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天朝”真的闭塞愚昧吗?
天朝。这是1793年马戛尔尼(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团访问中国时,乾隆帝(1711—1799)在回覆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 1738—1820)的信件中,用来表示自称的词语。正是这样一个词语,塑造了人们对于清代前中期对外关系史的整体印象——天朝代表着愚昧和保守,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乾隆帝囿于封闭的观念,拒绝了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导致中国错失了解外部世界的好机会。
郎世宁绘 乾隆帝画像
近年来,这一认识逐渐受到学界的挑战与修正。那么,乾隆究竟对外界形势的变化了解多少,是否真的一无所知呢?
对话传教士:欧洲君主如何统治,王位如何继承?
明清之际,自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进入中国传教开始,大批欧洲传教士纷沓而至,他们在传播福音的同时,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也带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甚至还有很多传教士直接供职于宫廷,用自己的科学、艺术知识为皇帝服务,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P. Michel Benoist, 1715—1774)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于乾隆九年(1744)到达澳门,次年应召入京,开始了在华长达30多年的传教生涯。
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位于长春园北部的西洋楼景区陆续修建,蒋友仁受到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举荐,负责主持西洋楼水法工程的设计,海晏堂等处闻名于后世的机械喷泉,均出自他的手笔。此外,蒋友仁还参与了乾隆时期舆图的绘刻,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御览,“取新辟西域诸图,联以西来所携手辑疆域梗概,增补《坤舆全图》(南怀仁绘制)”,后来经过修改和增补,被收藏入宫廷,这是当时水准极高的世界地图,可以随时供皇帝浏览。
长春园西洋楼景区 海晏堂铜版画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与蒋友仁进行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欧洲国家的问题。蒋友仁在一封信中披露了谈话的详细内容:
除此以外,乾隆还问道:欧洲有多少国家?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法国与俄罗斯是否有关系?除与俄罗斯人打仗的伊斯兰教徒外,还有哪些民族可能与俄罗斯人发生纷争,军事上取得过何种成功?
由于在乾隆五年(1740)时,荷兰殖民者曾在爪哇的巴达维亚大肆屠杀华侨(红溪惨案),乾隆帝又仔细地询问了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扩张:
皇帝问住在巴达维亚并主宰该地的是哪些欧洲人,我回答说是荷兰人;接着,我解释了什么是共和政体,我谈到了荷兰的政府,这个国家的政体是共和制的,国家任命所属各省的总督,同时以一个君主在其国内所享有的同等权力对官员们进行提升、贬黜和奖惩。
乾隆还了解到西班牙在吕宋的行动,“大约二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在他们登陆的最大的一个岛屿上兴建了一座城市,这些岛屿上当初只住着一些土人。当西班牙人远航美洲时,这个城市可充当他们船只的货物集散地”;并通过追问地图中标有“新西班牙”、“新荷兰”和“新法兰西”等远离欧洲的地名的来历,得知了欧洲人在中国周边国家殖民的方式与情况。
别以为我不知道:加尔各答的“披楞”就是英国人
英国自1591年(万历十九年)到达印度,经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与孟加拉的普拉西之战以及1764年(乾隆二十七年)与莫卧儿帝国的布克萨尔战役,再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并发动一系列征服印度马拉特、迈索尔、旁遮普等地的侵略战争之后,逐渐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
那么,乾隆有无意识到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
英属东印度公司取得普拉西之战和布克萨尔战役的胜利后,莫卧儿帝国彻底沦为英国殖民者的附庸。随后,位于加尔各答的英国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喜马拉雅山,打通到中国的贸易之路,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还有锡金、不丹和廓尔喀等与西藏接壤的邻邦,英国的扩张势必与之冲突。
1772年,东印度公司吞并库赤一贝哈尔土邦时,六世班禅代表不丹给总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进行调解,请求他撤军,而哈斯汀斯希望借机与西藏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派遣波格尔(George Bogle)前往扎什伦布,拜谒班禅。尽管班禅拒绝了波格尔提出的外交和通商要求,但是扎什伦布和东印度公司开始频繁的接触和往来。英方甚至希望班禅将他们的请求带到北京,由他劝服乾隆帝。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藏往来的文书中,在印度的英国人被称为Farangi,这是波斯文,源自阿拉伯文对法国人的称呼,其藏文形式则是Phe-rang,最后演变成本土藏文的phyi-gling,意思是外国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北上庆贺乾隆帝的七旬圣寿,最后却因天花病死在北京,他圆寂后留下的巨额财富引得其弟红帽喇嘛沙玛尔巴的觊觎,并最终成为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的导火索(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再度入侵西藏,洗劫了扎什伦布寺,乾隆帝派兵入藏反击,直捣廓尔喀首都加德满都。在此期间,清军统帅福康安于1792年2月到达拉萨时,曾向廓尔喀周围的不丹、锡金和披楞等邻国去信寻求军事支持,他将此事奏报给乾隆帝:
这是“披楞”一词在清代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其实披楞就是波斯文Farangi的藏语形式Phe-rang的汉译。此时,福康安尚不知披楞与加尔各答的关系,只是认为它是同哲孟雄(锡金)、布鲁克巴(不丹)一样的部落。
福康安率军攻入廓尔喀后,廓尔喀国王请求和谈,并指出廓尔喀以南的“南甲噶尔之第哩巴察(Delhi Padshah)部落,向思抢占藏地”。结合与加尔各答的英国总督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的信件往来和其他情报,福康安了解到廓尔喀以南地区名为甲噶儿,其中最大的国家是第哩巴察,统治着披楞(加尔各答),而且常到广州地方贸易,他对东印度公司在廓尔喀战争中的暧昧态度及动机感到警惕,怀疑披楞暗中支持廓尔喀军队。1793年,廓尔喀派遣贡使前往北京,将他们与印度的冲突告知乾隆。就在此时,康沃利斯派少校柯克帕特里克(Kirpatrick)前往加德满都查探,廓尔喀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了驻藏大臣和琳,清廷由此得知披楞已遣使(即马戛尔尼使团)前往北京觐见皇帝,但最初并未将其与马戛尔尼使团联系在一起。
清乾隆 《平定廓尔喀战图》册之“廓尔喀使臣至京”
然而,当福康安在避暑山庄看到英国人后,感到英国或许和披楞有某种联系,以致面见英国使团时,态度十分傲慢不逊,毫不掩饰他的憎恶。于是,乾隆帝命令军机处查问廓尔喀俘虏(时已入锐健营降番佐领下)岗噶勒塔则西:“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岗噶勒塔则西回答:
乾隆终于明白:在加尔各答的披楞与在广州贸易的英国人实际上是同一群人。英国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了临近中国西藏的南亚次大陆。我们也由此了解到,乾隆对外界的认识并非一无所知。清朝清楚地捕捉到了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的情报信息。
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后来回忆:
William Alexander绘 乾隆帝与小斯当东
就清代前中期的对外关系史而言,“天朝”是真,上述所言也是真,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传统与现代,闭关与开放,这些简单的阐释模式,恐怕难以深刻揭示清朝涉外体制演变的复杂进程,再进一步,更不足以探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的轨迹和形成因素,甚至有时候会反过来阻碍对事实的探索,这就是我们需要借助更为多元性的角度和史料的原因。
延伸阅读:
欧立德(Mark C. Elliott)《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中国回忆录 6》,大象出版社,2001年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2005年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