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习到审干

1942年3月3日，北方局通知各分局、区党委：今年的“五五学习节”，应“使党内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首先从干部教育中生动的具体的实现起来”。华北的整风运动由此拉开序幕。4月3日，中宣部发出第一个“四三决定”，这一决定使整风演变为一场“学习运动”。北方局宣传部对整风学习作了较详细的安排。但是，运动在华北未能按部就班地展开。

中央对华北的整风密切关注。1943年2月5日，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要求重新动员整风。随后，各地纷纷制定更加详细的整风计划。此际，延安的整风运动已由“学习”进入了“审干”阶段。新一轮的审干，要与整风学习紧密结合。

4月3日，中央做出第二个“四三决定”，对审干、反奸工作进行了安排。直到8月8日，北方局再次指示整风审干问题，此后相关工作逐步展开。审干给运动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一是强调审干使学习重心发生了转移。运动的第一年，各级党组织都强调以学风学习为基础和重点。审干与整风结合后，开始偏重同现实联系更紧密的党风学习。二是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在抽调干部集中整风时，人员的选择也因审干而带有针对性。讨论华北整风从“学习”转向“审干”时，还须注意两点：一是在运动进程上，华北与延安间存在约半年的时间差。战乱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客观因素、各地党组织领会并正确践行中央指示也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关于整风和审干关联的分析。审干乃整风之任务毋庸置疑，且运动从“学习”转向“审干”，是中共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整风前的审干，效果不够理想，整风中产生了大量反省材料，为党了解干部提供了机会。仅从弥补组织工作不足的角度上考虑，整风学习也容易朝审干方向发展。而且，战时审干还包括锄奸反特、清洗“托派”等内容。

探索方法

第二个“四三决定”将与审干结合后的整风运动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号召所有人“大胆说话，互相批评”；第二阶段开始“发扬正确意见”，克服“错误观点”；最后一阶段审查干部的思想与历史，弄清其面目，并纠正其缺点。1943年9月，彭德怀传达了第二个“四三决定”精神，实践结果出现了“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问题；冀鲁豫军区团以上干部整风会议期间，新老干部一度出现对立。不过，各地对中央指示的反应也有不同。罗荣桓主持山东分局做出了新的审干指示，没有依照“决定”规定的具体方法部署审干工作，而是继续强调干部的思想改造，突出了领导干部自我批评及反省的重要性，把整风拉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轨道上来。在整风审干时，中共十分注重领导方法，整风期间反复强调“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即整风动员、反省启发和干部思想动态的把握。整风伊始，必先对干部进行“动员、启发、教育，使大家真正知道整风的意义，鼓动起大家的热情来”。启发干部反省是思想领导的第二个方面。领导者在思想启发中，须注意分析本区干部队伍的问题。当然，最能推动干部反省的，还是领导者的率先垂范。反省中干部会表现出各种状况，领导上就需要了解干部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动向”。针对一些干部在整风反省中“对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开”等问题，通过罗荣桓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之正确性和地位的论证，参加整风的干部才放下顾虑。与思想领导同时进行的是组织领导，主要体现在干部集中后的编组和整风骨干的使用两方面。

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

整风审干开始后，各地集中的干部数量很大。有的地方将干部按部门或地域划片分组，确保人员相互了解，以期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深入展开。整风骨干的准备也十分重要。一般说来，两类人容易成为整风骨干，一是历史清楚、本人无大问题的；二是工作于党政军系统的组织、人事或锄奸保卫部门者。这种安排也容易导致“左”倾“经验”的传播延续。

“反省”与“坦白”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的三大作风之一，通过整风期间以“反省”“坦白”为主的广泛实践，中共将其树立为自身的党建传统。然而，整风伊始，反省这个核心环节就出了问题。一方面，由于这是一种新方法，很多人不知如何进行。另一方面，即使在学了整风文件、对自身错误已充分认识之后，不少干部亦存在担心甚至抵触。为推动反省，初北方局从干部笔记中挑选了四篇典型，汇成《思想反省选集》分发各地。这种示范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审干的日益强调，“反省”开始向“坦白”发展。“反省”层次的“自我批评”，偏重于揭露思想意识问题；“坦白”层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强调向党毫无保留地反映问题。组织上发出“向党坦白”的号召后，平原分局六地委总结，干部分成了三种：第一种是“前进的积极分子”，“占极其少数”；第二种是动摇者“占绝大多数”；第三种是落后的，“也占极少数”。后两种人对坦白是顾虑甚至抵抗的。

面对以上情况，“两种领导”就发挥了作用。“典型示范”被经常使用，效果明显。

经过领导推动及深入自我批评，干部坦白出大量问题。领导上本应予以调查研究，冷静分析，但在战争状态下，高度紧绷的对敌斗争神经易使领导者对问题产生过分估计。大量问题的暴露，也说明中共整风审干之必要。而统一思想则显得更加紧迫。在中日战争背景下，相当一部分党员属于“抗日党员”，只有民族观念，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认识模糊甚至摇摆，很不利于中共与国民党展开政治角逐。因此，中共决心改造干部思想，加强其阶级意识，力求提升组织的战斗力。

“抢救”干部

第二个“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各机关开始公开广泛地审干和反特。“抢救运动”在华北基本上是自西向东渐次展开。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中央政策指示的传达与推广，因地理及战乱阻隔而需要时日。不仅如此，地方党的自主性也随着同延安距离的拉大而增强。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中央权威的削弱。此前干部坦白的情形表明，大多数人身上都存在“突破口”。不过，首当其冲的还是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地方出现不信任知识分子的情况。另一类“抢救”重点是从国统区、敌占区进入根据地且历史复杂的干部，红军干部和一直在根据地内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般容易过关。至于兼有以上两重身份的干部，在运动中更要面对重压。

“抢救运动”加剧了党内的紧张气氛。过度警惕易导致怀疑范围扩大，产生冤假错案。面对巨大压力，一些干部萌发轻生之念，而自杀被视作“威胁党”的手段。党内“左”倾情绪的弥漫可见一斑。

纠正“左”倾

1943年春延安大规模审干时，中共就察觉运动中存在“左”倾问题，并陆续有纠偏指示出台。中央自11月起接连下达了更有针对性的纠“左”指示。其要点如下：一是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原则；二是叫停群众性“抢救”大会；三是提出甄别“特务”，平反冤假错案。华北各地党内基本实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目标，被集中起来的大批干部获得安置，其中也包括“坦白分子”甚至“特务分子”。很多干部虽获得工作，但组织上未做出明确结论。究其原因，从主观上看，一些负责干部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从客观方面讲，战时条件限制令调查取证难以有效开展，相关人员牺牲或失联更可能使个别问题变成悬案。因此，即使党组织付出巨大努力，恐怕仍难保证甄别平反的彻底性及结论的精准性。

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审干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运动展现了中共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华北地处敌后，运动展开的速度及程度受到战争制约，各地安排工作的具体情形也有区别。整风审干在华北的展开，不仅反映了运动的艰难繁复，还展现了当时党的中央与地方、高层与基层较顺利的互动与协调。这一过程锻炼了中共各级干部从实际出发查找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党领导革命战争、夺取全国政权做好了干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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