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种瓜得豆”
“春秋五霸”，名头响亮，可究竟是哪五位霸主？历来人言言殊，说法各异。其中比较通行的名单有两份：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而在这两说之中，似乎又以第一种说法为更多的人所认可。
虽说都是霸主，但是，这五人的分量，也就是说，其霸业成就及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可以算是一个档次，他们号称霸主，当属名副其实。而宋襄公被列为五霸之一却颇有些不伦不类。他的高雅贵族风度，固然让人肃然起敬，可他的那份儿霸业，则难免叫人啼笑皆非。世俗是势利的，只以成败论英雄，泓水一仗，他大败亏输，出尽洋相，以至于成为千百载来够“厚黑”或不够“厚黑”芸芸众生挖苦嘲讽的对象。如果靠这种表演居然能跻身于五霸的行列，那么，多少有些滑稽、有些荒诞，宋襄公他九泉有知，恐怕也会是受宠若惊了。
至于秦穆公，则是一个异类，换句话说，他属于不尴不尬的角色。说他不济吧，可他在当时的国际大舞台上活跃得很，又是“勤王”，又是“盟会”，知名度、出镜率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人，更何况他也曾“灭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为秦国在春秋战国期间的雄起，作了非常扎实的铺垫，多少混出个“霸主”的模样。可如果真的把他算成是霸主，却似乎又不是那么一回事，毕竟他没有像齐桓、晋文、楚庄那样，一本正经地充当过中原的霸主，他的事业局促于西北一隅，从来不曾达到过光辉的顶点。相反总是笼罩在晋国霸业的巨大阴影之下，只好在当时上演的争霸大战中，敲敲边鼓，跑跑龙套。总而言之，秦穆公在当时更像是搅局的角色，把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或许比较勉强。
秦穆公之所以没有能成太大的气候，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在他出道的时候，齐、晋、楚已俨然蔚为大国，中原这块大蛋糕基本已被它们抢先分割完毕。秦国长期僻处西北一隅，中原诸侯“戎翟遇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想要入局并充当龙头老大，困难之大，可想而知。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秦穆公一点机会也没有。如果战略高明，战术对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秦穆公还是可以有一番大的作为的。问题的症结，看来还是出在秦穆公自己的身上，是他战略眼光的短视、战略举措的失当，直接导致了其雄心勃勃的争霸企图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秦穆公在位前后39年，平心而论，他为秦国的崛起与发展，还是力所能及做了不少的工作的。他四处延揽人才，打破常规，任用百里奚、蹇叔、由余、邳豹等一群贤能。扎扎实实发展经济，大刀阔斧扩充军备，今日东征，明天西讨，使得秦国的势力迅速扩展到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总之，秦国在他的领导下，虽然不能跻身为世界大国，但终究算得上成了地区强国。
“人心不足蛇吞象”，秦穆公也不例外。拥有了比较雄厚的资本，他自然要企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去成就更大的功业。这功业就是带领秦国走出狭窄的关中地区，东进中原，称霸诸侯。尽管秦穆公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却不甘心就此淡泊寂寞，偏居西隅，给边缘化。他相信事在人为，决心尽最大的努力，来使自己的宿愿变成现实。
可惜的是，“人算不如天算”，秦穆公的战略措施跟他的战略目标是完全南辕北辙的。照着秦穆公自己的如意算盘，秦国东进战略步骤应该是：先想方设法同晋国搞好关系，对晋国的政局施加影响，通过缔结婚姻、提供援助等手段，逐渐控制晋国。一旦在这方面得手之后，再大兵出崤函，从容图霸业，指点江山，号令天下。
于是乎，他便趁着晋国内部发生骊姬之乱、政局动荡的机会，加大力度干预晋国内部的事务，操纵晋国国君的废立。先是派军队保驾护航，把晋惠公扶持上台，尔后又默许晋怀公继位，可是这两位受保护者都不尽如人意，位子刚刚坐稳，羽翼稍稍丰满，便神气活现起来，将秦穆公晾在一边，晋惠公更是忘恩负义，撕破脸皮与秦穆公作对，出动军队在韩原与秦国干上一架，两国之间的气氛完全给毒化，使秦穆公原先的计划统统泡汤。
与其将错就错，不如改弦更张，于是秦穆公决心中途换马，重新物色代理人。具体的做法，便是提供军事援助，进行武装干涉，帮助长期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返回晋国，从晋怀公的手中抢过政权，成为晋国民众的新主子，是为日后大名赫赫的晋文公；同时，秦穆公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又把自己的女儿文嬴下嫁给晋文公，延续所谓的“秦晋之好”，希望借助政治联姻的途径，笼络住晋文公，让他成为秦国争霸中原事业中的一颗过河卒子。秦穆公的想法很单纯，也很天真：“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打从这儿过，留下买路钱”，你晋文公既然受了我的大恩大惠，加上大家又有这么一层翁婿关系，难道可以知恩不图报？常言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你晋怀公总得多多少少买我的面子，替我办点实事吧！
遗憾的是，秦穆公过于乐观了，简直是白日做梦，异想天开。他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不变的利益。他自以为对晋文公有过恩惠，人家就得图报，对不起，只要牵涉到利益，世上恩将仇报、以怨报德的事情可多地去了；他自以为自己是晋文公的岳父大人，人家会顾及温情脉脉的面子，对不起，为了利益，父子反目、手足相残尚且司空见惯，更何况是没有血缘的翁婿关系！眼下秦国想要染指中原，争夺霸权，势必要越渡黄河，锐意东进，而晋国要独霸中原，号令诸侯，也势必要紧紧关上秦国东出的门户，将秦国的活动范围死死地框定在西方一隅。这方面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是根本性的，是绝对无法调和的。用今天的话说，便是所谓的“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在这个时候，什么恩德，什么姻亲，一概无效，全都给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秦弱而晋强，秦小而晋大，一旦双方真的撕破脸皮，闹将折腾起来，处下风的肯定是秦国。
事实也正是这样，晋文公爬上宝座后，一门心思追求“取威定霸”，丝毫没有让秦穆公昔日的恩情束缚住自己手脚。当然，他也不主动和秦穆公公开叫板，撕破脸面，在不触及晋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有时也不忘拉上秦穆公一把，让他跟着自己露露脸儿，抖抖威风。但在晋文公心中，双方的定位是明确无误的，即我晋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你秦国只能当插科打诨的配角，彼此之间是老大与伙计的关系，绝对不容颠倒。
这时候，秦穆公才发现，自己以前的筹码都下错了，所花费的心血都一风吹了。他三助晋君的努力，结果只是加速了晋文公成为诸侯霸主的进程；他多次参与盟会，多次投入军事行动（包括城濮之战中派兵增援晋国，一起教训楚国），也往往是名惠而实不至，全是在那儿傻乎乎替晋国的霸业添砖加瓦呐！
“东隅已失，桑榆未晚”，假如秦穆公的战略失误只是走到这一步，还不算是输得精光，血本无归。至少可以同晋国维系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弄好了或许还能从晋国那里分得一杯羹。可是，事实是秦穆公接下来的做法更加匪夷所思，更加错得离谱：他居然利令智昏，孤注一掷，想用武力来达到外交、政治所没有实现的目的，日暮而途穷，倒行而逆施，决心“霸王硬上弓”了，真是：软的不成便来硬的，“巧取”不成改用“豪夺”。
晋文公在世时，秦穆公深知对手的厉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即所谓“有贼心，无贼胆”。谁知天遂人愿，机缘凑巧，阎王爷让晋文公死在了秦穆公的前头。这一下，秦穆公便浑身上下来了精神，觉得可以玩一把世纪战略“大豪赌”了。于是，他蛮横决断地拒绝了大臣蹇叔的劝诫，决定趁着晋文公易篑之际，大起三军，越过晋国境土，去袭击郑国，企图占领地处天下之中的战略要地，以作为自己称霸中原的前进基地。他一相情愿地认为，晋襄公（在名义上算是他的外孙）刚刚登基，正忙于稳定内部，无暇顾及秦国方面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在没有向晋国借道的情况下（去借，人家也不肯借给你，何必白费口舌），派遣孟明视等三位大将，统率三百辆战车的兵力去偷袭郑国，圆自己的霸主之梦去了。
劳师袭远，兵家大忌；弃信背盟，庸人短视。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但郑国没有给打下来，反而“偷鸡不着蚀把米”，在崤山一带让晋国的伏兵杀得大败，三百辆战车全部报销，“匹马只轮不返”，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统帅一个不曾走漏，全数做了晋军的俘虏。而秦晋两国之间保持多年的传统友谊（尽管仅仅是表面上的），也随着崤函山谷中刀戟喊杀声的响起而烟消云散了。这真可谓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更为糟糕的是，秦穆公似乎有心理障碍，脾气古怪而又偏激固执，见了黄河仍不死心，撞了南墙仍死不回头。在他看来，姥爷让外孙这么给“修理”，实在太窝囊，太没面子，非得翻过盘来不可。于是为报崤山惨败之仇，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动用军队去找晋国的晦气，结果是越输越惨，在彭衙之战中又让晋军杀得一败涂地，惨不忍睹，使秦军成了名副其实的“报赐”之师，距离充当中原霸主的目标乃是越来越远，遥不可及了。尽管他后来转而同楚国结盟，企图通过南北夹击，将晋国从中原霸主的宝座上给掀翻下来，来一个“新桃换旧符”，但是他这么做，除了让楚国“渔翁得利”之外，对自己实现光荣的霸主梦想，可是半点儿帮助也没有，干的还是替别人“火中取栗”的傻事。到头来，依旧是个跑龙套的角儿，一点长进都见不着。秦穆公战略眼光之差劲，实在是难以让人恭维。
有“雄才”而无“大略”，秦穆公毕竟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霸主，让他混迹于“春秋五霸”之列，似乎也太抬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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