠人。以歷史眼光來看，貴族遠源與工匠本色並無實質的尊卑分歧。兵役是古代政役最為基本構成，對於就“以戎為業”的墨家而言，服役戍守並非有失身份之事，倒是職中應有之義。墨家不僅有高貴的學統、專門的技能，更有著不低的地位，但職業所限、志向所至，越是出色的墨者，越需身體力行，越是近乎役徒，每每表現出有悖常情的 “自苦”，並非故意標榜，正是本色所在。至於墨子的姓氏，世人多作 “姓墨名翟”。是否為姓氏暫可不論，但“墨”之命名實與墨道相關，這裡的“墨”應是被反复提及的“繩墨”，亦即工匠用來畫直線用的工具，更引申為規矩、準則、法度之義。這正是墨家所極力主張、反复要求的，更與尊鉅子為領袖的墨家傳統相一致，墨繩、曲尺的規矩方圓正是工匠的第一要義，以之作為標識，自在情理之中。再來看 “翟”，以翟羽裝飾的旗幟是用來指揮軍隊的。可見，“翟”之為用，多與軍事相關，這一點，正可與墨子之言行互為印證。論及墨子的官守， “宋大夫”的回答略顯疏簡。墨子為“工”，墨家弟子為百工之屬，以墨子的領袖地位而言，當為百工之長，即古之 “工師”。古代“工官”，初見於甲骨文之“工”，“巫”字從工，其意相通，工、巫之屬即是當時有力之職守。商周金文中，“司工”之名屢見於器。周代六卿，司空為冬官，掌管工程。冷兵器時代，軍事工程技術於勝負意義關係重大，從事如此要職者自是戰事之關鍵人物。

“工師，工官之長也。”雖係國家所設官職，卻不僅是官方的地位認為，更包含著特殊的社會認同。以 “工”而論，規矩繩墨最為重要，以“師”而論，技藝傳授外，須有“道”之昇華，二者兼之，方可為一流大匠，墨子適足當之，以職而論，宋之大夫，以技而論，能以木為飛鳶；以職而論，則有善守之譽；以道而論，則有兼愛尚同之說，授徒講學，與儒並顯。墨翟技巧過人，德行服眾，有著特殊的個人魅力，是當時最傑出的工師，墨家弟子多為百工之屬，服役從學，甘為赴火蹈刃，在內部以“鉅（巨）子”作為首領之尊稱，作為標識的則是不可或缺的規矩法度。墨家之“工師”，有如儒家之“師儒”，由來已久，流衍廣遠，直至今日，土家族對技藝嫻熟的工匠首領仍被尊為“掌墨師”，有著特殊的職權，地位崇高。禮失求諸野，其間或有古之“工師”的印跡留存。

六、馀 論

儒、墨同源而近，並為顯學。荀子言：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誠為中的之論。墨家以戎為業，職守在工，在他們身上有著濃重的技術思維與軍事色彩，體現在思想中，便是對於具體差異的忽視，習慣以同一的模式、同一的標準對待同一的對象，在小群體或可奏效，卻難以全面推行。儒家之勝，即在 “和而不同”的提出，所謂“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儒、墨顯揚一時，儒家歷數世而獨尊，墨家則沒落無聞，其在此乎？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是荀子對於墨學的又一剴切之論。墨家以實用為鵠的，實用理性下的功用追求，使得墨家在探求更為宏深的學理時大受影響。墨家之衰，正在於功用追求下的道器分離，以道而論，墨家與儒家極為相近，卻不及儒家的精細有別；以器而論，涉及軍事之技藝，多秘而不宣，流而不廣。自墨子這樣的集大成式人物之後，墨離為三，卻未像儒家那樣出現孟、荀那樣的大成人物，後學離散，各守一隅，或併入儒家，或流為工匠。道離於器，師為之失，行之難遠，不免衰歇，即在今日，亦當深思。

來源：《文史哲》2017 年第6 期，第112-12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