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凤林：南京方面国民党要员对中共三大起义的反应

摘要：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有着重要意义，它们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新征程，通过这些武装暴动中共逐渐建立了正规的红军。基于党派利益和指导思想等方面的根本对立，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不认同，大肆攻击共产党背叛革命。从总体情况看，出于清党反共的惯性思维，南京政府始终把共产党的暴动与武汉政府联系在一起，把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革命行为视为国民党反共的依据；出于对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自信，认为共产党的军事武装根本不足为惧，消灭共产党是必然的。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三大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最有影响力的武装暴动。这三大起义不仅正式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战争，而且开启了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学术界对三大起义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其研究视角主要限于共产党方面，很少关注国民党方面对此的反应。①立于民国史的大视野，不难发现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和红军的创建不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发展，而且使国共关系彻底转向，推动中国革命走入新的阶段。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延续着大革命后期对共产党的仇恨与畏惧，对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兴起与红军的创建予以了重点关注，试图把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实现全国统一和一党专权。实际上，共产党的敌对方——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反应较好地反映了蒋介石、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革命道路、革命理论的态度，影射了国共不同的思想逻辑。在这三大武装起义中，以广州起义的影响尤其在国民党中的反响最大。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广州起义为重点，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要人物对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反应和评价，分析共产党及红军在国民党人心中的地位，再现大革命失败后国共在革命问题上的思想导向。与此同时，深入考察国民党基于反动的革命立场，对共产党的认识走向偏激的表现，即只注重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而忽视了共产党的政治作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和指导思想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使其逐渐失去了自我反省的动力，客观上给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带来了机会，造成星火燎原的局面，最终改变了两党的命运走向。

 一、南京政府核心领导蒋介石对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回应与解读

蒋介石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他的观点基本主导了政府的决策，影响了其他人的思想。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反应代表了南京政府的思想主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与北洋军阀并列，视其为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对象，欲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而后快。

1.蒋介石对共产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较淡反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与武汉政府、共产党处于对立地位。因此，蒋介石对武汉政府内部的分裂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认为共产党的“谋乱”最终会毁了武汉政府。1927年7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二周年纪念日”活动中公开表示：“武汉伪政府及共产党时用阴谋以破坏我国民党政策，不将此革命大障碍消灭之，则中国无统一希望”，“武汉伪政府已图穷匕见等于买空卖空，甘为俄人驱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势力相较，为五十与一之比。何足畏惧。”②这时，虽然武汉政府名义上对南京政府进行东征，但对蒋介石而言，武汉政府的实力尤其是共产党的实力根本无法与南京政府相比，消灭武汉政府和共产党较为容易，不足为虑。即便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畏惧，不敢大意。7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共产党谋乱益急，连破机关数处，逆军似有东下攻宁之计也。”③次日，他又发泄情绪：“一年之间死伤四万余之同志，不能完成北伐及国民革命之目的，徒为共产党作衣嫁裳，但有悲惨苦痛与深自忏悔而已。”④可见，蒋介石已注意到共产党的“异动”，但他认为共产党的行为只能引起武汉国民党方面的内乱，影响武汉方面的前途。

蒋把国民革命的受阻归罪于共产党的想法，加剧了他对共产党的仇恨。7月28日，得知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蒋介石发出感慨：“武汉崩溃，鲍逆驱逐。党国基础，转危为安。一年半来之苦斗，无时不在动心忍性中。今大戆祛除，此志已伸，可以对总理，可以言革命。可知上苍果不负苦心也。”⑤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彻底决裂对他而言已经解开了一大心结，即武汉政府的清党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清党是正确的，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和理念。简言之，共产党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公开敌人，以国民党的全党之力消灭共产党并不难，为此，蒋介石才有了舒缓心情的畅快。

基于对自己武装力量的充分自信，及对共产党最终将被消灭的乐观认识，蒋介石对共产党在与武汉政府分裂后的新的革命行动包括武装暴动都没有足够的重视。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以反抗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回击国民党的背叛革命。然而这一革命行动并未立即得到蒋介石的回应。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力量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他此时在前线专注于北伐有关，此外也不能排除通讯信息不顺畅的原因。直到8月5日晚上，蒋介石才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到：“研究对汉作战计划，……下午拟对汉作战方案。……晚闻共党第四军第十一军在南昌独立，脱离武汉伪政府伪党，自杀之期不远矣!”⑥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条蒋介石回应南昌起义的直接史料。日记泄露了他的真实想法，即南昌起义不仅是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的公开决裂，更是共产党的自取灭亡。显然，共产党在他眼中完全不具备威胁国民党地位的实力，而且共产党的革命行动无疑是自杀。

宁方国民党掌握的上海《民国日报》也表达了类似观点。1927年8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称：“顷据九江确悉电称，伪二十四师叶挺部七十一、二两团支(四日)袭击涂家埠张发奎伪总指挥部。张猝不及防，同伪十二师师长兼代伪四军长黄琪翔化装逃浔，所部全被缴械。共党互相火并，秩序紊乱已极，灭亡在即。”⑦也就是说，该报认为南昌起义是武汉政府的内乱，并非是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的独立革命行为，它只能加快共产党的灭亡。这与共产党对南昌起义的自我评价相差甚远。在共产党看来，南昌起义是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起点，为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⑧蒋介石与共产党对南昌起义评价的根本对立，在于两党的立场、利益不同，以及所走道路的不同。

南昌起义发生后，蒋介石一心促成宁汉合作。8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决定和汉战奉，而汪精卫一方对我求和，一方致书七军倒我，是诚何人类也!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而对敌须坚持，不料汪何如此也。下午批阅电文，心甚烦闷不安。”⑨8月15日，蒋介石发表辞职下野宣言。稍后不久，蒋介石赴日考察。也就是说，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注意力在于与汉方合作以及讨伐奉系军阀，而作为曾经的国民革命合作者——共产党已经变成他的斗争对象，且因共产党实力弱小而不再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基于此，蒋介石对共产党于9月发动的秋收起义几乎没有回应。此外，秋收起义深处湘赣粤鄂边界，且多在偏僻农村，为此起义的消息传播较为缓慢甚至被阻碍。报纸舆论关注也甚少。所以蒋介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未发表关于共产党秋收起义的言论。正因为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对秋收起义的冷淡反应，客观上给了共产党一定的革命回转余地，为以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可能。这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始料未及的。实际上，这也是他忽视共产党政治力量的必然结果，有力地表明了蒋介石在对待共产党方面的狭隘眼光。

2.蒋介石对共产党广州起义的多方位解读

对蒋而言，真正引起他关注的是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之所以如此，关键还在于国民党的广州事变与共产党的广州起义紧密相连，他把广州起义视为武汉方面联合共产党向南京方面施展的一大阴谋行动。

 广州事变之后，1927年12月8日，蒋介石具名致全体委员书，其言曰：

就过去之经验言，军阀不足畏，共产党亦不成问题。军阀之必被打倒，已确然无疑。共产党声势从前何等浩大，其阴谋鬼计何等毒辣，但吾人一言清党，青天白日旗下各领域一致起而铲除，彼等终无尺寸立足地。故国民革命之劲敌，绝非军阀与共产党，惟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威权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播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⑩

 这是国民党发生广州事变后，蒋介石等人共同发表的宣言书，基本代表了蒋对共产党地位与国民党真正劲敌的看法。从其表述来看，因对国民党前途的乐观估计，他们对共产党的力量并不看重，认为共产党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被彻底消灭是迟早的事，根本不值一提。反观其内，国民党的统一和团结才是最大问题所在。

基于这样的思想逻辑，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后，蒋介石对此并不惊慌，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这一举动与武汉政府的夺权行为联系在一起，认为共产党与武汉国民党还是藕断丝连，有互相利用的成分。起义发生当晚，蒋介石与宋子文共谈时局，全面论及了对这次武装暴动的看法。对于广州起义的原因，蒋介石等人认为，自国民党实施清党后共产党势力大受打击，同时第三国际方面亦以为中国共产党殆无法复兴，而共产党为表示在中国之力量，以期取信于苏俄，乃多方策动发动起义。同时，恰好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共产党掌握的叶贺部队回粤，有武装力量的支撑，并且这一暴动与汪精卫试图夺取广东势力的广州事变在时机上不谋而合，互相利用。关于广州暴动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等人指出其基本部队为叶剑英教导队，此外纠合工人农民流氓地痞等，共约2千人。在他们看来，这些武装非常弱小，根本无法与国民党的正规武装相抗衡。对于广州起义的性质，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这就是杀人越货的叛乱，并列举了共产党在广州一系列的激烈行为，包括放火、对有产者的掠夺劫杀。因对共产党武装力量和暴动性质的轻视态度，他们认为共产党的暴动失败是必然的。(11)

从上述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论述较为详细，包括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暴动原因、策略、性质、成败等。虽然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描述有不少谬误，但这不妨碍他对广州起义的总体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其言论中，并没有看出他对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重视，也没有对共产党势力复兴的预测。可见，此时蒋介石确实因大范围开展清党，感到消灭共产党力量有十足把握。而且广州起义后一般舆论也看好国民党的力量，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武装反抗无疑是以卵击石。甚至连日本方面的《顺天时报》也认为中国民众的观察是对的，即“共产势力难望长久维持，殆类贺龙叶挺军在汕头之昙花一现而已”。(12)不难推断，时人关于国民党势力必然兴起、共产党力量必然被消灭的观点可能增加了蒋介石等人的自信。

不过，蒋介石很好地利用了广州起义来攻击武汉方面的汪精卫等领导人，认为汪精卫等人仍然没有真正实施清共，还与共产党搅和在一起，对党国不忠。于是，乘机打压武汉方面的气势，在宁汉合流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为此，接下来的多日，他都约谈南京方面的要人商议对粤办法与时局主张。《国闻周报》非常精准地评析了广州起义发生后南京政府蒋介石等人的政治观点，指出：“十一日广州之变，既令粤派委员立脚点愈益丧失，而汪精卫环境之苦尤深一层。……大势汪将出洋，蒋似为求将来政治上均衡计，对粤派仍不肯放手。”(13)其评论一针见血地分析了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处境，指出蒋介石在这次广州起义中得到了政治利益，打压了汪精卫和粤派地方势力。

1927年12月13日，蒋介石招待新闻记者，公开谈及了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他指出：

我相信共产党这种暴动，是很容易消灭的。所以我绝不悲观。如果共党不在此刻暴动，等他布置周妥，危险更大了。并且党内从前互相猜测的原因，现在有事实来证明，反足以促成老同志的团结。这是可以乐观的。至于讨伐共党，我已决定办法。我个人有这种责任，也自信有这种能力。共产党出来扰乱，我一定要负责任讨伐他。(14)

这一谈话表明，蒋介石努力证明国民党才是中国的主导力量，共产党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国民党抗衡，只要有计划地实施讨伐，共产党被“剿灭”指日可待。他还在记者会上谈到了广州起义与民众运动的关系：

这次共产党暴动，决不是单在广州，就是汉口、上海、天津以及各省都可以发生同样的事变。广东只是共产党开始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全国的安宁。现在为谋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康乐，在本党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定方针。如果仍照现在的情形去做，不但没有结果，并且替共产党去造成机会，给共产党窜入扰乱治安，革命更难成功，民众更受痛苦。(15)

也就是说，依据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广州起义并不是单个事件，而是共产党实施武装暴动计划的一个序幕而已，今后必然有其他地方的暴动出现。同时，他认为国民党允许民众公开运动的政策为共产党武装暴动提供了机会，所以为了防止共产党武装暴动的蔓延，应该制止民众运动。显然，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加速了蒋介石思想走向保守。限制和取消民众运动只能使国民党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加速国民党的退化，失去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以广州起义为契机，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联俄政策，实施对俄绝交的外交方针，思想越来越右倾。他公开指出：

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从新确定外交的方针。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封闭，共产党的扰乱是不会停止的。在预备会议最后一天，我即是提出对俄绝交的提议案。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6)

实际上，自实施清党后，蒋介石就想改变对俄政策。共产党的广州起义为他反俄提供了最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广州起义与苏俄的支持密不可分，而为了国民党的所谓革命成功，切断苏俄对共产党的支持是必然的。所以广州起义发生后，12月14日，他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犹豫地宣布对俄绝交，通令撤销各省俄领事。

要言之，南京政府核心人物蒋介石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回应主要呈现了以下特质：武汉分共后，蒋介石主要以北伐为中心，共产党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他认为共产党的力量不足为惧，被消灭指日可待。稍有不同，广州起义发生后，蒋虽然对共产党的力量仍然较为轻视，但对共产党的势力再起有了一定的注意，尤其是广州起义在宁汉合流、北伐进行的关键时刻发生，更是令他把共产党作为必须消灭的斗争对象。同时，作为南京政府的核心领导者，他借由广州起义废除联俄政策，实施对俄绝交方针，即在思想和政策两方面都影响了南京政府的外交走向。应该指出的是，因蒋介石的眼光局限，忽视、低估了共产党的革命复兴能力，导致了南京政府没有合理地看待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一味追求国民党的内部整理，从而在客观上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现了革命道路的改变，并最终改变了两党的命运走向。

二、南京方面国民党元老对共产党武装起义的攻击与阐释

胡汉民、吴稚晖等南京方面的国民党元老也对共产党武装起义做出了一定的反应。虽然在观点上国民党元老与蒋介石大体相似，但因其在党内所处的位置和党性意识，他们往往把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影响与国民党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强调共产党的存在是国民党发展中的绊脚石。

1.胡汉民

胡汉民是南京方面国民党元老的主要代表。他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回应基本反映了国民党老党员的思想。根据《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这一详细记叙胡汉民活动的资料集来看，胡汉民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都没有直接的反应。当时胡汉民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南京政府的清党反共问题，他固执地认为共产党发动的这些起义是武汉政府分裂的表现，并且再次印证了他关于国共必然分裂的论点。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胡汉民当时在金陵大学发表重要演讲《CP的手段和策略》，还未得到起义的消息。不过从其演讲内容看，胡汉民仍然延续他清党反共的思维，不断强调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欺骗国民党，想达到破坏国民党团结，壮大共产党自身的目的，并利用青年搞破坏工作。(17)8月5日，他又在中央党部欢迎学生总会代表大会上致欢迎词，继续攻击共产党，要求青年学生不要受共产党的迷惑，中共产党的毒。(18)一直到广州起义爆发前，他虽很少发表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直接言论，但其沿着反共的思路，不断发表演讲和撰写文章攻击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以期达到统一国民党思想和达到党内团结的目的。

胡汉民与外界的往来函电内容同样表明，他此时的关注重点在于继续反共，促进宁汉合作，支持南京政府的北伐，而对共产党在武汉分共后的军事行动并未在意。例如，1927年8月3日，他在与吴稚晖、李烈钧、钮永键联合署名发给冯玉祥的电报中表示：

我军(北伐军——引者注)三月以来，所遭极艰，一扼于沪共披猖，不幸而有断腕之清党。再扼于汉谋东侵，仓卒而有调兵之守境，皆致贻误我机，适长北寇之焰，及今权衡轻重，不得不忍痛并力北顾，介兄之亲临前线，正与尊旨遥合，……睥共党退出各团，则较去年广州三月二十限共党不得为部长，选举不得过三分之一，其手段已随时势而远辣。……近来武汉宣言共党之罪，知其不惟错误，实曾灼见阴谋，然而仅进于三月二十之一步，忍远之矣，犹不能有四月十五之决心。无他，耻仇之耳。(19)

8月17日，他在给李济深的电报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反共目的已达，余素不为权利，更乐得引退，示党人不争，促汉方同志反省。”(20)

可见，在宁汉逐渐合流的情况下，胡汉民对武汉政府的反共行为虽有欣慰，但仍觉得武汉政府的动作过于缓慢、和平。出于国共合作时对共产党的偏见，他把北伐的迟滞、国民革命的受阻都怪罪于共产党的破坏，认为清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他与蒋介石等人的观点一致，视共产党为国民党的消灭对象，认为共产党是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和实行党内统一团结的敌人，消灭共产党符合国民党的利益。

胡汉民等老党员对武汉政府反共的欣慰，加速了宁汉之间的谅解和合作。为此，汪精卫也在南昌起义之后适时地发表通电，表明武汉政府反共的决心以及和南京政府合作的意向，即“一致努力消灭共贼，更无他途”，承认自己对共产党发起南昌起义阴谋有所疏忽的过错。(21)8月6日，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向社会公开承认错误，表示要纠正过去对共产党的许多幻想。8月8日，汪公开武力反共。9月22日，汪精卫再次表示，“共产党徒贺龙叶挺在南昌叛变后，兄弟深疚对于共贼裁制稍迟，致酿成此变”，“俟事变平定，当请求中央加以处分。如今正谋补过，未敢即引咎而去”。(22)汪精卫的这种认错表示与南京方面尤其是胡汉民等老党员的态度紧密相关。

8月12日，上海《新闻报》曾以《南京中央某要人谈对汉赣事变态度》为题阐述在上海的一位宁方国民党元老的观点。虽然报纸没有点名是胡汉民，但其观点与胡汉民类似。该报称：

顷访某要人，询汉赣共产党内讧，中央抱何态度?答：先总理容纳共党，原冀合作到底，完成革命，不料共产党受少数人唆使，倒行逆施，破坏革命工作，势难再容，乃有清党之举。现在共产党内讧，在中央视之，亦堪为痛惜之事。目前唐生智、朱培德、汪精卫等纷纷来电，声请通力讨共，最近张发奎亦有来电，表示合作。此间当根据前次徐州会议之蒋冯联衔马电(即二十一日电)，凡武汉忠实同志归来，自无不纳。中央决通电全国，宣布汪唐各电，声明讨共为政府目标，希望汪唐勿为共党利用。(23)

在其看来，南昌起义是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内讧，并不会给宁方带来威胁。但南昌起义促进了武汉国民党的反共自觉，与宁方的反共策略不谋而合，对国民党而言，终归是一大幸事。

与蒋介石一样，胡汉民也对张发奎与李济深之间的广州事变以及随后共产党的广州起义颇为关注。1927年12月9日，他致电冯玉祥，表示：

讵武汉方定，而广州变起，张发奎、黄琪翔等实为共产党所操纵，其策略系窃据两广，同时推翻东南，以制吾党之生命，为祸实大于唐氏。汉民在党中与共产派斗争最久，深知其阴谋百出，抵御之方，惟有坚壁清野，不可轻与为缘。今值危机，一发千钧，将视党中领袖诸同志觉悟之程度奚若，不知公何以教之，何以救之?汉民认孙总理遗训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辱取为目的，二语不独表示民党之精神，亦即国民党与共派之分界，故尤不愿以党为个人政争之工具。区区微意，专求确定三民主义之信仰，抵御狂邪。(24)

其言论表明，鉴于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胡汉民仍然对共产党的能力心存畏惧，凡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关联的地方，他都希望尽力摒除共产党的参与和影响。从其对广州事变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从国民党内的争权夺利看问题，而是把事变的发生归因于共产党的操纵。按其思路，在事变中受共产党影响的张发奎、黄琪翔无疑成了国民党的罪人，作为张、黄领导者的汪精卫也难辞其咎。这也是后来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张发奎等人不断受到胡汉民等老党员指责，导致宁汉合作不断出现反复的重要原因。连蒋介石也承认：“许多同志研究十七日的事变(即广州事变)，认为问题重大。几位中央监察委员对汪同志不能谅解，他们对我说，并非对汪个人，实在是为党国。他们认定汪与粤变有关。”(25)实际上，就是指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对汪精卫的弹劾态度。

显然，胡汉民的视野过于狭隘，一味囿于对共产党的指责。他仍然未脱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清党反共思路，把共产党的存在视为国民党发展的障碍。沿着这一逻辑，对胡汉民而言，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只是更加充分地证明他的上述观点，即广州起义已经公开表明共产党是国民党的敌人，两者之间无调和余地。

2.吴稚晖

吴稚晖也是南京方面国民党内的老党员。与胡汉民的反应类似，他也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无直接言论，主要关注了广州事变以及相关联的共产党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广州事变发生后，吴稚晖曾谈到：“此次粤变后，张发奎尚言对粤人不住，汪转无此话。汪既早知张黄军内有共产党，一不应为垂手可改之特委会问题弄兵，二不应骗李济深离粤，故纵无共派嫌疑，亦难逃酿成共祸罪名。”(26)他认为广州事变主要罪责在汪精卫，汪精卫利用事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即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行发动叛变之实，并且对共产党过于容忍放纵。

不久，共产党又领导了广州起义，更强化了吴稚晖的上述思想。1927年12月21日，吴稚晖致函胡汉民，专门谈论广州起义后对汪精卫的恶感，不断地指责汪精卫反复无常，质疑汪精卫的反共是假的。在这封函件中，吴稚晖认为广州起义发生后，国民党内已出现了重大问题，“又不是我们躲起来的时候了(不是说登台)”。吴稚晖、胡汉民、李石曾等老党员在蒋介石下野后也宣布辞职，所以此时的吴稚晖、胡汉民并不在职。为此，吴稚晖提出他们不应该再处以闲散状态，而应参与党的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吴稚晖认为“广东忽然生此巨变，精卫的态度，定将无二的不好，也是他的末日到了。”在他看来，广州起义基本决定了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完结。以此为基调，他指出：“我们的对付就很不怎么简单，我料十有八九，从宁汉合作未成以前，他(汪精卫)东去钩那个，西去钩那个，现在那个也上他的当，恐怕湘、鄂反共，都是第三国际的策略。再进一步说，连冯焕章的反共，都是他们一条计划的。(绝对秘密，或者我的揣测错误，亦未可知)。”(27)可见，广州起义击垮了南京方面国民党老党员对汪精卫的信任，对汪精卫与南京方面合作的诚意产生了重大怀疑，而这与他们认为汪精卫的反共真假难辨有关。

 为此，他建议胡汉民应该“学三分共产党，应当出来，对真的朋友谈谈对付假的朋友”，以便“保我们七分人气”，并且“万一汪先生仍是一个有人气的人，他也登台，自然先生们应登台的人，大都去登台。倘他免去那末日生活了，那就先生们应该早早登我们自己的台，勉力抵抗。”(28)他所谓的学习共产党，表明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这些自持纯正的国民党老党员。当然，这一段话实际上暴露了吴稚晖等人的政治意图，即强力维护他们的党派利益，深恐汪精卫一旦登台，他们这些曾与汪精卫作对的老党员处于不利地位。

吴稚晖的公开言论对汪精卫等人的批评更加直接。陈公博曾转述吴稚晖的言论：

先生(吴稚晖)谓此次广州共逆突变(即广州起义)为汪先生(汪精卫)之苦肉计。疮痌如此，先生尚复以共产诬汪先生牺牲千万财产及千百人之生命。出此苦肉计。昏瞀如先生，或忧为之。几属国民党真正党员不独不忍为，抑不忍言。(29)

而在反驳陈公博的公开书中，吴稚晖辩驳得更为充分。他指出：

我极攻汪先生是受了共产党指使，乃是在共乱以前。共乱后，要我完全相信他们没有阴谋，至今是不敢说。……不料焚烧市场，枪杀通城，闹得那么大，所以你们自己明明知道共产党是危险的，将起事了，为什么小题大做。为了反对特委要弄兵，还急急乎要北江西江，削平广东，至广州空虚。难道赶了李任潮还不够，示威来算要挟特委么。(30)

可见，吴稚晖把广州起义看成是汪精卫与南京方面夺权的苦肉计，即利用共产党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牺牲千百人的生命。显然，与胡汉民等人一样，他也没有把广州起义视为共产党独立的革命行为和共产党对新革命道路的探索。

从当时的情况看，吴稚晖在广州起义爆发初期对武汉方面的激进反对态度得到了南京方面不少老党员的支持。诸如，张静江甚至“要求至少须缉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否则不再与蒋见面”。(31)可见，对武汉方面的领导人进行打压是许多国民党老党员的共同看法。

 然而，与广州起义时间相近，宁汉两方正为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和特别委员会的有效性等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为了推倒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实行联合汪精卫的策略，共同推动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以便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为自己的复出和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蒋介石的调和态度也影响了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12月下旬，吴稚晖再次致函胡汉民，谈到了他与蒋介石在广州起义后对汪精卫的党内处理意见：“小题不可大做，出变之事，全在协衷，与开会无关。若要用开会来以多数压少数，徒然增多纠纷。他(注：指蒋介石)以为然。”(32)也就是说，为了蒋介石方面的利益，吴稚晖对汪精卫的反对意见不再那么强势，不再强烈要求利用执监会检举汪精卫等汉方领导人，而愿意取“协衷”态度。

从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的反应来看，他们对共产党武装暴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注意，而是基于反共的思维力主国民党积极反共，认为消灭共产党是必然的事情。这是对国民党力量的自信表现，同时也是对共产党力量的低估。与此同时，他们几乎一致指责汪精卫等武汉政府领导人主导或指使了共产党暴动，以借机打击汉方，提高宁汉合作的砝码。并且质疑汪精卫的反共诚意，使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下降，被迫做出检讨，最后甚至出国避风波。这也表明，胡汉民、吴稚晖等人也与蒋介石一样，因对国民党力量的充分自信，低估了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影响力及其后续的发展潜力，对国民党存在的问题缺少必要的自我检讨，引导国民党的政策走向越来越右倾。

三、各地方实力派对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复杂反应

 与蒋介石、国民党老党员相比较，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南京政府地方实力派因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对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反应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他们公开表态的一致性与地方利益的争夺交织在一起。

1.以李济深为代表的粤派

李济深虽然广义上属于桂系，但他又有自己的地方势力，即主要坚守在广东，姑且称之为粤派。粤派是与共产党三大起义尤其是广州起义密切相关的国民党地方派系。他们虽名义上归于南京政府，但因武汉方面对他们的争取和固守地方利益等因素，政治表现较为复杂。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济深在广东积极响应，实行清党，武力铲除共产党，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33)也就是说，李济深基于自身利益和理念，站在了蒋介石一方，与共产党和武汉政府为敌。但实际上，只要武汉政府不威胁他的地位，李济深基本对武汉政府的动向持观望态度，他在得知武汉政府反共后，并未欢欣鼓舞。1927年7月15日，他致电胡汉民，认为“武汉逆党似有假借清党为名及利用各个击破策略图我者，此间同志决不上其当也”。(34)他对武汉方面反共的质疑，主要是怕武汉军事势力向广东方向发展，威胁他在广东的地位。

在这种心思之下，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激起了李济深的复杂反应。8月12日，李济深与黄绍竑共同致电蒋介石、胡汉民，表达了对共产党南昌起义的看法。他们指出：

此次赣省叶、贺叛变，实为吾党及政府重新团结之最好机会。武汉方面若能认真清党，诚意合作，我方似宜推诚相见，以免反为共党挑拨。至对于南昌军事，在赣东方面，似有迅速进兵，防堵夹击，且与赣南部队联成一气之必要，济深、绍雄平素主张党与政府须十分团结，始可完成革命事业，前此分裂，诚最痛心，今有良机，似宜补救。若仍错过，万一共党另占一地，休养整顿，伺隙而动，党国前途，可为忧惧。迫切直陈，请为察纳。(35)

这是粤派对南昌起义反应的直接史料，较为珍贵。一方面，他们与南京方面的观点一致，即认为南昌起义促使武汉政府觉悟，实施清党反共，为宁汉团结提供了契机。这是他们政治上的公开表态。另一方面，南昌起义部队意图向广东创建根据地，他们深恐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己不利即“万一共党另占一地”之忧，为此作为广东的军方代表，他们更重视在军事上“剿灭”共产党，并把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压制在江西境内。这是他们地方利益、私人政治目的的隐性表达。

正因为对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的担忧，1927年9月在叶挺、贺龙部队发动东江起义后，李济深急令部队“进剿”，以便迅速击退共产党军队，稳定广东的局势。当时的《国闻周报》对共产党革命声势的高涨、李济深的仓促应对有着稍显夸大的描述：“(叶贺军)入粤以来，得农民军之内应，故战事极顺利，人数已扩充二万余。较之在赣时，均增一倍以上，故声势日大。李济深应付困难，纵令一时被迫退出汕头，然叶贺势力，一日不灭，必争夺潮汕不已。东江方面从此恐无复宁日。”(36)不难看出，报纸对共产党军队数量和实力的估计过高，但对李济深坚定固守广东的观察比较准确。实际上，确实因李济深等粤派的积极合围“进剿”，共产党的南昌起义部队到1927年10月基本被打败，残余部队分散各地继续斗争。(37)

随着宁汉合作的逐步进行，李济深与汪精卫等武汉方面的领导人也走得较近，其目的在于尽力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11月16日，李济深与汪精卫作为广州方面的代表赴上海，与蒋介石接洽商谈合作。然李济深一离开广州，武汉张发奎就开始了夺取广州军政大权的行动，即广州事变。这一事变导致李济深转而又反对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指责他们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进行武装叛乱。(38)令李济深想不到的是，广州事变还没有处理完毕的时候，12月11日共产党又接着发动了广州起义。诚如《申报》所言，共产党这次武装暴动，“事前各要人均无所知，至十一日上午一时，始由黄琪翔通知朱晖日，朱当时在公安局，即召集保安队弹压，人未集而共党已攻至，战至天明，即被攻入”。(39)足见，广州起义确实是出乎国民党意料。

 广州起义直接关系到李济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迅速做出了反应。12月13日，李济深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

 广东事件不可轻视，汪兆铭与此事有关系。自种种事情可以看出。惟因未接详报，不能断言。参加共产派之张发奎军队似非全部，主为农民军、工人军，其势力不大。目下隶此势力下之军队，汕头方面约二万，西江方面约八千。北江方约一万，各自集合一处。……此事有俄国援助，为不可动之事实，故所及影响不少。由种种意味言之，应早收拾也。(40)

李济深的谈话表明，他质疑汪精卫与广州起义有密切关系，由此反感汪派。应该注意的是，李济深作为军事将领，尤其重视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认为参加起义的除了隶属张发奎的部分军队外，主要是工农红军。李济深的观察比较准确，共产党方面确实主要通过发动工农运动来增强军事实力。同时，他也注意到广州起义有俄国的支持，影响不小。立于南京政府的立场，考虑自身的地方利益，李济深必然主张应尽快消灭广州起义的共产党部队。从红军创建的角度而言，李济深是少有的真正注意到共产党军事力量崛起的国民党地方派代表。

广州起义引起的国民党内混乱让外界纷纷猜测。以报道时事新闻著称的《国闻周报》对此有精彩的分析。该报以《变化无已之南局》来概括广州起义后南方的局势，指出：“本周因广州共产党事变，南方局面又为一变。”(41)然应该看到，李济深等粤派在不牺牲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能够积极拥护南京政府的政治主张，一旦危及自身利益，他们就容易阳奉阴违，甚至倒戈相向。对李济深等人在宁汉之间周旋的做法，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有切身的体会。1927年12月21日，吴稚晖致函胡汉民，批评“李任潮崇拜大人物，跟了他就跑，苦头已吃的不小，这几乎有目共睹，那里还容他多方讳饰呢。到了广东以后，又东来修旧好，西来修旧好，虽未‘币重’，确已‘言甘’。”(42)吴稚晖是在讽刺李济深在汪、蒋之间左右逢源，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涉及广东就一心维护自己的利益。

2.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的主要代表。他们名义上归属南京政府，但派系意识非常强烈，注重维护派系利益，为此与李济深一样也是在南京政府中央利益与派系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南昌起义发生后，李宗仁作为南京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主要关注汉方的反共是否真正落实，认为宁汉两方共同反共，共产党必然消灭。8月8日，李宗仁与蒋介石、胡汉民等人联名致电汪精卫：

我等终身之交谊，最近之努力，均不至为三五棍骗如陈独秀李立三辈所卖。此总理在天之灵，终发其奸险，而促我等之集合。俾竟垂成之功也。……汉友前电，已令共党完全退出党部，则党事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开一第四全会，促第三次大会之进行，早求彻底整理。(43)

 可见，在不涉及自身派系利益的情况下，李宗仁与蒋介石、胡汉民等能够一起为了南京政府的利益而呼号。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南昌起义确实起到了促进宁汉两方重新合作的客观作用。

因广州事变一定程度地伤害到桂系利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对汪精卫产生了恶感。共产党的广州起义在他们看来，也与汪精卫有关，所以更对汪精卫大肆攻击，甚至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应不令其出席中央全体会议”。(44)《国闻周报》对此有描述：

李宗仁对蒋复职事，虽亦力表赞同，但对汪精卫则大攻击，谓从前极崇拜其人，今则看破其言行矛盾，深悔以前受其催眠。虽不敢谓汪是附共党但其行为乃共党行为。汪不顾从前在武汉开除蒋党籍及通缉令事，反而拥蒋，恐是策略或蒋将上当，希望群众勿为汪之文章所麻醉。白崇禧言本人意见，与李宗仁全通云云。(45)

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李宗仁、白崇禧基于派系利益和南京政府利益主要站在蒋介石一边，虽然蒋介石当时的下野也有他们的逼迫成分。(46)正是在各种复杂的利益面前，李宗仁、白崇禧对与广州起义有关系的汪精卫十分不满。作为军事将领，他对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反而没有多大关注。这与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军事力量的低估，以及认为广州起义应由武汉方面来处理有关系。

南京政府地方派系众多，除了粤派、桂系，还有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以冯玉祥为例，他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合作更多的也是基于自身地方利益，为此他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尽量周旋，并不全力打压汪精卫。诚如《大公报》所评论的那样：蒋冯合作，“冯之意趋重对北，而对武汉则不甚重视，且认为可资用为解决之手段，为用政治手腕，有非必用武力解决之意”。(47)南昌起义爆发后，他认为共产党不足为惧，主要劝诫武汉方面的汪精卫等人反共，并力促南京政府全力北伐。(48)对冯玉祥而言，北伐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共产党发动起义对他而言没有切身利益关系。

如上所述，南京政府地方派因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对南京政府的忠诚度不一，他们在面对共产党武装暴动时呈现出差异性的反应。这种反应一方面在公开层面基于南京政府的中央利益，另一方面又隐含着自身利益的考量与争夺。从总体情况看，地方派系的反应往往是真实看法的隐性表达与虚假的公开表态相交杂。诚如汪精卫在广州起义不久被迫出国后所发的感想所示，“武人如李白李黄辈(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其所为较之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之杨希闵刘震寰等实有过之”，“况其所言，纯为迎合李白李黄辈便于把持割据”。(49)汪精卫实际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军方代表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地方军阀，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实质上是为了把持割据局面，维护南京政府利益只是他们的表面之言。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历史地位。然而，作为敌对者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这些武装暴动，有着与共产党不一样的感受和反应。国共之间对三大起义的差异性评述和定位，与不同的党派利益和指导思想等紧密相关。

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各方虽然有着大体一致的观点呈现，但因立场、利益等不同，因而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有着不一样的反应。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领导者，他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宁方的意见。对蒋介石而言，基于清党反共的逻辑和惯性思维，他对共产党始终抱着较深的敌意，对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和行为都持否定态度，为此，对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基本持反对和蔑视观点。并且因为对国民党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的自信，他对共产党的实力较为轻视，认为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是迅速且必然的事情。同时，因政治利益的需要，他对与共产党武装暴动有所关联的汪精卫并未一味打压，而是恩威并施，试图与汪精卫共同推翻特委会，召开国民党全会，借机复职和提高自己的领导地位。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对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坚决支持，但因他们在党内的资深地位和对国民党旧三民主义的坚持，他们的表述往往看起来充满“党性”意识。在他们看来，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方能拯救国民党的“革命”命运。并且他们对与共产党有瓜葛的武汉政府和汪精卫等人充满质疑，意图压制思想不够右倾的武汉国民党，弹劾汪精卫等汉方领导人，维护南京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这与蒋介石的观点稍有不同。地方实力派则更为复杂。他们对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反应主要是基于自身的地方利益，理念的分歧是其次。因涉及切身利益，李济深等粤派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始终较为关注，并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为重要任务，对共产党的兴起比较畏惧和痛恨。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与李济深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为此，他们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也持反对态度。但与李济深相比，他们的地方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为此很多时候他们的公开声明更具国民党的官方色彩。然而，不管是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还是李济深、李宗仁等地方派，他们都没有充分地估计到共产党武装暴动的影响力和发展潜力，认为以国民党的强大力量消灭弱小的共产党是轻而易举的事，忽视了共产党的革命复兴能力，贬低了共产党的革命思想，与此同时，过于高估了国民党的实力，一味与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对立，造成了政治视野的狭隘、方针政策的右倾。这种思想导向最终影响了国民党的前途，也使国共两党的势力格局和最终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

注释：

　　 ①三大起义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庹平的《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朱德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黄爱国等人的《试论秋收起义的意义与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李淼翔的《广州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贡献》(《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文阐述了三大起义与红军创建的关系。陈毓述、苏若群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蒋国海的《论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姚金果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三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论述了三大起义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推进了三大起义的研究。笔者所见，仅有刘小花、陈洪模的《民国报纸报道南昌起义口径变化之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考察了南昌起义后报纸舆论的反应，涉及了非共产党方面的声音。

　　 ②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546-547页。

　　 ③《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④《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⑤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22-623页。

　　 ⑥《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⑦《南浔线共党火并之混战》，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8月7日，第2张第1版。

　　 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6月30日)，《红色中华》第93期，1933年7月11日，第2版。

　　 ⑨《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⑩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第165-167页。

　　 (11)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78-184页。

　　 (12)《共产军难长久支持》，《顺天时报》1927年12月13日，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70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13)《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页。

　　 (14)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6-190页。

 (15)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5-196页。

　　 (16)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7-200页。

　　 (17)胡汉民：《CP的手段和策略》(1927年8月1日)，存萃学社：《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4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80年，第22-33页。

　　 (18)胡汉民：《新帝国主义的新文化侵略》(1927年8月5日)，存萃学社：《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4册，第37页。

　　 (19)《胡汉民吴稚晖李烈钧钮永键致冯玉祥电稿》(1927年8月3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0页。

　　 (20)《胡汉民致李济深电稿》(1927年8月17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364页。

　　 (21)《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页。

　　 (22)《宁汉国民政府与党部合并后重要文件》，《国闻周报》第4卷第40期，1927年10月，第1-8页。

　　 (23)《中央对汉赣态度》，上海《新闻报》1927年8月12日，第1张第4版。

　　 (24)《胡主席汉民致冯总司令玉祥青电稿》(1927年12月9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2册，第259页。

　　 (25)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6-190页。

　　 (26)《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3页。

　　 (27)《吴稚晖致胡汉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7页。

　　 (28)《吴稚晖致胡汉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458-459页。

　　 (29)《辩陈公博之诬致民国日报书》(时间不详)，徐逸如：《吴稚晖书信集》，上海：文林书局，1936年，第63-64页。

 (30)《辩陈公博之诬致民国日报书》(时间不详)，徐逸如：《吴稚晖书信集》，第64-78页。

　　 (31)《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页。

　　 (32)《吴稚晖致胡汉民函》(1927年12月)，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461页。

　　 (33)《广东当局大捕共产党》，天津《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第6版。

　　 (34)《李济深致胡汉民电》(1927年7月15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507-508页。

　　 (35)《李济深黄绍竑致蒋介石胡汉民电》(1927年8月12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515页。

　　 (36)《一周大事述评：叶贺军入汕头》，《国闻周报》第4卷第38期，1927年9月，第8页。

　　 (37)《李济深、黄绍竑十月六日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19日，参见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起义》，北京：中共中央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527-528页。

　　 (38)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11页。

　　 (39)记者：《广州大暴动纪要——摘录十三至十五日上海各报纪载》，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等：《党史教学与研究(广州起义资料专辑)》(5)，1980年内部出版，第220-221页。

　　 (40)《粤变有俄国援助 汪派有关系尚难断言》，《顺天时报》1927年12月13日，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70册，第100页。

　　 (41)《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1页。

　　 (42)《吴稚晖致胡汉民函》(1927年12月21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458页。

　　 (43)记者：《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页。

　　 (44)《粤变有俄国援助汪派有关系尚难断言》，《顺天时报》1927年12月13日，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70册，第100页。

　　 (45)《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页。

　　 (46)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4-5页。

　　 (47)《万目睽睽之蒋冯》，天津《大公报》1927年7月15日，第2版。

　　 (48)《冯玉祥致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蒋介石胡汉民等电》(1927年8月11日)，陈红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527页。

　　 (49)汪精卫：《复驻法总支部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1979年内部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